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没有人才事难成，有了人才方能做成大事。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才的重要性都胜过一切。有了人才库，就会形成思想的集合，合力打天下。李鸿章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因人成事之道的典范。他认为人才是成事的第一要素，因此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打造自己的幕府，组建自己的参谋团，并敢于借才于异域，对自己的手下袒护有加，使得他手下人才济济，从而助其成就了他的伟业。
自己的幕府自己打造
李鸿章于19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40年之久，几乎参与了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相关的每一个重大事件。而他自1861年年底受命招募淮军时开始筹幕府，至1901年11月死于北京，其幕府前后也延续了整整40年，且前35年一直处于常盛不衰的状况。李鸿章的幕府网罗了一批各具特色、在许多方面堪称一流的人才。李鸿章的幕府对于协助他有效地处理各项军政事务，建立其毕生的功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鸿章以募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在曾国藩死后成为晚清第一重臣，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坐镇畿辅长达25年之久。这段时间，除了日常的军政事务外，他还曾倡导洋务运动，筹建北洋海防，力主国家外交，一直是晚清统治阶级中公务最为繁忙的官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李鸿章设立了一系列的临时机构，大量地聘用幕宾分任各项事务，形成了庞大的幕府队伍。王尔敏先生在《淮军志》一书所附“淮军幕府表”中，列举了镇压太平天国与剿捻时期的李鸿章幕宾共139人。马昌华先生主编的《淮系人物列传》一书，所附“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共列举了427人，“淮系集团洋员表”列举了139人，中外合计达566人。
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成分也相当复杂。从家庭背景来讲，官宦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潘曾玮之父潘世恩官至内阁大学士，长兄潘曾沂曾任光禄寺署正，次兄潘曾莹官至吏部侍郎，三兄潘曾绶官居内阁侍读；许钤身父辈兄弟五人全是进士出身，其父许乃普官至吏部尚书，二伯许乃济曾任广东按察使、光禄寺卿等职，叔父许乃钊官至江苏巡抚；钱鼎铭之父钱宝琛官至湖北巡抚；袁保恒与袁保龄之父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钦差大臣；赵炳鳞之兄赵炳言曾任湖北巡抚、刑部侍郎；徐宗亮之父徐丰玉官至湖北督粮道；盛宣怀之父盛康曾任湖北盐运道；薛福成之父薛湘做过浔州知府；陈其元之父陈鳌曾任福建同安知县；等等。也有不少人出生于平民家庭，其中以中小地主与没有做过官的封建士绅占大多数，以祖父辈“世业农商，无显宦”的周馥、幼年因家贫以鸡蛋换松脂照明的吴汝纶等最为典型。另外，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祖上累世经营沙船业，严信厚早年在宁波恒兴小钱肆做学徒，李金镛年轻时即以经商致富，他们应属于旧式商人；唐延枢、徐润、郑观应、吴懋鼎等则担任过洋行买办；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其父伍荣彰时在新加坡经商，系华侨。
就个人出身之途而言，李鸿章幕府成员绝大多数走的都是科举之路，“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中标明进士出身者共47人，其中隶属于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刘秉璋、聂士成等淮系军政大员幕府者有6人，吴赞诚系拔贡出身，表中误标为进士出身，也就是说李鸿章幕府中进士出身者约40人左右，已确知为翰林者有21人，其余举人、秀才、贡监生出身者应该占有很大比例。后期，李鸿章幕府成员中有不少出身于国内的新式学堂与出国归来的留学生，如张德彝、刘式训是同文馆毕业的学生；李厚基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容闳、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刘玉鳞、荫昌等都是留学欧美的学生；郑汝成与严复则是先分别于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赴英国留学的。
从阶级属性上看，李鸿章幕府成员起初基本上都应该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即便是旧式商人、买办、学生出身者，当他们得官衔、投身于李鸿章麾下之际，也就意味着步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或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其中，除薛允升曾两次官任刑部尚书外，其余官至封疆大吏的在甲午战争之前有广东巡抚郭嵩焘，以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的刘郇膏，先署理江苏巡抚再调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先后任江苏、福建两省巡抚的丁日昌，福建巡抚王凯泰，河南巡抚钱鼎铭，由广西、河南、湖南三省巡抚升任湖广总督的涂宗瀛，历任广西、广东、河南三省巡抚的倪文蔚，先后任广西、安徽两省巡抚的沈秉成，先署理广西巡抚后实授安徽、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历任湖南、台湾两省巡抚的邵友濂，广东巡抚刘瑞芬等12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有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历任江西巡抚、广东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的李兴锐，先后任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巡抚的聂缉果，由山东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的周馥，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以山东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的吴廷斌，以河南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后来实授新疆巡抚的袁大化，山东巡抚孙宝琦等8人。同时，淮军将领中张树声曾由江苏、贵州两省巡抚升任两广总督，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刘秉璋由江西、浙江两省巡抚升任四川总督，潘鼎新历任云南、湖南、广西三省巡抚，刘铭传先授福建巡抚旋改台湾巡抚；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于1865-1895年间历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子李经羲于1901年以后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此外，李鸿章幕府人员中，郭嵩焘、李风苞、郑藻如、刘瑞芬、薛福成、龚照瑷、罗丰禄、伍延芳、徐寿朋、张德彝、荫昌、孙宝琦、曾广铨、刘式训、刘玉麟等，以及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迈，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都曾担任过晚清政府的驻外使节。至于任至司、道、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行政官员的人，就更加不胜枚举了。总之，淮系集团在晚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股政治势力不但延伸至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在很多方面影响晚清政局长达数十年之久。
