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必要对1924年中国多次发生的内战评头论足。起初，是本就不睦的江浙两省的军事领袖卢永祥和齐燮元发生了争执，旁观者都很清楚，这场冲突不可能仅限于华中地区，因为东北军阀张作霖是卢的同盟，而吴佩孚和曹锟（曹锟于1923年10月通过贿赂当上了总统）站在齐这一边。不久，长江沿岸两大军阀的冲突演变成了吴佩孚、张作霖两大政敌间的武装斗争。

吴佩孚领“讨逆”军进军北方，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驻扎了几个星期，为进攻山海关做最后的准备。山海关是东北的门户，长城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大海。吴佩孚似乎胜券在握，夸口将在一个月内进驻奉天。

在1924年9月和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并没有在宫廷圈子里引起太大焦虑。“基督将军”冯玉祥是吴佩孚在北方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也是公认的一个潜在威胁。不过，只要他对吴佩孚忠心耿耿，吴直接管控军队还能震慑到他，他也就不敢对皇室有所伤害。

吴佩孚人品不错，好友不少，追随者众多。他诚实勇敢，不重金钱，是个宽厚体贴的领袖，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在困难时期，他不像许多同辈那样，在外国租界屈辱避难，因而备受尊敬。但他也有不足和弱点，就是过分的虚荣和对军事天赋的吹嘘。众所周知，他自诩拿破仑，有轻视对手的危险倾向。他还有一个陋习，嗜酒如命。据说，这位洛阳军阀的癖好冲击了“基督将军”的信仰，于是，冯玉祥送给他一瓶水作为生日礼物。如果这位原则越发坚定的将军听到吴佩孚扒开瓶盖时所说的话，恐怕会感到更大的震动。

吴佩孚最大的缺点是识人不准，他太相信那些不值得交往的人了，常被一些人诱导、欺骗。一些人从他这里求得职位，再借职务之便在他和外部势力间摇摆不定。他的下属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失望”。正如我们所见，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总的来说，吴佩孚曾一度是民国成立以来华北地区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就算他没有体现出“年轻中国”的全部理想，他也曾有一种天赋，能鼓舞许多有才干的年轻人甘于奉献。当然，这种感情比在世的孙中山先生所激发的要热烈得多，真心实意得多。这些年轻人中有的被称为“吴迷”，据我了解，他们对这个绰号安之若素。

十月初，吴佩孚率大军攻打城门。前线传回的消息很乐观，似乎很快就能胜利进入奉天。冯玉祥奉吴佩孚之命，率军至山间的一个重要关隘古北口——华北和热河的分界线。他的任务是守住北关，以防张作霖从侧翼偷袭。

吴佩孚的为将之道并没有缺陷，他错就错在选了“基督将军”戍守北关，这个错误让他付出了一生中最惨痛的代价。可能是他不希望胜利进军奉天之时有冯玉祥在侧，与此同时，他又不敢留下冯让他控制北京。显然，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被利用了。而这个人对他心怀宿怨，曾因忠诚和军人般的服从赢得的名声，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10月17日，皇帝心事重重，但不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前景，毕竟时局还没有紧迫到让人焦虑的地步，而是因为太监来报，德宗皇帝的遗孀端康太妃病了，已经快不行了。

那天，我出发去樱桃沟的隐居地，打算在那里待几天。21日傍晚，我或走路或骑马，翻山越岭来到了颐和园，在那里过了一夜。同时，也听说了端康太妃薨逝的消息。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我在湖边坐了很久。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颐和园更能远离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的了。它就像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在脑海中看到的苏格兰湖泊一样宁静，只是，此刻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野鸭，而非诗人梦里的天鹅罢了。

我第二天坐车回到了北京。城里流传着各种奇怪的谣言，但表面上却是风平浪静。那天我没有进宫。

23日一大早，一个仆人异常激动地告诉我，“鞑靼城”北部发生了兵变。在我家北面几十码处的后门已经关闭，由军队把守着。电话线也被切断了。街上的人们都吓坏了，有钱人家已经涌向使馆区（在北京，危险来临时，他们总是这样做），并在六国饭店订了房间。

