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下半年，不到16岁的皇帝就成功打破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惯例和礼节，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他不会坐在巨大的黄色轿子里，被下人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在庭院和宫殿间的长街上自由行走或跑动。许多官员看来必不可少的活动，如宫廷礼仪、召见规矩，以及庄严的纪念日仪式，他都漠不关心，甚至嗤之以鼻，官员对此感到无比震惊。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真实地位，不把朝臣当回事，所以朝臣也很苦恼。他对他们**裸的奉承感到厌烦，觉得他们很虚伪。

有一天，皇帝终于获准可以走出紫禁城了，却是因为一件伤心的事情。他的母亲醇亲王福晋于1921年9月30日去世了。她在北府去世，那里是醇亲王的府邸，也是皇帝的出生地。十月初，他去祭拜母亲的亡灵，在北府停留了半天。在离开紫禁城前，从神武门往北、经过景山到鼓楼的街道两旁，都有警察和民国军队把守。这条路穿过从皇城通往“鞑靼城”的三重门。三个门中间的那个通常是关闭的，只有左右两扇门对百姓开放。在帝制时代，中央大门只有皇帝可以出入。民国以来，就专为总统开放了。在1924年11月之前，遇到类似的场合，中央大门都会为皇帝的汽车敞开。这可以表明，民国仍在履行其承诺，给予大清皇帝帝王的优待。

皇帝的车被随从的车夹在中间。街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想看看这位少年皇帝。显然，从眼下的状况丝毫看不出“时局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人们只是满含同情和尊重地打量着这位皇帝。

朝廷的服丧期满之后，他很自然地表示想再到城外一趟，但立即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些人认为，这种出行需要耗费巨资，且不得不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必须在沿途和三重门布置大规模的警卫力量，还得租借大量汽车来护送。对此，我代表皇帝请求允许他以纯粹的私人身份、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参观这座城市及中国的其他地方。不过，他们都认为这个建议不值得商讨。

在这次经历之后，皇帝还是坚持为自己买了一辆车。1922年5月13日，他坐着自己的车，去看望身患肺炎的帝师陈宝琛。这位老先生幸运地康复了，直到87岁仍然精神矍铄。同年9月26日，皇帝也用相同的方式拜访了他即将离世的满人帝师伊克坦。这两次走访都有朝廷官员和军官坐着租来的汽车陪同，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

官员中有些人穿着民国制服，我发现这些人的职责就是跟着皇帝去北府和帝师在西城的住所，没有驱车去“鞑靼城”南部的外国使馆区。在这件事上，宫廷官员和民国当局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是前者倡议的。徐世昌总统在两次私人会见中亲口向我保证，只要他是民国总统，民国政府就不会限制皇帝的行动。另一方面，总统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宫廷的腐败和奢侈。实际上他完全可以根据针对滥用职权的改革情况，支付已经拖欠了数百万元的约定补贴，来实现这一目标。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显然是因为他不愿与仍有影响力的政治支持者为敌。这些人包括内务府极其庞大的关系网，有皇亲国戚，还有诸如段祺瑞、张作霖、张勋和曹锟等强大的民国领导人。其次，所有那些秘密或公开拥护帝制的人，由于不了解紫禁城的真实情况，把每次对皇室地位和特权的攻击都看作是对皇帝或皇权尊严的攻击，或者是对“优待条件”的违背。

大约在皇帝生母去世的半年前，四位太妃中的庄和太妃（同治皇帝的贵妃）在紫禁城去世了。皇帝下旨守全丧三天，服半丧三十五天。在这期间，棺材被停放在养心殿，那里曾是慈禧太后的住所。几天后，《宫廷公报》宣布，皇帝去已故的皇贵妃灵柩前致哀。第二天，我和王公大臣一同前往吊唁。对王公和大臣来说，吊唁仪式包括在一群穿着白袍、跪着的太监的哀号声中在灵前跪拜。我的仪式则相对简单，只是在同一群太监的哀号中鞠了三躬。太妃的葬礼，大约在5月中旬举行，于东陵下葬。

