人生总有难关，面对难关，如果轻易放弃，就会一事无成；唯有挑起重担，忍辱前行，方有可能闯出一条路来，成就一番事业。

李鸿章的肩上扛着一个朝代的命运，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尽其所能去解决难题。他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与他的勇于担当是分不开的。他总是勇于面对各种危局，忍他人之所不能忍，拼搏奋进，积极挽回不利局面，成为当时不可替代的人物。

要勇于面对危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的根基，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天朝王国”只能卑躬求和，割地赔款，主权日渐丧失。严峻的现实，无疑对当时的重臣李鸿章敲响了警钟。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李鸿章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感，具体说来是在1862年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

1862年初，李鸿章在去上海前夕，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上海为中外人混杂相处之地”，隐约地感觉到不能不顺“时势”，“用外国人的东西来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寻求自强的良方”，但他毕竟还未从理论上认识到“师夷”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是年四月八日，李鸿章率第一批淮军抵达上海。当时，淮军不仅服装不整齐，而且武器也很简陋，以刀矛为主，配以少量土枪土炮，洋人见之，总是加以讥笑。起初，李鸿章颇为自信地说：“军人最重要的在于能够战斗，不是徒尚装饰好看，等我来试一试后再去讥笑也不晚嘛！”然而，通过实地与洋人打交道，他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仅仅十天之后，他就写信给曾国藩说：“洋兵于十九日（4月17日）进‘剿’浦东南汇所属之周浦镇，当即光复。他们的队伍既整齐，炸炮又准确。是攻营夺寨极为厉害的武器，太平军见之很是胆寒害怕。”过了十多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信说：“洋兵数人枪炮齐发，太平军碰到之后就士气大减。洋人的落地开花炮，真神技也！我遵循您教诲我的‘忠信笃敬’四字，与洋人交往，暗地命令我身边的将弁随从，学习他们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也得切磋观感的好处。”至此其对西学钦羡之情溢于言表，并流露“师从”之意。此后，他便一面致函其兄李瀚章在广东购买洋枪，一面请常胜军统领华尔代为物色洋匠，以制造枪炮。

三个月之后，李鸿章又致函曾国藩，认为清军之所以没有什么战斗力，关键在于武器的陈旧落后：“我常常思考外国的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就可以担负与大敌作战的任务。我们中国用兵多达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在是由于枪炮质量差而滥。如果我们的武器能够与西洋相等，平定中国内乱有余，抵御外国军队也无不足。俄罗斯、日本等国从前不知道使用火炮的方法，国家日益贫弱。自从它们的君臣能够虚心接受下面人的意见，求得了英、法等强国的秘密技巧，枪炮轮船也就能自制自造，也就能够与英、法一样成为世界上富强的国家。

中国如果在这方面注重学习吸取西方人的经验，过百年之后，我们的长处有了，就可以自立起来。”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学习西洋的“长技”。俄、日两国已经先行了，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我们中国也应虚心去学习这种“长技”，这并非对中国有什么害处；二是西洋的“长技”不仅仅限于洋枪、洋炮，而且还有轮船、兵舰。三是“师夷”的根本目的，是要做到渐渐能够自行制造枪炮轮船；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后来居上，自立、自强于世界强国之林。进而，李鸿章还明确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而感到耻辱，从而我一再告诫吩咐淮军将士，应当虚心忍辱，学得西方一二种秘密方法，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如果我们驻扎上海时日久长而不能吸取洋人的长技，以后就后悔不及了。”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并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深化起来的。

李鸿章的民族危机感的基本特征在于：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教的中国人已经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人的侵凌和威胁。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李鸿章在思想上又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这是在李鸿章对现实危险的清醒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引申出来的。从而，这种基于中华民族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和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定势；同时又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李鸿章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西方来的敌人与历代“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他们志在通商，“他们的军械强于我，技艺也精于我”，所以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能墨守陈规。这种认识，也就为他在避害反应中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依据。

李鸿章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他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其落地开花炸炮，真神技也”。所以从避害的角度来说，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师夷智以补我之不是”，则是完全必要而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1862年，他就从广东等地购买外国枪炮来武装淮军，建立了多支洋枪队，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在随后又设厂制造枪炮、轮船，主要用来“勤远略”，抵御外国的侵略。

这就是说，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或者说在江苏巡抚任上，直接处在同太平军为敌的地位。尽速平定“内忧”是他坚定不移的心志，但他同时担心的是西方列强“恃其所长”，有可能“挟制”中华。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目前之患有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于是，他认为只有师法洋人，开展洋务新政，才能真正摆脱危机，才能“自立”、“自强”，不受制于人，才能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这就集中体现了李鸿章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性格。

