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已渐入夜色，本书不再讲述之后至暗时刻的故事，也无法阻止新的曙光在其他地方升起。我所能做的，就是尝试在本章简要总结漫漫长夜中的事件。
从1924年11月29日至1925年2月23日，皇帝作为贵宾在日本使馆住了几个多月。临终前的孙中山来到北平的时候，皇帝依然住在那里。
在那几个月，皇帝除了回访一些外国的外交官，从未离开过使馆，他经常去我在英国使馆的住处。由于使馆区的南部边界不受中国管辖，我们偶尔会在那里的一小段城墙上散步。站在城墙上，他第一次看到树木茂盛的公园所环绕的天坛。我们看不到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祭坛。在那里，他会以天子和万民之主的身份，祭祀祖先和神灵。皇帝站在相同的城墙上，遥望着闪闪发着黄色光芒的的紫禁城屋顶。虽然在某一方面，紫禁城曾是他的监狱，但也是他幼年的家。有一次我们晚上散步时，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孤独地朝我们走来。我悄声对皇帝说，当他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仔细观察，认出了他是苏联公使加拉罕。
从1925年2月到1931年11月，在天津商港乏味的日本租借地，皇帝度过了漫长沉闷的七年时光。一个自称“反清同盟”或“反满同盟”的组织，在一些中文报刊上撒谎指控日本人试图引诱皇帝去日本，并承诺给他一座供其居住的皇宫。在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的计划中，他们把皇帝作为政治工具。如果日本政府曾经在1925年到1931年时期向皇帝传达哪怕一丁点到日本会被盛情款待的暗示，他都会高兴地接受，毕竟日本广阔自由的生活比天津枯燥单调的生活更有吸引力。他会住在风景秀丽的京都附近的乡村住宅，或是住在无与伦比的的富士山乡村庭院。可惜，他没有收到日本的暗示。相反，他心知肚明，人们通过我告诉皇帝，不管他住在日本，还是住在日本在东北的租借地，日本政府都会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1925年秋天，冯玉祥和张作霖名义上的盟友关系破裂。以前彼此开战的吴佩孚和张作霖，现在结为倒冯的新盟友。他们邀请资深政治家唐绍仪担任同盟的政府首脑。尽管唐绍仪近来很少参与政治，但他诚实、干练，几乎受到政界各派人士的高度赞赏。对于邀请，唐绍仪给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答复，说他不会承诺支持新的联盟，除非吴佩孚（他一直在疗伤，并在长江流域集合新的兵力）向自己承诺，他无意恢复曹锟的总统一职，或无意重新召开贿选曹锟担任总统的国会。
流传甚广的传闻说，新的同盟打算宣布撤销过去对皇上的非法行为，以恢复“优待条件”中的特权。唐绍仪却利用这个机会，勇敢、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满意仅仅批准这项提议（由于种种原因，该提议从未付诸实施），并就此发表了一份声明。当时，他的声明没有受到相应关注，但几年后当我们读到这份声明时，就会觉得它极富趣味性且十分重要。
关于恢复满族特权之事，唐绍仪提到征服了满族的人，把满洲像礼物般带到了满汉联邦。汉族人推翻清朝，不过满洲还是满族人的合法世袭财产，应该恢复逊帝宣统对那片领地的统治权。
唐绍仪发表这份声明几个月后，我到上海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彻底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之前的传闻并没有曲解他的观点。
唐绍仪当时及此后没有重新进入政坛，尽管他经常被要求出山。不过，新的同盟成功地达到了一些目的，尤其是打倒了冯玉祥。之后，冯玉祥在莫斯科找到了精神家园。1926年，正是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被迫退出政治生活的时光。
从那之后，冯玉祥这位“中国的大阴谋家”又先后多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过，他邪恶的身影无论走到哪里，似乎注定都难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而如今他在国内的朋友屈指可数，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有人仍然认为他是一位无私的英雄和爱国者，但更多的人抨击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叛徒。无论对朋友还是对敌人，他都极其虚伪且无耻。他一直被簇拥在桂冠和玫瑰花丛中，也一直深陷于污秽的泥潭。
有人认为冯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劳动人民的忠实代表，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朋友。在其他的一些人看来，他又是一位虚伪的流氓。他戴着虔诚、谦逊和简朴的面具，假扮人们的朋友和救星，仅仅是为了更轻而易举地完成黑暗的计划和满足自私的野心。几乎和中国人一样，外国人对他的品行也是褒贬不一。新教教士过去对这位最杰出的皈依者，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称他是真诚和正直的“基督战士”。
