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福宫的彻底毁灭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但其结果倒也并非全无好处。建福宫的废墟被清理干净后腾出了一大片空地，皇帝就把这里变成了一处绝妙的娱乐休闲之所。之前，宫里可没有如此合适的空间。御花园太小，且到处都是假山、亭台和古树。在这处新建的场所，有足够的空间开展各种户外娱乐活动。1923年10月22日，“草地网球”比赛首次在紫禁城的高墙内举行。一方是皇帝和溥杰，另一方是皇后的弟弟润麒和我。至于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只是这个结果如果放在1934年，可能就反过来了。

除了户外娱乐活动，皇帝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太监已经被遣散，他急于在宫里进行许多其他方面的激进改革，但每次都会被内务府阻挠，无法顺利进行。他已经确定，除非找到一个勇敢、廉洁、有经验的人来接替邵英担任内务府总管，否则他的改革不会有任何进展。他还意识到，这样一个满足各项条件的人，在满族中不太可能找到。对此，他深感遗憾。

于是，皇帝打算找一位汉人来替代邵英。同时，他也觉得这个问题一下子简单了许多，因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已有几位杰出的汉人学者和前大臣被授予荣誉身份，可以进出南书房（以前由朝廷任命的翰林院）。他们被选中，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可以给日薄西山的朝廷增光添彩，更是因为他们一直对朝廷忠心耿耿，他们拒绝为民国政府服务，牺牲了自己的辉煌事业。其中的两个人分别因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名声而远播欧洲，他们就是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有一位对朝廷极其忠心的汉人郑孝胥，他当时在国外的名声没有现在这样响亮。

郑孝胥

郑孝胥第一次受到皇帝的接见，是在1923年下半年，由他的同乡、我的同事陈宝琛引见。他同皇帝有过两次会面，皇帝对他的个性印象深刻，并表示希望我和他能认识一下。我们见了几次面，我和他以及他的一个儿子讨论了皇帝的一些事情和紫禁城的腐败。事后，皇帝问怎么看这个人。我回答说，我来中国25年了，从未遇到过一个比他更令我尊敬和钦佩的中国人。

郑孝胥并不是一位政客，在朋友和文学界他常用的名字是苏戡。郑孝胥曾在朝廷担任过文官和武官，官场的人都认为他仕途光明。和其他许多效忠朝廷的人一样，他在民国成立后便辞去了官职，投身于文学和对书法的钻研中。他无疑是中国当代最具学识、成就最高的人之一，也许是中国现存最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还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君子。我认识郑孝胥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却比年轻人更有精气神。他从一开始就反对革命，不仅因为他忠于君主，更是因为，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发自真心地认为，革命是个严重的错误，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1912年，在得知皇帝退位的消息后，他写了一首诗，包含一个忧郁的预言：“大乱始于此。”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郑孝胥在给长子郑垂的一首诗中提醒他，“功名如鸿毛。”苏戡也用自己的职业生涯证明，他不为官场的功名利禄所动。他多次拒绝为一个他不承认的政府工作。他只能是皇帝忠实的仆人，他坚信自己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需求和利益是什么。因此，他不能在民国担任职务。192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猜想如果他唯利是图，可能早就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但事实上，他宁愿过着默默无闻、清贫困苦的生活，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卖字画所得。

尽管郑孝胥坚决拒绝在民国政府就职，却忠实地听从皇上的命令，协助皇帝重组内务府，所以他成了内务府史上第一个汉人总管。在名义上，他与绍英共同担任这一职务，认为有必要保全他的“面子”。但很快，整个紫禁城意识到，真正掌权的人是郑孝胥。

郑孝胥的所作所为触动了一些腐败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他遭到他们的敌视和反对。如果郑孝胥懦弱一点，肯定会被他们吓跑。任命几天后，郑孝胥应邀到一位蒙古王爷（皇室的亲戚）的午宴上做客。他给我看了他刚收到的两封信。信中有人威胁让他立马辞职，否则便暗杀他。他当着我的面把信件撕了个粉碎。

开始，他对这些威胁置之不理，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大麻烦。对他又怕又恨的内务府官员和民国内阁中一个势力强大的小集团形成了利益联盟。