然而，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们仍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沉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中国历史，普遍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整个华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认为清朝统治不仅远胜于元代和明代，甚至将“驾驭汉唐而上之”。他们茫然问道：“中国有什么弱的？”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了，可以共庆“中兴”了。他们堂皇有词地发问：“为什么叫作弱？”

于是，他们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时代去。他们愚昧无知地叫喊：西方的“长技”是“饥饿的时候不可以当饭吃，寒冷的时候不可当衣穿”的东西。对此，郑观应尖锐地指出，他们“自命为正人”，“动不动就以不谈洋务为高明，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读书人中的败类”。郭嵩焘也说，他们“一听到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即群起而加以阻拦，以至于出现了一类一见到洋人机器就引为公愤的人”。

为了唤醒那些昏睡中的、愚昧无知而妄自尊大的官僚士大夫们的觉悟，为了使闭塞落后的中国及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尽快适应世界潮流，自立、自强起来，李鸿章勇敢地冲破“以谈洋务为耻”的守旧文化氛围，一再大声疾呼：中国已经比人家落后好多年了，时代不同了，形势不同了，如果我们再不猛醒，再不振作，再不讲洋务，就有可能被西方列强侵吞。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明确提醒清廷：“整个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那么远，那么多国家的势力都拥来，聚集中国，这是三千余年来发生的一大变局。”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今天，如果仍说‘排斥洋人’，仍说把洋人‘驱逐出去’，这实在是虚骄狂妄无知之论。在今天，即使我们想要保全和局、守住疆土，也不是像这样没有准备就能达到的。”

然而，国人尤其是那些读书人却不仅不主动了解、关注这种危险局势，相反却是愚昧无知到了极点，以为农民起义不足忧虑，外国侵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此，李鸿章在给陈筱肪的信中指出：中国士大夫不深入了解外国强盛、中国弱小的原因所在，一旦发生变故，就说‘我们能够抵御外侮而且能打败敌人’，这有谁能相信呢？他们拘泥于日前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的小小胜利，就大讲‘内贼不足以平定，外患也不以忧虑’，这又能做到自信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因此，他在给鲍华谭的信中反复陈述到中国已经面临着“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应当知其所作以应付变局的打算了”。并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强调：“我们大清王朝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特奇局势，当然应顺其所然去建立数千年来未有之特奇的功业才对”。只有顺应世界潮流而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立、自强；如果仍然浑浑噩噩或者瞻前顾后，迈不开脚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在给刘仲良的信中焦灼不安地指出：“中国日益弱小，外国人日益骄横，这难道是一个人一件事的过错吗？从今以后，能够自强者仅可以自立，不自强后果就很难说了。你为我‘三叹息’，可惜叹错了地方。”

出于上述这种“外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毫无掩饰地回击了那些讥讽他“喜谈洋务”的如刘仲良之类的顽固守旧派，说：“今天喜欢谈论洋务方面的事情才是圣贤的时代。如果人人怕谈、厌谈洋务，事情发生之后不是张皇失措就是鲁莽瞎撞，很少不误国的。你们这些人可以不喜欢洋务，我如果也不谈洋务，那么天下依靠什么来维持呢！”李鸿章在这里得出结论，“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现实的需要，即使圣贤之人处在今天局势，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总之，“师夷所长”，用来作为中国自立、自强的最终目标，是李鸿章为顺应历史潮流、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矛盾而提出的总体性的施政纲领和应变措施。敢于正视现实，不甘沉沦，不愿亡国灭种，勇于力挽危局，变计图存，这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同时也使他的洋务思想从第一天始就带有较为浓厚的自强色彩。

想出人头地，需奋力拼搏

李鸿章生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家庭环境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使得李鸿章过早便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思想中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传统文化氛围，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契机。正是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人生之路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为人处世、居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还决定着他的基本的人生志趣、走向和归宿。

李鸿章自六岁发蒙，在父亲所开家馆中度过了六年的家学生活。1835年起，因其父李文安连续几年赴京会考，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

此外，他还曾受教于名师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这三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在应对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40年，即李鸿章18岁那年，他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因才华初露，故自信心很强。他在1842年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中表示要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

