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上半年，紧张的政治局势不断加剧。当然，广东政府坚持一贯政策，不承认北方政权。但使北方产生焦虑和摩擦的主要原因并非广东人或孙中山的追随者，而是源于北方各政治集团间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包括安福系、奉系和直系在内，每个军阀领导都想主宰首都的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两人是张作霖和吴佩孚。张作霖明确表示，他无法满足于只控制广阔的东北领土，还希望成为北京的主人。吴佩孚则认为，即便自己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将军，也是个勇敢的战士，即便称不上一个厉害的政客，好赖也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同样下定决心，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只是与北方军阀设想的前提不同。

我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至少到1922年，张作霖一直企图以自己作为王权背后的力量来恢复帝制，对此很多人自然怀疑他的表态。从1923年年中开始，张作霖对宫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之前，我已发现紫禁城里有几个人被张作霖收买了，做了他的代理人。通过这些代理人，张作霖获得了涉及朝廷事务、内务府和满族王公的政治倾向等方面的机密。到1922年，张作霖被紫禁城里的代理人视作最强大的盟友，他们希望他在帝国统治遭受威胁时能保护他们。当然，我并不是说内务府或王公大臣是张作霖图谋君权的帮凶。王公大臣我不敢保证，但我相信内务府最关心的莫过于维持“优待条件”，因为他们宝贵的特权和薪酬都建立在该协议上。在内务府眼中，只要张作霖对朝廷友好，而且是中国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便很乐意给予全部的支持和无条件的信任。

1920年夏天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内战可以证明这一点。北京有几天似乎落入一群政客和军阀将领的控制中。他们是张作霖的敌人，可能会对皇帝图谋不轨。那时我参与了最核心的宫廷会议，万一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希望我能在身边。因此，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房子去紫禁城暂住。当时，在北京附近发生了几场战斗，那几天我在皇帝的房间里放了一个装得满满的手提箱。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改变，张作霖打了一场小胜仗，并来到了京城门口。我终于放下心来，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皇帝现在已安全了，我可以安心地取回手提箱了。

1920年，王公和宫廷对张作霖处在完全信任的状态，但到了1923年，这种信任开始动摇。吴佩孚在河南洛阳设立了军事指挥部，逐渐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华中和华北。他的崛起过程在此不必赘述。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北京的政治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吴佩孚即将崛起。张作霖在长城以南的势力很快就会被打破。张作霖通过紫禁城的代理人得知了这一不安的消息，并听说朝廷开始与洛阳的吴佩孚建立联系。这两件事传出后，就越发让人感觉真实可靠——康有为和其他著名的帝制拥护者拜访了吴佩孚，并受到吴的盛情款待。此外，吴佩孚过生日的时候，内务府派使者送去了皇帝的礼物，吴佩孚将礼物摆放在了贵宾厅中最尊贵的位置。

张作霖和吴佩孚都对皇帝怀有友好的感情，这本可以成为三方和平共处的基础，但他们都没向这个方向发展，反而加剧了之间的竞争。张作霖和吴佩孚都把自己看得比皇帝还重，张作霖不会原谅清朝，因为他认为清朝与其对手建立友谊，是对他本人的严重冒犯。虽然他继续对皇帝保持友好，但从那时起他对大多数满族王公（至少有一个例外）和内务府采取冷淡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与总统徐世昌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徐世昌采取的拖延和妥协政策，特别是吴佩孚与总理梁士怡之间的争吵，彻底激怒了东北的“奉天党”。

此外，张作霖认为，总统对他有阴谋，为了让他垮台，故意引诱他参与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结果证明，这些阴谋的确存在，张作霖的势力却没有丝毫被削弱。即使在北京，徐世昌也发现他的总统宝座越来越不稳了，他失去了张作霖的支持。而且，他优柔寡断，让人以为他是想通过削弱别人的地位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引得直系和吴佩孚为敌。

1922年春天的政治军事动乱，让宫廷再次相信，皇帝的人身安全的确会受到威胁。因此，我被委以重任，与英国大臣接洽，安排皇帝在英国公使馆避一避。接替约翰·朱尔典爵士任公使的贝尔比·阿尔斯通爵士，同情地听了我的陈述，最终同意接待皇帝，而且所采取的方式不会让中国人和英国以外的外国人怀疑英国当局想要干涉中国内政。他建议给我在英国公使馆匀出一所房子，供我个人使用。而我作为皇帝的家庭教师，可以邀请他来这里做客。与此同时，我还与葡萄牙公使兼外交使团元老多姆·巴塔利亚·德·弗里德，以及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作了安排，以防在紧急情况下能接待皇室的其他成员。

