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于1924年11月22日进入北京，没有带领军队。张作霖随后于23日进京，只带了一个随身保镖。24日，段祺瑞开始担任“执政”一职。由于议会已不复存在，没有举行总统选举的宪法方案，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头衔，而继续使用“总统”这一职务。执政意味着临时、暂时的执掌政权，所以段祺瑞担任的是政府临时首脑的职位。

第二天，中外报纸刊登了以下公告：“昨日，段祺瑞元帅就任临时执政之职。上任后，他首先取消了对清朝皇帝引起公愤的限制，并通知帝师庄士敦先生可以去见皇帝了。”

随后他又发表了另一项声明，大意是：“奉段祺瑞元帅命令，冯玉祥的手下昨天从醇亲王王府撤走了，换上了市警察司令部派来的护卫队。”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让民众更为感到奇怪的事。张作霖抵达北京后，拒绝会见任何满族皇室成员。但他说“他对皇帝外国老师的作品很感兴趣”，很可能会见他。

所有这些公开发表的声明都是真实的。我接到执政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我可以去见皇帝了。几乎与此同时，皇上派人给我送来喜讯，说冯玉祥的士兵果然从北府消失了，要我立刻去见他。

我开车去了北府，立刻得到了召见。皇帝正在院子里等我。他抓住我的手，激动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密室，进行了一次长谈，细节如何在此不必赘述。我们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元帅派人给我送来一封私人信件，请我天一黑就去见他。我回口信说必定前往。天黑前我一直和皇帝在一起，在我离开前，他给了我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和一枚镶钻黄玉戒指，让我把它们交给张作霖。

到了六点钟，天要黑了，我便驱车前往城西的元帅司令部。我唯一的同伴是醇亲王的管家张文治。他是元帅的老朋友，虽与元帅同姓，但不是亲戚关系。到达后，我们穿过由全副武装的保镖把守的层层庭院，才见到元帅。张作霖友好且不拘礼节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中式裤褂），在场的还有他的副官们，简单嘘寒问暖了一阵后，他请我们到了一间很小的私人书房。在随后的一小时谈话中，门一直关着，甚至连平常侍奉茶水的下人也没有进来过。

我把皇帝的礼物交给了元帅。他拿起照片，若有所思地端详了很久，然后又看了一眼戒指，便还给了我。然后，他详细地解释说，冯玉祥及其同僚对皇帝采取的行动太过无耻。他希望能帮助皇帝，以消除已经犯下的罪恶。但他表示不可采取任何会在共和圈里引起怀疑的行动，叫人觉得他志在恢复帝制，而这一点很重要。接着，他描述了一项计划，借此皇帝可以被认为是凭借满族人的支持而恢复特权，而不带任何其他色彩。这项计划恕我不能详述。大可以指出，他希望蒙古人、满族人以及那些出于忠诚或出于民族荣誉感而认为不应单方面取消或修改优待条款的中国人打响第一枪。为了使他的计划奏效，某些资料最好能转达给外交机构。原来，他和我讨论这件事，主要目的是要我把资料送给友好的国家公使们。

我同意照他所说的去做，于是他让我过几天再去拜访他一次，并把我在使馆区的活动结果告知他。

会面结束后，张文治回去向皇帝和醇亲王汇报。我则回家准备了一份采访备忘录，以供外国外交官参考。我准备了三份，当天晚上便亲自交给了三个曾在11月5日为了皇帝而迅速行动的人，他们分别是英国、日本和荷兰的公使。荷兰公使是外交机构的元老，地位很高。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可以把我的备忘录交给其他外交同僚传阅。至于他有没有这样做，我就不得而知了。而在我的备忘录交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不宜随便讨论。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一切进展顺利。我每天都去拜访皇帝，他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忍受着危险和焦虑，表现得勇敢而高贵。他自然厌恶那帮人对待他的态度和侮辱，却始终极为乐观，因为他相信冯玉祥、王正延及其同盟者在宣称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发言人的时候，并没有说真话。而且当他从我这里了解到外国媒体一致对他们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时，他表示很欣慰和满足。

但接下来的两三天，天空又开始乌云密布。奇怪的谣言四起，都说很快可能发生另一场政变。冯玉祥从天津回来后一直很窝火，他之前说过要辞官，退隐到西山的一座寺院，在那里他只会见最亲密的伙伴，但没人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全世界都知道他颜面尽失。他的武装警卫被迫撤离北府，就是证据之一。众所周知，张作霖虽然把内战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这位“基督将军”对吴佩孚的背叛，但他却恨他，看不起他。事实上，他们二人间的“联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两个“盟友”早晚会开战。