这道诗在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诗人锐意进取，要做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少年得志的“大丈夫”。1843年，李鸿章经过又三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此时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函催李鸿章入京，让其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在北上入京之时，李鸿章作了《入都》诗十首以抒情怀，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此诗集中反映出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书生科考夺魁的决心。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并未被这里繁华富贵的情景吸引，而是思绪专一，静心学业，并执子侄拜见了父亲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曾国藩。自此，他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学习经学和应对科考的八股文技巧。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中试第四十八名举人。随后，李鸿章由曾国藩推荐到翰林院学士何仲高处，一面教授何公子读书，一面准备参加会试。同时，他又加入了由曾国藩担任社长的由各地参加科考文人所组成的文社。通过参与这个文社，李鸿章既与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

在这几年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他吸取1845年会试不中的经验教训，严格按照科考要求作准备，终于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点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任职三年期满，李鸿章于1850年因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类似现今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这首诗在做翰林、任纂修、协修期间，李鸿章利用工作之便，潜心经史之学，由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他在给弟弟李凤章的家书中说：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与此同时，他也喜好时艺文字，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等人一样，他也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则赞赏不已，把这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对此作出具体解释说：出水的芙蓉光华夺目，无论在何时都显现出当初的本色；苍松翠柏看似平常，但百年之内，也不会凋零衰败。从这一观点出发，李鸿章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常痛快”。他进而写作了《文以载道》一文，初步阐述了其“文以载道”的观点。

李鸿章明确指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发前人之未发，实际讲的是有关古圣先贤立功、立言、立德的通行道理，是古代经典书籍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诗》、《书》、《礼》、《易》、《春秋》、《乐经》这几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播儒家思想体系的书籍，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的变更，但在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他反复强调，文章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李鸿章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一种文论观，除了与他生长在桐城派文论的故乡有关，还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等人“文以载道”学术观的影响分不开。

总之，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这也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这条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这条道路，也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维护，对封建王朝的忠诚。李鸿章在这条道路上拼搏奋进的结果说明，他是胜利者，是佼佼者。

一个不能抵抗挫折，害怕跌倒的人，显然会毫无作为。不管跌得是轻还是重，只要你不愿爬起来，那你就会丧失机会，被人看不起，这是社会的现实，没什么道理好说。所以你一定要爬起来，并且最好能重新站立起来。就算爬起来又倒了下去，至少也是个勇者，绝不会被人当成弱者。曾国藩是崇尚抗挫卓绝，是睥睨富贵的历史人物，如同司马迁一样，他敬仰屈原、田光等抗挫行世的人物。因此，曾国藩的一生也是靠“抗挫”来成事的。但由于身份、修养的不同，有人对此不太理解，譬如王闽运作《湘军志》，对曾国藩就时有微辞，究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他太坚毅、太慎重了。李鸿章的看法却与此大不相同，他说：“曾公抗挫之性乃成大事者必习之。”李鸿章身上有一股百折不挠的精神，尽管这一点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他骨子里却是这样的。这与他敬仰曾国藩的抗挫之性有关。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在卧薪尝胆和抗挫品性方面是共通的。

“抗挫”是两个奥妙的字，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也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曾国藩常以“抗挫”之法教诲弟兄及僚属，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其“抗挫”方面的表现方面可谓达到拼命的程度。

从个人性格和品质看，李鸿章虽说不上是杰出的，但至少也是突出的，特别在“抗挫”这方面，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同治元年（1862年）是他一生中性格变化最大的一年，并被打上了“上海冒险家”的印记。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构成，来自旗人与朝廷施加的压力相对较轻。李鸿章在上海受不到满清权贵的气，因他们害怕洋鬼子，故不愿来沪任官。在上海，李鸿章不会再重演曾国藩、胡林翼在两湖、江西受湖广总督官文气的尴尬场面；也不会再重演刘蓉当陕西巡抚时见督办陕西军务的旗员多隆阿时的窘相。没有了这层束缚，对于他放眼看世界大为有利，大有利于他成为庸庸碌碌的宦海官僚中思想敏锐、识见过人者，促使其形成了自己的洋务观，促使其认清了中国正面临着的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

来沪之前，李鸿章因急躁、傲慢两大缺点时常受人指责。他自检“素性激直”，曾国荃封他为罕见其匹的“血性男子”。关于这一点好像李鸿章要改也难，因为他是那么喜欢骂人，那么目中无人，自夸“老子天下第一”。然而，来沪后他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虽不能说他已脱胎换骨，但确已改头换面。他变得老成了，外露少而内涵多，固然一骄二躁的劣根性到死仍在，也偶然爆发过，甚至更凶骇，不过他给人总的印象是神态和煦，语气纯挚可亲，有“明理克己”之容。他自誓：从此不再蹈袭旧风，不再“率性而行”。他常在军务倥偬之际，抽空以书法涵养心性，并持之以恒，号称临《圣教序》帖万余遍。他锻炼克制能力，学会坚忍不发，使其性格变得更为复杂。他死后，慈禧钦点的评语中有“坚忍”二字，相当简要地勾勒出了李鸿章抗挫的个性。