一种猜测认为这场动乱是当地叛乱引起的，结果证明并非如此。事情的真相是：冯玉祥发动了政变，而且成功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去长城的古北口，而是在离京的半路上停了下来。孙岳和胡景翼是他在城里的内应，吴佩孚命此二人率领重兵留守北京。结果23日凌晨，正是他们为冯的反杀大军打开了北京城门。火车站和电报局都被占领了，电话通讯也被切断了。军队迅速部署在总统府周围，当总统在睡梦中醒来时，他逃往使馆区的路已经被切断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兵变（这在民国时期是很平常的事）是引起这阵骚乱的最可能原因，就开车去了紫禁城。我注意到第一个不祥的迹象，除了街道上荒凉的景象，就是吉安所（皇室一处管理仪礼的地方）门口有武装人员。走到紫禁城和景山间的空地时，我发现了更多焦虑的原因。因其高度和中心位置，从景山可以俯瞰北京城，以往这里寂静无人，而现在变成了军事场所。一群群穿着制服的人站在山坡上，挤满了各个亭子。在正对着紫禁城的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的制服与御林侍卫有所不同。

神武门门口，一切看似正常。我的轿辇正等着把我抬进紫禁城，卫兵像往常一样手持武器。

一到皇上的住处，我就得知皇帝在御花园内我的住处等我，希望即刻见面。我在我的书房里见到了他，他立刻把几个服侍他的仆人打发走了。

他对早上发生的事情知道的比我还少。起初我没有提及这个问题，而是谈起了端康太妃的薨逝，并表达了哀悼。他问我是否知道军队已经占领了景山，我回答说见过他们。“他们未经允许就去了那里”，皇帝接着说，“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邵英认为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已经给他们送去了茶点。”我问他们是否表达了感激之情。皇帝说：“非但没有，还要求再送一些过去。”

我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谈了几分钟之后，他说：“我们去看看吧。”我们爬上了假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可俯瞰紫禁城的城墙，从那里通过望远镜可将景山的情况尽收眼底，到处都是士兵。

回到养心殿，我和皇帝在那里一起用了午餐。绍英和其他内务府人员过来商议此事。他们告诉我们，犯人都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一群群激动的学生正在街上四处散发共产主义传单。这时，有人传报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到了，要与皇帝协商。于是，我便离开了，答应皇帝尽量去公使馆多打听一些消息回来。

在北京外交俱乐部，政变当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但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俱乐部的无知反映了外国使臣的无知。我穿过两英里长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家，希望能从那里了解到更多消息。我在路上听到的两条信息后来证明是真实的，总统曹锟当时试图逃往使馆区，结果失败了，被囚禁在自己的宅邸。此外，他的财务主管兼好友已被逮捕，受到严格的军事监管，许多人认为他协助曹锟作恶。

有必要把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简要总结一下：这位总统的财务主管由于涉嫌未交出私吞的全部资金，在一场十分钟的审讯后被公开处决。议会则由于成员的严重腐败而就地解散，他们曾出卖选票选举曹锟为总统。更讽刺的是，议会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可怜的曹锟受到隐晦的威胁，说要对他进行与财务主管相似的惩罚，曹锟被迫才签署了解散命令。政变至此，除了议会成员，很少有人不满。自那以后，中国便再没有过议会，至于我的对手李燮阳，也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除了被要求解散选举形成的议会，不幸的曹锟还被迫发布总统令，解除吴佩孚元帅的所有职务，并立即停止内战，任命新内阁。此外，他还被强制发布了一个法令，下一章再细说。

政变的发起者认为，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因曹锟贿选变得师出有名。不过，当曹锟没有利用价值后，他便被要求辞去总统一职。然而，他的辞职并没有换来自由，也无法离开北京，而是被当成政治犯囚禁了几个月。即使在他重获自由，并隐退到外国控制的天津地区后，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过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圈。在中国，除了一直对朋友保持忠诚的吴佩孚，和一小部分与他命运紧密相连的贪婪政客外，很少有人同情一败涂地、名誉扫地的曹锟。冯玉祥的错误和罪行罄竹难书，但如果他没有做过比把曹锟从总统宝座上赶下台更恶劣的事，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还是会乐得原谅他的。