没有人比冯玉祥更清楚现状，他一直宣称自己是个和平爱好者。因此，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怎么办呢？可行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异常简单。冯的军队仍控制着北京地区，而张作霖只带了一个保镖。冯只需包围并解除这位保镖的武装，再邀请张元帅去他的司令部参加茶话会，让张元帅在内庭散步之际遇上点小意外，那张元帅不就永远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吗？

传言说“基督将军”正在谋划大事件，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当然，皇帝的一些朋友信以为真了。凭经验而论，我知道这些人接触到的信息源比外国公使馆获得的要可靠得多。当我在使馆区提到一些听到的谣言时，我总被认为是个散布谣言的人。当我告诉我的英国朋友，张大帅随时可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要么是发生了神秘的“意外”，要么就是乘火车或汽车匆忙逃往天津。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政坛很平静，元帅已经接受了英国公使馆的邀请，会在十天内赴宴，这证明了张暂时无意离开北京。

张作霖有许多非凡的品质，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其中一个便是他对自己有无限的信心。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能从一个土匪成为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而这一地区的面积有法国和德国加起来那么大。他的另一个性格是面对危险总是嗤之以鼻，轻视对手。他对吴佩孚的傲慢蔑视，差点使他的辉煌事业陷入灾难性的境地。好几天来，他拒绝认真关注有关冯玉祥的种种阴谋诡计和可能带来的致命风险。这并不是表明他相信冯会遵守约定，相反，正如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认为冯敢于背叛任何人。但即便真凭实据摆在眼前，他也无法相信冯会揭竿反对他，毕竟他是东北的战神军阀。

皇帝的朋友们不认同元帅的乐观态度，我发现他们越来越担心眼前的光景。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既然皇帝已不再是囚徒，他是否应该抓住这个随时可能失去的机会，离开他父亲的住所，到使馆区避难。然而，每一次讨论都以各位王公、帝师和内务府大臣的一致反对而告终。他们认为，就段祺瑞和张作霖为皇帝所做的一切，他去使馆区避难的举动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为他这一去，便暗示他觉得他们的政权并不稳定，也不相信他们心怀善意。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9日，我到达北府时郑孝胥还没到，陈宝琛正焦急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根据得到的最新消息，冯玉祥正在城内加强兵力，还突然把一些高级军官召集起来到他所在的西山寺院开会。他随时可能把被段祺瑞和张作霖赶走的武装警卫再派到北府来，要是这样，皇帝逃跑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即便现在离开，可能也为时已晚，因为冯玉祥在城里的每个角落都安插了军队。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能再拖延了，必须立即行动。他建议先把我们的计划告诉醇亲王。我坚决反对，担心王爷会认为皇帝一旦逃跑，他自己也会受影响，从而拖累计划。陈宝琛承认我的分析，做出了让步。

然后，我们来到皇帝的房间，告诉他时局很危险，已经决定让他马上去公使馆，接受某个外国公使的保护。他立即回答说，他把命运交到了我们手中，愿意做我们认为对他最有利的事情。我强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那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北府的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皇后和他的父亲。皇后稍后也会跟过去，但如果她现在和我们一起走，肯定会引起注意，使计划受阻。皇帝赞同我们的建议。

为避免外人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皇帝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带任何东西，只是递给我一包珠宝，我把它们塞进了我皮大衣的内层。我们做好准备，走到前院时，才命令给皇帝备车。所幸，他的车并没有特殊之处。就在皇帝上车的时候，醇亲王的管家张文治突然从房里出来，问我们到哪里去。陈宝琛回答说，我们要去兜风。张文治似乎很惊讶，也很怀疑，问是否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没人反对他的提议。皇帝坐好了，请我坐在旁边，给司机指路。幸运的是，这司机是皇帝最忠实的仆人。另一个仆人是个年轻的满族男孩，他听吩咐上了车，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陈宝琛把自己的马车打发回家，告诉车夫我们要到苏州胡同去。然后他坐进了我的车里，张文治也上了我的车。