对皇帝而言，眼前的危险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迁往使馆区了。张作霖同吴佩孚真正的较量推迟了几个月。然而，徐世昌总统的地位却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没过多久，他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彻底被孤立，在他周围全是反对者，要么就是不冷不热的盟友。

至于“基督将军”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结盟，在两年半后又有了戏剧性的结果，前者在解决1922年政治问题中的贡献值得我们去关注。1922年4月，“基督将军”人在陕西。引用天津一份报纸的话，他从那个遥远的西部省份发出一份电报，宣布他的意图：“反对从满洲来的民国的敌人，以保卫民国。他声称他们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建立帝制……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对张作霖的宣战，而张的军队几天前便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此期间，皇帝的烦恼不只是来自高层的政务。他已经十七岁了，不仅发现紫禁城的生活越来越令人厌烦，而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不愿意成为帝制种种弊端的代言人。他开始明白内务府的指导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维持现状。此外，他逐渐发现自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实在不怎么光彩，也没有任何帝制的职权。于是，皇帝的爱国热情高涨，他很同情自己的前臣民所遭受的冤屈，热心于谋求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他开始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民国抚恤金领取者是多么丢脸。随着时间的推移，约定的补贴金额越来越少，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个名义上的抚恤金领取人。尽管领的钱会越来越少，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不安。即使只是理论上领取抚恤金的人，他也经常向我表示“感到羞愧”。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意识到自己的大业已不可能实现，于是辞去民国总统职务，离开了北京。他匆匆离去，不顾脸面，简直像是在逃亡。我为他的辞职感到遗憾，既为了皇帝，也为了我自己。他是一个谦逊尊贵的儒家老派绅士，真诚地希望为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其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学者。徐世昌定期举行非正式的私人宴会，常常邀请一些满族王公和帝师（包括我在内）参加。在这些场合，他总是对前帝制的福祉表示善意的关心。我相信，如果时机合适，又有名誉，他会乐意放弃总统职务，投在皇帝膝下。在和我们私下谈话时，他提到清朝，从不会用“前清”一词，而是用“本朝”，好像它还存在似的。虽然他与袁世凯并不是一脉相承，但我相信他绝不会违背对民国的誓言。我在宫里的一些同事经常贬损这位总统，因为他在给皇帝礼物时没有在名字前加上“臣”。而在帝制之下，所有忠诚的大臣都会这样称呼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提出反驳。如果民国总统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已经不再有统治权的帝制仆人，但事实自己却已不再效忠于他，这对皇帝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恭维，而对民国来说也是一种侮辱。

徐世昌辞职后，一直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去年（1933年）他在那里庆祝了八十大寿。

到1922年初，皇帝对内务府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的状况感到更加不满，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从他的父亲醇亲王那里，以及其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王公贵族那里，皇帝没有得到丝毫同情。除了载涛，所有人都与内务大臣站在一起，坚决不让皇帝放弃他有名无实的朝廷和名义上的尊严。他们明白，必须得做些什么以维持现状，在进行一番商讨后，他们决定为皇帝定下皇后人选。

1922年3月11日，《宫廷公报》刊登了以下简短声明。“荣源之女郭佳氏（婉容）立为皇后。”

这条声明并不意味着宫廷已举办婚礼，或者不久的将来皇帝就要完婚。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皇室婚礼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年轻女子被升为皇室成员，并不是从她嫁给皇帝开始，而是从帝国颁布诏书的那一刻就生效了。诏书一经发出，她便荣升为皇后，虽然从颁布法令的日期到举行婚礼的日期可能要等上好几个月。

法令颁布的时候，婉容与父母同住在天津，已生活了好几年。她的父亲是满族贵族，是前吉林将军长顺的孙子。革命爆发时，他还很年轻，所以在朝廷没有获得太高的职位，不过是个道台罢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的继母，是毓朗王爷的女儿。毓朗王爷是皇族中有名的成员，乾隆皇帝的直系后裔。

在任命皇后的同期，《宫廷公报》发布了选额尔德特氏为淑妃的公告，她的父亲是一位端公，在大清朝时任候补县令。因为皇后和淑妃都是满族人，许多汉族忠臣感到十分失望，他们原希望皇帝会娶一个汉人女子。虽然有谣传称，皇上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徐世昌总统的女儿。但事实证明，满族的保守主义和皇室的家法是如此强大，任何类似的建议都不可能得到认真考虑。

3月14日，《宫廷公报》刊登了另一份有关即将到来的两个婚礼的正式公告，称荣源已得到朝廷接见，感谢皇帝陛下晋升他的女儿为皇后之尊。文绣的叔叔也通过内务府转达了对他的侄女额尔德特氏获得荣誉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皇上还赐给“后父”（皇后的父亲）一些皇恩，他成了皇帝的一等侍卫，有权觐见皇帝，还被授予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最后，又被授予公爵。

