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深夜，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佣人们都很紧张。紫禁城里发生的惨事，他们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谣传，而我又很多天没有回家，他们便更加惊慌失措了。他们告诉我，警察和侦探全天严密监视着我的宅子，还把所有来拜访的中国人挡在了门外。后来我才知道，其中有位客人是我的朋友，名叫傅泾波，是来安慰我的。他一度非常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并一再提醒我随时可能坠入的险境。

如果这种危险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很可能会在政变前的几个星期显现。现在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是既成事实，曾被认为会阻碍政变的外籍帝师，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因此取消其资格的主要原因已不复存在。但很快就有证据表明，我为皇帝寻求外交干预，却招致了人们的憎恨。6日早晨，我的车被拦在了醇亲王府的大门口，我得知自己被严禁入内。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皇帝。

起初，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也被禁止出入北府。6日和7日两天，除了王爷的几位家庭成员，其他人一概不许出入北府。之后，我的中国同事可以进出，郑孝胥和绍英也获准了，但针对我的禁令却始终没有放开。我的抗议只导致了一个结果：禁令限制的人员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外国人。

政变的主谋认为，他们本想说服全世界相信他们在紫禁城采取的行动不涉及武力或恐吓，但我让他们的这一希望破灭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希望世人相信皇帝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胁迫，是自愿离开紫禁城的，并为自己获得的自由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择手段地买通中外媒体，试图通过他们向世人传达这种假象。他们不仅希望说服中外民众接受这种解释，还要对皇室及其追随者进行恐吓，让他们三缄其口。

结果，三位欧洲公使向“外交总长”王正延发出抗议和警告，致使这一精妙的计划遭到挫败。要说服中国政府相信冯玉祥的行动是出于对“紫禁城囚徒”的善意关注，或者是“囚徒”自己欢迎冯玉祥的士兵解放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相信这个版本的人是冯的一些传教士朋友，他们视冯为英雄，为维护其名声，极其不愿相信冯会违背基督教的原则。

古约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原教旨主义”观点的福音传道者和复兴主义者。据说，古约翰先生听到有人说“基督将军”变红了，他立刻回答说：“是的，他被耶稣的血染红了。”但不久之后，由于在战争中惨败，这位“基督将军”去了莫斯科朝圣。据胡适博士说，他在那里的多数时间都在用毛笔画列宁。从那时起，传教士界对这位“基督将军”的热情便消失了。

新当局者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对皇帝采取的行动寻找正当理由，声称正是冯玉祥和他的同僚及时采取行动，才把国家从保皇派的复辟行动中拯救了出来。鉴于不可能指责张作霖是这场政变的主谋，黑锅就只好由他的手下败将吴佩孚来背了。

以下是一个英国人在危机期间故意散布的臭名昭著的谎言。这篇文章发表在11月6日的《东方时报》上，也就是暴行发生的第二天。

一起复辟帝制的阴谋昨天下午在北京被挫败了，这起事件与两百年前欧洲发生的“快乐王子查理”事件一般无二。几个满族人及其追随者试图利用这个国家不稳定的局势，密谋让年轻的宣统回归，坐上名副其实的皇帝宝座。最后的细节还未曝光，比如登基仪式上要穿的服饰、优先权、授予朝臣的头衔和其他琐事…现在可以披露的是这场令人惊讶的谋划及其可能的内在原因。毫无疑问，吴佩孚如果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将自己视为皇帝的保护者，就会走上复辟的道路。某些细节非常奇怪，至今仍秘而不宣，足可以证明他有这方面的打算。

四天后，同一家报纸又刊登了以下信息。

内战前，是否有位高级特者被派往洛阳就复辟一事试探吴佩孚，满族人已经不再争辩了。人们认为吴佩孚的回复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向前皇帝宣统报告说，他肯定赞成这个想法，一切都要看事态的发展……这个城市是满洲人的天下，所以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是谨慎的人不能忽视的。基于这些考虑，自11月1日起，他们小心行事，逐步包围了紫禁城，还用沙袋封堵了大门。这之后，清宫和传国玉玺的交接方才进行。

所有这些论断中，只有一个真相，任何一个有见地的中国人都不会忽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有很多人士，欣然接受这种自称为民国的疯狂的政治结构的崩溃，他们欢迎重建一个中国人民可以真正理解的唯一的政府制度。虽然人们会注意到，面对张作霖，《东方时报》谨慎地保持低调。而此前，他对帝制的同情一直是公众议论的话题，远比议论他的对手要多得多。不过，吴佩孚和张作霖在本质上都算不上共和主义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要说皇帝个人参与了任何帝制复辟的阴谋，那都是一派胡言。拥护帝制的人向来小心谨慎，避免让他卷入阴谋。至于内务府，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参与任何可能损害其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

