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永远记着，在“优待条件”中有这样一条，虽然朝廷可以暂时继续留在紫禁城，但清朝皇帝的永久居所是颐和园。外国人把皇室的这个乡间居所称为夏宫。

从我担任帝师的第一年起，就不断提请王公、内务府以及皇帝本人，要注意这一条款，敦促他们主动履行。我之所以赞成自愿退居颐和园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到目前为止，民国履行这些条款规定义务的方式仍有诸多不足之处，皇室却不能以此为由不遵守契约。确实，除了袁世凯，民国还未正式要求皇帝履行第三条，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而且，只要皇帝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履行该条款，他便不可能被判定违约。然而，他“暂居”紫禁城的时间已经延长至12年（1923年底）了，而且皇室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搬迁的意向。这很容易成为一个严重的投诉理由，成为指控皇帝的依据，即他即便没有在文字上违约，但在精神层面他已经违反了退位协议。那些希望协议取消的人（他们中有一大批是非常活跃且恶毒的反满政治家，还有越**动的学生），自然会乐意把取消协议的责任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到皇帝身上。如果皇帝不迁到颐和园，而他们又找不到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皇帝不遵守协议，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定会利用这一事实来发难，宣布协议无效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我认为满族宫廷在颐和园的生活方式一直比在紫禁城简单得多，所以搬过去就有可能大幅度削减开支，甚至能给皇帝积累一些储备金，几年后就足以使他不再依靠目前不稳定的收入来度日。迁居过去，还可以大幅裁减服侍人员，并会出现撤销闲职的绝佳机会。

这一论点直击要害，朝廷官员及其同党极为反感。1923年，我记得我曾就这个问题与耆龄进行过一次长谈。他反对皇帝迁入颐和园，主要理由是那里的居住面积太小，无法满足内务府官员的需要。当我指出颐和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皇室、所有的朝廷官员和仆人时，我遭到的只是断然拒绝。他认为，我所说的与皇帝搬迁的事情间没有任何关联。裁减现有工作人员的做法是不可行、不可取的。我建议大幅削减朝廷开支，这样就有可能积累一笔财政储备，供皇帝在不久或很遥远的将来陷入困境时使用，但他对我的这一建议也丝毫不感兴趣。

我经常和耆龄的同事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的态度和他如出一辙。他们的国君可能会陷入绝望的陨灭和悲剧中，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用自己的饭碗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裁减工作人员、薪金或额外津贴，取消闲职，以及撤回迄今为止一直用于维持一个庞大而毫无用处的机构的资金，都将遇到他们的愤怒阻击。而这些只在嘴上忠于皇帝的人，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抵制。

除了皇帝身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利益外，他们对皇帝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也就不指望他们会注意到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了，即换个生活环境对皇帝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利。在这一点上，我很难想象会有多大的分歧。一个人，但凡知道皇帝从小到大生活的紫禁城有多么不利于健康，意识到他在颐和园工作和玩耍的气氛又多么有益健康，在选择这两处哪一个更适合他安家的时候，是不会犹豫的。在我看来，当张勋（无疑是在许多利害关系人的迫切请求下）劝阻袁世凯不要要求皇帝迁去颐和园时，他的忠诚用错了地方。而皇帝接受并利用张勋的干预，同样也是错误的。

内务府对皇帝迁入颐和园的想法持有强烈的敌意，他们想尽办法发挥所有的影响力，阻止皇帝去颐和园，甚至连去那里看看都不行。他们想让皇帝相信，颐和园已经破败不堪，根本入不了皇帝的眼，更不用提居住了。他们还断言颐和园附近有大批强盗出没，如果皇帝离开城区那么远，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这些威胁如果不是来自土匪，那么就是来自政治阴谋家，或者是来自那些“爱国者”。他们认为只要皇帝还活着，就会对民国构成威胁。

在我看来，让皇帝尽可能长久地留在紫禁城，正当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这么多的珍宝和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搬到颐和园去不太现实，而如果把它们留在紫禁城，就意味着它们会立即被民国当局查收。我同意，如果这些珍宝留在紫禁城，皇帝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他的所有权可能会引起争议，或者更有可能被忽视。然而，在我看来，所有权的问题应该彻底解决清楚。如果皇室对紫禁城的珍宝把持得太紧、太久，皇族最终将被强制剥夺所有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如果皇室表现出妥协的意愿，主动建议委任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把那些可以合理视为国宝的物品分配给民国，那么皇室就可以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占有剩余的。