现在提到冯玉祥的名字，他们热情消失了。因为冯玉祥皈依了基督教，像虔诚的基督徒约翰·朱尔典爵士，自然而然地偏向他，对他极其友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后来冯玉祥的一些言行，令他大为震惊。他曾经向不知情的同胞道歉说：“他是信奉《旧约》的信徒。”我应该解释一下，“我向这位基督将军致敬，他就是中国的克伦威尔。”狂热的传教士乔纳森·布伦特神父说，“我同意朱尔典爵士的观点，他就是一位信奉《旧约》的信徒。是个高度可信的家伙，我热切地祈祷……他可能证明，他会是中国的救世主。”
然而，在1929年我们发现一个倒冯组织，称冯玉祥为“叛徒”，是邪恶的北方军阀，是“一头隐蔽在暗处、狡猾的狼”。该组织列出了冯玉祥的十大罪状，其中有：把外蒙古让给俄国；背叛国民政府；破坏交通线，以阻碍已故领袖（孙逸仙）葬礼的进行；杀害数十万年轻人；加入共产主义；强迫西北的农民种鸦片；掠夺人们的财富等。该组织的宣言称：“这十大罪状，表明他是一位多么邪恶的人。他罪无可恕，死有余辜。”
早在1920年，冯玉祥的基督教朋友们告诉世人，有一次天下大旱，庄稼都枯萎了，冯玉祥请附近的和尚和道士祈雨。“祈雨时，他们惊慌失措，处在绝望的混乱之中”。接下来冯玉祥去祈雨，而“没多久，下了一场大雨”。然而，正好十年后，陕西人称冯玉祥为“旱魔”，认为他所到之处必会遭到旱灾。
中国陕西的一位英文报记者碰巧是一位传教士，他声称，“说来也怪，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结束时间，和旱灾结束的时间相一致……1927年，冯玉祥来到陕西，预示着漫长的三年大旱。在他通电正式宣布辞职的时候，竟然下了一场我们多年未见的倾盆大雨。而仅仅在他的最后一支部队离开后，旱情便完全解除了。因为，从未下过如此大的雨！”
冯玉祥的朋友或许能从下面的事实中找到些许慰藉。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被称为“旱魔”，而在莫斯科，他被体面地称为“播雨人”。
我自己不打算尝试对这位奇特人物的品性进行终评。这样做的时机尚未到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冯玉祥正在中国最著名的圣山泰山山坡上的帐篷里，更准确地说，在一座寺庙里生闷气。我曾在泰山的寺庙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我深信，这是一座能够让人净化和再生的山脉。泰山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这种力量。几千年来，它一直是座圣山。对诗人、圣人、先贤、皇帝、将士、和尚、隐士、艺术家，以及勤心修行的人来说，都是灵感的源泉。冯玉祥是名将军，或者可能是位潜心修行的人。他家里悬挂着列宁的肖像，他有资格是一位艺术家。也许，当他在厌倦了生闷气之后，开始严肃地静心沉思，一些伟大的事情或许会发生。
人们形容他睿智、伟大或优秀，这位“基督将军”过去的政治、战争或道德实践活动是否有资格为他赢得上述称谓，对此我表示怀疑。不过，或许他从泰山上下来，会脱胎换骨。威廉·拉尔夫·英奇博士说：“攀登过圣山的人往往能看得见远方的土地。”我们愿冯玉祥至少已看了一眼远方的土地。如果他从山上下到平原时不如他上山时睿智、伟大或优秀，那就表明，他不配享有和圣山之灵交流的特权。假如那样的话，他也就感受不到这个国家充满的痛苦和不幸。
皇帝到了使馆区，在刚开始的近三个月，以及早期在天津逗留的几年间，有人用最恶俗下流、粗鄙无耻、没有风度的语言辱骂他。不仅有人公开抨击他犯有一些莫须有的政治罪，以及炮制所谓的企图推翻共和制的阴谋，而且有人公开嘲笑、污蔑、抨击他的人品。有人还宣称皇帝是个邪恶、堕落的人。他们这样宣传皇帝既影响了中国人，也涉及到了外国人，且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正是皇帝在天津的早期，某些外国记者对他的称谓逐渐发生了改变，有了“亨利·溥（或溥仪）先生”等强烈的蔑视口吻。他们不仅公然漠视皇帝和朋友们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些称呼，还漠视多年因袭下来的礼节。“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完整保留“皇帝”的称号（不加前缀“先”）。而那些条款从未被任何一部法律和宪法所废除。因此，人们也应该称他为“逊帝”或“皇上”，而不应是“先生”。
反清同盟的意图是持续不断地煽动反对皇室的活动，他们主张把“优待条件”中最后残余的条款全部废除，包括1924年11月任意强加给皇室的协议。他们主张严惩所有的保皇派（包括皇帝本人），甚至处以死刑。
