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鼐到达上海之初，一度仍继续为曾国藩出谋划策。他曾写信给曾国藩并指出：曾国荃部湘军已进扎南京城南的雨花台，对太平天国的首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太平军必然会集结兵力由南路来援，建议曾国藩奏调江北的多隆阿部清军由南京城北的燕子矶渡江，与曾国荃部南北呼应，对来援的太平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这样，太平军纵有十万援兵，也大可以不必担心了。并提醒他说：“用兵于燕子矶口，必须水陆配合作战，控制了这一军事要隘，清军的炮船可以一直驶入秦淮河，对太平天国的威胁会更大。以前向荣、和春两位钦差大臣督率清军围攻南京，仅仅于陆路扎营于孝陵卫一带，而长江与内河却无一只炮船，南京城内的太平天国政权由水路与各地太平军保持联系，畅通无阻，所以江南大营非但不能置太平天国于死地，反而两次被太平军击溃。”进而提出：南京城占地面积较大，攻城部队难以合围。而事实上却不必硬攻，只要断其粮道，城内一旦绝粮，太平军必然会自行溃败。又具体分析道：现在淮军已经攻占了苏州以南的吴江县，隔断了江、浙两地太平军之间的联系。嘉兴、湖州（今浙江吴兴）的太平军正在筹集粮米，准备从陆路由句容之宝堰运往南京，行程约有一百数十里，湘军若能分兵阻断由秣陵关接济南京之路，南京的粮道一绝，攻城就更容易得手了。

李鸿章与陈鼐相知既深，倚任尤专，将其引为同志，视为股肱，当作自己的高级参谋，几乎事事都要预先征求他的意见。陈鼐也不负期望，对各项事务，无不尽心尽力，提出了许多极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李鸿章建功立业起到了重要的辅佐作用。

陈鼐刚到上海，李鸿章就曾与他商议“减漕大政”，李主张加派公正绅士参与漕政，陈鼐当即表示“甚愿入局襄助，以观厥成”。当时，李鸿章长兄李瀚章已调任广东督粮道，但仍然兼任着从广东为湘军筹饷之事。由于广东督抚“欲分留厘饷四成”，加之广东官场风气与内地不同，李瀚章“意忽忽不乐”，遂写信告诉李鸿章，打算于年底称病引退。李鸿章与陈鼐商量该怎么办，陈鼐提出：李瀚章与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比较投缘，沈葆桢在来信中亦颇以他改官广东为憾，建议李鸿章要求曾国藩将他调回江西担任筹饷主事，“或于皖饷少助亦未可知”。李鸿章欲选派有才力者整顿江北的兵事和饷事，陈鼐与郭嵩焘极力推荐湘军水师将领杨岳斌，因杨岳斌坚决“退让”而未果。淮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后，陈鼐建议李鸿章设立难民局以安置游民，设立劝农局以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当时，苏南有些地方土地连年无人耕种，成片荒芜，逃避战乱归来的小农衣食不周，无力垦荒种植，陈鼐又让李鸿章奏准重新开垦的土地暂缓征收赋税，以解民困。这些措施促使大批流民尽快地回乡复业，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淮军“剿捻”期间，陈鼐曾以道员身份主持淮军后路粮台，负责为淮军筹备饷需，在任时他更是不辞劳苦，东催西调，始终保证有足够的军饷源源供应前方，对于“剿捻”军事的进行与淮军的发展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曾国藩也称赞他与李鸿章心心相印，能够切实维持淮军北征的饷需。然而其中的艰难曲折，局外人实在是难以洞悉的，而陈鼐居然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李鸿章对陈鼐相当满意，认为淮军后路粮台，非陈鼐无人能办。

1870年8月，李鸿章受命继任直隶总督，受李鸿章举荐之初，陈鼐就任直隶清河道道员，他一面继续不断地为李鸿章献计献策，一面恪尽职守，尽力处理好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当时直隶境内“连年亢旱，闾阎凋敝”，陈鼐深为民众生活困苦而感到不安，遂一意讲求吏治，力求清除官场积弊，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关心民生，缓解民困。他在保定莲花池设立礼贤馆，延揽贤良士绅参议庶政；亲自询访民间疾苦，体恤民隐；并采取有效措施，大大减轻了民众的徭役负担。

正当陈鼐从容施展自己的才干，准备在宦途上有一番作为时，家中突然又遭变故，其第三子不幸于1871年冬天病逝。老年丧子悲痛何极！经此严酷打击，陈鼐万念俱灰，从此一蹶不振，很快于次年重阳日奄然病故。

李鸿章与陈鼐交往二十余年，既欣赏他的足智多谋，又敬重他的为人厚重，两人不仅是幕主与幕客关系，更是知心朋友，情谊格外深厚。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陈鼐之死，使他“顿失臂助，四顾怆然”，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开阔眼界，重视人才

眼光越开阔的人，越能把事情办好。当然，一个人眼界是否开阔，往往与他想问题的角度相关。李鸿章站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角度上，放开眼光，认为人才是天下第一重要的。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积极主张送学生到海外培训。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船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为此，早在1871年他就会同曾国藩奏请朝廷批准，于次年派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这是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共计120名。学习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

1876年，他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随同洋教习赴德国学习陆军。次年初，又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

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学习制造者，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文凭，学成后并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者，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之方。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有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此后清政府又陆续派遣了两批留洋学生。

1885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三年为期太促，“所学不全”，建议改为六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兵船上实习，“阅历亦浅”，建议每年改为六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三年不改。