李鸿章幕府成员，尤其是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者，除了郭嵩焘、丁日昌等极少数著名的洋务派官僚外，大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仍属于守旧派，至少开放的程度远远跟不上李鸿章本人的思想节拍。李鸿章自谓：
“每恨今世学人侈诩著述，毫无实济，误尽苍生；又自恨久羁尘网，贻不学之诮，示免矫枉过正。”尝慨叹：“吾党如补帆（王凯泰号补帆）、调甫（钱鼎铭号调甫）、振轩（张树声字振轩）、仲良（刘秉璋字仲良）联翩而起，不可谓非才，仅比于乡党自好之流，孰是忧国如家、视远若近者？其余更不可知。”难怪他在兴办洋务时有“尝苦有倡无和”之感了。
李鸿章幕府成员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其一是同乡、同学、亲属、朋友。李鸿章的幕僚以安徽同乡为最多，如：周馥与道员徐先路是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凌焕与知府方鸿是安徽定远人，刘瑞芬、刘含芳兄弟是安徽贵池人，薛时雨与道员张保衔是安徽全椒人，涂宗瀛、李元华是安徽六安人，徐文达、何慎修是安徽南陵人，韩殿甲、戴宗骞是安徽寿州人，徐宗亮、吴汝纶是安徽桐城人，翟增荣、吴廷斌是安徽泾县人，王晕翎、吴赞诚是安徽庐江人，赵继元、王恩培是安徽太湖人，胡嫡棻、杨士骧是安徽泗州（今泗县）人，程鸿诏是安徽黟县人，王德均是安徽怀远人，章洪钧是安徽绩溪人，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袁大化是安徽涡阳人，等等。龚照瑗、龚照玷兄弟与余思敏、郭道直、万年清、张进、鲍国治、蔡良杰等则都是李鸿章的合肥小同乡。此外，刘郇膏、郭嵩焘、陈浚、陈鼐都是李鸿章的会试同年；沈保靖、汤宗濂等是李鸿章的门生；蒯德模、蒯德标兄弟与王学懋是李鸿章入仕前的好友；官至江苏候补知府的费日启是李鸿章的妹婿，张席珍、张士珩兄弟是李鸿章的外甥，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官至江苏候补道的孙传樾是李瀚章的女婿等等；其二是曾国藩的幕僚。如：郭嵩焘、陈鼐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同被曾国藩称为“丁未四君子”；涂宗瀛在曾幕中位列“三圣”之一，曾任江苏知县的莫友芝为曾幕中的“七贤”之一；此外，在曾国藩生前由其幕府转入李鸿章幕府的还有凌焕、冯竣光、郭柏荫、候选通判高梯、官至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官至徐州兵备道的程国熙、官至候选道的陈艾、官至候补道的程鸿诏，以及吴汝纶、倪文蔚、华蘅芳、徐寿等。在曾国藩死后进入李鸿章府的主要有薛福成、张裕钊、李兴锐等；其三是上海官绅。主要有刘郇膏、薛书常、应宝时、赵炳麟、冯挂芬、钱鼎铭，以及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玮、丁忧回籍的武昌盐法道顾文彬等人。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后，李鸿章经办的事务越来越多，且许多事务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行政范围。为了有效地办理好这些事务，他开始注重任用一些具有各方面特长的近代化专门人才。比如：为了创办和经营近代民用企业，他任用了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旧式商人出身的朱其昂、李金镛等人；为了能在外交活动中更好地游走于樽俎之间，他任用了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张德彝、荫昌等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为了筹办海防、训练北洋海军、开办新式学堂，他还大量地聘用外国的各类技术人才等等。这些人才的加入，大大增加了李鸿章幕府的近代色彩，使之能够在一些主要方面基本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需要。
李鸿章幕府成员的身份差别很大，他们的入幕方式也大相径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正式奏请朝廷批准调用的。经李鸿章先后指名奏调入幕的主要有：五品衔候补中允冯桂芬、在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王凯泰、在藉户部主事钱鼎铭、安徽候补道王大经、浙江金华府知府徐宝治、安徽候补直隶州知州阎炜、江西建昌县知县王学懋，同知衔浙江候补知县薛时雨、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记名盐运使李元华、广东惠潮嘉道吴赞诚、翰林院编修章洪钧、二品顶戴三品衔即选道员袁保龄等，从他们的官衔可以看出，这一类人员主要是京官或外省的官员。其次是通过函札等方式邀请入幕的。主要有周馥、刘瑞芬与刘含芳兄弟、沈保靖、陈鼐、蒯德模、薛福成、吴汝纶、劳乃宣、伍廷芳等，他们基本上是与李鸿章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熟人或享有盛誉的知名人士。再次是经熟人推荐入幕的。如：江苏补用知府黄芳是曾国荃推荐的，盛宣怀是杨宗濂推荐的，马建忠最初是由已在李幕的其兄马建勋推荐的，唐廷枢与徐润是由盛宣怀推荐的，等等。又次是自行投效入幕的。如韩殿甲、李金镛、戴宗骞、龚照瑗与龚照玷兄弟、杨宗濂与杨宗瀚兄弟，以及同知衔浙江富阳县教谕陈其元等。后两类人社会地位不高，也没有太大的名望，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才能被李鸿章看中，才会被留用。从李鸿章的角度而言，他接纳幕府人员的手续主要有两种，凡是在其幕府所属各个机构中任职的，一般都要由他加以委任；而仅仅做文案或其家庭塾师的，通常由其加以礼聘。前一种人在李鸿章幕府中显然要占绝大多数。
对李鸿章幕府的各方面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它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色：
第一，新旧杂糅。19世纪60年代初，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并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后，很快将冯桂芬、郭嵩焘、丁日昌等人奏调入幕府。
当时，冯桂芬已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中，破天荒地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影响中国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的“中体西用”思想。次年春，冯桂芬又促使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旋改称上海广方言馆。郭嵩焘亦因在学习西方问题上见解新颖，而被清朝中央政府中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恭亲王奕??、李鸿章等推许为“第一流”的洋务人才。丁日昌不但具体负责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大型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而且最先提出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的设想和规划，他们与李鸿章共同拉开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大幕，都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中国人。