内务府迫使新总管辞职的手段之一，就是在民国政府内部散布谣言，即郑孝胥接受任命的目的是图谋宫廷的珍宝。幸运的是，郑孝胥的名望极高，没人拿这种诽谤当真。与此同时，他泰然自若地继续工作。不到三个月，他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宫廷每月开支减少了数千元。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没有外部干涉，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向皇帝提交一份收支平衡的预算。

到1923年底，我和皇帝相处得极为融洽，我不仅是他的老师，也成了他的朋友。皇帝大婚以后，毓庆宫的规律性学习便中止了。虽然我仍然每天进宫见他，且大部分时间在一起，但我进出宫的时间不固定了。我们通常在他自己的住处或在新修的娱乐场所见面，有时也在专供皇帝和宫女游玩的御花园。

这片古老而宁静的乐土，坐落在紫禁城最北端的中心，在乾清宫和坤宁宫后面。这里有假山、石窟、古树和蜿蜒的小路，是个颇具魅力的漂亮场所，成了我日后对紫禁城最快乐的回忆。

1924年初，皇帝赐予我一项恩典。据宫廷官员透露，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御花园给我安排了一处私人住所，我可以将其当作住宅，方便晚上居住。白天我也可在这里阅读和写作，皇帝也可不受礼节拘束，单独接见我。那是御花园西南角一座两层的大亭子，离养心殿只有几分钟路程。亭子的名字是“养性斋”。我的主子十分慷慨，专门为我把亭子装饰成了欧式风格。如果他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更愿意选用中式家具。我从自己的图书馆带了一些书来，更增添了它的魅力。养性斋有几间客厅和一间卧室，我的仆人住在毗邻的一幢房屋里，奉命来伺候我的宫人也有房间。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有时一个人看书，有时和皇帝一起。偶尔他会不请自来，到我的亭子里吃午饭。在这种情况下，午宴的材料基本由仆人从他的御膳房拿来。有几次他带了一两个年轻的满族王公来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经常会在养性斋或御花园遇到皇后和端康皇太妃。在这种场合，皇后的美国朋友伊莎贝尔·英格拉姆小姐经常陪在她身旁。她在皇后嫁入紫禁城前后，一直是皇后的英语老师。时不时我也会被从养性斋召至皇后的储秀宫，同帝后一起用餐。当然，这些会面都是非正式的，不必拘礼。

在皇上带到养性斋来见我的人中，有个保皇派叫辜鸿铭，他身材肥胖，胡须花白，但忠心耿耿，一心想着为皇帝效力。皇帝曾在养心殿私下召见了他，然后带他到御花园用午餐。老人从未见过皇帝，为此感恩戴德。等到吃午饭时，他仍是一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即便皇帝在整个席间表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和不拘礼节的愉悦，也未能引起他的共鸣。不过在老人的灵魂深处，无疑有一些听不见的旋律，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其中深意。辜鸿铭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我听说不久以后，当他躺在**奄奄一息之际，这段回忆给了他不少安慰。

虽然辜鸿铭曾在苏格兰接受过教育，也有许多外国朋友，但总的来说，他对西方的外国人并无好感。他认为革命的发生是受了西方影响，于是越发不喜欢他们。他憎恨将与中国精神格格不入的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他曾写道：“这种崇拜暴徒的宗教，从英国和美国传入中国，引发了这场革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现在的噩梦。”而这个宗教正“威胁并摧毁着当今世界文明最宝贵的财富——真正的中国精神。”他还补充说，如果不很快压制这种暴徒崇拜，其“不仅会摧毁欧洲文明，更会毁灭世界上其他所有文明。”欧洲也有人这么认为。