大门打开，两辆车穿过大门开上了公路。大门口站着一队警察，他们是否会干涉我们，还有待观察。显然，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指示，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上了皇帝车的踏板，陪着我们上路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绕开所有主街，以免碰到冯玉祥的士兵，更明智的做法是避开连接后门、景山和紫禁城的主干道。出北府院子前，我就已经告诉司机，我们打算去苏州胡同视察内务府打算租赁的那幢房子，所以车子要从东城区开过去。我们出发的时候郑孝胥还没到，于是陈宝琛给他送去一封密信，说我们要把皇上带到公馆去，把他暂时安置在那边的德国医院里。

我们走的路线曲曲折折。为了避开冯玉祥部队的两个小分队，我让司机改了两次方向。本来应该只有三英里多的车程，却绕了将近五英里。但我们还算幸运，行程也很顺利。天气对我们有利，风很大，空气中满是灰尘。哈德门大街东临苏州胡同，西接使馆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我突然告诉司机不要即刻就去苏州胡同，先右转，一直开到一家由一个叫哈通的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去，皇帝陛下想看看我曾给他提过的几张照片。

“我知道那家店，就在使馆区。”司机说。我回答道：“可能吧，直走，到了跟前再停车。”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没说什么，我不禁大为欣慰。

又过了两分钟，我们从东入口驶进使馆区，停在了照相馆前。我们下车走了进去，在店里转了转，买了几张照片。这期间我犯了一个小错误，所幸没有引起严重后果。出于习惯，我称呼皇帝为皇上。把店里的中国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个还跑到了街上。当我们离开时，一群中国人在等我们，但他们只是好奇地看着，一言不发，也没有做出任何伤害我们的动作。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前皇帝。

我自己的车一直跟在后面。看到我德高望重的同事陈宝琛带着平静而满足的表情，他的同伴却是一脸困惑，我觉得有些好笑。“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他兴奋地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去苏州胡同？”

我没有理会张文治，而是把头转向皇帝。“棣柏医生的诊疗室离这不远，咱们去看看他吧。”在此解释一下，棣柏医生是德国人，很有名气，在头一两年他经常被召到紫禁城诊病。他的诊疗室在公使馆里的德国医院，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只有一分钟的车程。

我们回到车上，开车去德国医院。到达后我把名片递了进去，要求尽快面诊。棣柏医生走出房间，认出了皇帝。我请他马上把我们带到一间单间去，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他带我们上楼，去了一间空病房。

我简要地介绍了发生的事以及我们的计划：“我现在还要去采访外交总长，就把皇帝交给你了，请务必保护他的安全。”

我把皇帝交给我的那包珠宝取出，交给了皇帝，然后便离开了，留下了他和陈宝琛。张文治没有陪我们上楼，他吓得说不出话来，或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是二者兼有。他一个人匆匆离开了，跑回去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悉数报告给了同样惊惶失措的醇亲王。

我最先去了日本公使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外国公使中日本是最有能力的，他们不仅愿意接待皇帝，还愿意给予他有效的保护。

这时大约一点了。日本公使不在，去外面吃午饭了。于是，我又去了荷兰公使馆，但荷兰公使也不在。最后，我只得去英国公使馆。罗纳德·麻克类爵士没有出门。我简要地描述了事情的原委。我知道，英国公使馆强烈反对英国公民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于是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己在皇帝逃跑事件中的作用，只说是奉命和他一起乘车去了使馆区。

接着，我承认已经去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认为如果芳泽先生同意保护皇帝，那他就会得到最好的保护。公使认同我的观点，而且考虑得很周到，他补充说，如果事情按照计划进行，他希望我以客人的身份住在英国公使馆，以便离皇帝近一些。英国公使馆差不多就在日本公使馆对面。

我再次回到日本公使馆，但公使还没有回来，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他听了我的来意，当我请求日本公使馆接待皇帝时，他没有立即答应。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了一番，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我。他愿意接待皇帝，但需要时间为他安排合适的住处，因此让我回德国医院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芳泽先生及其妻子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住所”，是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寓，这可是公使馆内最好的房间。

我高兴地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一个叫佟济熙的内务府成员刚到。他是内务府中少数几个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跟随皇帝到使馆区的人。他问我皇上在哪里，我就带他上楼，半路遇到了一位德国男护士，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去找皇帝。”他回答说：“什么皇帝，皇帝不在这里？”我说：“胡说，我亲自带他来这里的。”

他看着我，似乎有点放心了。“皇帝是来过这儿，”他说，“但他已经走了。”

佟济熙和我茫然地望着他，我问道：“那他去了哪里？”