19世纪70年代，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等因投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民用企业，而开始转化为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19世纪80年代，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以推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大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家；19世纪90年代，严复一度因其翻译的《天演论》风靡一时而独占思想界的鳌头，成为举世公认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李鸿章幕府中新人辈出，每一个时期都能涌现出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人物，这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幕府、任何一个群体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李鸿章幕府中不可能全是新人。其中也有掌管金陵机器局10年，“只知赚钱，不解制造”的刘佐禹；主持江南制造总局7年、“惟务外而不甚精于内”的冯煊光；与冯悛光一同具禀，以轮船招商局“窒碍多端，请暂缓办”的沈秉成；在洋务运动期间，一再与李鸿章唱反调的袁保恒；甚至还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支持慈禧太后盲目排外，不惜以身相殉的极端顽固派李秉衡。趋新而又不尽弃旧，可谓是李鸿章幕府的一大特色。
第二，中西荟萃。李鸿章开设幕府之初，主要是为了延揽国内的人才。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与逐步深入，许多涉及西方近代科技领域、国内无人能够承担的事务先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不得不借才异域。为了兴办近代工业，开设新式学堂、修筑铁路、建造船坞和军港、训练北洋海军，李鸿章从马格里、毕乃耳，到金达、汉纳根、琅威理，李鸿章陆续聘用了一大批各具专长的外国人。且不论这些洋人来华的目的是什么、受聘于李鸿章的动机如何，他们在客观上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过或多或少的促进作用。李鸿章聘用的洋人不只在数量上相当可观，甚至连前任美国国务卿科士达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也一度被其网罗入幕中。中西合璧可以说是李鸿章幕府的一大创举。
第三，才干第一。李鸿章选用幕僚，首要的标准是才干。有史料记载说：“鸿章用人，取瑰异椒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所熹。”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李鸿章“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因此，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多精明练达之士，而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李鸿章之重才，可从他对待丁日昌的态度中略窥一斑。1863年，丁日昌以同知衔候补知县的微末官衔进入李鸿章幕府后，马上即以超人的才干而受到李鸿章的赏识。
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当年即获直隶州知州头衔，并于次年先后加知府、道员头衔；1865年实授江南海关道，旋升两淮盐运使，翌年加布政使衔；1867年升任江苏布政使；1868年初即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丁日昌升迁速度之快，一时无人可以比拟，甚至连曾国藩也认为他“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丁日昌不但因倡办洋务而受到顽固派的攻击，而且因只考取过秀才而遭到科甲出身者的轻视，可李鸿章却对他推许有加。
1870年冬，丁日昌丁母忧去职，李鸿章尝慨叹：“其才力过人而不蒙时誉，可惜也！”又致函勉励他说：“吾弟才识心力什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并于1875年推荐丁日昌担任福州船政大臣。后来，丁日昌在福建巡抚任上因与闽浙总督何豫意见不合而“久有退志”，李鸿章一再写信给他，“每日鞠躬尽瘁相属”。1882年，李鸿章丁母忧回籍，本拟推荐丁日昌继任直隶总督，却因其已病亡而未果。此外，李鸿章幕府中的盛宣怀、唐廷枢、马建忠、伍廷芳等，皆为当时难得的人才。
第四，务实为本。李鸿章任用幕府人员，还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王尔敏先生以为：“鸿章幕府，则仅注意实用，其所罗致专家，道重经纪庶务之才。”如为了办好近代民用企业而任用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为了能在外交活动中更好地运用西方的法律知识为武器，而不惜以每年6000两白银的高薪聘用香港大律师伍廷芳；以及在各项洋务事业中以重金雇用大量的洋人做顾问、教习和技师，无不体现了以务实为本的用人原则。正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原则，李鸿章的幕府才有可能汇集各种专门人才，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需要。
第五，近代色彩日益浓厚。1865年以前，因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幕府已经被打上了近代化的印记。
但是，李鸿章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其幕府的构建也不得不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首先必须满足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期，李鸿章的幕府不但主要由封建官绅组成，而且其中充满了同乡、同学、亲属、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纽带，基本上是一个封建的群体。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李鸿章幕府的构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李鸿章延揽幕僚的重心开始转向具有各种专长的近代人才；另一方面，原有的李鸿章幕府成员也有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而发生转化。于是，李鸿章幕府的近代色彩越来越浓厚。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是在其幕府的协助下完成的。正是因为有一个颇具办事效率的幕府班子，他才能够完成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任务，也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证淮军的存在和发展，才得以形成在晚清社会最具有实力的淮系集团，才足以实施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各项计划。研究李鸿章幕府，充分地了解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但可以全面地展示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的形成过程，以便于准确地评判其一生的功过是非，而且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爱护自己的部下