大多数曾在曹锟内阁任职的高官，以及曹锟和吴佩孚的公开候选继任者，都很快意识到寻求立即改变现状的重要性。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先是在使馆区躲了几周，然后在一位加拿大友人的帮助下乘汽车逃到了天津。即使到了那里，他也没有一刻觉得自己能安然逃脱追捕。于是，不久他就乘轮船去了威海卫。他竟然选择了当时英国管辖的领土作为避难所，这也不无心酸。毕竟，不久前他还以中国外交总长的身份与英国当局就威海卫回归中国一事进行了谈判。虽然当时的谈判以暂时的失败告终，但目前看来，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将会看到，四年以后他有更多的理由为这件事感到庆幸。

新内阁实际上是自选产生的，规模很小，每个成员必须负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位。总理是黄郛将军，外交总长是王正延博士。

根据“基督将军”的自述，政变的目的是要把饱受折磨的中国人民从进一步内战的痛苦和恐惧中拯救出来。他们的目标值得称赞，结果却一败涂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内战比以前更频繁，几乎没有间断地持续到今天，甚至比以前更残酷，带来的伤害也更惨痛。其实，冯玉祥真正的目的是要毁掉吴佩孚元帅，而他无疑成功了。推翻吴佩孚后，作为有人承诺给他的回报，或者已经给他的巨额款项，我不打算细说了。

吴佩孚听到从北京传来的这个惊人消息，被迫将在长城沿线与张作霖对峙的军队撤了回来，把注意力转到了那些叛徒将军身上。至于随后发生的短暂战役，我尽量一笔带过。吴和冯在津京之间交战，吴伤亡惨重，部队被打得四分五裂，吴自己不得不带着残部登船退回到长江流域。短时间内，他再也没有能力参与中国的战争和政治。冯则和他的军事同盟暂时留在了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占据着无懈可击的制高点。当然，东北军阀仍然是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虽然正是因为“基督将军”的背叛，才使张作霖免遭危险，但他并没有心存多少感激。但从表面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合作似乎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必然。

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底到11月初发动的政变，似乎取得了圆满成功。难怪《北京导报》在10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将其描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政变。”

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知道几天后发生的事，了解一些危险的计谋占了上风会产生哪些后果，那他的措辞应该会更为强烈。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的恐慌也在日益加剧。人们正在为端康太妃的丧礼做准备，但与以往相比，伴随国葬而举行的仪式却大大减少了。“基督将军”的盟友孙岳占领了景山，对那些在紫禁城外戍守的皇家卫队官兵越来越无礼。有几次还把我牵扯了进去，这表明他们在故意人为制造冲突找借口。

11月2日是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召去皇宫开会。我到达时，只有皇帝的岳父荣源和郑孝胥陪着皇上。这两个人讲述了种种理由，证明冯玉祥正在谋划另一场针对皇帝的政变。我们认为把皇帝尽快带到使馆区是明智之举，但眼下每个进入紫禁城的大门都被严密监视着。我亲自观察过，原本驻守在神武门的皇家卫队哨兵已退回到了紫禁城内，换上了孙岳的部队。

皇帝收拾了一捆重要文件和一个装有贵重物品的包裹，然后转交给我，要求放到安全的地方。我随后将它们存进了汇丰银行。

之后，我又回到皇宫，部分原因是我要对端康太妃进行吊唁。然后我又去了皇帝的住处，告诉他贵重物品已转移到了安全地方。皇帝打开一个柜子，拿出一个小篮子，里面几乎装满了珠宝戒指。他说：“这些都是端康太妃的。”而后皇帝苦笑了一下，“如果这些东西还放在她的宫里，肯定会被偷走。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作为对她的纪念吧。”我选了一枚金镶玉的戒指。