与皇后共享荣誉的希望，并没有平定皇帝不安的情绪。且不说朝廷礼仪，按照汉人和满人的习俗，皇帝在婚礼前不能见到未来的皇后。他冷漠地接受了订婚，但强烈反对娶多个未婚妻，这让宫廷尤其是太妃们感到诧异和震惊。有人向他指出，根据祖先的定例，不仅应该有一个皇后，还应该有几个妃嫔。他回答说，西方文明的君主并不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认为满族朝廷没有理由支持这种做法。就这一点，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吵，几位太妃含泪责备他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皇帝只好做出让步，同意再多任命一位淑妃。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太妃中挥泪痛哭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

我从友好的皇室成员那里得知，皇帝拿一夫一妻制说事，我得负主要责任。然而，这项指控同某一法国作家发表的声明一样，完全不真实。他说，我试图把皇帝变成他口中的“英国花花公子”。不论在朝廷上，还是在与皇帝的谈话中，涉及婚姻计划的任何方面我只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他只有十六岁，他的婚姻问题最好留待以后再讨论。我猜皇族不会在意我的观点，结果证明的确如此。

北京

1922年6月8日

亲爱的×××：

最近的端午节假期，我不在北京，直到3日上午才回来。一到家，我便听说了徐总统于2日突然辞职离开的消息。早上，皇帝陛下接到我回国的电话后，派密使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我，约我三点钟到宫里他的私人房间见面。他还吩咐我叫两辆车子三点时在东华门外等候，但没有说明原因。最后，他希望我对这张纸条上的话严格保密，不能对皇室和其他帝师透露。

我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去了皇宫，同时还从公共车库定了另一辆车……皇帝在养心殿等我，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一次交谈。第一点很重要，皇帝希望我马上带他去英国公使馆。就这件事，他已经下了很大决心，起初他甚至都不愿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这就解释了他要汽车的原因。他打算和我坐同一辆车，而他的几个贴身随从随后坐另一辆车。皇帝接着说，等他到了英国公使馆，便给中国人民发份电报，表明自己羞于继续无所事事、领取国家补贴。他想放弃民国政府答应付给他的退位费，每年四百万元，还有他的皇位和与此有关的一切权利，包括占领皇宫的特权。发完这封电报后，他计划立即去欧洲访问，并且要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必要的国外旅行安排均已妥当。

我应该解释一下，正是最近政治事态的发展促使皇帝下了这一决心。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和我经常讨论他对民国政府的立场问题。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目前的处境是多么的反常和屈辱。即使北京政局没有动**，他也不会再保持沉默了。他不再是个孩子，已经到了完全能够形成自己见解的年龄，并且已有了明确的信念——他现在的立场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不能坐以待毙……

皇帝突然宣布要离开皇宫，并打算发布退位令，这一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这是他心里想了很久的事，就像他也知道，原则上我完全赞成他的计划。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而不是别人当作知己的原因。我劝他不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去执行计划，原因如下：

首先，如果在总统被迫辞职并逃离北京的第二天他便离开皇宫去外国避难，这两起事件必然会被媒体和公众联想到一起。而且，随着总统倒台，人们很有可能会谴责皇帝本人。人们会认为徐世昌和皇帝一起参与了政治阴谋，皇帝逃亡是因为他有负罪感，随后放弃补贴和头衔的电报也无法消除公众的怀疑。人们会说，皇帝只是想“挽回面子”，对那些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武力夺走的东西，摆出一副自愿放弃的样子。

我进一步指出，皇帝误以为英国公使馆在这个时候会接待他，其实是他想错了。的确，如前所述，不久前爆发内战时，北京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动乱，对此英国使臣承诺，如果皇帝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将在英国公使馆为他准备住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皇帝本人并未受到实际的威胁，而贝尔比·阿尔斯顿爵士同意给予他英国保护的理由也已不复存在。皇帝公开表示，他的目的是利用在英国公使馆的时间，不受皇室和宫廷官员干扰的情况下，起草发给全国人民的电报，并做离开这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可以肯定，贝尔比·阿尔斯顿爵士不可能在英国公使馆盛情接待皇帝。依我看，即使他本人愿意这样做，英国政府也不太可能允许自己参与到这样的行动中去，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被理解为非法干涉中国内政。我提出即刻前往英国公使馆，把这件事告知公使，并表示一小时内必能得到答复。然而，事实证明，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皇帝听取了我的意见，极不情愿地同意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