李鸿章性格争强好胜，爱面子，因此，他对自己的部下也袒护有加，不许别人攻击与伤害他们。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的部下，他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强词夺理。
李鸿章在接替曾国藩担任剿捻主将后，首战即败，手下大将张树声阵亡，这对他打击很大。为了报复，他与曾国荃及左宗棠商议，三方会合攻击捻军。这样，他便在豫南和鄂北地区集中清军7万人，其中湘军鲍超的霆军为32营16000人，刘铭传的铭军为20营112000人。刘铭传与鲍超约定分道夹击，霆军由西向东，铭军由北向南，定期于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二十九日早晨辰刻向捻军发起两面夹击。
但到了二十九日清晨，刘铭传却提前行动，到达尹隆河畔，发现捻军就在对岸。刘铭传自恃自己的部队武器装备很好，便下令留5个营保护辎重，亲率其余15个营渡河，分三路提前进攻。捻军分三路迎战，任化邦率骑兵猛扑刘铭传左军，牛老洪扑右军，赖文光扑中军。铭军的左军刘成藻的5个营在任化邦的攻击下首先败退回到河对岸。然后，任化邦又率队去攻中军。这时，铭军的唐殿魁部已经击败了捻军的牛老洪部，来援中军，但此时铭军的中军已经败退了，于是捻军集中兵力围攻右军，唐殿魁和他的营官吴维章、田履安都战死了，全军大乱，铭军纷纷渡回对岸。捻军也渡河追击。铭军的副将李锡曾、胡衡煦等阵亡，全军损失洋枪400杆，辎重和号衣数千件，甚至刘铭传个人的玛瑙红项花翎都被捻军掠去，铭军已陷于绝境。刘铭传和总统营官以下至幕僚等人都脱下帽子衣服，坐在地上等死。幸亏鲍超的霆军及时赶到，又与淮军构成了内外夹击之势，救了刘铭传，转败为胜，还杀死捻军数千人。
此次战役的过程一清二楚：由于刘铭传提前进攻，使得铭军几乎陷于绝境；幸好鲍超及时赶到，才最终救了刘铭传。对这一事实，李鸿章是心知肚明的，他在家信中曾明确说过：“铭传冀得首功，先一刻进攻，竟大败，所部唐殿魁等死亡。及霆军践期来，乃大破捻匪，杀敌万余，生擒八千有奇，救铭军于重围之中。”
然而，等到李鸿章把此次战役的经过报告朝廷时，他的措辞却完全走了样。他在奏折中说：“迭据鄂省探报，鲍超、刘铭传会剿任、赖捻股于安陆府属之杨家泽、尹隆河一带。正月十五日，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追逐四五里，因军中讹传后面有贼，分队回救，贼众悉力回犯，铭军挫退，兵将颇有折损。幸鲍超督队接应，奋力轰击，杀贼数千，大获胜仗，该逆仍向安陆西路窜去。”
这样，霆军按时到达便成了误期，霆军的接战变成了对铭军的干扰。
朝廷接报后，即对鲍超予以严厉申斥。
鲍超完全是冤枉的，那么，李鸿章为什么要做这种不辨黑白的事呢？
原来，刘、鲍二人历来不和。鲍超是湘军元老，曾歼劲寇，立功最多，而刘铭传系后起之秀，军功远没有鲍超多；但刘铭传认为鲍超有勇无谋，看不起鲍超，因此便想在此次战役中立下头功，好向鲍超炫耀。刘铭传在战前曾召集诸将说：“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且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俟翦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所以他下令提前一个时辰进攻。
但失败的事实让刘铭传羞愧难当，他想，这件事情如果传扬出去，必为人家耻笑，于是他跟负责办文案的人商量，后办文案的人在写战斗报告时，就做了曲笔。大意说：既与霆军约好黎明击敌，而霆军未能按时会师，铭军孤军深入，初获小胜，后来惊传后面有贼，队伍稍呈动乱，因不知那实际是霆军，所以抽出五个营过去保护辎重，敌人乘机来扑，以致大败，我军仍奋勇与敌相持，与赶来会合的霆军迎击敌人，获得全胜。李鸿章接到刘铭传的这个报告后，认为这么说有利于淮军，便毫不犹豫地予以上报，由此可见李鸿章不讲原则的品性。
李鸿章曾全力袒护的部下不止一个刘铭传，还有丁汝昌、刘盛藻、叶志超等人。李鸿章对这些人的袒护使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
将才与使才，二者不可偏废
李鸿章认为：“立国之根基，不战而屈人者，攻心之上计。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互市遣使，之所以联外交，亦可以窥敌情。”意思是说：作为立国的根基，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属攻心的上策。从来充实边境，驾驭夷人，将才与使才这两者不能偏废。各国之间互相贸易，派遣使者，既可以联结外交，也可以窥测敌情。
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向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遣临时使节，以处理相关事务。
当时西方各国都向订约国派出了常驻公使，这令李鸿章产生了中国也应效仿的想法。同治十年（1871年），中日谈判，李鸿章就与曾国藩建议清廷向日本派出长驻使节，然而没有被批准。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提出“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说互遣使节已成各国惯例，既能办理外交，还能探取外国情报。现在“台湾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所以不能再拖延遣使之事了。而且，既要派去公使，也要遣总理事官分驻于横滨、箱根、长崎等地。同时，还要向欧美各国遣使以利于中外了解，“可渐杜驻华公使蒙蔽要挟之弊”。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十日，他又建议朝廷向古巴、秘鲁派驻使臣以保护华工，但还是没有结果。光绪二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要挟中国派遣公使赴英。总署担心英国会借机要挟朝廷，于是征求李鸿章的意见。七月十三日李鸿章对恭亲王说：“派遣使臣赴英，钧意须此案了结，以免多方刁难，洵为卓见。惟该使持之过急，或可先允酌派。俟派定有人，料理启程，当已在滇案结后，亦无虑使臣到英，或被刁难。”
七月二十八日，总署同意了李鸿章的主张，奏请派候补侍郎郭嵩焘和候补道许钤身为出使英国正副钦差大臣，这是中国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开始。然而清政府直到第二年十月才正式遣使出洋赴英。那时，副使已由刘锡鸿接替。
整个使团中，郭嵩焘与李鸿章是故交。他的随员之一黎庶昌又和李鸿章同在曾国藩手下共过事，英国人马格里则为李鸿章效力了十多年，对中英的情况都很了解。李鸿章在举荐马格里时就说：“马格里久寓金陵候信，威使（英公使）屡称其能，弟亦夙知其忠厚可用，去取悉听尊裁。”“远适异国，问禁问俗，窃谓带一二土著，亦无不宜，但须择驯良者而遣之。”马格里就是这其中的“土著”。
郭嵩焘在英国常给李鸿章写信，述说自己在英国的见闻，与李讨论治国之道。后来，郭写了一本《使西纪程》，详述了自己出使的见闻和感受。他在书中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之处，这一下引来了守旧人士的辱骂和驳斥。湖南的士大夫表示耻于与他为伍，还作一联讥讽：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李鸿章对此事很是愤愤不平，写信给周家楣，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以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非常保守，因此常和郭作对，两人闹得很僵，已难以共事。以后刘锡鸿调任驻德公使，两人还是磨擦不断。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将刘不受德国欢迎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德国新闻纸常于刘京卿有微词，刘卿亦常托病不出……云生（刘锡鸿字）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意气用事，历练太浅。”六月十一日，又说：“云生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将来势必撤换。”