他即刻回答：“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已经安排好让他去日本使馆了。”我困惑不解。

“没错，他确实去那里了！”诚实的男护士还是说出来了。

听到这话我安心不少，却还是有些糊涂。“棣柏医生在哪里？”

“他已经回家了。”护士说，“他还告诉我，如果有陌生人来找皇帝，我就说皇帝不在这里。”

我向这位男护士致谢后便下了楼，和佟济熙匆匆赶回日本公使馆。我们见到了皇帝，但不是在公使的办公室，而是在日本公使卫队司令官竹本大佐的住处。郑孝胥和陈宝琛也陪在皇帝身边，却不见公使的身影。

很快，谜团便解开了。看来，那天早晨郑孝胥去北府的时候，碰见了陈宝琛的马车正往回走。车夫告诉他，他的主人、皇帝和我一起坐着两辆汽车去了苏州胡同。郑孝胥立刻坐着自己的马车赶到那里，却没有找到我们。他随即去了德国医院，见皇帝安然无恙，便松了一口气。

然而，郑孝胥仍然感到极其不安，因为皇帝本应尽快被安排到使馆区避难。竹本大佐已经对皇帝不幸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且很想施以援手，而郑孝胥本人和竹本的私交很好，他建议皇帝接受竹本的帮助，作为权宜之计，皇帝同意了。郑孝胥初次造访日本司令官住处的时候，我正在公使的私人图书馆。司令官同意收留皇帝。这给郑孝胥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为他会立即把此事报告给日本公使，但是他没有那样做。

当时，郑孝胥返回了医院，把皇帝带上自己的四轮马车，前往日本使馆。不经意间，抑或不知道使馆的确切位置，车夫驱车沿着长安街行驶。也就是说，在距离使馆区几十码开外的路上行驶。幸运的是，当时是尘暴天，有风沙，这对我们有利，风沙掩盖了马车的行踪，不会有公众注意到车上的我们。几分钟后，马车再次沿着一条小溪从南面拐入了使馆区。小溪将英国使馆和意大利、日本使馆分开。他们到达的时候，日本司令官正在使馆门口等着。他们到达后不久，我也赶了过来。之后，司令官才和公使沟通。我抵达使馆后，公使芳泽先生打开门，迎接了这位贵宾。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定会是这里的常客。

一小时之内，皇帝就在公使分配给他的房间里休息了。傍晚时分，在一间同样舒适的会客室，皇帝接见了他的父亲、一些贵族和内务府官员。他父亲紧张且兴奋，贵族们困惑，内务府官员则喋喋不休，责备、祝贺声交织在一起。醇亲王恳切地要求皇帝回北府，但皇帝礼貌地拒绝了。

皇帝逃亡的消息在北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仅次于他被赶出紫禁城。各家报纸众说不一，不过，由于信息的来源并不准确，因此描述的内容也大都是失准的谣言。当然，尽管日本公使在12月2日接受了多家北京报纸的采访，并直截了当地描述了如何接纳皇帝的经过。不过，他还是饱受指责。报纸把我也当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对我极尽辱骂之能事。最具侮辱性的报纸是《京报》和《晨报》。这两份报纸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京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晨报》则被看作是学生运动的机构。

两名警卫站在皇帝乘坐的马车两侧脚踏板上，随我们进入了使馆区。由于他们未能在中国管辖范围内阻止皇帝出走，怕担负责任，因此不敢复职。他们请求获许留在使馆区。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临时担任自己的随从。实际上，他们没有收到阻止皇帝离开北府的命令。让他们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这是人之常情。他们害怕冯玉祥重新控制北平，自己会遭到惩罚，这种恐惧是合理的。就在皇帝出走的第二天，当皇后试图和皇帝汇合时，她乘坐的马车被拦在了北府外门，有人委婉地告诉她，她必须待在原地。

皇帝收到了皇后写的一张抱怨的小纸条。皇帝给我看了，内容是哀求皇帝想方设法救她。芳泽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他的一位外交秘书把皇后从北府接来。不久，秘书从北府打电话告知一切安排顺利，但是急于离开的皇后未获批准。

芳泽先生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命人备车，造访行政长官段祺瑞。芳泽先生委婉但坚决要求要求段祺瑞下令，使皇后在北府的行动不受限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芳泽先生的秘书就带着皇后得意洋洋地返回了使馆。