郑孝胥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进行了比以前更充分的讨论。我很欣慰地发现，虽然他和我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意见不同，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他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做好准备，履行“优待条件”的第3条，让皇帝自愿迁入颐和园。但他坚决认为，筹备工作需要一些时日。而且，首先应该改革和重组颐和园及其周边广阔土地（包括一些耕地和玉泉山一带）的管理工作，将数量庞大而无用的工作人员削减至可管理的范围，还要对颐和园进行一些修葺和改建，并有序安排宫廷的财产。

到目前为止，颐和园一直由内务府管理。现在，郑孝胥向皇帝举荐，任命我做钦差大臣，全权负责颐和园各项事宜，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因此，1924年初内务府受到严重打击，这可与此前废除宦官制度、任命汉人为内务府总管相比了。他们竟然被置于汉人的统治之下，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他们看来这糟糕透了。现在更糟糕的来了，相当一部分宫廷管理权将完全脱离他们的掌控，落入一个西方野蛮人的手中。也许最苦的部分，是我的任命圣旨必须经由内务府传达给我。下面是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原文：

内务府信笺

敬启者本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事务，钦此！用特肃函奉闻，即希遵照可也。专此藉送时绥。

内务府启

内务府体验了祸不单行的痛苦。颁发这道圣旨的第二天，又有一道霹雳落在他们中间。在与我进行了简短磋商后，皇帝宣布他和皇后打算当天对颐和园进行首次参观。他命令准备好他和皇后的车，两小时后出发。此前，皇帝最远的旅程是到达父亲的住所，即位于京城北部的北府。他从未走出过北京的城墙。内务府说尽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祸事，诱使他改变主意，但皇帝不为所动。这时，名义上的内务府总管邵英请求我劝阻陛下不要进行这一鲁莽的冒险。我回答说，我完全赞成这次冒险。他怒火冲天，威胁我说，如果皇帝陛下受到任何伤害，我将负全责。对此，我唯一的回答是，这个责任我乐于承担。

内务府致庄士敦函

内务府仍不甘心，继而同民国政府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驳回皇帝去颐和园的计划。他们的这个打算也未能得逞。只是，民国当局派了一支由六辆汽车组成的“护卫队”，护送皇帝进行他大胆的旅程。毫无疑问，民国此举是为了确保皇帝不会在中途突然改变目的地，去参观使馆区而不是颐和园。内务府另外租了六辆车供自己使用，其中包括绍英本人。就这样，我们便在预定的时间从神武门出发了。我们排成了一个十四辆车的车队，我和皇帝坐在领头的车里，后面跟着皇后和淑妃的车。

撇开内务府，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冒险都相当成功。皇帝初次到乡下，更是第一次来到颐和园，他非常开心。园子本身并没有变成废墟，远远高出了他的预期。他满心欢喜，在园中漫步，在许多分散的建筑物间穿梭。皇帝游览了一座座亭台阁楼，又登上了万寿山顶。之后，我们上了一艘船，皇后、淑妃和侍女们乘另一艘船紧随其后，去探访龙王岛，那里可是颐和园的一颗明珠。

就在同一天，我正式走上了新岗位，与众多颐和园的官员进行了初步面谈。他们当中有许多官阶很高的人，现在都成了我的直接下属。从那时起，我的时间几乎全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度过了，只是偶尔去我的四处居所之一的樱桃沟待一会儿，那里最能让我心情愉悦。从那以后，皇帝频繁地出入颐和园，每次都有官员和士兵组成的车队陪伴，但这样的安排纯属多余，还要花费钱财。有时，他作为我的客人，在颐和园同我共进午餐。就这样，他结识了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和一些谨慎挑选出来的中国人。

1924年8月，我陪他第一次在山间漫步。他参观了西山山坡上的八大处寺庙群，其中一座是他的先祖乾隆帝最喜欢去的地方。

颐和园中的昆明湖里泊着的船个个都很笨重。置办的这些船本来是给慈禧老佛爷和她的太监们使用的，所以对于一个想学划船的年轻皇帝来说，几乎没多大用处。当然，对于我这个打算教皇帝划船的外国人来说也是一样。为了皇帝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我分别在天津、烟台和上海建造了三艘船。一只带有滑动座椅的舷外支架，我给它起名“爱丽儿”。另一艘是有固定座位的小划艇，名字叫“阿特拉斯的女巫”。第三只是个独木舟，当时已经完工，只是还未送至紫禁城。但1924年11月发生的事让我在颐和园的职务走到了头。“爱丽儿”和“女巫”，尤其是前者，在宫里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惊奇，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船。起初，当他们看到天子完全可以把划船这种辛苦而卑贱的工作交给水手，却偏偏自己动手时，他们的惊奇中又带着一丝恐惧。