其实早在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就已写信给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沈桂芬，建议由李凤苞接任驻德使臣：“李丹崖用心微密，加以历练，定为一国专对之选。”
郭嵩焘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担任公使一职了，便向李鸿章推荐曾纪泽接替自己。李鸿章极力挽留，然而郭决心已定，李也只好向总署推荐曾纪泽，称之为“使才”。
七月朝廷正式任命曾纪泽为驻英法公使以接替郭嵩焘。八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召见了他。九月八日至二十日，曾纪泽多次赴津与李鸿章会谈。
光绪七年三月七日，清廷命李风苞兼任意、荷、奥三国公使。这是李鸿章的建议，目的是为了便于让李凤苞更好完成订购铁甲舰的任务。六月初五日，李鸿章函告李风苞说：“两号铁甲舰工竣，计须至光绪八年年底，阁下必应始终其事。使行瓜期虽不甚远，而新命兼使意、奥、荷兰，尚须一年交替，幸勿急求回华。弟在京时已与总署言之。”李风苞终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一片苦心，出色地完成了铁甲舰的购办任务。光绪十一年六月三日，朝廷让许景澄兼任法、德、意、奥、比、荷兰公使，李凤苞才得以返回中国。
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朝廷让直隶大顺广道张荫桓担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从而好让郑藻如回国养病。同时，让江西布政使刘瑞芬接替曾纪泽任驻英俄使臣之职。
张荫桓为广东南海人，中西学皆精通，他虽然学的是旧学，但却具有发展的眼光，颇有才干。然而他在科举上却屡次失意，于是捐了一个知县，得以从事实际活动。张荫桓曾经担任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的谋士。同治十三年张荫桓受丁宝桢之命筹办海防，烟台和威海卫等处炮台都经由他一手操办，李鸿章得知后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在光绪十年密荐他入总署供职。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力主议和，张荫桓就在总署里出了不少力。这次李鸿章便推荐他出使外国。
刘瑞芬一直以来都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出谋献策。李鸿章带着淮军初到上海时，刘瑞芬就负责军需军械的供给事务，直到平捻时一直还是刘瑞芬为李提供武器。后来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仍用刘瑞芬主持上海厘捐局，负责给淮军筹饷。刘瑞芬在上海多年，与李鸿章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故李鸿章暗中相助，他得以出使外洋。刘建议李鸿章让儿子李经方到欧洲学习，李鸿章也认为可以，便给曾纪泽写信商量：“方儿于泰西文语粗通，究未办过交涉，经芝田（刘瑞芬字）奏调，报罢后应令西行，借增历练。晋谒时务望切实训诲。”
此后，刘瑞芬先到了俄国。李鸿章在第二年给刘瑞芬写信，说：“前得方儿来电，已抵伦敦，旌麾西旋，即可谒侍。少未更事，统望裁成。”
请他代为栽培李经方。刘瑞芬也没有辜负李鸿章的厚望，对李经方极力培植，结果李经方在担任驻英参赞的几年里成绩斐然，“积劳擢道员存记，加二晶顶戴，赏孔雀翎。声誉鹊起，人人以公才胜使选矣”。
李鸿章稳操遣使之权，从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外交使臣的变动可见一斑。
是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署建议分开派遣出使英、俄大臣。五月初三日，朝廷决定让内阁学士洪钧出使俄、德、奥、荷；大理寺卿刘瑞芬改任出使英、法、意、比国大臣，同时派候补道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国大臣。洪钧是戊辰年（同治七年）的状元，对西北等地十分熟悉，精通元史，故李鸿章对他很推重。
以上的人事变动，只有李兴锐因患左肢痿痹没有去成日本。是年六月八日，李鸿章帮他向朝廷请假。七月十六日，李鸿章又帮他向总署请假，说李兴锐病难速愈，请代奏开去此差。二十三日，李鸿章提出让黎庶昌（莼斋）接替李兴锐出使日本。黎曾经出使过日本，经验丰富，颇有才干。朝廷便在二十六日下达了对黎的任命，让他担任使日公使。
此前，李鸿章为了成全黎庶昌，没有提拔崔国因。他致函张之万，表示了自己的歉意说：“同乡崔惠人中允，明干耐劳，留心时事，于洋务讲习亦久……适日本新使（李兴锐）请病，颇望承乏，而曾劫侯意主黎莼斋，专弁驰驱属为道地。就公事而论，莼斋自是熟手，且系文正旧客，劫侯如此恳挚，不得不姑以电闻。既经采择上陈，遂令惠人有向隅之叹。”
后来在李鸿章的大力帮助下，崔国因得以担任驻美公使。李鸿章曾经有意由崔国因出任驻日公使，然而曾纪泽建议由黎庶昌担当此任，特地请求李鸿章从中帮忙，故而只能委屈崔国因改驻日为驻美。现如今张荫桓任满被召回总署，李鸿章便向总署推荐崔氏。他写信给故交章洪钧时提及此事：“惠人入都，颇为发道引重。东溟一席，尚有若农（李文田）、莼斋（黎庶昌），未知谁属。即使此席不得，循例亦可外转，将来遇有使缺，仍当进单，不必争于旦夕也。”
李鸿章这回总算是满足了崔氏的心愿，他写信告诉黎庶昌：“惠人使美。若农深避此差，实以华工一案不易措手。此缺向用粤人，今忽破例，亦粤人自致也。”在此之前，驻美公使一向由粤人担当，像陈兰彬、郑藻如、容闳、张荫桓都是广东人，这一回李鸿章就让此职给他的安徽老乡崔国因了。
光绪十五年，驻英、法、意、比四国使臣刘瑞芬任满，朝廷于四月十六日下令由湖南按察使薛福成接任其职。薛以前担任曾国藩的幕僚多年，此后又为李鸿章献计献策，有能力，不乏远见，具有维新思想。李鸿章为他的出使也出了不少力。
薛离津时，李鸿章去送行。两个月后，因为薛兄亡故，李鸿章允许薛推迟到任，同时给刘瑞芬发去电报通知此事。这样直到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薛福成才离沪赴任。
薛福成在任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就在他任满回国后不久就病死在了上海。这令李鸿章悲痛惋惜不已，对他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说他奉使绩效略次于曾纪泽，而超过洪钧、刘瑞芬。
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洪钧的俄、德、奥、荷公使任满，朝廷让许景澄接任其职；同时，以李经方代黎庶昌任驻日公使。
李经方是李鸿章之子，如今升任驻日公使，这令李鸿章颇感自豪。
李经方之前在驻英使馆有四年参赞的经历，在外交上颇有才能。八月十三日，已被任命出使日本的李经方拜访了翁同龢，翁氏评价他是“通敏可用”。八月二十日，李鸿章在给张预的信中说道：“方儿四年远役，万里初归，就官江南，且喜近便。当道谬采虚誉，以为谙习外情，重有海外之行，初非始愿所及。独幸扶桑邻接……洋务又性之所近，较之以空名试吏事，差为有实际耳。”其当时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鸿章身边人才济济，除了他的幕僚和下属得力之外，他的兄弟也各有长处，为李鸿章事业的成功都贡献了不少功劳。
不拘一格用人才
李鸿章主持创办的一批洋务企业，需要一批熟谙洋情且善外交的人来经营，而这些外事事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为此，李鸿章提出了“借才异域”的设想，并在他的幕府与他所管辖的军营、舰艇和洋务企业中聘用了一大批洋人。马格里即是其中的一员。
马格里，英国人，1833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保大学医科毕业后，进入军队服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于马格里1858年随所在部队来华，参与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在英军第九十九团任助理医生，与曾任常胜军统领的英籍军官戈登私交甚深。1862年9月，常胜军第一任统领美国人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伤，旋死于宁波。同年10月，美国人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统领。马格里于当月辞去在英军中的职务，加入常胜军，担任白齐文的军务秘书。