你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放弃民国的优待和皇权的提议，突然变得如此紧迫（这个问题皇帝和我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请允许我指出，皇帝陛下有智慧、有思想，他对报纸上的各种政治观点都悉数吸收。他比许多博学的成年人更了解中国的现状，对自己的地位不抱任何幻想。他现在对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了解远远超过他的中国帝师们，能够进行他们做不了的对比，因为这些人的学识仅限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对自己王朝的历史以及导致其灭亡的各种原因有着深刻的理解。尽管他曾以最坦诚的方式（在许多拥护帝制的人眼里，这是大不敬的方式）谈论过像慈禧太后之类杰出或臭名昭著的人物，但他对那些引发革命和逼自己逊位的人没有任何怨恨。皇帝早在童年就已自然而然地学会接受一切。1912年民国成立之时，摄政王或他的顾问与革命领袖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交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质疑这场交易。然而，最近三年，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皇帝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从国家那里无偿领取巨额补贴是一种耻辱。虽然目前民国欠着大量补贴，但皇帝依然有这种感受。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其对腐败日益厌恶，他知道在整个皇宫里腐败猖獗。皇帝亲自跟我谈过，对于那些人的种种不端行为（我在信里甚至都不愿和你提起），他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明目张胆地抢劫、贿赂和伪造账目，盗窃宫廷珍宝，各个等级的人之间疯狂瓜分战利品。他曾惊恐地告诉我，去年庄和太妃去世时，那些依附她的太监为了从已故太妃的寝宫里争抢宝物，甚至大打出手。他甚至更气愤地告诉我，当他想要拿这些恶棍来杀一儆百时，王公大臣和整个太监联盟都极力反对，他只能任其发展。皇帝知道，放弃皇位必然会导致这个有组织的腐败系统崩溃，所以他越发想放弃皇位和优待，这难道不正常吗？当然，皇室成员不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所有的赚钱机会。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了皇帝的意图，就一定会想办法阻止皇帝执行这些命令，这绝非不可能。由于皇帝准备发表退位电报，向陛下建议在紫禁城外寻找一临时住所是否可取，现在还不清楚。无论如何，陛下都觉得没必要为了那些寄生虫而让自己继续领补贴生活，因为所领到的补贴只有一小部分花在了满足他个人需求上。皇帝以国家破产为代价，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便可得到供养，这让皇帝感到无比耻辱。当他意识到，迄今为止大部分补贴都花在了养活一大批几乎毫无价值的寄生虫身上时，这种羞耻感更是倍增。

“优待条件”仍然有效，但皇帝希望废除。该条约规定，除其他物品，每年向皇室支付四百万元的补贴。显然，供养逊帝、为数不多的太妃和宫女过着舒适、有尊严的生活，这一数额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的数额。事实上，为了这个小小的目标，民国根本不需要任何补贴，因为皇室的动产和不动产本身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需要。当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房产管理不善，且遭到了不光彩的掠夺。且不论如今它有多大规模、价值几何，如果1912年管理透明得当，它无疑可以产生收入，使皇帝和那些依赖他的人远离贫困。陛下认为，保皇党方面推进该条约的真正目的，不是维护皇帝和皇家的福利，而是让成群的朝臣、太监和各种各样的逢迎者无限期地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这些人一想到要到外面的世界去谋生，便会心生恐惧，他们的愿望是尽可能多地从君主制的废墟中多捞好处。我在紫禁城的三年经历让我充分认识到，皇帝真正的幸福根本没有被认真考虑过，他的真正利益也无人问津。毫无疑问，宫廷里的人都急于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们无法保全，便可能会卷入一场共同的经济灾难，那会让他们所有人产生不安心理。然而，只要他活着，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几乎不关心皇帝的身体健康。他们对皇帝的眼疾所表现出的极度麻木便是明证。直到我威胁说要辞职，内务府总管才把这件事交给我，让我请一位外国眼科医生过来。还算幸运，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如果放在现在，我威胁要辞职的话，内务府不但不会沮丧，反而会求之不得。

为什么皇帝急于放弃皇位和优待，我认为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他希望从一个他认为难以忍受的屈辱位置上逃离。其次，他希望结束宫廷里的腐败和欺诈行径，因为他觉得只有“斩草除根”的政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建议他不要急于求成、要渐进式改革的人，他总是很不耐烦。他认为，只要宫廷制度一天不变，民国的补贴（或优待的任何实物部分）能够用于支配，腐败就会继续存在。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所谓的“老议会”，或一些类似的极端共和派代表集会在不久的将来有复兴的可能。在任何这样的议会中，可能会有许多人赞成大幅度修改“优待条件”的条款。如果这届议会能稳定下来，开始正常工作，那么将来如何对待皇室的问题极有可能被提出来讨论。皇帝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他自然希望放弃皇位和优待是他自愿的行为，应该能得到全国的认可。如果皇帝自愿逊位的行为被人民解读为并非是他明白事理，而是他预见议会将采取强制行动，以此来“挽回面子”，那将使他痛苦异常。