无论如何，辜鸿铭都算不上一流的中国学者，因为像许多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他忽视了自身的汉语学习，而选择了英语、其他外语以及别的学科。回到中国后，他就再也无法弥补所欠的汉语功课。然而，他是儒学的狂热信徒，认为儒学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最佳基础。于是，他翻译了一本极具特色的《论语》，虽然内容稍显含糊，有的地方也没能忠于原文。只是，这些过失大多很容易被人原谅。他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西方语言知识，尤其是他还会一点拉丁语。他鼓吹自己的英国文学风格有多么厉害，但与许多和他同龄的年轻人相比，他的英国文学风格实则很差。在讨论他感兴趣的事情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还很好斗。他固执己见，拒绝承认当下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可能产生积极的东西。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同胞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人，因此也是最文明的人。然而，他自己的行为却常常不能体现出这种令人钦佩的品质。的确，他可能既傲慢又粗鲁，尽管他的大多数朋友都知道他并非有意失礼。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令人钦佩和喜爱的人，一个正在或已经逝去的独特旧中国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点值得提及，他从没有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捞过一分钱。尽管他曾担任过不少官职，其中不乏各种“压榨”的机会，但他终其一生都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礼仪引以为傲，认为这是民族特征之一，而北京某些学生在接待一位尊崇的陌生人时，却没有充分体现出这样的礼貌。这个陌生人也是皇帝在1924年请来的一位客人——泰戈尔。泰戈尔是应一个文学团体之邀于当年四月来到北京的，该团体包括文学泰斗胡适博士、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兼“新月派”代表徐志摩先生。泰戈尔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学术界和其他圈子排斥外来影响之际，因此他的演讲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了。他呼吁中国的年轻人珍惜民族文化遗产中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一些学生听众却对他冷淡不已，甚至充满敌意。我迫切希望泰戈尔在离开北京前一定要看一看那彬彬有礼、庄严高贵的中国，因为那总能激起外国游客的敬意。因此，我向皇帝提起了泰戈尔，请求允许我带他进入紫禁城。我还给皇帝看了一些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和汉译本。我的请求很快便得到了许可，会面地点就选在御花园的养性斋。皇帝自然很高兴，我想诗人也很愉快吧。

郑孝胥也陪同皇帝出席了此次会面。我很高兴在皇帝的庇佑下，让这两个伟大国家最负盛名的诗人齐聚一堂。而这两个国家，又曾经通过精神上的相似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年里，朝廷的各种惯例和礼节逐渐瓦解，皇帝得以结识更多的外国人，这比他早些时候有机会结识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在我以非正式的方式介绍的来宾中，有驻中国的英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亚瑟·莱韦森爵士及其家人、驻港总指挥官约翰·福勒爵士，以及驻北京外国使馆的许多成员，而会见的场所几乎都是御花园。

1923年到1924年期间，皇帝接待的外国客人大多是欧洲人，但也有一些日本人，我的朋友吉田便是其中之一。吉田时任日本公使馆参赞，多年后陪同国联调查委员会调查过东北的事情，最近在日本驻土耳其大使任上去世。据我所知，其他拜访皇帝的日本人是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他们被派来向皇帝转达日本政府和人民对皇帝的感谢。皇帝曾为日本地震赈灾基金送去巨额捐款。1923年9月3日，我第一个告诉他日本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使他深受冲击，于是他希望向赈灾基金捐赠一笔数目巨大的现金，而内务府总管认为皇宫根本负担不起这笔钱。他坚持捐款，于是给日本大臣寄去了一批艺术珍品，要求把它们卖掉，收益加到他的现金捐款中。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先生意识到了人们对这些藏品非常感兴趣，于是把这些物品运回日本时做了如下建议：如果把这些东西流散出去，那就太可惜了。也许可以从天皇的专用金里拿出一笔与其估价相称的款项来。这样，这些物品就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天皇的收藏品里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建议得以通过。根据日本一项声明，这批物品的估价不少于20万元。1923年11月初，日本代表团被派来感谢皇帝的慷慨和同情。皇帝在御花园的一个亭子里接待了他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告诉我，举行的那次不同寻常的见面仪式，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怀、最感动的一次。

我可以自信地断言，皇帝在这件事上的行动不含任何政治动机。因为，当他听到地震带来的灾害细节时，我目睹了他的情绪变化。慷慨、善良和对苦难的同情，确实是他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他非常喜欢做慈善，而且他的大部分礼物都是匿名捐赠的。为了救济北京的穷人和中国其他地区遭受水灾或饥荒的难民，他向来会慷慨地捐献资金，但却又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捐献名单上，甚至他所捐献过的数不清的基金发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知道他的身份。

溥仪和泰戈尔在紫禁城

至于中国客人，虽然常有人求我引见皇帝，但我通常予以拒绝。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沟通渠道是内务府。不过，我让皇帝亲自认识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我看来，他出身高贵，值得皇帝一见。