事实上李鸿章没有抗挫能力能行吗？大局严峻，强迫他必须有抗挫之力，只有抗挫他才得以生存下去，只有抗挫才能兴盛自己的事业。

李鸿章以抗挫为个性，协调与清廷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往往明退暗进地缓和相互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保持或扩大自己力量的目的。他明白，与朝廷一定得保住“君臣相安”的局面。所以，他不忘持盈保泰、藏拙善终之戒，叮嘱部将“守默耐苦”，常读老庄，记住“做朝廷官，办国家事，遵号令，守规矩”。他的刻意修炼，后来赢得在这方面早已炉火纯青的曾国藩的击节称叹，曾国藩赞他“宠辱不惊，祸福不计，心静力坚”。

而李鸿章也确实从中大获其益——朝廷对其无冕之王地位的某种默认。议政王奕??就曾向他保证：对其军权不遥控、不掣肘，对其洋务权，听从其“大才神明默运”的措置。

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荃、曾国藩的关系处理得体，也受益于他的抗挫个性。左宗棠向来不是一个肯居人后和谦逊忍让的角色。当初，李、左在湘军幕府时的陈怨旧账就未了结，而朝廷有时又故意命李兼辖浙江政事，左宗棠偏偏也“志在乎吴”，于是又增加了双方摩擦的机会。对照后来左宗棠骂淮军比土匪还坏，可知这时李鸿章为调整好双方的关系一定大费心思。李鸿章对左以逢迎为主，来沪后致左第一封信就吹捧其：“硕画远漠，妙手空空中已渐开出大千世界。不是我公精神、气魄，决不能胜任之，令人钦佩敬仰之至。”左宗棠爱被戴高帽子，李鸿章便一顶顶廉价奉送，左宗棠爱被人比作诸葛孔明，听人呼其为老亮最高兴，李鸿章便言必称老亮；左宗棠大权独揽，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李鸿章便凡事关浙江之政均声明由左“主政”，自己最多代行其职。后来淮军因越境入浙江作战，使左宗棠大光其火，但李鸿章对此事处理得非常妥帖：一是马上撤退，二是待打下疆土后撤退，三是俘虏、战利品等让给左宗棠。李鸿章自崛起后特别注意不触犯左宗棠的利益，他对左宗棠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岂敢于太岁头上动一撮土呢！”而李在苏浙战事紧张时给左宗棠的亲笔信读之更令对更是让人读之动容：“（老亮）威烈丕振，有疾风扫劲草劲叶之势，老亮指挥筹略，如今决无人可相比较。浙、苏如唇齿，倾听下风而犹能席卷余威。不以邻为壑实为荣幸，钦佩之余，尤所企祷。”李鸿章的表面谦让，为自己博得了好名声。曾国藩就曾夸他：“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这一点对李鸿章与上海势力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浙江一翼不会因内部倾轧而出大乱子。而左宗棠在李鸿章崛起时也末作难，如有一次，李鸿章的下人盗窃淮军粮台账簿送给左宗棠，左宗棠本可发难，但碍于情面，故匿而不发，并说：“我怎么会肯以此中伤同类。”

但是李鸿章对左宗棠决非心服口服，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挖苦左宗棠道：“左帅以圣贤良雄，不可一世，还喜欢压制同侪之辈，部下蒋益志衔怨入骨，其他部将听说也难为其下。”

李鸿章自居为曾国荃的最好朋友，口口声声对曾国荃说：“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他用最华美的词藻为这位师叔歌功，动辄“将军神勇天授”、“伟哉！万世之奇勋！古之盛业！”曾国荃拜读这位贤侄（李比他仅小一岁）的军书自然心花怒放。更有甚者，李鸿章还函寄曾国荃，称其“来函悬腕顿笔之势宛若游龙，想见羽扇纶巾之雍容风度，以鸿章之尘俗浮躁之态，对此能不汗颜乎！”把曾国荃比作三国周郎，凑巧曾此时正在古建业（南京）之地作战，见此信后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曾国荃部所需的一切都不遗余力地去操办，而该部的洋枪洋炮几乎全部由李采办运输。尽管李决非慷慨大方、一味舍己为人者，但他决不暴露真意。他曾对曾国荃保证说“不敢越境取利”，并说到办到，严格约束部下，不得将官兵派往常州以西。