皇帝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除了这三个主要原因，我还想提及第四个原因。这个原因在我而不在他，对于那些从未目睹过紫禁城内部、对里面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本身就足以证明，皇帝的确应该立即放弃他那无用且繁琐的特权。我指的是，他目前所处的环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不健康的……年迈的中国帝师陈宝琛先生试图安慰他说，清朝所有皇帝都得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并提醒他，每个君王都会被无数讨厌的习俗束缚着，他们的行动自由都会受到各种限制。但明摆着的，皇帝的列祖列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他们是真正的君主，行使着真正的权力。然而，如今这位不幸的后代很清楚，他除了空头衔外一无所有。他唯一的子民是太监和朝廷官员。即使在自己的宫殿里，他最合理的愿望也经常被那些不信任和鄙视他的人所阻挠……

我还向陛下提出了另一个延迟计划的理由。我已经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议会（目前甚至没有总统），没有任何机关或机构有能力接受他放弃优待和皇权。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全国人民发份电报，但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有能力接受或承认它，而且这份电报应该得到承认。陛下也承认，这个理由足够充分，我想这将有助于我阻止他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然而，如果老议会重新召开或新议会很快召集起来，当喋喋不休的政客为了谋取官职而争论不休时，我怀疑陛下是否还愿意继续无限期搁置这件在他看来如此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尚未提及。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向你和刘建之汇报的时候，陛下就已经向我透露，他愿意放弃民国每年的补贴。你建议我提醒皇帝，在对内务府财政状况进行彻底调查之前，采取这一步是不明智的做法。他们指出，由于在过去的12年里，宫廷官员们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善、侵吞公款和其他腐败行为，所以，目前很难说清帝国的资产情况究竟如何、负债多少（如果有的话）。因此，为了皇帝的利益，在确定陛下仍然拥有足够的不动产和动产能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前，不要轻易放弃补贴。基于我的建议，他同意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必要的调查。显然，如果让现任内务府大臣去调查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所以，皇帝陛下明智地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只包括近年来掌管帝国财政的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任命你和刘建之为该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他还很高兴地同意让你做“太保”，表示对你的信任和支持。这当然会使你在宫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有觐见的权利。如你所知，你们二人的任命都遭到相关人士的强烈反对。但任命最终还是决定了，这完全是由于皇帝陛下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很坦率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内务府，命令他们通知前摄政王，他拒绝继续当傀儡。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一定要自己做主。他在这个场合对官员们讲话时所用的语言，只要他们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

然而，我认为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不要指望陛下在你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和起草报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放弃补贴的事情暂时搁置。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赞同陛下目前的看法，即是否放弃补贴不应取决于他的私人财产是否足以为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毕竟，等到皇帝陛下确信他的私人财产足以为他提供支持后再公开放弃补贴，多少还是有失气魄的，也有损皇帝的高尚品格。

当涉及调查皇室财政状况的问题时，您可能是调查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所以我想冒昧地提醒您注意，迫切需要与民国政府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确定哪些动产属于皇帝，哪些皇帝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阅读北京的中文报刊，你一定会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月里，不时会出现有关出售某些宫廷珍宝的段落。已经有人对这些交易提出几次抗议，理由是售卖的这些物品是国家财产，皇室无权出售。今天的《顺天时报》有一段大意是说，最近有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被人从皇宫送到了外国银行，“某个外国人”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并暗示皇宫当局的意图是出售他们。这样的话，这些“无价之宝可能会流失到国外去”。

皇帝本人已让我明白，这段陈述大体上符合事实。只是“某个外国人”指的是我，这显然不对。无论如何，我想你会同意，这是一件关乎皇帝和皇室荣誉的事情。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中国的国家财产和皇室的个人财产理清楚。