由于我可以自由选择在颐和园的住处，便首选了龙王岛。但我发现这个宜人的地方不适合处理公务，就搬到了一个僻静的花园。四周围墙环绕，有亭台楼阁，还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这处美妙的隐居叫“湛清轩”，它是与之风格相似的“谐趣园”的一部分。

尽管我的办公环境十分宜人，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却很艰难，我很少能从中感到“和谐的快乐”。有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新人新政”威胁，我与他们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我在北京的一些欧洲朋友祝贺我可以把爱好当工作了，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份工作有多乏味，我每天要遭受多少嫉妒和敌视，我每次尝试改革中国宫廷管理体制的固有弊端，人们会多么愤怒地反对。宫廷官员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实际帮助却很少，尤其是在我完成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时，即通过裁员和调整薪俸来削减开支。在夏天，一位宫廷要员去世了，我很快就收到了许多关于晋升的推荐信。当我宣布这个职位纯属多余、将被取消时，大家公开表示了对我的厌恶。

关于不同建筑的修缮问题，我提出的方案同样遭到了坚决反对。他们给我提了附近海淀村两个承包商的名字，并向我保证，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颐和园的修葺工作都是委托他们完成的。我向这两个人询问价格时，结果高得出奇。于是，我便在北京城秘密投标找承包商。这一操作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于中国报界都进行了评论。结果，这项工作得以有效完成，所需费用还不到那两个承包商报价的七分之一，而我的下属还曾试图说服我他们的报价是合理的。

渐渐地，我成功说服了几位比较有头脑的下属，使他们相信改革和紧缩政策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应该尽己所能为皇上服务，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我正在做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开始与我合作。成功来得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但在夏天结束前，我对结果已经很满意了。颐和园过去一直都在大量消耗皇帝的资金，现在它可以自给自足了。收入来源包括农田租金，颐和园和玉泉山的开放日门票收入，出售湖里的鱼，以及当地某些企业的利润分成，如玉泉山上的一家酒店、一家苏打水厂、几家茶馆和一家摄影店。

这帮人不择手段地想让我辞职的行为略显幼稚。1924年，我收到了许多恐吓信，其中有一封据说是出自某个对我极为尊敬的人之手，他认为有责任警告我，有人要谋害我的性命。有人雇了一帮土匪，准备在我往返紫禁城和颐和园的途中（我通常骑马）枪杀我。事实证明，这帮土匪肯定是些笨手笨脚、优柔寡断的家伙，根本不够资格。因为我骑马往返颐和园的次数太多了，可他们一次都没有利用好。

我所承受的反对和敌意，不仅源自紫禁城里内务府和颐和园里那群无用食客的嫉妒，更有来自新闻界由学生把持的某些报纸刊物。那个时期关心政治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苏联大使馆有密切联系的极端激进政治家的影响。代表他们观点的报纸欢迎任何攻击“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报纸）或皇帝（他们总是轻蔑地称之为“溥仪”）的机会。1924年，他们发现了许多一石二鸟的好机会。至于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下面这个例子便是很好的说明。

1924年9月初，北京一份叫《大晚报》的报纸登载了一段极其下流的话：据说，“溥仪”的英语老师动机不良，把自己的女儿带进了紫禁城，介绍给了“溥仪”。她很漂亮，“溥仪”都看呆了。英语老师出于某种考虑，便把她交给了“溥仪”。

即便是用英文写出来，这些话也是相当无礼的，原本的汉语措辞更是不堪入目。要是我认为有必要对皇帝和我自己受到的卑鄙指控做出回应，我可能会诉诸各种辩护的说辞。但其实只需说出一条便已足够，那就是我根本没有女儿。

胡适博士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了对北京新闻界竟能沦落到这类下贱的地步深表遗憾。1924年10月10日，他在信中写道：

无论那些小人如何不择手段地抹黑你在皇宫的工作，但我相信，相比现在流传的谎言和攻击，更有远见的人终究会认可和钦佩您的工作。只不过，现在的中国人还缺少敬佩骑士精神的勇气罢了。