李在上海养成的坚忍之性，对完成清廷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大业”大有裨益。当时左宗棠在浙江、鲍超在皖南、曾国荃在南京城下，使得太平军不易集中力量攻打上海，客观上为李鸿章的崛起出了大力。李对此也开诚布公地说：“鸿章以孤军支撑海隅一面，须等左、鲍两军渐渐逼近。声气相通，才可以放胆。”他称此为“釜底抽薪，计无逾此”。诚然，策应是相互的，曾国荃进抵雨花台，李鸿章在上海日子就好过得多，而李打赢四江口之战后，对曾国荃军亦解困不少。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承认：“皖、浙、金陵诸军皆得（李）少荃气力。”

“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在仕途之路上一路拼搏奋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他“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鸿章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抗挫”两字是与忍受屈辱连在一块的，虽然李鸿章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他的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天十分饶舌时，用痞子放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一脸堆笑、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抵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程度，或许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不过，李鸿章的这种抗挫不屈的劲头比之暮气沉沉的旧式官僚，毕竟还能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感觉。而李鸿章身先士卒的英雄气概更使目击者对其印象深刻。虹桥之战时，李鸿章跃马沪郊，以“不做生还之想”激励部下。交战之初，部将张遇春败绩回窜，李鸿章稳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只轻声叫左右提刀去取张遇春的脑袋，张听闻听赶紧回过头去反冲锋，结果反败为胜。同年十月，李鸿章在远郊四江口与太平军慕王谭绍光展开决战。清晨5点，李鸿章亲率三路纵队进入阵地，骑马驰骋于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三将与其他部将之间，调度督催。他甚至还大声叫骂，几乎把大小官兵骂了个遍。但部将都知道挨李鸿章的骂有好处，挨骂重者有官升，所以，李鸿章的骂声越是高亢，将士的情绪越是激昂。李鸿章还冲到太平军阵前喊道：“我就是李大妖头，快来交战！”这一仗直打到天色昏黑，李鸿章部终于获胜。

李鸿章单这一面形象就远比上海势力以前的领袖人物薛焕、吴煦之流更令人赞佩不已。这个三十九岁的中年人无疑给官场带来了一股生气，而他的某些豪迈举止也的确令人瞩目。比如，李鸿章爱“带印孤行”：把大印挂在身上，只带三两个卫兵，扬鞭跃马四处奔波，遇水便弃马就舟，实地了解下情，就地办公。因此，幕府每天将紧急文件整理一包，由专骑递交，须沿途追寻四五处，方能找到他。后来，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时，也曾轻骑简从去大沽、北塘视察。他还不时微服出访，听到洋兵厉害，他就打扮成叫化子模样去观摩洋兵作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对副将冯日坤的劣迹进行密查，在得到确凿证据后，将其逮捕。此事不仅使冯日坤的党羽慑服，也得到了盼望上海出现强有力治理秩序的官绅的交口称赞。

李鸿章一向以“不要钱，不怕死”、“卧薪尝胆自矢”标榜自己，无疑给糜烂成风的上海注入了清新气息。曾国藩审阅李鸿章送去的文稿，大呼“精细”。李鸿章对吴煦报给他的账目逐笔核算，字字推敲，连老上海吴煦都对他头疼不已。在给淮军购洋枪洋炮时，李鸿章算盘一拨，就算出上海洋商哄抬价格，如从香港采购就算加上运费也比上海便宜，便立即决定到香港去办货。对买到的枪炮，又命专业人员仔细检验，不合格不付钱。李鸿章写奏章时也不像曾国藩那样由幕客代劳，而是自己起草，叫幕客指陈得失，然后把后者提供的灼见变成自己的增补内容。李鸿章曾阐述：“鄙人论事，惟求实求是，听者不察或以为过激。”也就是说他以实用为标准，而带洋味的实用无疑是过激的尝试，守旧者不易接受。李鸿章任事持大体。他的师爷吴汝纶说此公不退让，不畏避，遇事勇为，令人惊叹。有关国家存亡的重大责任他都担当不辞，坦然赴之。清史馆给他立传时，说他“事之成败，不易常度”。

李鸿章也在仕途跌倒过，但他能抵抗打击，一步一步地迈步前行。一个人要成就事业，其意志相当重要。意志可以改变一切，跌倒之后忍痛爬起，这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有了如钢铁般的意志，便不怕下次“可能”

还会跌倒了。因此，为了漫长的人生道路，跌倒了一定要爬起来！这也是从李鸿章的“传奇”人生中可以得出的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