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不久，即写信给曾国藩说，他“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相比较之下，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并宣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马格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63年投入淮军效力的。起初，他在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任炮队教习，先后率队转战于上海、昆山、苏州一带，曾协同潘鼎新部淮鼎字营攻占江苏嘉善、枫泾（今属上海市）等地，从而受到李鸿章的赏识。
李鸿章很想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的淮军。可是，由于他一开始对洋枪洋炮的型号、性能和市场行情一点儿也不了解，在购买洋枪洋炮时难免要受到洋商的蒙骗。当马格里获悉李鸿章“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19两银子”时，马上告诉他“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这样，他将来要用洋枪洋炮来装备淮军，所需要的军费支出一定会过于庞大。并向他建议：
“欧州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对此项建议很感兴趣，可是又“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为了向李鸿章证明中国自行设厂制造洋枪洋炮的可行性，马格里“便造出了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送给李鸿章看。李鸿章自己当时根本无法判断这些东西是否能用，于是，便请前来谒见的驻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加以鉴别。在得到士迪佛立的肯定后，李鸿章马上让马格里在松江附近的一座庙里开办了一所军工作坊，并派知州刘佐禹协助他。这家军工作坊与由候补知县丁日昌、参将韩殿甲分别主持的另外两家军工作坊当时被人们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或“上海三洋炮局”。
马格里主持的炸弹局起初“除了锤子和锉刀之外，什么机器、熔铁炉或其他的工具一概都没有”，只是偶然地从上海找到了几名工匠，雇用了50名工人，“临时用附近田野里的黏土造了一座熔化器”。备足了炮弹之后，炮兵也训练得差不多了，马格里先让他们举行了一次实弹演习，对于演习结果非常满意。随后，“在本地军队的支援下”，马格里的炮队竟攻克了枫泾和西塘两地。至这年秋天，该局每天已能制造100颗炮弹。
是年12月，李鸿章利用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的叛降占领了苏州。
经李鸿章批准，马格里娶了郜永宽的侄女为妻，并占用纳王府作为厂房，洋炮局的规模较原先扩大了许多。但是，李鸿章在取得苏州后，马上就背弃了原先的承诺，一举诱杀了献城投降的郜永宽等八名原太平天国将领。
率部与淮军一同围攻苏州，一同参与对太平军诱降活动的常胜军第三任统领戈登指责李鸿章不守信用，嚷着要与他决裂，以致大有刀兵相见之势。
李鸿章让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玮请马格里与总税务司赫德等出面调解。马格里以受害人的身份一再向戈登说明，李鸿章杀降实有迫不得已之势，才基本上平息了此事。
早先，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了尽快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南京），采纳回国休假的英藉中国海军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建议，请他从外国代购兵船，组成舰队来华，协同湘、淮军攻‘剿’太平军。李泰国以71000英镑（折合白银213000两）的价格从英国购买了七艘兵船，聘用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等驾驶来华，于1863年9月抵达上海。但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订立协定，规定：舰队由阿思本统领并直接听命于他本人，而不受曾国藩、李鸿章等节制、调遣，从而暴露了他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这引起了双方的争执。时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攻占天京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清政府于11月决定遣散这支舰队，将兵船退回英国。马格里了解到该舰队配备有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便竭力怂恿李鸿章把它全部买下来，用于扩充苏州洋炮局。李鸿章很愿意这么做，却又觉得不便由他本人出面以官府的名义购买，便让马格里等“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以私人名义买下了这部分机器。
当李鸿章看到零乱地散置于地上的机器零件时，曾怀疑马格里是否能把它们组装起来并派上用场。马格里督导工人安装好机器后，把李鸿章请到现场，先领着他“静悄悄地环视了一周之后”，再下令开动所有的机器，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李鸿章就更加信任马格里了。苏州洋炮局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864年4月，据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家英文报纸报道：该局的产品“除了炮弹、药引及自来火之外，还造下几种迫击弹，不久的将来就要有毛瑟枪和铜帽加在产品单子上了”，当时的产量“每星期可以出产一千五百到二千发的枪弹和炮弹”。进而宣称：“马格里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百折不挠地克服一切困难，使兵工厂达到了今日的规划，予以鼓励”，并推测：这家兵工厂可能“已经引起北京当局的重视了”。
外国人的推测的确没有错。当时总理衙门的确曾致函李鸿章，询问他：“募外国人在营教制各种火器，近日是否已有成效？我中国人学制此项火器，何项易于入门？所用外国匠头几名？工食每月若干？买制开发需银若干？”李鸿章复函称：“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近来稍有把握”；“目前火器自以炸弹为能制胜，而长炸炮尤为得力，然非用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入手”，“中国人初学入门，自以短炸炮为易”；“敝处顷购有西人汽炉（即蒸汽机），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汽炉、机器购自外国，约须万金，然未能全备”；“现在汽炉则以英人马格里、委员刘佐禹综理其事，所用外国匠人四五名，每月工食多者三百元，少者一百数十元”，“所用中国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元，少者七八元不等，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可四千余个”，苏州洋炮局因“所购机器未齐，洋匠未精，未能制造轮船、长炮”，“但购英、法之长炸炮大小数十尊，自铸炸弹，源源济用，至所制受十八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不过四十金，受四十八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不过八十金，炸弹大者每个须洋二三元；小者须洋一元零”。建言：“京城火器营尤宜先行学习炸炮，精益求精，以备威天下，御外侮之用。”总理衙门旋即奏准，选派护参领萨勒哈春等官兵48人前往李鸿章处学习。李鸿章将萨勒哈春等24人分在马格里的苏州洋炮局，丁日昌、韩殿甲各分了12人。
