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道德中的其他美德是同其他的伦理体系或其他民族的体系中所拥有的美德相通的，但这个美德——对上级的服从和忠诚——则是它独有的特点，我知道，个人的忠诚是存在于各种群体和境遇中的人们之间的道德纽带——一个小偷集团也要对他们的首领忠诚。然而，只是在武士的荣誉准则中，忠诚才被认为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黑格尔曾经批判封建大臣的忠诚，说它是对个人的义务而不是对国家的义务，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原则之上的，但是，他的伟大的同胞俾斯麦却夸耀个人的忠诚是德国人的美德。俾斯麦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夸耀它，然而他所夸奖的忠诚不是他的祖国所独有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专有物，而是由于骑士制度这个特别的果实在封建制度保留时间最长，在国民中间延续时间也最长的缘故。在美国，据认为“每个人都跟别人一样好”，并如爱尔兰人附加的评语所说，“而且更胜他人”，或许会认为我们这种对君主所感受到的崇高的忠义观念，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是好的”，但是我们受到那样过火的鼓励却是不应该的。很久以前孟德斯鸠就责难过，在比利牛斯山脉这一面是正确的事，在另一面却是错误的。而最近的德雷弗斯案件证明了他的话的正确性，而且法兰西的正义得不到支持的边界不只是一条比利牛斯山脉而已。同样，我们所抱有的忠义在其他国家也许找不到几个赞同者，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观念错了，而是它恐怕已经被忘记了，要不就是我国把它发展到别国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了。格里菲斯说，在中国，儒教把孝顺父母作为人们的首要义务，而在日本却是忠诚占据了首位，这种论述完全正确。在此，我甘冒触怒善良读者的危险，来叙述一个如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在故事中有一席之地”的，“与末路的君主共患难”的人。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菅原道真的，他被人妒忌和诬陷，被从京城流放出去，但他的冷酷的敌人并不满足，还在谋划着要把他全家赶尽杀绝。他们细细搜查他那未成年的幼子，结果查明菅原道真的旧臣源藏把他密藏一个寺院私塾中。当下令让源藏限期交出幼年犯人的首级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替身。他照着寺院学生的名册，仔细查看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的每个学生，但在这些出身农村的孩子中找不出一个与幼主稍微相像的。不过，他只是暂时的绝望。看，一个气度超群的母亲领着一个与幼主年纪相仿的孩子进来了。

母亲和少年自己都知道，幼主和他非常相像。在家中的密室里，两个人献身于祭坛，少年献出的是他的生命——母亲献出的是她的心。但表面上不露声色。源藏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却暗暗地下定决心。

现在找到了替身！——余下的故事我简单地说说。——在限定的那天，负责验收首级的官员来了。掉包的首级会被他识破吗？可怜的源藏提心吊胆地握着刀，准备在计谋被识破的时候，给那个官员或自己一刀。这个官员把放在他面前的可怜的首级拿过来，平静地仔细检查每一个特征之后用深思熟虑的、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是真的”。——当天晚上，我们曾在寺院私塾里见到的那位母亲在冷清的家里等待着。她知道她儿子的命运。她热切地注视着房门的打开，但这却不是等待儿子的归来。她的公公长时期承蒙菅原道真的恩惠，道真流放到远方之后，她的丈夫却不得不去侍奉全家恩人的敌人。他本人不得不忠诚于冷酷的主人，但他的儿子却可以为祖父的恩人效忠了。因为他对菅原道真家族的人非常了解，于是他被委以检验幼主首级的任务。现在，完成了那天的——当然，也是一生的——艰难任务之后，他回到家，还没有跨进门槛，就对妻子招呼：“老婆，高兴吧，可爱的儿子已经为主尽忠了！”

我可以听到读者这么喊：“好残酷的故事！”“父母竟然从容地商量着用自己无辜的儿子的命去救另外一个人的命！”可是，这个孩子是自觉并自愿地去牺牲的。这是一个替死的故事——是与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一样的著名，而且也不是让人更加厌恶。在这两个故事里，他们都是对义务的召唤地服从，不管是由可见或不可见的天使发出，还是被耳朵或内心听见——但是，我可不是在说教。