11月3日，我又一次来到紫禁城，只见这里一片阴森凄凉的景象。许多人员要么躲起来了，要么失踪了。另一些人则穿着白色丧服走来走去，忙着举行端康太妃的葬礼仪式。

11月4日，星期二，我和皇帝单独吃了午饭，然后去看了皇后。从皇后的储秀宫出来，我和皇帝又去了我在御花园的住处，讨论了他逃跑的计划。这时，郑孝胥想出了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决定第二天设法把皇帝乔装打扮一番，混出紫禁城。

紫禁城漫长的黄昏即将进入黑夜。

11月5日星期三，我在早餐时间接到了电话。听出电话那头激动的声音是载涛亲王。他所说的消息虽没有让我大吃一惊，却也感到极为不安。冯玉祥的一支军队闯进紫禁城，并占领关闭了神武门，任何人都不准出入，皇帝的电话被切断了，根本无从得知他目前的情况。他问我能否陪他到宫门口，看能否进去。

十分钟后，他驱车到了我家，把车停在了前院，留在了那里，然后想换我的车进宫。我们立刻出发了，几分钟后抵达了神武门，三扇门全都关着，且戒备森严。我的车尚未到达景山便被拦了下来，一个士兵走过来调查。我出示中文名片，告诉他我有权进宫。他拿着名片去找军官商量。在他离开的两分钟里，王爷被深深触动了，他说：“如果他们让你进，就告诉他们我是你的仆人。”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时光永远抹不去的。王爷害怕在这种危急时刻进入紫禁城后遭遇不测。同时，他的忠诚又敦促他无论如何都要冒着风险保护皇帝。他在两种情感中痛苦挣扎，最终，位高则任重的精神占了上风。尽管他也做好了被拒绝准备，但还是心存一线希望，如果他以我的贴身侍从这种卑微身份随我入宫，就可能逃过士兵的注意。

面对凄凉的困境，曾经骄傲的满族皇室只得压低身段，而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还是一位亲王。如果伟大的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还活着，眼睁睁地看着贵为皇帝的亲兄弟和另一位皇帝的亲叔叔试图伪装成外国人的仆人溜进祖先曾攻取下的宫殿，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慈禧老佛爷能早日预见，她曾拼尽全力要把她憎恨和鄙视的洋鬼子从首都神圣的土地上赶走，将他们逐出中国，而今的结果却是这般可怜，她又会说什么呢？

站在紫禁城宫殿屋顶的溥仪

庄士敦与溥仪、溥杰和润麟的合影

没过多久，那个士兵带着我的名片回来了。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进紫禁城。命令是由最高统帅下达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们只好掉头离开。载涛泪流满面地问我：“咱们该怎么办？”我回答说：“别无他法，我们必须马上去使馆区，请求外国公使尽一切努力保护皇上的安全。”

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是外国使团的首席公使，因此我们径直去了荷兰公使馆。刚一到，就遇到了从那里出来的英国公使麦克里爵士。我即刻叫住了他，告诉他我们有重大消息需要沟通，让他和我们一起回去见荷兰公使。他同意了，几分钟后，我们四人便在荷兰公使书房里的圆桌旁落座。

英国公使和荷兰公使还不知道那天早晨冯玉祥军队闯入紫禁城的事。我们把所知不多的信息全盘道出，接着讨论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最后大家都同意，两国公使于当天下午会见新外交总长王正延博士，并提出一切必要的交涉，以避免皇帝遭遇不公对待。此外，又将情况通知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先生，并邀请他参加下午的会面。芳泽先生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恐慌的情绪在北京的满族贵族中蔓延开来。有谣言说紫禁城里发生了大屠杀，皇帝、皇后和两个幸存的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都死了。满族皇室的所有成员都将被挖出来，处以极刑。恐慌会自我发酵，不断扩大。发生大变故的这天，几十个上层阶级的满族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妻儿挤进使馆区，在德国公使馆护卫队的空房子里暂时住了下来。我去看望了他们，并尽我所能安慰他们。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等待三国公使拜访中国外交部的结果。