是年春，李鸿章即以马格里“教练西洋枪炮，随队攻‘剿’，颇为得力，权行给予四品顶戴，以示奖励”。10月，李鸿章又正式奏称：马格里设局仿造西洋火器，所制开花炮弹无远不中，无坚不摧，得以克复苏州等城，厥功甚伟”，要求朝廷“赏给三品顶戴”。
1865年5月，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又令马格里等将苏州洋炮局随迁至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该局的厂址选定于雨花台，这里原先矗立着一座瓷塔，有“世界奇观”之称，“在1842年被英国军队的卤莽行为所破坏”，金陵机器局的厂房就是用瓷塔四周庙宇的砖瓦建起来的，马格里还“用瓷塔残余的砖瓦给自己盖了一所房子”。此后，马格里不但经常从国外订购机器和原料，而且从英国聘请了几位“有训练的技师”，金陵机器局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主要供淮军使用。
这段时间，李鸿章与马格里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据说李鸿章每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显然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知识。马格里则一再向李鸿章表示，他非常仰慕中国的传统文化，“冀得一中国文职，俾可夸示同类，以远耀岛洋”。1866年秋，李鸿章在肃清太平军余部保举案内奏称：马格里自上年获赏三品顶戴后，“感极思奋，讲求洋器，制造益精”，“此次克复湖州等城，破敌摧些，颇得开花炮弹之力。论功行赏”，马格里“亦应酌予奖励”，要求朝廷给他“赏加道员虚衔”。但马格里依仗着李鸿章对他的宠信，平时专横跋扈，随意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以鞭笞或解雇，甚至雇用士兵组成了私人武装卫队。
1867年春，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对马格里同样相当信任。是年10月，曾国藩亲自到金陵机器局视察，并在日记中记载：该局制造枪炮、弹药各机器“皆火力动机轮，备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工者，尤为神奇”。于是，他也曾令马格里“增加军用品的生产”，将大量的硝磺“从全国各地送至他这儿来”。1869年，一位赴金陵机器局参观的外国人撰文说：他看到“厂中正在制造各种口径的炮，有的很大；还有炮车、炮弹、枪子及各种军用品，以及数不尽的铜帽”。李鸿章离开南京以后，仍然经常过问金陵机器局事务。该局产品先是用于满足“剿”捻战场上的淮军之需，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局中所制造的枪械、子弹等军用品，大部分送往天津，以备大沽炮台和李鸿章的军队之用”。
曾国藩死后，马格里又向李鸿章提出各种增加设备和扩充制造的计划，其中包括增制火箭与水雷的计划。李鸿章于1872年10月将马格里召往天津，讨论这些计划的可行性与具体实施办法。“马格里谒见李鸿章的结果，是派他赴欧洲一行，好设法增加制造局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在此之前，马格里与金陵机器局总办刘佐禹产生了矛盾，互相攻讦不息，竟至势同水火。于是，他乘机要求李鸿章将刘佐禹调离金陵机器局。后来，李鸿章经过考察，也认为刘佐禹“人甚蒙懂，管局十年，只知赚钱，不解制造，未便复用”，乃将其撤职。
马格里于1873年9月启程前往欧洲，周转于英、法等国之间，历时约半年，购置了一些新的机器设备，雇募了一批外籍技师，开始试制、生产火箭与水雷。次年，两江总督李宗羲曾饬今“金陵机器局制造水雷数十座，洋式火箭一千枝”，但是，该局的这些产品，质量一直不怎么过关。
据记载：金陵机器局1880年夏秋间“奉各宪檄饬加工趱造，炉火通红，昼夜不息”，“所制者大炮、水雷居多”。但在一次演习中，前三枚水雷均未能发射成功，第四枚虽然击中了目标，却连木船都没有击沉。
马格里自欧洲回华后，态度愈加蛮横，与继任金陵机器局总办段寿虎时有龃龉，甚至将自己的私人卫队扩充至三十余人。连李鸿章也觉得他有点不太像话了，明确要求他解散这支卫队，马格里断然拒绝，表示愿意由他自己支付卫队的费用。鉴于马格里的这种态度，李鸿章一气之下，于1874年11月将其降职为工头。马格里表示拒绝接受，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次年初，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门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炮台安装完毕、进行试放，不料炮弹在炮膛内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李鸿章将马格里召至天津查询事故原因，马格里拖延至5月中旬才磨磨蹭蹭地进津谒见李鸿章。面对李鸿章的责问，他拒绝承认自己有失职行为，要求进行实地检查后重新演试。结果，马格里亲自到大沽炮台试放，大炮还是炸了膛。经检查，马格里认为原因系由炮身钢质不良所致，却又寻找种种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李鸿章让他承认错误，上书自请严处，也遭到他的拒绝。鉴于此，同年7月7月，李鸿章下令撤销了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的职务。
马格里被撤职后，寓居南京，一度意志消沉。幸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时相劝慰，并写信给李鸿章为他说情。其后，马格里本人接连五次谒见李鸿章，以求获得他的谅解。适值清政府派遣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李鸿章便把马格里推荐给了他。1876年10月，李鸿章致函郭嵩焘说：“马格里久寓金陵侯信”，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屡称其能，弟亦夙知其忠厚可用，去取悉听尊裁”。
是年，马格里以道员衔充任三等翻译，随同郭嵩焘赴伦敦，协助他建立了中国驻英使馆。郭嵩焘在任期间，在各方面得到了马格里的不少帮助。尤其是有关近代外交礼仪、西方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当然要随时向他咨询；起草英文函件，显然也是马格里的专长。此外，马格里还经常向郭嵩焘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和社会学说。例如他曾详细地介绍西方各国优待战俘的做法，致使郭嵩焘认为：由此足见“西洋敦信明义之近古”。后来，崇厚受俄国人愚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清廷欲处其死罪，郭嵩焘与李鸿章等力持异议，才使此事未演变成更大的国际交涉。所以说，郭嵩焘以封建官僚首次出任驻英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公使，并且能够得到两国政府的尊重，受到两国人士的称颂，以至于被誉为国际第一流的外交家，其中也有马格里的襄助之力。
1878年秋，郭嵩焘辞任回国，马格里亦随其一同返华。后马格里转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直至1905年，又被聘为中国驻英使馆顾问。中法战争期间，马格里曾于1885年春提出调解方案七条，对中法议和颇具参考价值。
1906年，马格里死于英国，终年74岁。英国国王曾赐其以爵位，解放前，上海的英租界里甚至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
李鸿章在成事过程中，总是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并且拥有自己的智囊团，其中高级参谋王凯泰、陈鼐就为李鸿章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躬亲行阵”的王凯泰