总之，为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极端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再加上人才的成长又非一朝一夕可以成事，在他所办的一些企业或学堂中，仍不得不雇用一定数量的洋匠或洋教习，以补本国人才之不足。

雇用洋人，李鸿章特别强调两点：一是通过他们培养本国人才。他说：“其初不得不雇用洋匠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又说：在华匠中，“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二是注意“权由我操”，“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譬如，1870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即在该局“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辞退。不久，又将金陵机器局主持局务的洋员马格里辞退，用较为内行的中国人龚仰遽指挥调度。

李鸿章的上述做法，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敢想敢做！优柔寡断的人总是权衡利弊得失、思考前因后果；而那些果敢行动的人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就立即付诸实施，雷厉风行。

李鸿章抛开陈旧思维，放开眼界，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人才的选拔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

网罗人才要“不择手段　”

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才的重要性都胜过一切。有了这个人才库，才能形成思想的集合，合力打天下。曾国藩重幕府、重人才，李鸿章亦然，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心智的体现。

没有人才，就无法形成强大的集团实力。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李鸿章如同曾国藩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决心整饬吏治，多方延揽人才；在看准人才之后，就对其委以重任。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做事方法。

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了极点，而上海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于不顾。通过全面了解，李鸿章在1862年致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上海十年来大发公家财者，要数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其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吴指的是吴煦，字晓帆，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初以捐纳历任江苏嘉定等县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勾结反动官绅与英、法、美等侵略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1858年冬，吴煦升任苏松太道，后升署江苏布政使，兼管上海海关事务。此人一向媚外，多次勾结外国侵略军入上海设防，以阻击太平军；为人狡诈，爱财如命，贪心特重，名声极坏。杨指的是杨坊，字启堂，浙江鄞县人。初在上海以贩卖鸦片致富，因勾结洋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而升任苏淞粮储道，综理“夷务”。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为敌，并以其女嫁华尔为妻。此人与吴煦沆瀣一气，“挟夷自重”，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俞指的是吴煦、杨坊的心腹俞斌。他与金鸿保、闵钊一起，充当吴杨二人搜括民财的得力干将，上海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李鸿章虽然对这种情况作了调查了解，主观上很想把江苏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初到上海，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感。但为了求得淮军的生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李鸿章在《奏保郭嵩焘片》中向朝廷表白了自己的基本意见：首先设法把那些楹据重要部门、控制实权的“贪诈同党”撤换下去，代之以“亲近人贤，匡所不远”的人员，以便把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早在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动身赴上海之际，他的老师曾国藩就明确告之：“不把吴煦去掉，政权就不能做到统一，上海的事情就不能办理好。”通过对上海的实情分析考察，李鸿章决心把吴煦、杨坊之流作为首要打击目标，作为整饬江苏吏治的突破口，在奏准革除吴煦身边数人职务的同时，采取海关与厘金分途、以厘税协济饷需的政策，虽仍由吴煦掌管上海海关，但其职权被大大削减。1862年11月，李鸿章又下令免去吴煦苏淞太道一职，另委当过上海县令，“熟悉了解洋人情况，才能出众，善于筹饷”的长沙人黄芳接任。与此同时，又先后荐举道光进土，曾任知县、知府，被绅民称之为“刘青天”的河南太康人刘郇膏为署理江苏按察使、布政使。

为了使江苏省的军、政、经济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为了将江苏一省的吏治整顿一新，在以惩治吴煦、杨坊为突破口之后，李鸿章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建立和不断充实自己的幕府，把他的同乡、同学、亲朋好友都集结在他的身边。李鸿章幕府中的重要人物大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一般幕府人物或由函招、或由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而来，形式多种多样，人才也五花八门。他们的职务，都受李鸿章奏派督导；他们的地位既为私人宾席，又可以随时因功奏保升迁，授以实缺；他们的薪水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不是完全的官俸，也不是来自于李鸿章个人的腰包。李鸿章幕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把一个人的能力放在首位，不太看重功名和地位，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侍从。从而，被聘入李鸿章幕府的人，一般都各有所能，专长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在襄办营务方面才能出众的有钱鼎铭、冯桂芬等；在办理文案方面非常出色的有凌焕，周馥等；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人军火方面，不仅人数较多，而且一般都较精明干练，廉洁自守，其主要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和淞沪厘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等；有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有主持军火购制的丁日昌、冯焌光等。这些人中，最受李鸿章器重的是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三人。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系贡生出身，广东丰顺人。1859年任江西万安知县，不久入曾国藩幕。李鸿章赏识其才，早在援沪之初，他就向曾国藩请求调他到身边来，可惜没有结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到广东提督昆寿军营“协助筹办战守，督办火器”，李鸿章又趁机向广东方面咨调，被拒后又于1863年专折奏准调来上海经理军械火器的购置和制造。丁日昌是一个洋务方面的特殊人才，曾介绍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参与筹设上海机器局，是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一个得力助手，或者说是李鸿章幕府中的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幕僚。王凯泰，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1863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江苏牙厘局后，办事“开明精细”，也是李鸿章幕府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郭柏荫，字弥广，号远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进士。1853年奉命在籍举办团练，授郎中之职，1863年被李鸿章以“老成雅望”调到上海以僚属用，先后署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在李鸿章幕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才的重要性都胜过一切。李鸿章的幕府即为保证他事业不败的人才库。有了这个人才库，李鸿章才铸就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