11月11日，《华北正报》发表社论，表达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共同观点。《东方时报》曾报道过帝制复辟阴谋的报道，“众所周知，这纯粹是一场骗局”。同样，11月17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写道：

所谓的帝制复辟阴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更不用说皇帝还牵涉其中。所谓的复辟阴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其肆无忌惮的暴行进行辩护。王正延先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来撕毁退位条约。现在很明显，对皇帝进行事实监禁，是为了防止他公开否认那些暂时掌握首都大权的无耻之徒强加给他的协议。

这段话里提到了“退位协议”，并不是由于作者粗心大意误解了“优待条件”的性质。下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摘自同一篇文章：

王先生对于把“退位协议”视为条约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段祺瑞元帅发过声明，如果皇帝接受他的条件，人民军队就“承诺”将这些条件交由海牙法庭进行登记。虽然段祺瑞给皇帝上的请愿书是促成皇帝退位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就要问一句，将不属于条约性质的协定在海牙法庭登记是否符合惯例？除了表明共和政府方面有意把“退位协议”上升到条约地位之外，有没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一承诺？退位条件本身就表明，双方的意图是要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只有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修改，而不是像眼前这样，由在北京暂时掌权的少数布尔什维克暴发户单方面修改。

我曾尝试证明两点：第一，起草“优待条件”的人根本不是以皇帝的福祉为宗；第二，袁世凯签署这些条款，不仅欺骗了皇室，也戏弄了共和派，但毫无疑问，我们是否认为这些条款的效力等同于一项条约，但在没有另一方的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共和党和皇室都无权取消或修改这些条款。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方法得当，皇帝会欣然同意他们的修正案。但他们使用野蛮的暴力行径，凭借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总统带领的非法内阁炮制授权，单方面取消这一条件，根本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据我所知，构成11月5日法案唯一权威的实际授权，从未以英文或中文公开过。作为一件历史珍品，它是值得保存的，而内务府总管交给我了一份副本。

这份授权表示命令是由曹锟总统下达的。他当时被软禁在自己的住所，抓捕他的人威胁他发布了他们认为合适的所有命令。命令指出，鹿钟麟和张璧“被派去谈判‘优待条件’的修订方案”，但没有说明修改的具体内容。根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份体现“修订”条款的文件是由“内阁”准备并送进紫禁城的。内务府只是被告知，这份文件要替代1912年签署的“优待条件”。

这项指令声称得到以下“内阁”成员的支持：

总 理 黄 郛

陆军总长 李书城

司法总长 张耀曾

财务总长 王正延

外交总长 王正延

内务总长 （空缺）

海军总长 （空缺）

教育总长 黄 郛

农商总长 （空缺）

交通总长 黄 郛

这份文件很有意思，其中两位部长身兼多个职务，而其余的三个职务居然无人担任。

清王朝及其朋友否认这一文书的合法性，并认为迄今为止，“优待条件”从未在法律和宪法层面上被废除，这难道很奇怪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哪怕皇帝之前还有意愿放弃他的空头衔，却也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1924年11月5日大总统令及其内阁名单

皇帝的朋友们相信，冯玉祥对皇帝本人怀有阴险的图谋，而他又故意在北京煽动对皇帝的敌视，他们便更加坚定这种看法。我们已经看到，敌视皇帝的态度在小部分民众中确已存在，特别是一些学生敌意更深。但北京民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对皇族怀有敌意。冯试图挑起这样的敌意，但并没有奏效。他很快发现，自己非但没有被尊为民族英雄，反而成了中国最不受信任、最遭人憎恨的人。报刊强烈谴责他对吴佩孚的背叛，这种谴责还被印在了小册子和传单上。本来，他彻底消灭了那个自称国会的卑劣机构（人民嘲笑议员是猪崽），人民无疑已经准备好为其欢呼鼓掌，但他对没有防御能力的皇帝采取的怯懦态度，使这掌声停了下来。

一位肯定不会被指责为同情帝制的西方作家，用下面这些话描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态度：“政府随意取消退位协议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恐慌。这件事的影响比吴佩孚大元帅遭到背叛还要强烈……只有少数几个人持赞成意见，即与苏联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政客和孙中山先生。”