在这封信里，胡适博士不仅提到了北京下流报刊上那些卑鄙的垃圾，他还很担心政治圈子里对我进行的各种攻击。在中国一群声名狼藉的议员中，最腐败的政客不止一次对我进行谴责。某集团的领导人或发言人叫李燮阳，他声称我把颐和园的收入都积攒下来，准备支持皇帝复辟。这些攻击同那些发表在不知名晚报上的不同。在我看来，我需要做出公开的回应。我的回应写得很长，并以中英双语发表，还引起了《华北每日邮报》的以下评论：

皇帝和国会议员：

李燮阳议员曾对清朝皇帝和庄士敦先生本人进行过毫无根据的诽谤，我们今天就发表庄士敦先生做出的最有趣和最尖锐的回应。只要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不会后悔在这里所花费的时间。而且，大家一定觉得，庄士敦先生完全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回应。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李先生对他人进行的攻击恶毒无比，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如果群众情绪高涨时，听到这样的指控，人们只会牢记于心。这样一来，皇帝的生命很容易受到威胁。人们不禁会想，李先生借当时的政治形势做出这等攻击。随着民国政权（或在中国假借此名的某个政权）的失败越发明显，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倾向君主制，认为那是摆脱难以忍受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途径。凡是有关宣统皇帝的传闻，都使人们对这位清朝末代皇帝产生了同情。就像在砍了查理一世的头后，弥尔顿不得不规劝那些陷入悲伤、无法释怀的人们一样，或许李燮阳也认为自己被选中，要尽其所能抹黑皇帝的人格来恶心全中国人民。让我们即刻在此声明，我们并不是要强迫皇帝陛下或任何其他皇帝接受中国的统治。我们只是想弄清楚李先生的动机是什么。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已经犯了不可原谅的诽谤罪，把很容易查明的真相藏起来，乱说一通。同时还侮辱了庄士敦先生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污蔑他利用职位谋划帝制复辟。除了我们从庄士敦先生那里得到的消息，再没有其他更能说明问题的证据了。现在李先生只剩下作为一名国会议员该做的事情了，那就是为他毫无根据的指控公开道歉，正如他曾大张旗鼓地公开指控一样。

无须多言，他自然没有作任何道歉。不过两个月后，一位中国朋友在我的建议下，把我带到了一个私人宴会上，让我与李燮阳先生当面交谈。大概是在别人的压力下，他亲自向我承认他受到了误导。

可见，内务府（除郑孝胥外）和颐和园的多数官员定会对我冷眼相待，甚至充满敌意。不过，中国媒体和政治圈对我持续进行的恶毒攻击，我很难理解。直到1924年10月初，一个中国朋友才把这件事弄清楚。他向我透露，有人设计阴谋要把我赶下帝师的职位，不管是通过正当途径还是不法手段。10月4日，我在给另一位中国朋友徐良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徐良是康有为的狂热信徒，对皇帝忠心耿耿。这封信也许值得引用，尤其是我用斜体书写的最后那句话，以及一个月后发生的事。

有一位朋友昨天来看我，告诉我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正在密谋把我从宫里赶出去。他们在报纸上开展了一场造谣中伤我的运动，并准备指控我为陛下服务而成了百万富翁。当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毁掉皇帝本人，把他赶出皇宫，剥夺他的财产。

在1924年的夏秋两季，我并不是唯一遭到谣言和谩骂攻击的人，我的好朋友兼同事郑孝胥也是受害者，只不过他最大的那拨敌人在紫禁城内部。他不顾内务府和几位最有影响力的满族王公的坚决反对，英勇无私地斗争了几个月，进行了各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段时间他感到非常沮丧，所以1924年年中他申请无限期休假。其实他无意放弃自己的任务，也无意让年轻的皇帝独自面对迫在眉睫的困难和危险。

无须多言，郑孝胥及其儿子郑垂是颐和园最受欢迎的常客。我们的两位学者朋友王国维和罗振玉也很受欢迎。我在前面提到过，他们在南书房享受荣誉职位，在欧美为所有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所熟知。他们在拯救大量极为珍贵的未出版的历史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材料记录的是清王朝早期发生的事件，民国当局曾打算将其销毁或当成废纸卖掉。他们急于找到一个安全、方便的地方来存放、研究和编辑。听说我手里有几栋空闲的房子可以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我也很愿意提供帮助，他们高兴极了。他们和我在颐和园待了一天。我带他们去了玉泉山西侧的一幢大屋顶式建筑，那是乾隆时期修建的，成功地在至少两场大火中保存了下来。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在北京城内或附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场所了。回到颐和园后，我们在湖边坐了一阵儿，愉快地讨论了一个项目：把玉泉山上那个浪漫的地方变成一个伟大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国学者和学生的集合点和避难所。但这终究只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梦想。