皇帝退位却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皇帝的特权，我们可以看到刘建之先生在与我的谈话中强调了皇帝陛下所考虑的两个计划之间的区别。他表示，皇帝放弃民国的补贴和皇位，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许也不明智。即使他决定放弃补贴，他也可以保留皇位，至少是暂时保留一段时间。从你给我的信中，我感觉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还不敢肯定，在这一点上我是否同意你的看法。在我看来，废除整个宫廷制度及其所涉及的一切，完全符合陛下的利益。毫无疑问，只要他坚持与民国签订的条约，允许自己保留那个空头衔，将会有许多人出于个人的利益，坚持维持宫廷和内务府的运转。当然，结果是皇帝将继续过有名无实的生活，还必须得与一群饥肠辘辘、追逐私利的人分享他的私人收入，而到那时，他的收入可能已经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如果你认为皇帝为了面子或者出于对皇家传统的忠诚才保留他的头衔，我恐怕无法苟同。比较激进的中国报纸，经常以多少有些粗鄙轻蔑的口吻提到陛下。只要他还住在皇宫，坚持皇帝的空头衔，这类文章就会不断出现。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民国自建立以来，之所以显得软弱和不稳定，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皇帝退位却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皇帝特权。他们这么想并非没有道理。例如，皇帝拥有授予爵位的权利，在原则上这不合理，与真正的共和政体互不相容，自然会遭到反对。至于外国人的看法，我想指出，他们一般并不认为皇帝的地位与其他已经退位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对他们而言，他只是中国的前皇帝，在出版物和日常对话中经常被这样称呼。因此，放弃这个空头衔肯定不会让他在外国人中间“丢脸”。在外国人看来，他现在是一个前皇帝，如果公开宣布放弃头衔，他还是一个前皇帝。

你和其他人可能会说，如果他放弃最后的皇家尊严，将永远失去利用政局变化恢复帝制的机会。复辟纯属偶然，我不愿把自己牵扯进去。我更关心的是看到年轻的皇帝成长为一个思想健全、身体健康的人，而不是看到他卷进复辟运动中去。不过，如果中国人民看到，皇帝出于慷慨和爱国的动机，自愿放弃1912年退位时保留的头衔和补贴，而愿意接受君主立宪制，将其作为解决国家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那我不禁觉得，陛下重新登上皇位的机会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约翰·乔丹爵士曾经对我说过，也许有一天，皇帝在接受了完整教育并出国旅行后，他可能会当选总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前提是废除宫廷制度，废除民国补贴，永远放弃皇权。否则，除了帝制拥护者，没有人会支持他成为候选人。而且，他们的行动可能会被政治对手解释为对共和原则的直接挑战……

不用我多说，毓庆宫的皇家帝师与宫廷丑闻和阴谋诡计毫无关系，在道义上无可指摘。然而，作为老派学者，他们与眼下中国所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学运动完全脱节，比皇帝本人的眼界要狭隘得多。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任何外语一窍不通。恐怕他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在中国之外，竟然还有其他叫得上名字的文明。他们中有个人似乎急于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在这方面，我必须表示最坚决的反对。陛下几天前告知我，在和一位帝师交谈时，他试探性地提出，鉴于目前民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困难，取消规定的补贴是可取的。帝师向他保证，他不必关心政府或人民的困难，因为他应该把这些赶他下台的中国人当作敌人。陛下迅速做出有力的回答：“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就更应该立即停止拿他们的钱了。”

……陛下绝对不会把中国人看作敌人。他不仅没有因为被人民赶下皇位而对他们怀有恶意，而且，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革命中的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党有过任何非难。有一次在和他谈话时，他提到南方某位将军的名字。陛下说，从报纸上的报道来看，这位将军似乎精干廉洁。如果他成为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评论说，就像大多数南方领导人一样，此人可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他可能不会用友好的眼光来看待皇室。皇帝陛下回答说：“只要他能给中国办好事，那又有何关系？”

上书房的墙上有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心系子民”。帝师劝皇帝要以人民为敌，他和我说起此事后，我告诉他，如果帝师再对他说同样的话，他应该让帝师看看那幅卷轴，并建议他把它取下来藏起来，因为上面的题词所依据的原则显然已经失效了……

诚然，我和陛下一向坦诚相待，否则，我早就辞职了。从表面上看，我与前摄政王和其他王公、内务府以及同僚的关系也说得过去。但他们认为，在过去一年里，皇帝陛下越来越焦躁不满，越来越不愿按照朝廷的常规和惯例来安排生活，对他的位置越来越不满，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皇宫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而皇帝被迫默许这些状况，那我不可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即便皇宫完全按照陛下本人所希望的方式改变，而且得到我的赞同，但我为陛下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将无济于事。而且，在无数其他人被剥夺了职位之后，如果我还保留着自己的职位，那我就会处于一个完全尴尬的位置。作为一个被认为与皇帝陛下关系最亲密、最受皇帝信赖的人，甚至比宫廷和内务府的其他人还亲，我自然会觉得，要对所有以宫廷制度为生的人所遭受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我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怨恨情绪会更深。这本身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恪守职责罢了。但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一方面使很多人失去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却小心维护着自己的帝师和贴身顾问的地位……