在使馆区等待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最坏的谣言是假的，皇帝还活着。那天下午，他被逐出紫禁城，在卫兵的看守下，乘坐自己的车被送到了他父亲在城北的府邸。然而，紫禁城仍然在冯玉祥及其盟友的控制下，皇家守卫被解除了武装，内务府也停止了工作。一支小分队被派往北府，等于是将皇帝囚禁在了那里。

皇帝安然无恙的消息在逃到使馆区的满族人中迅速传开，他们的恐慌慢慢平息了，大多数人开始返回北京城，但他们害怕回到自己的家中，便接受了一些汉人朋友的盛情款待。

我非常希望能尽快见到皇帝，告诉他荷兰、日本和英国公使们正在努力采取营救措施。因此，我在使馆区一直等着，直到弄清楚中国外交部发生了什么事。

我最先向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提出申请，从他那里得到了回复。三位公使一起去见王正延博士，并强烈要求获得有关入侵紫禁城的消息，他们还要求保证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延博士起初态度傲慢，沉默不答，还暗示外国公使没有资格插手此事，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公使们不肯就此打住，声称即便是中国内政，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们也有权确定皇帝不会受到虐待或侮辱。他们还强调，对皇帝的任何虐待行为都会引起他们各自政府的严重不满。

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讨论略显激烈，但结果还算满意。王博士明白公使们很重视这件事，就改变了语气，向他们保证了皇帝的安全，既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干涉其人身自由。事实上，这是皇帝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自由人。王博士随后详细地解释，近段时间“中国公众舆论”一直要求修改退位协议，应该停止使用皇帝的头衔，废除朝廷和内务府，“溥仪”应该切切实实做个普通公民。内阁相信这是民愿，应该顺从。因此，内阁为前皇室准备了一份新的“协议”，其中包含一份改变皇帝地位的声明。事发当天，正是这份协议摆在了“溥仪”面前，并要求他接受。

据我所知，这就是王博士对那天上午在紫禁城发生的一切所作的解释。他既没有提到皇帝离开皇宫时的情形，也没有提到他离开后仍被当作囚犯对待的事实。因为三位公使与王博士面谈的时候，皇帝还在紫禁城内，或者刚刚离开。或许，王博士本人对冯玉祥（冯的亲信鹿钟麟亲自指挥此事）执行“内阁”政策时的粗暴手段所知甚少。

显然，王博士的话不足以解释所有事情，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只是“人民的意愿”纯属无稽之谈。但让公使们聊以慰藉的是，皇帝的生命没有危险。

我驱车从使馆区和醇亲王府间三英里多的街道穿过，回想荷兰公使的话，我心中的焦虑稍有缓解。不过，我是否能顺利见到皇帝还不确定。此时已是深夜，街上一片漆黑。王府的大门紧闭，由冯玉祥派来的一支精兵看守着。我把车停下来，一个士兵走上前来，我把名片递给了他，告诉他我和王爷约好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我被允许开车进院。府里的几个仆人马上认出了我，告诉我皇帝在等我。

仆人把我带到一间大接待室，里面坐满了满族贵族和皇室官员。人群中，皇帝本人很是平静，看见我进来，友好地笑了笑以示问候。最激动的是醇亲王，从他的神态和仪表来看，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倍受折磨的是他而非皇帝本人。我的首要任务是宣布三位公使访问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听说了当天上午在荷兰公使馆进行的讨论，自然很想知道与王博士面谈的结果。他们都认真地听我介绍情况，只有醇亲王漫无目的地在房间转来转去。有几次他突然加快了脚步，跑到我面前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他平时口吃的情况明显更严重了。他每次言语只有一个意思：“请皇上不要害怕。”我实在觉得他太紧张了，没有必要。后来我甚至发火了，回他说：“陛下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您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但他太激动了，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失礼，又继续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皇帝把我带到他的私人房间，在那里安静地交谈了一会儿。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尊严和沉着，还带着些许轻蔑，提到刚才房间里那些人的惊慌和困惑。