11月30日晚，我决定再次拜访张作霖。部分目的是履行我的承诺，应他的要求向他汇报我之前在使馆区采取的行动结果。部分目的则是向他传达皇帝的消息，尽可能婉转地解释皇帝在外国使馆避难的原因。

与几天前的张作霖相比，这次他的态度判若两人。我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位文质彬彬、招人喜欢的中国将领，而是一位傲慢无礼、言辞激烈的东北土匪。有多少态度是装出来的，这很难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在私密房间会见的我，而是在一个三道大门敞开的大客厅里。三个门口都站着感兴趣的听众。显然，张作霖不想对他所说的话保密。

没有任何常见的开场白，他立马就大加斥责我把皇帝带到使馆区。从他的话里推断，我估计北府已经把锅甩到了我的头上。我试图解释几句，但面对心神不定的张作霖，既要避开他个人位置这个极其微妙的话题，又要证明我自己的所作正当，这显然勉为其难了。当着别人的面，我简直无法做到。这位军阀打断了我的辩解，他质问我，只要他张作霖在北京，留在北府的皇帝会有什么伤害。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我只好谨慎地说，正是因为相信他不会长期待在北平，我们才考虑在他离开北平之前，迫切需要把皇帝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对于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张作霖只字未提，也不愿意听我的辩解。他突然中断了会话，没留下惯常的告别语，就匆匆离开了房间。

张作霖是否已经意识到，此次会谈时他自己的处境也岌岌可危，他获许会步皇帝的后尘？这很难说。如果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几天之后他或许就会意识到了。12月某个寒冷的大清晨，仆人进入我在英国使馆的房间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张作霖已于当天拂晓乘专列离开了北平。毫无疑问，首都又一次落入了冯玉祥的军事管制下。

既然这样，“基督将军”曾经针对张作霖策划的阴谋就无从实施，这并不奇怪。熟悉内情的人，可能不超过六人。考虑到这位东北的元帅逃离北平后，冯玉祥、张作霖之间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冯玉祥吃了败仗。分享冯玉祥秘密的人迫不及待地坦白一场已经流产的阴谋，这是不可能的。然而，零星信息不时地见于中国的报纸。此外，至少有位中国作家写了一本并不出名的小册子，用英文分析了当时的情形。我查阅了林志宏（音译）的《中国的政党》，书中奇怪地把冯玉祥描述为“中国的大阴谋家”。据该书叙述，它证实了我从其他的消息源搜集到的信息是可靠的。“在西山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冯玉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发动针对张作霖、皇帝和其他人的政变。可以注意到，当时冯玉祥假装隐退的居所寺院，就是西山天台寺。

第一步计划是处死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和此时被称为亨利·溥仪先生的宣统。当时，憎恨奉系军阀的李景林将军与卢永祥在直隶交战，参与了这个计划。

1924年12月初，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李景林突然离开北平，前往天津……经过一番极其详细的调查，据了解，一旦年迈的张大帅在北京被处死，李的任务是切断东北军的后路。张作霖和张学良察觉到西山阴谋，他们惊慌失措，连夜抛下段祺瑞和其他不明事态发展的同伙，逃向天津。

鉴于张作霖父子成功逃脱，中国的大阴谋家认为，如果执行剩下的计划，颇不明智，于是就此收手。当时的段祺瑞、曹锟和亨利·溥仪既是傀儡，也是囚犯，但最终他们摆脱了被刽子手砍头的命运。

此外，错误地把“亨利·溥仪”描述成“摆脱被刽子手砍头的命运”显然并非事实，因为就在阴谋被实施的时候，他就已安全抵达日本使馆。

勇敢、忠诚的保皇派已经通过文学或绘画作品纪念“皇帝的出逃”。正如我的读者所了解的，郑孝胥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目前还在世。

郑孝胥创作了一首律诗，这种诗体在8世纪的唐朝得到完善。我的英文版本远远没有充分传达出原作意念的力与美。

标题是“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标题下方是注释：“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接下来是这首诗的内容：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最后两行的意思是：尽管没有全副武装的战士保护处在危险之中的皇帝，但至少还有一位秃顶的老人保护他。“秃翁”即郑孝胥自己。像中国大多数古典诗一样，这首诗包含着诸多典故，很容易避开外行的注意。“大风”和“猛士”的引用表明诗人想到了一首著名的小诗——《大风歌》。这首诗的作者是汉朝的高祖皇帝刘邦（公元前205—前195年在位）。这位被称为共工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传说他试图用风暴和洪水毁掉世界。“秃翁”或许是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郑孝胥的这首诗后来成为他某篇日记的一部分，并得以刊印发表，以下是日记的部分内容：