庄士敦

皇帝准备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提出退位，而这份文件揭示了我劝阻他执行这一计划的理由。我还有别的理由，但还是少说为好。一方面，我担心内务府的官员和他们在王爷中的同盟，在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即将崩溃时，可能会不顾一切地采取激进措施拯救自己，比如，他们可能会把皇帝从满族皇室领袖的位置上撤下来，换一个更听话的皇室成员继位。毫无疑问，他们要确保完成这一举动是很困难的，可如果他们充分利用在共和派圈子里掌权人士的影响，以及出售一些宫廷珍宝来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即使没有北京政府的积极支持，他们也可能在默许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另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是迫使内务府大臣在被遣散前全面而准确地上报他们处理宫内私产的情况，因为皇宫的管理工作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没有人知道这份财产的范围和价值，所以在核实他们可能上报的任何声明时，都会充满许多困难。

另一个让我深思的严肃问题是，一旦皇帝离开紫禁城，成为民国的普通公民，他就极有可能成为拥护帝制的阴谋中心。如前所述，帝制拥护者并没有试图把皇帝个人牵涉到他们的任何活动中，因为“优待条件”给他的头衔，要让他成为他们计划的一分子，既困难又不体面。如果是在皇帝本人的倡议下废除了“优待条件”，可能会使他们觉得可以随意把他卷进阴谋中去，因为退位协定对他不再有约束力。离开紫禁城，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住处。届时，他便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强大而活跃的帝制拥护者包围。这些人会以他为领袖，期待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不仅请求他做全国人民的救星，还希望他效仿19世纪前的汉光武帝光复大清，对此，一个精力充沛的十六七岁男孩不太可能会无动于衷。

此外，我非常怀疑皇帝自愿放弃其特权是否会得到应有的感激。在我看来，他的动机很可能会被误解。而其家族中那些不可调和的敌人，会指责他试图通过放弃毫无价值的特权，来摆脱他在退位协议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他们会怀疑，也许还会公开断言，这种表面上的宽宏大量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会借此开始背叛民国。而如果他公开放弃特权后，听从了那些拥护帝制的朋友们的劝告，做了他们的领袖，那么他们自然会认为他们的怀疑完全有道理。

再者，如信中所述，我确信英国使臣不会允许皇帝在英国公使馆发表公开声明，且有充足的拒绝理由。显而易见，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对英国怀有敌意。这种缺乏理性的敌意，在苏联大使馆的直接或间接鼓励下，在1925年的反英运动（五卅运动）中达到了顶点。英国政府在中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怀疑、诽谤和恶意歪曲，事情很快会变成这个样子。毋庸置疑，如果我按照皇帝的要求行事，如果英国使臣同意在公使馆接待他，那么他后面的一切活动都可被视作英国的阴谋诡计，我自己也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各方诽谤和谴责的对象。皇宫当局在表达对我的愤怒和仇恨时，可能会比北京的政客、学生和记者更加激烈，尽管原因截然不同。皇帝放弃权利时的慷慨气度会被完全忽视或大打折扣。他会被人民谴责为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在其英国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参与英国对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因此，我自己对皇帝将来的计划与他本人不同。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召集各王爷和官员到宫里开会；他应该尽快地坚持执行退位协议中的这一条款——最终要搬到颐和园去；皇家财政状况调查委员会应立即走马上任并开始工作；应该要求该委员会制订一项计划，以便大幅度削减宫廷开支和改革内务府；搬至颐和园后，皇帝应该尽快主动邀请民国政府与皇室进行友好谈判，修改“优待条件”条款，并自愿放弃让皇帝感到“羞耻”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待这些事项进行到让当事双方都感到很满意时，皇帝就有机会实现他的夙愿之一，到欧洲和美国旅行，之后才可能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学习一段时间。

在上面引用的那封信中，我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但我对这件事的了解还是有所欠缺。当时我并不知道紫禁城里藏有海量珍贵的艺术品和珍宝，而皇帝本人见过的也不足千分之一。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都是皇室的私有财产。如信中所述，中国媒体经常提到出售宫廷珍宝的事，也已经有人站出来反对，理由是它们属于国家。然而，在我写完信后不久，才发现民国政府并没有把宫廷珍宝当作国家财产。为了弥补宫廷账目上日益增长的赤字，内务府偶尔会出售或抵押宫里的艺术品，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然而，政府并没有对这些交易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我认为，最令人遗憾的是，徐世昌总统或他的直接继任者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合理借口，敦促内务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遗憾和抱歉地承认，是因为民国政府未能根据退位协定履行应支付的年度补贴，才迫使皇室陷入财政困难，他们不得不出售贵重物品。