1925年下半年，满族皇室的敌人在紫禁城皇帝寝室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信件，他们公开了信件内容，宣称这些信件揭露了一个旨在复辟帝制的阴谋。数名中国知名的政要人物牵扯其中。实际上，这些信件并未证实存在任何阴谋，然而这些信件表明：皇帝在中国各地仍然拥有热情的朋友和支持者。毫无疑问，赞成共和制的读者对此强烈不满，他们称其中的一份相关信件最为重要，这是著名的改良派康有为先生（他现在被“激进派”视为保守派）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因此，他们认为我参与了复辟帝制的阴谋。实际上这封信含有他对皇帝忠诚的信息，描述了近来在华中旅途的见闻，以及他通过观察认识到在华中这片有影响力的区域，一些人对皇帝仍持友好和同情的态度。我原本把这封信拿给皇帝过目，而他却把信件和文稿放到了一起。当然，这封信根本就不含有满族朝廷的皇帝或者我参与了政治阴谋的证明。然而，主张彻底镇压保皇派的反清同盟欣喜若狂，认为抓到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参与复辟阴谋的铁证。他们复印了这封信和其他信件，散发到全国各地。
皇帝的政敌怎肯善罢甘休，他们公开宣称，我仍然在穷凶极恶地谋划复辟，正在外交领域施加邪恶的影响。下面便是典型的例子。1925年8月11日，英国媒体翻译了《民报》针对我本人的指控：
自从逊位的皇帝到达天津以来，他的老师庄士敦先生，以他的学生名义，一直在向欧洲所有君主制国家的部长和公使暗送秋波。他提供各种让步，竭力赢得他们对复辟活动的支持。由于他诡计多端，英国的代理公使已经受到他的影响。自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庄士敦先生连同英国代理公使，在帝制阴谋中一直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个卑劣的谎言公之于世的几周后，反清同盟随即在北京发表了一封写给英国公使的信，要求把我驱逐出中国。他们声称代表中国四万万同胞提出这一请求，并宣称处死所有中国的保皇派。而由于我的罪行不可宽恕，惩罚自然应当更严厉。
我本不想理会这些针对我的幼稚指控，但我收到段祺瑞政府的私下暗示：如果我公开回应，他们会很高兴，这能协助他们控制煽动反满的活动。因此，8月12日，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等外国媒体上发表了一份英文的回复。此外，在好几家知名的中文杂志上，也用中文发表了同样的回复。摘录回复的全文，徒费纸张，实在多此一举。不过，由于最后一段提到卑鄙的抨击是强加到皇帝头上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读：
即便退隐到了天津，19岁的皇帝也苦于政敌们对他没有风度的抨击之扰。最早的退位条约给予皇上的各种权益和优惠待遇，已被剥夺，但他的政敌们不满足，千方百计剥夺去年11月政变时强迫皇帝接受的权益和优惠待遇。他们指控，近来持续不断地出现有关皇帝复辟帝制的阴谋。据称，今天的中文晨报报道，皇上在天津居所的周围，都是活跃的保皇派份子，并且和天津各国的领事打得火热。他近来委身于某西方列强的保护。他已经承诺，当重新复辟登上地位时，就会赋予该国各种有价值的特权。他自身与某军方结盟，同样旨在复辟帝制。毫不夸张地说，最微小的证据碎片都能产生这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断言。
反清同盟竭力迫使段祺瑞政府逮捕全部有嫌疑的保皇派，并以叛国罪判处他们死刑。不过，段祺瑞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这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1925年8月末，反清同盟中最著名的发言人之一杜啸石（音译）用中英文公开发表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其观点。
当时坊间传闻，段祺瑞政府提议把没收的一些财产还给皇室，这条传闻极大地激起了反清同盟的强烈反对。“政府采取这种行动，意图何在。”杜啸石在备忘录中说，“匪夷所思。即使这种行动不会引起其他的猜测，但也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相信，政府本身与帝制复辟运动有牵扯。”
1926年，我需要短暂“访问”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关于英国的份额。我在中国居住了28年，这是我第二次回到英国。1927年初，我回到中国，受命担任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我一直待在中国，直到4年后，英国政府践行长期以来把这片领土归还给中国的承诺，我才离开。不过，在那段时间，我和皇帝保持着联系，还拜访了他几次。