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判断太监的哭泣真诚与否。庄和太妃刚停止呼吸，服侍她的太监就开始搜刮宫里的珠宝。这件事在紫禁城引起了轰动。太监偷走离世女主人的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事，让人们惊讶的不是宫里丢了东西，而是太监竟然在灵堂分赃，还大打出手，引起一阵喧嚣，这让内务府觉得很没面子。不过，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没有吐出赃物。当皇帝怒气冲冲地向我说起这件事，并试图惩罚罪犯的时候，不仅朝廷官员阻挠他，就连一些王爷也反对他，更令人惊讶的是，三位健在的皇贵妃也劝诫他，说必须忽略这件事，才能保住死去的贵妃“颜面”。

紫禁城里真正的盗窃案我知道的并不多，但那些**裸的诈骗和侵吞公款的案件却不断地引起我的注意。御膳房的开销让我想起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一位中国皇帝问一位跪着的官员，他早餐通常吃什么。官员的回答是“两三个鸡蛋”。皇帝惊呼一声：“荒谬！我一天最多吃一个，你一个奴才竟然吃两三个？”那位官员知道满朝文武的目光都在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自己吃的鸡蛋都是便宜且恶臭的，根本不适合上皇帝的餐桌。如果他了解英国人吃鸡蛋的惯例，也许会解释说，他的鸡蛋都是为了治病吃的。

这些故事，不管真假，都准确地反映了老百姓对庞大的“压榨”制度的普遍看法，而紫禁城正是因这种制度在中国声名狼藉。一位法国作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位皇帝为了修复北京的使馆街捐了8万元。等这笔钱经过宫里的官员、承包商和其他中间人的手，到达负责维修的工人手中时，可供他们分配的钱只剩下80元。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帝师举办的某次宴会，几位主要的内务府官员都出席了。谈话转到最近在皇宫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庆典耗资巨大，必须抵押大量的玉器和瓷器才能填上。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个非常简单的仪式，不可能在这上面花费那么大一笔钱。我提出的问题相当深刻，甚至有些无礼。作为回答，他们说这笔钱的大部分要支付给挂灯、点灯的太监。我说过，这种小事可以在北京街头雇人来做，总费用不到10元，而“旧习俗”就得耗资几千元。

在许多类似的场合，我都会问为什么非要花费那么多资金去换取微不足道的服务。他们只是提醒我，在革命还未发生的日子里，在金钱问题上不必吝啬的，而且要剥夺宫廷人员惯有的特权是很困难的。我曾试图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金钱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获取，应该设法以更经济的方式来管理宫廷事务，却遭到了冷漠的回应。

皇帝虽然有了自己的汽车，却很少使用。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要用电话与外界联系。当然，内务府想尽一切办法反对这个建议。例如，他们说如果皇帝有电话了，敌人就会给他打电话，说一些侮辱性的话。不过，他还是如愿以偿了，皇宫里安装了第一部电话。我很快便知道，这个新玩意儿还是物尽其用了。

1921年和1922年发生了几起震惊宫廷的骚乱，而我则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其中一起与皇帝的视力有关。1921年，我偶然发现皇帝严重近视，并推测他所患的头痛病和其他身体疾病均因眼睛疲劳引起。我注意到，皇帝在上书房坐在书桌旁时，不去看摆在他面前的一只小时钟，而是习惯性地转头去看一个很大的时钟，时钟的表盘嵌在墙上。有天我问他：“桌子上有只钟表，皇上您不嫌麻烦吗，还要转头去看墙上的那只大钟表？”他回答说：“小的那只我看不清。”