紫禁城内除了皇帝和内务府占有的那部分珍宝，还有大量的字画、瓷器、青铜器、书籍、珠宝、玉器和其他辛亥革命后从奉天和热河行宫带到北京的物品。1916年，其中一些珍宝被存放在被民国接管的三大殿里，但大部分存放在武英殿和文华殿中，它们是分别位于紫禁城东西区的两座大型建筑。这两座宫殿于1916年底作为中国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当然，要进入这些地方，并不是通过紫禁城的北门，那里仍然是私人区域，而是通过东华门和西华门。在1916年之后的几年里，宫廷博物馆里宏伟的展品一直令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感到惊奇不已。

在这些参观者中，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所展珍宝的所有权。人们以为，它们是由民国政府从皇族手中接管，或是作为革命的必然结果由宫廷移交给民国的。但是，人们普遍不知道移交的条件是什么。我自己也是到1923年才弄明白。当时，应我的要求，我得到了某些中文文件的副本，才彻底搞清楚其中原委。

我在下面贴了一份中文原版文件。据我所知，这份文件从未在中国发表过，如果我的读者里刚好有中国人，有可能你们会很感兴趣。日期是1916年9月11日。该文件解释说，在1914年1月，民国政府和皇室派了一个联合代表团到奉天和热河，把如今存在紫禁城的那些珍宝带到北京。民国政府承认这些珍宝属于皇室私人财产，曾召集过中立专家来评估这些超过7万件的物品价值。有些无价之宝和稀世珍品没有列入估价行列。根据皇室与民国间的相互安排，除皇室撤回北京的，其余物品均由民国政府按估价中所列的数额购买。由于财政紧缩，当时民国政府无法支付，这些珍宝被视作皇室借给民国的债款，直到民国有足够的财力再全额现金支付。与此同时，保存着大部分珍贵文物的武英殿将作为国家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由一位内务府官员保管，为皇室和民国负责它们的安全。

有关处理清宫财物的中文文件

我拿到了与此事有关的另一份文件副本，对估值的数字做了以下有趣的总结。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奉天行宫和热河行宫运回紫禁城的珍宝中，民国承认欠皇室的部分总价高达350多万。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二先令来算，大约折合351147英镑。

我以宫廷当局的权威断言，民国政府没有支付一分一毫。换句话说，民国政府在正式的书面报告中，承认这些宝藏是皇室的私人财产，而且皇室可以一直保留到收到全部款额为止。之后，民国政府又无视自己的书面承诺，没收了全部藏品。它与皇室签订的这份书面协议就是一张废纸，像“优待条件”一样。

毫无疑问，从奉天行宫和热河行宫运回北京的珍宝都价值连城。（我有理由相信官方估计的数字太低了）然而，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来看，与保存在紫禁城宫殿里的仍属于皇室的大量艺术作品和其他珍宝相比，它们都会黯然失色。它们的总价值是多少，或者说九年前它们还未被充公（没有丝毫合法依据）前的总价值是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我从未听说过低于1000万英镑的估价。人们将会牢记，这些珍宝是在1933年走进大众视线的。当时，日本对北平的军事威胁迫使它们被匆忙撤到中国中部的许多地方。它们的终极命运是什么，只有未来可以回答。但所有热爱中国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人，都真诚地希望它们不要流失到外国去。至少，其中一些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中国，这完全可能成为让人痛心的事实。

尽管紫禁城富丽堂皇，其艺术瑰宝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但它却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地方。毫无疑问，它也有过欢乐的时刻。住在里面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得不快乐，也不是所有人都死得很痛苦。但是，如我们双眼所见、双耳所闻，萦绕在宫殿中哀号的鬼魂会排成长队向我们讲述悲惨的故事。当明朝末代皇帝发现自己被所有的大臣、近臣和仆人（除了一个忠心的太监外）抛弃时，还有什么是比这更痛苦的呢？据说，他在绝望的狂乱中亲手杀死了皇后，有人带我去现场看过。我曾站在小山上，俯瞰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宫殿。他跟随他的皇后，摆脱了宫廷的束缚，进入了死亡的自由（如果死亡可以带来自由的话）。紫禁城下一任主人的生活本应该更幸福一点，因为他不是垂死王朝的末代皇帝，而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关于年轻的顺治帝，从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证明，紫禁城的生活对他而言也没什么幸福可言。这个故事我曾讲过了，在这里我重复一下结束语，那是我在1920年写的：

我的小龙焦躁不安，从1922年就开始扇动翅膀，这难道还不够令人惊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