那天，坐在湖边的三个人中，有一个正在为皇帝服务，他对皇帝一直忠心耿耿，目前在“新满洲国”的枢密院任职。而我本人目前在伦敦大学阴郁的穹顶下教授中文。第三位是一个绅士兼学者，1927年6月2日，他独自一人又去了颐和园，去了三年前三人曾讨论计划和梦想的湖边。他看到的只是中国和皇帝的未来漆黑一片，因此他生命中的光明也完全熄灭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有人在湖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打捞了上来。

在我接手颐和园时，就开始记录整理自12世纪以来中国皇帝在颐和园及其附近修建的各种建筑和游园的起源和相关历史的大量文献。其中一份可以解释颐和园起源的文件，涉及到了慈禧老佛爷以及她与其侄子德宗皇帝（光绪）的关系，因此我翻译了几页。这是光绪皇帝在1888年大婚不久颁布的诏书，当时慈禧已经放弃摄政，准备移居别殿。据说建造（或者说是重建）颐和园的想法是由光绪本人提出的，因此他要为这种不必要的浪费负责。显然，这里也有掩人耳目之嫌，以对外消除关于斥巨资这件事的问题。其文件引用了慈禧太后颁布的一项敕令，表明她半推半就接受了颐和园这份礼物，以及对她那充满感激和爱心的侄子的迫切恳求的宽厚回应。

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癸未朔

上诣储秀宫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安。至辛亥皆如之。谕内阁、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忧勤宵旰。十有余年。中外奠安，群黎被福。上年命朕躬亲大政，仍俯鉴孺忱，特允训政之请。溯自同治以来，前后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万几余暇，不克稍资颐养。抚衷循省，实觉寝馈难安。因念西苑密迩宫庭，圣祖仁皇帝曾经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徵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尽区区尊养微忱。吁恳再三幸邀慈允。钦奉。懿旨：自垂帘听政以后，夙夜祗惧，如临渊谷。今虽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无时少弛第。念列圣敕几听政，问民疾苦。凡苑囿之设，搜狩之举，原非若前代之肆意游畋。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但外闲传闻不悉，或竟疑圆明园工程，亦由此陆续兴办则甚非深宫兢惕之本怀。盖以现在时势而论，固不能如雍正年间之设正朝，建公署。即使民康物阜，四海乂安，其应仰绍前猷。克光令绪者，不知凡几尤当审时度势，择要而图。深宫隐愿所存，岂在游观末节，想天下亦应共谅。惟念皇帝春秋鼎盛，此后顺亲之大，尤在勤政典学，克己爱民；不可因壹意奉亲，转开逸游宴乐之渐。至中外大小臣工，尤宜忠勤共励，力戒因循浮靡积习。冀臻上理庶不负深宫殷殷求治之苦心。实所厚望，钦此。朕钦承慈训。惟当祗服懔遵，不敢稍涉侈纵。诸臣亦应仰体圣慈谆勉至意，各勤职业，共赞昇平。现在西苑将次告竣。谨择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銮舆驻跸。其一切直班守卫事宜，均照王大臣等前奏章程。敬谨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份文件更能揭露满族宫廷的虚假和伪善。我们可能很想知道，既然这两项诏令都不是以皇室的名义颁布的，那究竟是为了欺骗谁。慈禧老佛爷并非头脑简单之人，绝不会轻易相信她的侄儿光绪帝对她的忠诚和深情关怀，会像他的话里所说的那样深刻。皇上也不至于蠢到以为皇太后真的不愿接受以贺寿为名送她的这座漂亮园林，或拿她关于修建费用的懿旨当真。

不过，慈禧确实厌倦了在荷花中假扮慈悲观音、时不时干涉朝政的日子，她期待能在隐居的生活中颐养天年。毋庸置疑，皇帝热切地盼望着那一天早点到来，盼望着她离紫禁城远远的，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天堂。

这两项诏令名义上的起草者，以及宣读它们的部门官员，都不太可能理解它们的字面意思。或许这只是一个官方解释，在国家和财政困难时期，宫廷为何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建造一座崭新且昂贵的宫殿。诏令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真相，即这座宫殿是挪用中国海军的军费建造而成。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面谨慎地解释说，所有开支是用以前节俭的盈余支付的。那么朝廷是否曾经试图节约出这笔钱呢？当然没有。从伟大的乾隆时代起就不曾有过，如果节俭，他便会被指责为吝啬。