在前往威海卫之前，我在天津陪了皇帝几天。2月14日，值皇帝的生日之际，我最后一次遇到了康有为。他是一位年迈的改革家，坚定的保皇派成员。人们在指控复辟帝制阴谋时，经常把我和他的名字联系到一起。生日的那天清晨，康有为和他忠实的跟随者徐良拜访了我。关于皇帝的遭遇和将来，我们聊了许久，然后一起去了皇帝位于日租界的住所张园。皇帝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名年迈的老人跪安时，皇帝起身抚摸了他的肩膀，命令他坐在椅子上。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康有为。他返回了上海。3月8日是他的七十大寿，众多朋友和门生给他贺寿，以表达敬意和爱戴。对于康有为，那天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皇帝的亲切慰问。皇帝特意派徐良从天津携礼物赶去祝贺。几天之后，他再次北上，住在青岛一处新买的住所里。我们原本计划到了夏天，他来威海卫多住几天。可当我再次收到从青岛传来的消息时，却是他病逝了。1927年3月31日的凌晨，那天正是我抵达威海卫开始履职的日子。
溥仪在天津时居住的张园
梁启超是康有为最著名的弟子，注定要追随导师。他在康有为的丧礼上作了一场感人肺腑的演讲。他盛赞康有为是伟大的改革先驱，较早、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选择：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抑或无望地走向衰退和毁灭。梁启超说：“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在本书中，我已经践行了他的提示。不幸的是，他不久也随着康有为离开了人世。
我在威海卫上任时，还发生了一件使皇帝和皇室陷入悲痛的灾难。中国人崇拜祖先，对于先祖的坟墓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不知者很难估计悲痛的程度。在1928年7月3日至11日间，皇陵（东陵）遭到毁坏和侵犯。
在中国内乱频发、动**不安的时代，我们把称这帮盗墓者称为士兵还是土匪，已经无关紧要了。这并非个案，暴行的主要动机是掠夺财物，因为帝陵往往会埋有大量的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这已是中国的习俗。由于陵墓极其牢固，因此需要用炸药炸开。盗墓者砸开棺椁，把尸体扔到地上，曾经的九五之尊、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皇帝和“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尸骨被砍成碎片，散落在地上。后来，皇帝的使者探望了陵墓，恐怖的场景难以名状。在皇室的记录中，为皇帝和皇室备查的资料详尽地记录了整个情形。我给皇帝写了一封同情的信件，收到了档案的复印本和皇帝的答复函。
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法院，审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犯人，算是有人背锅了，但也只是受到了轻微惩罚，并没有严惩罪魁祸首，包括军衔高的军官。他们逃过了所有的惩罚。政府甚至允许他们私吞盗挖的“战利品”。后来，许多珍宝散布到世界各地。国民政府曾郑重承诺，要对皇陵提供足够的保护。皇帝期盼着政府的一句道歉或忏悔的言辞，但结果也是空等一场。拥有无上权力的国民党或南京政府没有任何悲哀或内疚的迹象。
皇帝是一个宽容的人，他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包括威胁、羞辱、违背信义等，但他不能原谅对祖先的不敬行为。皇帝对那些动乱中领导者的态度改变了，他再也不能隐忍了。他从未想过参与东北的独立，也没有想过回到祖先沉睡的地方。他对这个中国还抱有希望，期盼情况有所改观。但他失望了，我再次见到皇帝时便发现了他的改变。他似乎听到了那些蒙羞的先祖的哭诉，他们劝导他离开这里，回到满族最初建国的地方，那里曾是他们的领土。
另外，华北地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北伐军捷报连连。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主控权被张作霖把持。然而，张作霖徒有其表，他领导的军队并非团结一致。可以说，张作霖的部队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但他仍然忧心自身安危，怀疑有人会趁他与南方部队对抗时偷袭他。对此，他的感觉是正确的。张作霖看到企图占领中国的计划完全落败，无奈之下便带领军队回到东北。在撤回沈阳的途中，张作霖遇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被炸死了。从此，这位经历人生几番波折的将领彻底长眠。不过，我们无法探知其中的内幕。