王凯泰出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江苏省宝应县人。1850年王凯泰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62年秋，王凯泰由京至沪，进入李鸿章幕府，具体负责淮军营务处事务，事实上兼有李鸿章军事参谋的身份。李鸿章督率淮军攻克苏州、常州等战役，王凯泰都曾随同参与策划布置，所以，李鸿章说他“躬亲行阵，洞悉机宜”。
王凯泰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加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对他自然会另眼相看并倍加倚任。后来，李鸿章曾称王凯泰为淮军大营中“最为得力之员”。可见，王凯泰在苏南策划镇压太平天国军务方面，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堪称为李鸿章平吴时期的高级参谋，并由此而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和赏识。为了扩大淮系集团的势力和影响，李鸿章不遗余力地提拔王凯泰，不但自己直接向朝廷保奏，而且说服曾国藩、马新贻加以举荐，使王凯泰的官职在五年之内即由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王凯泰当时虽有四品卿虚衔，却非实职），很快升任为正二品的巡抚，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
王凯泰凭借淮系的势力而得到发展，依靠李鸿章的扶持而飞黄腾达，他对李鸿章当然要感恩戴德。他升任封疆大吏后，不但在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上与李鸿章意见一致、合作无间，而且仍然经常为李鸿章出谋划策。
王凯泰升任福建巡抚后十余日，李鸿章即被调任直隶总督，二人在来往信函中经常商讨有关政务。李鸿章曾感慨地说：“畿辅之穷，远过他省”，州县官员兼俸“不敷日用”，钱粮难以足额征收，往往亏挪巨款，任满无法交代，“尤形疲累”。王凯泰提出：“州县苦累，必为设法清理”，然后方能责以廉洁自奉、勤政爱民。李鸿章大为赞赏，认为“此诚探原之计”。当时，廷旨屡饬各省练兵，李鸿章关切地询问王凯泰闽省练兵的情形，并对其坦诚相告：“直省练军行之数年，无甚成效，自曾相（指曾国藩）责令扎营操练，规模少整，固不足以御大敌，似较城汛散处为强。”同时还以天津海防、圈筑新城、添建炮台等事务就商于王凯泰。
1871年夏直隶大水，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信中说：“畿疆水患为数十年所仅见，鄙人适承其厄，灾区太广，为时又长”，“津河洼地水未全涸，麦不能种，饥民待赈方长”。虽“穷搜力索”，仍难遍施赈济。“外间筹款，一歃即尽，正苦接济无方”。王凯泰当即与文煜商量，由福建筹款购买大米四万石运送直隶，赈济灾民。李鸿章闻讯后，极口称赞文煜与王凯泰“关顾大局，令人感佩”。事后再次致函表示谢意说：闽省购办的赈米“分运各属，起枯回生，功德匪浅”。
1873年，王凯泰应诏陈言，向朝廷提出了停捐例、汰冗员、限保举、复廉俸、重学额、立练营等六条建议。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政府大开捐例，削价卖官鬻爵以筹集军费。结果，“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捐官者“家非素丰，人恩躁进”，往往预存“以本求利”之想，“其弊何可胜言”！所以王凯泰恳请清政府立即停止捐例。玉凯泰建议清政府将这些候补官员酌留一小部分，其余的“暂令回籍候”。清初官员的俸禄本来较低，后来虽加上养廉银子，也仍然不算丰裕。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曾将京外官员的廉俸分别减成发放，致使“京员困苦，知县疲累”，王凯泰要求清政府足额发放官员的廉俸，以“砥砺廉隅”。清代“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然而，八旗、绿营不堪，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全赖湘、淮各勇”。湘军攻占南京之初，王凯泰即“函商曾国潘，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后曾国藩在直隶设练军，即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应诏陈言折中，王凯泰建议清政府“敕下各省督抚”，大力裁减绿营兵，即以裁兵之饷摊给未裁之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这些建议，虽然谈不上什么远见卓识，却都是针对时弊的恳切之言，曾引起了晚清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程度的重视。
清政府极为重视台湾在东南海防中的地位，命令福建巡抚半年驻福州、半年驻台湾。王凯泰欲以病体未愈乞退，李鸿章写信告诉他说：原打算推荐郭嵩焘接替他的，由于当时发生了“马嘉理案”，郭嵩焘已“奉派出使英国”，这么一来，“则台防善后非公莫属”，希望他“从容竭蹶图之”。并进一步为他筹划说：时任闽浙总督的李鹤年思想比较保守，将来诸事掣肘，“不免齮龁，军机处、总理衙门诸大臣对此均有所了解，他日公事若有贻误，积诚所不能感，口舌所不能争者，似只可据实沥陈。内意视台防极关重大，当能曲鉴隐微，主持一切。否则，再相机乞退，未为晚也。”1875年，王凯泰首次以福建巡抚身份驻台湾，可惜很快身染瘴疠，于当年11月病逝，享年54岁。清政府赏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文勤”。
二、“智多星”陈鼐
陈鼐，江苏溧阳人。早年游学京师时即结识了李鸿章，并一同拜在曾国藩的门下。1847年，陈鼐与李鸿章、郭嵩焘等同榜考中进土，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对陈鼐极为赏识，将他与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鼐皆目为“伟器”，私下里推许他们为丁末科（1847年为农历丁未年）“四君子”，期望他们都能在晚清政坛上有所作为。
1858年12月，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精锐部队约6000人被太平军全歼于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市）城南70里的三河镇后，驻节于江西建昌府（治所在今南城县）的曾国藩函招陈鼐至大营相助，陈鼐因故未至。次年夏，陈鼐由京城返回江苏溧阳故里，郭嵩焘将此情况函告曾国藩，曾氏遂于9月初派专人持函前往溧阳相迎，已先于当年春进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也派了一位家丁同往。同年12月下旬，陈鼐至安徽宿松进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陈鼐十分信任，视为心腹，大事小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陈鼐一入曾幕，就扮演了高级参谋的角色。李鸿章与陈鼐同年同入曾国藩幕府，相处日久，相知益深。
陈鼐长年在外给人做幕客，而其妻儿家小都在他的家乡江苏溧阳。
1860年夏，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前占领了溧阳，陈鼐的家小逃往长江以北，漂泊于里下河一带，幸亏其长子陈琦朴实耐劳，为一家人的衣食辛勤奔走。李鸿章由安庆率部东下时，陈鼐曾托他就近代为照应家室。李鸿章到上海后，也不时派人送银两接济其家用，后见陈琦“廉朴能治事”，又特意委派他办理宝山厘卡事务。不料1863年春陈琦忽然感染时疫，“一霎而亡”。陈鼐全家十余口流落于苏北的宝应，妻病子幼，无人照料。李鸿章闻讯后，当下一面专门派人送去100两白银以济燃眉之急，一面致函敦促陈鼐“即日东下”以便安顿其家小。陈鼐接信后，很快在半个月之内赶到了上海，于1863年8月初旬进入了李鸿章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