后来，宫里的官员详尽地讲述了皇帝在那天早上的遭遇。早晨九点钟左右，在参谋鹿钟麟的指挥下，冯玉祥的一支士兵冲进神武门，下令立即解散和解除宫廷侍卫的武装。鹿钟麟在大门口留下一支小分队收缴武器，并防止未经许可的人进出。他自己与部下，加上一个在学术界和其他圈子很有名望的李石曾（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子，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起进了皇宫，强迫几名已经解除武装的卫兵领着他们穿过曲折的道路来到内务府。他们要求与“溥仪先生”面谈。有个官员回答说，皇上在皇后的宫中。他们咄咄逼人地大声宣布，他们命令“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位幸存的太妃在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如果他们多待一会儿，会发生什么，我们概不负责。”

然后，他们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内务府总管绍英，要求把它交给“溥仪先生”，让他立即接受其中所载的条款，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更改，必须全盘接受。他们声称这份文件是对“优待条件”的“修订”，而且开头那句话的措辞让人觉得，修改是皇帝自己主动提出的。根据后来给我的那份副本，这份文件摘录如下：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该文件的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即1924年11月5日。附呈的签名有鹿钟麟、北京督军兼市长王芝祥和警察总长张璧。当然，这些人是一丘之貉，他们伙同黄郛等人自选的“内阁”，篡夺了首都的控制权，自称中华民国政府。

文件是由内务府总管呈给皇上的，当时总管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不难想象，“修订版”协议的条款对他造成的困扰，可比对帝国的主人造成的不安大得多。然而，他或宫里的其他官员不傻，他们没有勇气建议皇帝与这群武装人员相对抗。要求皇室马上离开紫禁城的命令，遭到了两位太妃的强烈反对。这两位老太太当即回答，她们宁死也不走。“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想的。”皇帝讲到这里悲伤地说，“她们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武力驱逐就自杀。”

皇帝和皇后收拾了一些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两个仆人所能携带的数量，然后走进御花园北角，他们的汽车已经在候着了。尽管皇帝刚刚被正式通知，他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了，可以选择自己的居所，但此时要去哪里，他根本没有选择。

他们上了自己的车，每人配有一个随从。司机旁边坐着一名士兵，另有两名士兵耀武扬威地站在每辆车的踏板上。他们刚出神武门——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另外几辆车便也加入了队伍，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汽车迅速向北行驶，经过景山，经过我家的围墙，穿过后门（也叫北门）的一个侧门，然后出了皇城。后门的中门向来是对平民关闭的，只有皇帝可以通行。不过这一次，也是皇帝人生中的第一次，中门没有为他敞开。显然，皇上立刻明白了，此时他和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了。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皇帝父亲的府邸北府并不是他及其友人会主动选择的栖身处。北府位于北京城的最北端，距离受欢迎和庇护的另一个地方只有三英里多，这也是其监护者决定不让他去外国使馆区的原因。

到北府一个小时后，就变成了政治犯，这一事实对皇上打击不小。为了验证一事实，他命令仆人准备车，想去城里转一转。这时，醇亲王的侍卫已被赶出北府，取而代之的是冯的一支武装部队。他们不仅守在房子的正门（北府占地很大，布局散乱，有许多庭院和花园），在其他出入口也布置了兵力。指挥军队的军官听说皇上要出门，便马上宣布，根据他接到的命令，“溥仪先生”必须待在家里。

皇上给我讲述完所发生的一切，已是晚上八点。我问他需不需要我在北府过夜，他一下子就同意了，显得很激动。但他略加思索后说，我应该同外国公使保持联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又让我回使馆区去。我们分手时，皇上说：“告诉外国人所发生的一切，我等你明天早上过来。”

没有向醇亲王道别，我就上了车。大门关闭，上了闩。我要求把门打开，但在允许我开车出去前，卫兵军官把我的车彻底搜查了一遍，他们自然是怕皇帝藏在车上。

我在使馆区待了大约两个小时，回到家时既焦虑又沮丧。一方面，无用、奢侈、没落的内务府终于被推翻了，大概没人比我更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个结局。而且，皇帝最终从堕落的宫廷制度中解脱出来了，也并非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如果这些幸福的事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我的努力换来的，我会感到宽慰和兴奋。而现在，我却被遗憾和不祥包围着。整件事情实在有损中国以及民国政府的名声，而那一小撮篡夺了政府职能的政客和士兵更是名誉扫地。我知道，这种行径会引发大批中国人的愤恨，他们仍然忠于旧秩序，仍怀着尊敬甚至崇敬的心态看待曾经的帝国皇权。我也知道，这会引起更多头脑清醒的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十分在意国家的荣誉和名声。