壬子初三日。弢庵（陈宝琛）、叔言（罗振玉）来。昨报载：李煜灜见段祺瑞，争皇室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由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

午后，诣王府，至鼓楼，逢弢庵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及弢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

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遂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可以看出，注释大致属实。但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自己的住处接纳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内文武官员的关系，并不像英国和其他使馆相应机构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和友好。甚至竹本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命于日本公使，都颇值得怀疑。因此，他并不认为他有义务把他和郑孝胥之间的谈话向芳泽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他已准备好，并且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皇帝的东道主，他不想芳泽先生夺走他的贵宾。因此，直到皇帝到了竹本的住所，芳泽先生才知道，皇帝已经到了他的使馆管辖范围了。

我前文说过，除了文学作品，郑孝胥还用绘画作品纪念了皇帝逃亡事件。在复制的的微型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紫禁城的一小部分城墙和楼阁，在阴郁的沙尘暴中依稀可辨。暴风雨也是用绷紧的树枝展现出来，左前方古老的松树格外引人注意。在当代中国画家中，郑孝胥以画松而享有极高的声誉，这是他艺术才能的良好展现。在北平的大街上，什么也看不见，完全笼罩在混乱的沙尘中，在右上角，一条龙张牙舞爪，模糊地暗示龙在飞翔。读者应该记得，龙在中国是君主的象征。

这幅画以中国人常见的方式，装在一卷长长的丝绸上。陈宝琛和我应邀在这幅画上题了词。按照中国通常的惯例，画作要留白，好在上面签名、盖印章，以及供批评家、同行们鉴赏。我用英文写的注释，只是对已经描述过的事进行简单叙述，无须再创作。陈宝琛根据这幅画用精致婉约的书法进行了再创作。他题了汉字“风异”，然后是简短的说明，以及赋诗一首：

苏堪作图，以记甲子十一月初三日之事，宝琛系之以诗曰：

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

真龙启飞（郑孝胥所作的诗画）

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解释一下，“昌黎”是唐朝著名诗人韩愈（公元768-824年）的别号，他是郑孝胥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其文友曾说，郑孝胥的诗深受韩愈和同时期的诗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的影响。陈的这首诗意在恭维郑孝胥，暗示不仅仅是他的诗，包括他的画作，都深受韩愈影响。

这就是关于皇帝出逃至日本使馆区的真实故事。对于这一事件，歪曲的版本众多，没必要再提。然而，我要特别反驳美国作家近期的一篇举世瞩目的描述。他如是写道：

1924年10月，溥仪和他的妻子正在吃早餐。一位侍女跑了进来，哭喊着说，成群结队的粗暴中国士兵在门口高喊着“处死被废黜的皇帝和皇后”。皇帝和皇后从后门逃到了英国使馆，但哨兵拒绝放他们进去。他们跑遍了所有使馆，在关于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两人争论起来，断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两人犹豫不定地又来到了日本使馆。哨兵接纳了他们，关上使馆的大门，把追赶者挡在了门外。日本使馆的人温柔且善良。逃难的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又脏又破，公使夫人从她丈夫和自己的衣柜里拿出衣服，坚决要求给皇帝和皇后换上。

尽管这些陈述是错误的，像作者断言英国使馆哨兵拒绝让逃难的皇帝和皇后进入，虽然这严重辱没了英国的荣誉和好客，但我们也不必过于在意。文中也描述到“关于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两人争论起来，断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这些都是作者的主观猜测，我都懒得去反驳。事实上，对于没有什么政治同情心、逃亡中的中国人，英国和美国使馆都曾不止一次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庇护和盛情款待。对于两个逃亡的皇室贵族，美国使馆不可能关门了事，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中国成群结队的粗暴士兵”来处置。

挑剔的英国或美国读者不可能会被这种说法误导。鉴于日后日本和中国东北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国报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控告：日本使馆接纳皇帝之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早预料到，皇帝是高层政治游戏中的一枚有用的棋子。从前文可知，日本公使在我亲自告诉他之前，对于皇帝抵达使馆一无所知，只是在我的诚挚恳求下，公使才同意给予皇帝保护，让皇帝到日本使馆。而“日本帝国主义”和“皇帝出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