西方的个人主义承认父子、夫妻之间利益分明。因而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义务就必然显著地减少。但是，武士道却把家族的利益和与成员的利益紧密的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武士道把这个利益同自然的、本能的、不可抗拒的爱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凭自然的爱（连动物也具有的）为所爱的人去死，这算什么呢？“即使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又能得到什么？酒馆老板不也一样那么做吗？”

赖山阳在他的伟大的《日本历史》中，用动人的词句叙述了平重盛关于父亲的背叛行为所作的内心斗争。“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可怜的平重盛！我们看到，其后他就全心地向上苍祈死，恳求从这个纯洁与正义不能两全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有许多类似平重盛的人在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中心被撕裂。的确，不论是在莎士比亚那里，还是在《旧约》里，都找不到一个相当于我们所表现的对父母的“孝”的概念的贴切的译词。尽管如此，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武士道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忠诚。妇女也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而牺牲一切。武士的妻女，并不逊于寡妇温德姆和她那著名的伴侣，她们随时准备着为了忠诚而毅然献出她们的儿子。

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几位社会学家一样，武士道也认为国家存在于个人之前，个人在国家中诞生并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法定执政者去生和死。看过《克利同》的读者，大概会记得苏格拉底对他的逃亡问题与城邦法律所做的辩论吧。其中，他以它们（法律或国家）的身份说，“你本是为我所生、所养、所育，你敢说包括和你的父亲在内都不曾是我们后代的仆人吗？”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因为同样的话很久以前就挂在武士道的嘴上了，差别只在于，在我国法律和国家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忠诚就是这个政治原理的伦理产物。

对于斯宾塞先生认为政治服从——忠诚——仅仅具有过渡性的职能的说法，我并非一无所知。也许是这样吧。当日之德当日足。我们将安心地重复它。尤其是我们相信所谓的当日还有很长的时间，何况我们的国歌所唱的，“直到很小的石块长成遍布苔藓的大岩石”。

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想起，就算在英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中，正如鲍特密先生最近所说的那样：“个人对个人及其后代的忠诚之情，是他们的日耳曼祖先对其首领的感情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的，这成为他们对君主家族和血统的忠诚，并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王室的异常尊重上。”

斯宾塞先生预言说，政治服从将会对良知和忠诚让位。假设他的推理会实现——忠诚以及随之而来的尊敬的本能会永远消失吗？我们把我们的忠诚从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而且对哪个主人都毫无不忠之处。从掌握着世俗权力的统治者的臣民，成为居于我们心灵圣地的王的仆人。几年前，一些陷入歧途的斯宾塞的弟子挑起了一场极为愚蠢的争论，曾在日本的知识界引起恐慌。由于他们满怀热忱地拥护对皇室的不可分割的忠诚，便谴责基督徒发誓忠于上帝有叛国倾向。他们没有智者的机智，却摆出诡辩论的架式，缺乏学院派的缜密，却摆出烦琐的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侍奉二主而不亲此疏彼”，“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他们不知道。苏格拉底难道不是一直忠诚于神并且毫不退让，同时以同样的忠诚和平静来服从世俗的主人即国家的命令吗？生则遵从其良心，死则服务其国家。国家强大到居然要求其人民真心服从的时候，那才是可怕的！

武士道并不要求我们的良心成为任何君主的奴隶。托马斯·莫布雷是我们真正的代表，他说：

令人敬畏的君主，我跪倒在您的脚下。

我身体任你使用，却别将我耻辱践踏。

我有对你的义务，即使死去也不害怕。

我的英名要永远，在墓碑上活着安家。

如果阴暗地丢脸，你就无权去使用它。

对于那些为了主君的反复无常的意志，或者胡思乱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武士道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像这样的人，被鄙视为“佞臣”，即以阴险的阿谀奉承来讨好的奸佞之徒，或“宠臣”，即以卑躬屈膝的顺从来讨取君主宠爱的宠臣。这两种大臣，和伊阿古所说的完全相符——其中一种是“脖子上套着绳索，像主人的驴子一样，卑躬屈膝，甘心低三下四为主人消磨一生的人”，另一种是“表面上装的忠心耿耿，而内心深处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当臣子和君主意见出现分歧时，他所采取的忠义之道，就要像肯特对李尔王那样，用尽各种手段来改正君主的错误。如果未被接受，就任凭主君处置。这时，武士通常会采取用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进谏的忠诚，以此作为对主君的理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

把生命看作是服务主人的手段，而其理想则在名誉中。因此，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就是照着这个基础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