我一直期盼的事情竟以如此不幸的方式成了现实。毕竟，废除宫廷制度、放弃皇帝的头衔和特权，并不是这位慷慨豪迈的年轻君主以自愿采取行动导致的结果，而是被一群人借由蛮力实现的。只是这群人不知道，也或许永远都不会相信，皇帝一直都在等着被取消这些优待。我在1922年6月14日的信中写道：“皇室未来的待遇问题极有可能将被提出来重新讨论。皇帝很清楚这一点，他希望自愿放弃头衔和津贴，渴望得到全国的认可，这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他自愿放弃的行为被人民解读为他并非决心做正确的事情，而仅仅是想抢在议会强制行动前来保全面子，那他会非常痛苦。”

强制行动终于实施了。只是，实施者不是议会（因为议会已经被解散了），而是一个自己选举出来的“内阁”，内阁的人对这个曾经的君主没有一丝善意，而实际上，这位君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只多不少。皇帝永远不会因为无私和爱国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赞扬或感激。

我还有个更深的忧虑，就是无法肯定冯玉祥及其同党会不会为了确保前皇帝不会再威胁国家的稳定而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北京和各省，有一群冲动的人相信只要前皇帝还活着，中国的政治环境就永远不会平静。冯玉祥可不仅仅是同意这个观点那么简单。我已经很清楚，在事发的第二天，王正延博士告知三位公使“溥仪先生”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时，他并没有说实话。

在我看来，修订后的“优待条件”从本质上看几乎没有什么令人不满的地方。但在皇室官员和奢华宫廷的其他人眼里，它肯定是不合适的。我非但不反对这些条款，甚至认为这些条款比1912年的原始条款要令人满意。它只有一个缺陷，且这个缺陷很致命，就是没有明确规定民国政府必须坚定地遵守各项条款。我对起草该文件的人的信誉毫无信心，即使我对他们有所误判，未来的内阁也有可能不遵守一个由临时“内阁”起草并强行实施的单边协议。通过对体现这些新条款的文件进行研究，我确信这份文件的唯一目的是蒙蔽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眼睛，让他们误以为皇帝受到了公平且慷慨的对待。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诚信确实配不上我的信任。

独自一人坐在书房，我的思绪飘到了颐和园，飞到了我曾希望在那里创造的小世界，它井然有序，宁静祥和。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皇帝本来就要开始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自由、幸福和健康的生活。但是，这个小世界就像幻影般消失了。颐和园还是那样，只是它已不再是我梦中的宫殿。老佛爷的英灵又要重新支配这片美丽的土地了，而我只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位匆匆过客。

她尽可以在这里求神拜佛，寻欢作乐，再也不会被一个爱管闲事的洋鬼子破坏了。在一群太监虔诚的目光中，观音菩萨可能会再一次从莲花海中现身。如果慈禧老佛爷的英灵发现，这样的举动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性格是一致的，她也许还会继续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建造的那些盲目的墙，提醒帝国的受害者她内心的憎恨，在她这美丽的夏宫，皇帝所拥有的，不过是一间牢房罢了。

我不知道，几小时前我还道过晚安的那个皇帝，是否也注定要经历与上一位皇帝同样的虽生犹死的日子。想到这种可怕的结果，我倒希望冯玉祥的最后一击如果真的要来的话，那就快一点。

这就是中国的十一月五日。这一天，笼罩紫禁城十三年的黄昏终于进入了黑夜。英国的小学生过去常被告诫要记住这个日子，如此要求，或许理由不够充分，但也许将来的中国学生也会记住这个代表忏悔和羞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