如果说老佛爷没有为中国海军做过任何事情，以回报挪用其资金修建颐和园，这是不公平的。至今仍矗立在昆明湖边的那艘大理石舫，就是她对中国海军的贡献。当中国舰队全部惨死于威海卫时，这座石舫注定会在中日战争和大清王朝的历史中幸存下来。不幸的是，这座石舫根本无法体现老佛爷的审美能力，更不用说爱国情怀了。

慈禧太后倚着自己的性子，在颐和园留下的当然不止大理石舫这一处遗迹。

在湖边老佛爷的会客厅“仁寿堂”（她习惯在这里进行必要的正式召见）的正后面，矗立的是光绪皇帝在颐和园的居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监狱，即玉澜堂。我在前面说过，那碧玉般的湖水轻拍着囚禁光绪的墙，但他的耳朵听不见这水声，眼睛也看不见那碧波**漾。

在我掌管颐和园期间，有几处宫殿是不对游客开放的，玉澜堂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内外门都被封了，通过封条上的日期显示，这里已有好几年没打开过了。自从前任皇帝居住以来，这里就没有再使用过。我上任几天后便着人把封条撕了下来。穿过大门，走进一个铺着石板的大院子。正对着的是正殿，两侧有配殿。正殿里有四个房间，中间的一间本应是皇帝的接待室或王座大厅，但实际上是他唯一的起居室。不过，里面还是有一把龙椅的，按照惯例朝南放置。龙椅两旁各有一门，西边的直通皇帝的卧室。这是一间通风不良的屋子，东西宽十二英尺三英寸，南北宽十六英尺八英寸。其中一面墙上挂着徐良平的风景画和黄际明的鹿鹤同春图。

龙椅东侧的门通向另一间卧室，里面有徐会沣的书法作品和沈师桥的一幅精致的花鸟图。会客厅兼卧室的西边还有一个房间，内有吴石仙先生的刻印，墙上挂着一件精美的黑檀木雕刻的风景画。

接下来说说两个配殿。如果老佛爷的俘虏光绪帝能够使用这些房间的话，那供他使用的空间还会多一些。解封并打开这些房门时，我大吃一惊。原来在两栋配殿的内部，各有一堵坚固的、密不透风的内墙。在墙和朝着庭院的门窗之间，只有几英寸的间隙，门向内根本无法打开。只有打开大门，才能从院子里看到这两栋建筑的内墙。本来从西配殿皇帝可以看到湖面上**漾的涟漪，但这两堵内墙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东西两面的任何景色。而他自己的住处和院子前面那扇锁着的门，同样有效地挡住了南北方向的视线。

我向宫里的工作人员询问过这些墙壁的由来，它们是老佛爷有趣而巧妙的策略，目的是让光绪帝意识到他是一个囚犯。这些墙的存在，一来让里面的空间完全不能用作住宅或其他任何实际用途，二来时刻提醒光绪帝，他只是一个俘虏罢了。关押他的慈禧残忍、报复心强，于是想出了这个建造内墙的主意，以加深他的痛苦和耻辱，同时也剥夺了他的活动空间，使他看不到邻近的美丽湖水。

如果慈禧的用意仅仅是阻止他和外界联系，从而让自己得到满足感，她本可以把面朝湖水和宫殿的窗户堵起来，那至少他还能把两栋房子用作起居室。但这无法满足她恶毒的心思，她的目的是将光绪帝幽禁起来。想到他每打开一扇门便有一面白墙挡在面前，她的心里肯定会无比舒畅。

我对这一发现有了新的启示。在光绪帝生命的最后十年，慈禧对他的仇恨可见一斑。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宣统帝，他也是头次听说。再次去颐和园时，宣统帝和我来到玉澜堂，他直愣愣地盯着那些幽闭的墙看了良久。

颐和园曾被民国政府没收，我不确定这些墙还在不在，有没有被管理当局拆毁。如果它们还在，那但愿它们能够完好保存，以永久昭示一个偏执和报复心强的女人的仇恨和怨恨。她不仅毁了皇帝的生活，葬送了一个王朝，还应该对过去二十年来遭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庄士敦在颐和园住所里的花园

颐和园光绪皇帝玉澜堂中的觐见室

颐和园石舫

玉澜堂被围墙封堵的房间

如果人们打算准备一卷荣誉册，来纪念为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事业而献身的烈士，那名列卷首的，非不幸的光绪帝莫属，因为他的父辈把他交给命运，让其承受了太多苦难。而今天的中国青年爱国者，却很少有人对他说一句表示尊敬或同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