华北一家主流外国报纸宣称，冯玉祥在北京的第二次政变，就像他发动的第一次那样，“植根于耻辱”。它构成了“整个所谓中华民国曲折历史中最令人厌恶的章节之一”。

上海一家主流报纸也同样强调这一点。这家刊物先是对政变进行了一番谴责，而后提到了复辟阴谋论那“不堪一击的谎言”。它还补充说，虽然没有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君主制的同情，“由于中国伪共和主义的表现实在欠佳，在中国人民中间越来越强烈”。它说，这种同情不会因为对清朝皇室采取的暴力行动而销声匿迹。“因为它的发展不是因为君主派的阴谋家的推动，而是对一种政治实验的反抗。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实验只是引发了军事派系之间的竞争，并没能形成共和党的权威。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君主政体，正如他们相信，对于脱缰的野马，缰绳是最好的工具。”

在中国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所发表的意见中，没有哪个比唐绍仪的意见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唐绍仪在皇帝退位和制定“优待条件”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一次采访中宣称：“如果中国想要改变民国和清室的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公平、绅士的方式。”“我们同意这些条款，”他说，“因为清朝皇帝退位后，革命的时间就会缩短，这既可以挽救老百姓的性命，也给了我们一个安定下来重建家园的机会。汪精卫是一个热心的革命家，也是最诚恳地请求对清室退让的人……不管我们的个人意见如何，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同清朝皇帝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协议，我们就必须遵守这项协议，直到有新的安排出来。但也许冯将军已经不再认同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政府该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而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否还残存一丝正义感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你的报纸告诉所有外国人，这些天发生的事并非是中国人对待政治和道德问题态度的例子。我们面前的局面已丑陋不堪，但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将一如既往地在更丑陋的局势面前再次彰显出来。”

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博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给王正延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他坚持认为，退位协议只有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渠道才能修改或废除。黄郛的“内阁”和冯玉祥所采用的手段，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厌恶的行为”而被载入史册。

无可厚非，最强烈的抗议来自蒙古和清朝王公的代表，因为他们和满族皇室一样，根据与“优待条件”相似的协议，他们拥有相应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共和国单方面废除协议，他们自己的权利也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民国的一道命令剥夺。蒙古人和西藏人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愿望。因此，除非牵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都会强烈反对废除“优待条件”。

前文提到，曹锟内阁中的顾维钧博士逃到使馆区去避难了。王正延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成员，这一事实就足以解释顾维钧为何突然从北京政治圈消失。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二人不睦已久，称不上敌人，至少也算对手。其中一位晋升到内阁级别，另一位必然黯然失色。他们是两颗无法在同一个苍穹中闪耀的星星。我和顾维钧博士的交情并不深，但在十一月中旬，我们皆受到了王正延和冯玉祥圈子的谴责，被说成是同伙，一道助纣为虐。

同月15日，一家名为《世界晚报》的中国报纸发布的一则公告称，近日引起首都骚乱的无数谣言，可以追溯到两个恶棍头上：顾维钧博士和我，还有“某家英国报纸”和“某家英国新闻机构”。报上还说，最近发生的事件把顾维钧博士在“外交部”的饭碗给砸了，还让“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大为不满。因此，这二人联合起来，企图扰乱新建的政权，每日都要在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召开秘密会议，与《京津泰晤士报》和不知名的英文通讯社的代表合起伙来策划阴谋。据说，吴佩孚的盟友、江苏督军齐燮元曾向这家报纸和通讯社行过重贿。不用说，这些所谓的“秘密会议”就像我被指控带进紫禁城的女儿一样，都是虚构的。

我有理由相信，冯玉祥闯入皇宫、驱逐皇帝的真相，最早就是通过英国人传给在东北的张作霖的。一位英国目击者说，虽然他常常看见张作霖发脾气，但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件事能让这位军阀如此怒火冲天。当然，他并不反对冯夺取北京，也对冯背叛吴佩孚的事不加指责，因为他自己也从中有所收益，他无疑也算得上是个同谋。但是冯和他的同僚竟然没有和他商量就擅自行动，占领了紫禁城，撕毁了退位协议，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即使他本来在原则上赞成他们的行动，但如今他不同意了。不论他对冯及时背叛吴佩孚的感激之情有多深厚，此刻却对他破坏紫禁城神圣秩序的行为愤慨不已。后来，我也听到中国某些愤世嫉俗者宣称，张如此愤怒，部分原因在于神圣帝国的亵渎者也可能是帝国宝库的掠夺者。张作霖或许真的觉得，如果紫禁城的珍宝必须从帝国的监管下转移出去，他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是最合适的保管者。然而，后来的事件表明，他仍然在意皇帝的安全和福祉，因而对冯玉祥残酷对待皇帝的义愤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顾维钧

直到将近六年以后，我才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我所知，外国外交官从未听到过这一消息。向我传递消息的是一位中国官员，在1924年底掌控北京的一小群政客和军国主义者中，他也只是个小角色。