有人预料张作霖的死会让东北出现动乱。不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才将死讯公布出来。当时的东北，除了名义之外，张作霖行使着比大多数君主们大得多的权力，他们并非真正听从于民国政府。所以，张学良继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仗还没打民国政府就占领了北京，许多官员逃走了，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顾维钧。南京政府的一份逮捕令上有包括顾维钧在内的十几个安福系人员，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势。7月21日，从天津乘船离开的顾维钧来到了威海卫。他之前也曾为躲避政治对手的追捕到过威海卫避难。此次，他停留的时间略长，有5个月之久。12月，他从威海卫出发前往欧洲，之后的几个月一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不久，他又取道加拿大直接到了东北，并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特别礼遇，在东北住了很久。张学良也调整了政策，开始承认国民党以及南京政府的地位。南京政府采取一些行动作为答谢，撤销了对顾维钧博士的逮捕令，并将之前没收的资产归还给了他。之后，顾维钧再次在政府任职。1932年，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前往东北。
就在举行威海卫交接仪式之前的两周，我到天津和皇帝辞别，因为我即将离开中国，而是否能再见面，还是未知数。我们讨论了未来的可能性，他给了我一些理由，让我相信皇帝将很快终结在天津长期的流亡生活。
1930年9月15日清晨，皇帝来到我所住的旅馆为我送行，一直等到我要去登船，他方才离开。我们一起坐车去了码头。他坐在我的船舱里，直到最后一刻才下船。在轮船顺流而下之前，掉头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这段时间，皇帝就座在码头上的汽车中，直到轮船消失在视线中。
皇帝送给我一把扇子。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扇子上有他抄录的两首离别古诗，我粗略地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原文如下：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复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
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
1930年10月1日，我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的归还仪式。自1898年以来，这片人口接近20万、面积差不多有两个怀特岛面积的领土，一直由一名向英国殖民大臣负责的行政长官统治。这片领土现在归还中国，而这片领土的人们第一次被移交给中华民国管辖，因为当它被租借给英国时，中国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
交接仪式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英国。我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即便能再度返回，也不知是何时。让人意外的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后，我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行一方面是与“庚子赔款”有关的公事；另一方面，是作为英国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当时，两年一次的会议在中国召开。
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几天，我正在国外旅行，乘坐的轮船刚抵达日本。我接下来赶往中国，几乎一到上海就坐火车赶往了天津。10月7日，我到达了天津，皇帝的一名侍从来车站接我。皇帝一直期盼着我的到来。当时的天津，皇帝即将前往东北的谣言四起。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实之词。我和皇帝一起度过了两天时光，得到了一些信息，这使我能够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郑孝胥证实了皇帝本人给我提供的信息。那天晚上，我俩都应邀赴宴，郑垂、陈宝琛和徐良也在场。这很容易理解，餐桌上只有唯一一个话题。
溥仪送给庄士敦的扇子
8日，我去了北平。在那里，我遇到了张学良将军。他身为军阀被日本驱逐出了东北。我这才得知，他已经听说我在天津拜访过皇帝，显而易见，他很是焦虑，想从我这里打探皇帝可能采取的行动。不过，我守口如瓶。在北平逗留期间，不同的保皇派拜访我，我无法说服他们，我此次突然回到中国同惊人的“九·一八事变”并不相干。他们全都按捺不住兴奋与期待之情。
10月15日，我返回天津，和皇帝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10月21日，我抵达上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参加了“太平洋会议”。当时，中国的媒体上谣言满天飞，说皇帝即将到东北登基。几篇文章提到，皇帝受到了“所谓”我的个人影响。一些中国人前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利用影响阻止皇帝离开天津。补充一点，皇帝已经到了东北，我还收到过一些类似的请求。我给其中的一人回复了一封长信，后来这封信被刊登在《国家评论》上。
