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感，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因此，武士生来就重视随其身份而来的义务和特权，并视为其最重要的特征。尽管今天作为honour的译名而普遍使用的“荣誉”一词当初并未得到自由运用，但这个观念是用“名”（na）、“脸面”（menmoku）、“名声”（guaibun）等词语来表达的。这令我们分别想到了出自《圣经》的“名”（name）、源自希腊语的“人格”（persona1ity）以及“名声”（fame）。好名声——人的名誉，“人本身的不朽的部分，没有它人就是野兽”——任何对它的清白的侵犯必然都会感到耻辱。耻辱感是青少年教育中应该最早培养的美德之一。“会被人耻笑的”，“丢脸”，“不知羞耻吗？”等等，这是敦促犯了错误的青少年改正错误而做的最后的诉说。激起他们的荣誉感，如同他在娘胎里已培养了荣誉感一样，触及到他心中的最敏感之处。因为荣誉是同强烈的家族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确在出生以前就受到了熏陶。巴尔扎克说，“如果家庭不和睦，社会就失去了那种孟德斯鸠称之为‘荣誉’的基本力量。”的确，依我看，羞耻感是民族道德意识的最初征兆。我认为，由于尝了“禁果”而落到人类头上的最初而且最重的惩罚，既不是分娩的痛苦，也不是披荆斩棘，而是羞耻感的觉醒。当最初的母亲（指夏娃）胸脯起伏地喘息着，手指颤抖着，用粗糙的针来缝那沮丧的丈夫摘给她的几片无花果树叶时，人类历史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了。这个因不服从而来的最初之果，以任何其他事物都望尘莫及的执拗性顽固地缠着我们不放。即使汇集人类所有巧夺天工的裁缝技术，也还没有成功缝制一条足以有效地遮蔽我们的羞耻感的围裙。一位武士，在他少年时代哪怕只是受到一点点屈辱也不会表示妥协，他说，“丢脸就像树疤，它不会随时间而消失，反会越来越大”，这没有错。

卡莱尔说，“羞耻是一切美德、良好举止以及高尚道德的土壤，”而早在他之前几百年，孟子就以几乎同样的句子说过了。

虽然我国的文学中没有像莎士比亚借诺福克之口道出的那种雄辩，但是，尽管如此，也是非常害怕受辱的，它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于每个武士头上，甚至时常带着病态的性质。在武士道的法则中，一些以荣誉之名而做的事完全无需辩护。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甚至只是想象中的侮辱，脾气暴躁的自大狂就会怒而拔刀相向，挑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斗，断送很多无辜者的生命。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个市民好心地提醒一个武士有个跳蚤在他背上跳，就立刻被砍成两半。他的理由简单而不可思议，因为跳蚤是寄生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看作畜生，是不可饶恕的侮辱——不过，这样的故事实在太荒谬了，令我无法相信。但是，这样的故事得以流传意味着三种可能。这就是：（1）为了震慑老百姓而编造的；（2）有时确实侮辱了武士的身份；（3）武士中发展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耻辱感。拿一个不正常的例子来谴责武士道，显然有失公允，这就等于要从宗教的狂热和妄信的结果即宗教审判和伪善中来评判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一样。但是，正像宗教的偏执狂比起醉汉的狂态来，毕竟还有些动人的高贵之处一样，在武士对他们的荣誉的极端敏感中，难道看不到那隐藏的真正属于美德的东西吗？

脆弱的荣誉准则隐含的病态的过激行为，却依靠宽恕和忍耐的教导而极大地化解了。受到很小的刺激就发怒，会被嘲笑为“暴躁”。谚语说：“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在伟大的德川家康遗留下的家训中有如下的话：“人生如负重远行。勿急……勿责人……常省自身之不足……忍耐为长久之本。”他的一生证实了他所说的话。某个文学天才假借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人物之口说出了颇具个性的警句。织田信长说：“不鸣叫就杀了你，夜莺”；丰臣秀吉说：“不鸣叫，就逼你鸣叫”；而德川家康却说：“不鸣叫就等到你鸣叫。”

孟子也极为推崇忍耐和坚忍。他在某处写了大意如此的话：“虽然你**来侮辱我，能把我怎么样，你的暴行伤害不到我的灵魂。”还有，在另一处他还说过，因小事而愤怒，不是一个高尚的人该做的，为伟大的事业而愤怒，才是真正的愤怒。

武士道信仰者的这种不武力、不抵抗的谦和能达到何种高度呢？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略窥一二。例如，小河立所说：“对人之诬不逆之，唯思己之不信。”还有，熊泽说：“人咎不咎，人怒不怒，怒与欲俱泯，其心常乐。”还可以引用一个连“羞耻耻于停留”在他那高贵额头上的西乡南洲的例子，他说：“道乃天地之道，人行斯道，唯在敬天。天以平等爱我及人，我亦以爱己之爱爱人。以天而不以人为伴，竭力以天为伴。不责他人，而查心之精诚。”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了基督教的教诲，同时也向我们表明，在道德实践方面，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是多么地接近。上面这些话不止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体现在行为之中了。

必须承认，能够达到宽大、忍耐、饶恕这样崇高的高度的人少之又少。颇为遗憾的是，关于是什么构成了荣誉，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而概括的说明，只有少数有悟性的人认识到名誉“不由境遇而生”，而在于各人克尽其职。年轻人在平静时所学的孟子的话，到热情行动时却很容易就忘掉了。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所贵者，赵孟能贱之。”正如在之后要说到的那样，一般说来，对于侮辱马上就发怒并且拼命报复。反之，荣誉——往往不过是虚荣或世俗的赞赏——则被珍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唯有荣誉，而不是财富或知识，才是年轻人奋斗的目标。许多少年走出家门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除非功成名就，否则绝不回家。而许多望子成龙的母亲，除非她们的儿子衣锦还乡，否则就拒绝相见。为了免受耻辱或为了成名，少年武士承受千辛万苦，忍受身心双重的严酷考验。他们知道，少年时所取得的荣誉将随着年龄而增加。当发动围攻大阪的冬季战役时，德川家康的一个小儿子尽管强烈地要求加入先锋队，却最终被安置在后卫位置。在城池陷落时他大失所望地痛哭。一位老臣竭尽脑汁试图安慰他，对他说：“阁下，请节哀。虽然此次您没有攻陷敌阵，但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扬名立万。”这个少年对老臣怒目而视地说：“你这话真他妈蠢！我的十四岁还会再有吗？”如果能得到名誉和声望，生命也会显得毫无价值。因此，只要某项事业被认为比生命更珍贵，人们就会极其从容而迅速地放弃生命。

在所有值得付出宝贵生命的高贵事业中，就数忠义最高尚。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组成一个对称的拱门的拱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