如果这位官员向我提供的信息正确，政变的发起者们并不满足于罢黜民国总统、废除议会制政府、将皇帝逐出紫禁城、废除退位协议等目的。他们还认真地考虑并讨论了进一步的建议，希望强行占领使馆区，圆满完成计划。自1900年义和团围攻公使馆以来，北京的这块地方，不论是军事还是行政，都一直处于外国代表的控制下。这种控制的权利通过条约予以承认，很难想象，相关大国哪个会温顺地默许单方面废除这种权利。此外，冯玉祥对这一地区的任何军事占领企图，肯定会遭到各公使馆卫队的反抗。外国军队和中国军队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灾难性的后果。想必，更为冷静的黄郛内阁成员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吧。无论如何，这个计划被放弃或推迟了，对中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紫禁城中的皇室备受折磨，尤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最大的侵扰当属清宫一事发生在端康太妃的葬礼期间。对于那些阴谋制造者来说，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因为两位幸存的太妃断然拒绝随帝后离开紫禁城，主要原因是她们要为已故的太妃守灵，尽一尽本分。两位太妃身边的太监被吓坏了，给她们带去消息说，如果她们不自愿离开，就会被武力驱逐，她们的人身就会受到侵犯。但两位太妃并没有因威胁而败下阵来，而是宣称她们宁愿自我了断。

人民本就对冯玉祥对待皇室的行径不满，如果两位太妃真的自杀了，无疑将加剧北京和其他地方对冯玉祥的憎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对他本人和黄郛“内阁”的成员十分不利。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冯玉祥的副官鹿钟麟奉命去见皇帝，说服皇帝利用自己对两位太妃的影响，劝她们自愿离开皇宫，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当然，皇帝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义务去帮助“基督将军”走出困境。但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行动，那两个老太太就会以自杀相威胁，他的敌人无疑会试图把她们的死亡推到他身上来。因此，在保证允许他们留在那里直到端康的葬礼结束后，他终于同意说服她们离开紫禁城。

11月19日，皇宫的葬礼结束。当天下午，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护送着端康的灵柩出了神武门，来到鼓楼附近的一座寺庙，在那里找了一个临时停放地，等待着最后被抬进皇陵。

两天后，这两位幸存的遗孀最后一次从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一群忠诚不贰的太监陪着她们来到京城东部的新家。自从这两位老太太在紫禁城宫殿里宁静的隐居生活被打破后，她们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或许只有这些太监才能充分描述清楚。除了对皇室成员，她们只字不提这段经历。现在，她们的嘴巴永久地闭上了。

虽然吴佩孚遭遇背叛，他的军队四分五裂，张作霖很容易就能进入北京，但张作霖并不急于去见那个使他转败为胜的人。他去了天津，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冯很不情愿地去拜访了一次。这两个军阀互相厌恶，又都不想藏着掖着。根据传到北京的故事版本，他们在第一次会面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主要原因是紫禁城发生的那个插曲。不管事实怎样，这位“基督将军”在天津受到了非常不公的接待。他不仅与张作霖关系紧张，也受到了段祺瑞的冷遇。段祺瑞是张作霖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段已经公开表达了他对任意取消“优待条件”的强烈不满。对于冯发起的反对皇帝的政变，段的意见在共和圈里分量十足。因为1917年张勋发动短暂的帝制复辟时，他曾是“共和党的救世主”，因此赢得了一项特权，即对退位协议进行任何修改之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段祺瑞本有权废除这一协议，并剥夺皇帝的特权。但出于某些考虑，他并没有这么做。国民党党外人士普遍认为，这么做完全正确、公正。冯就一件他本无权干预的事情却厚颜无耻地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因而惹怒了段，也就没有什么说不通的。

冯玉祥怒气冲冲地回到北京，宣布要辞去军职退休。中国的军事（和民事）领导人动不动就把辞职挂在嘴边，但其实本心无意这么做。人们关心的问题不是冯为什么要辞职，而是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是谁或是什么。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得知，张作霖和段祺瑞即将抵达首都，段祺瑞将成为新政府实际或名义上的首脑。很多人猜测，这是否意味着黄郛“内阁”的解散。我们知道，这个内阁是被囚禁的总统下达伪令成立的。很快，这一猜测便得到了证实。两位元帅从天津一到北京，黄郛内阁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并不关心新政府的成立，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段祺瑞长期以来一直是郑孝胥的好朋友和仰慕者，他极力劝说这位对皇帝忠心的仆人加入新政府。进入内阁，郑孝胥就可以保护皇帝的利益了。因此，人们自然希望他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段在宪报上任命郑孝胥为内阁大臣，想要以此逼他表态，但也只是徒劳。郑孝胥从来没有在民国政府就职，也永远不会。他始终坚持，一仆不侍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