11月10日，当时在南京的我收到一个通知，说宋子文先生要紧急见我。他此时担任中国财政部长，还是代理外交部长。在会晤中，他给我看了一份来自北方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让宋子文先生通知我，皇帝处于危险之中，需要我的帮助。显然，民国政府希望我能返回天津，努力阻止皇帝开始的东北冒险活动。我告诉宋子文先生，皇帝清楚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他真的有危险，需要我的帮助，只要他亲自对我说，我就回去找他，但是，话必须出自他本人之口。
11月13日，我回到上海，收到一个私人电报，得知皇帝已经离开天津前往东北了。
中国人力图说明，皇帝被日本人绑架，并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带走了他。这一声明在欧洲流传颇广，许多欧洲人信以为真。不过，这完全不是事实。近来出版了一份特别声明，大意是说，皇帝和皇后给南京的蒋介石以及北京的张学良发了电报：皇帝和皇后明确肯定他们忠心耿耿，向他们寻求庇护。这些同样是伪造的。还有人宣称，皇帝发誓宁愿与皇后自杀，也不答应在东北称帝。勿需我多言，假设皇帝果真需要庇护，他绝不会求助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假如皇帝被绑架，并被带走，他只需步行登上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便可摆脱危险。郑孝胥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绝对不可能是看守皇帝的狱卒。皇帝离开天津前往东北，这是他自己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忠实的伴随者有郑孝胥（此时是皇帝的总理大臣）以及他的儿子郑垂。
我不打算描述之后发生的事情。皇帝在辽东半岛以及汤岗子温泉度过了几周，之后收到一封正式的邀请函，内容是请他担任伪满洲国的临时执政。其实，执政是个模糊的术语，意思是行政长官，和段祺瑞在1924年担任的职务相同。学习汉语的学生们不难理解，这是一个临时职务，绝无别的用处。不过，领导人们的这次行动，一开始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君主制的国家。
皇帝所乘的专列在不同的地方停车，好让地方及其他官员参拜他们的君主。他们一边喊着皇帝，一边跪在他的面前。列车经过靠近沈阳的清朝早期先祖陵寝时，一件感人的事情发生了，车停了下来，结果皇帝没下车，或许祭拜了祖先的神灵之后，车才继续北上。
皇帝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其中一座陵寝是太宗皇帝的。太宗皇帝驾崩于1643年，就在清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之前。17世纪30年代，太宗皇帝完成了直系祖先开始的任务：建立完全独立的“满洲国”。他不再效忠于中国的朝廷，拒绝了所有的封号，采用帝王的称号和身份，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太宗皇帝登基三百多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回到了这片祖先的土地。他的家族始终把这片土地视为故土。皇帝在这里重新采用“满洲帝国”皇帝的称号和身份。1925年，中国资深政治家唐绍仪已断言，中国人已经抵制和驱逐了皇帝，然而皇帝有资格恢复这份“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是祖先们带来的帝资。
很久以前，中国的一位圣贤教导国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皇帝从人生中一次次重大危难中脱险，会有后福，会拥有锦绣的前程。
无可否认，皇帝已经成功地历尽各种艰险：中国革命的危险，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张勋轻率的复辟，相互仇视的军阀在宫殿门口的冲突，冯玉祥的冷酷残忍，反满狂热分子的刺杀计划，忠实支持者冲动的热情，1931年11月某个漆黑的夜晚，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危及到他的生命。此时，他逃离了挚爱的出生地。他在那里被斥为外国人，遭到冷落、侮辱和劫掠。
他回到了位于东北的祖宅。在这里，精神上的危害同样严重。这些危害潜藏在皇宫黑暗的角落中——紫禁城乌烟瘴气，朝廷腐败，有害的思想暗暗滋生。尽管存在这些外部威胁，他仍然安然无恙地全身而退。即便他所遭遇的内部威胁更为险恶，也未对他造成永久的伤害。如果这位圣贤所言不虚，那么他的未来的确应一帆风顺、幸福安康。不过，那些了解他性格的人确信，除非国泰民安，人民富足，否则他永远不会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