1924年9月，我初次结识了这位隐姓埋名的贵族。我不止一次在《宫廷公报》上看到这样的公告：

朱侯今日出发去明陵祭祖；

延恩侯按时到明陵祭祖后，回来向皇上谢恩。

这位侯爵就是朱煜勋，其姓氏是从1368年到1643年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的皇姓。其名字煜勋的大意是“出类拔萃的功绩”。他的侯爵地位是世袭的，是当年大清世宗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一位祖先的，封号“延恩侯”，寓意延续圣恩。当然，这个头衔作为一种恩典，指的是满族皇帝对被其推翻的明朝后裔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接纳。为了感念皇恩，每一个承袭该爵位者都有一个职责，每年两次到位于北京西北几英里处的十三陵进行祭拜。他要向清室报告离开和返回的日期，以及祭祀仪式的完成情况。作为回报，他会收到一笔赠款，据悉，这笔钱用来支付其旅费和其他花销。他的报告需要通过内务府上报。所以，1924年以前，皇帝从未见过他。我的同事也没有认识他的。他不在这些人的社交圈子里。而且，中国人很少知道他的存在，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1924年8月，我不知道清朝迟迟不肯消散的暮色，还要多久会变成黑夜。但当我碰巧在那个月的《宫廷公报》上看到侯爵的名字时，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最后一位清朝皇帝能与最后一位明朝皇帝的代表面对面站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皇帝，引起了他对延恩侯的兴趣。

九月初，内务府接到皇帝的通知，希望私下接见延恩侯，他们大吃一惊。这次会见于7月7日在皇帝自己的寝宫举行。同天下午，我在景山北自己家里收到一张访客卡。卡片上是这样写的：“朱煜勋，字炳南，明室后裔，延恩侯，居于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

他进来时穿着正式的外套，戴着帽子，非常抱歉地解释说，他是遵照陛下的直接命令来见我的。他直接从紫禁城过来，陛下在那里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是因为我他才受到了皇上的接见。所以，他赶来致谢。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安静谦逊的人，显然读书不多，但绝非缺乏才智。他告诉我他43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4岁。他摇摇头对我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些不成器的小淘气，没有头脑，也不懂礼貌。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想法。他允许我给他拍照，这样我的读者便可以自己评价了。

当我告诉他我将很快回访时，他非常恳切地请求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客房。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穿的外套和帽子是我自己的，都是为了觐见皇上专门借来的。”说着，他站身起来，解开外套，给我看里面破旧的衣服。他显然确实不希望我回访。因为，他避开我私下里对我的仆人们说，请他们劝阻我不要去看他，还说借来的衣服当天必须还回去。

事后不久，我派人将一件小礼物连同我拍的照片送给他。我的信使向我报告说，他的房子确实是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侯爵穿着破衣烂衫，坐在一条破板凳上。出于对他的关心，考虑到他不得不在如此卑微的环境中接待我会很“丢脸”，我打消了回访的念头。但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感谢我所送的小礼物。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是，侯爵是个绅士，配得上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延长的恩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年至1399年在位，年号洪武。他被埋葬在南京，而不在北京附近，因为当时还未迁都至北京。人们也许还记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孙中山穿着不得体的燕尾服，戴着大礼帽，前往朱元璋的陵寝进行正式拜谒，给威严的先人送去了可喜的消息：皇位已从异族满族篡夺者手中夺回，中国又属于中国人民了。如果中国有哪个朝代因为自己的无能和腐败而丧失了“天命”的话，那便是明朝。民国的缔造者很清楚自己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因为即使是最伟大的明朝皇帝也无法与康熙、乾隆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为朱元璋扫墓的人中没有明朝后代的部分原因吧。民国当局修缮了朱元璋的陵寝。不过，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都对明朝王室在世的成员的命运毫不关心。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以表对延恩侯的尊敬和礼貌，甚至没有帮他从极度贫困中走出来。此外，民国连他的尊号都已不再承认。

如果你需要任何理由来轻视他，那只有一个：辛亥革命后，他仍然效忠清朝，继续在皇帝的帮助下，按时去给清朝的列祖列宗扫墓。

后来的事件表明他的忠诚的确发自内心。1924年9月7日，他受到皇上召见。两个月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皇帝成了民国的犯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六七个自称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的自选人士的囚犯），不久又被流放到外国租界。之后，延恩侯节衣缩食攒了几块钱，凑够了去天津的盘缠。我想，当他跪在被流放的皇帝面前感谢皇恩时，“延恩”这个名号并没有让他的境遇有所改善。也许，皇帝自己很快也会像他一样陷入隐姓埋名和穷困潦倒的境地。

延恩侯

延恩侯的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