我把这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了他的父亲、汉人帝师和内务府。但他们对这件事都漠不关心，这让我惊讶不已。在三位健在的太妃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端康太妃，当她听说皇帝的英语老师请求允许一位外国眼科医生进宫给皇帝治眼疾时，她郑重其事地拒绝了，因为外国医生不能被委以重任，更何况是要治疗帝王的眼睛。于是，我再次急切地重复了我的请求，她反驳说，外国医生可能会冒昧地给皇帝配眼镜，而“大清帝国的皇帝就没有戴眼镜的先例”。“我对历代皇帝的做法一无所知”，我回答，“但这位只能戴眼镜了”。

端康太妃坚持反对，醇亲王和内务府终于勉强作出让步，因为我曾暗示过，如果到1921年底还不能去请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我就辞职不干了。这时候，内务府已经视我为眼中钉，巴不得我离开。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皇帝亲自宣布，他的眼睛问题将由我来负责，才结束了这场论战。况且，皇帝也不会接受我的辞呈。

1921年11月7日，带着救济和胜利的感觉，我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的美国眼科主任H.J.霍华德教授写了封信，邀请他到紫禁城来一趟。我得补充一句，直到霍华德医生走了以后，才有人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端康太妃。内务府一位官员告诉我，要是让她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受到蔑视，她可能会服下致命的鸦片来表示不满。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悲剧，我没有当回事。

11月8日，霍华德医生和他的中国助理李景模博士给皇帝做了检查，证明皇帝患了严重的渐进性近视和其他眼部疾病，因此必须戴眼睛。以他的视力状态，在一年内必须复查，以确定能否找出病因。他们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严重的问题竟被忽视了这么多年。当我告诉霍华德医生，宫里反对给皇上采取一切治疗措施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这副眼镜给皇帝带来了莫大的舒适和快乐。的确，不久以后，他就非常喜欢他的眼镜了，一刻也不肯摘下来，即使是在拍照或画肖像的时候。

不论是内务府还是皇亲国戚，没有一个人对我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我想，虽然皇帝的中国帝师没什么意见，但内务府在这件事上始终对我心存芥蒂。不知端康太妃是否原谅了我，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因为缩短了她的寿命而自责。我只能猜测，当她第一次看到戴眼镜的天子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在此补充一点，当医院领导拒绝收取为皇帝提供的服务费时，皇上命令内务府向医院捐赠了1000元。还应该提一句，霍华德博士后来又在东北被土匪绑架勒索，他的名声更响亮了。

另一起引起皇宫恐慌的事件，是皇帝的辫子消失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事与我脱不了干系。皇帝多次表达了自己不愿再留着这种饰物的愿望。尽管他的所有叔叔和其他皇室成员都已剪掉辫子，但他却被告知，作为满族的代表和领袖，他必须留着辫子以表达对满族传统的尊重。皇帝不再与人争论此事，但有一天他突然命令太监理发师帮他剪掉辫子。理发师想到如果服从这样的命令会有什么后果后，吓得瑟瑟发抖，恳求皇帝让别人来执行。皇帝什么也没说，躲进另一个房间，操起一把剪刀，亲手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之后的几天，宫廷里一片惊慌，许多人跳出来指责我。但不到一个月，宫里原本的一千五百多条辫子就剩三条了，分别属于我的三个同事（很快又剩下两个，其中一个过世了）。他们留着辫子，公开表达永久的抗议。

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说法都很荒谬，说“辫子”是满族统治者强加给被奴役的汉人的“奴役徽章”。事实上，满族人确实要求所有的汉族男性通过剃去前额的头发、留长辫子来表达对新王朝的忠诚。但是，把这种发型描述为被奴役的标志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满族人的皇帝也一直留着同样的“徽章”。不管汉族人开始多么不愿接受这种发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还是接受并为自己的辫子感到无比自豪。到了后来的革命时期，由于被强制剪掉辫子，他们甚至感到痛苦和反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东北在内，辫子依旧很常见。在一些地方，被强制剪掉辫子的人又开始增加。1922年3月11日，辛亥革命10年后，四川一位记者在《华北先驱报》上这样写道：“我发现很多人又开始留辫子了，昨天我看到一位年轻人的辫子很有趣。不同年龄段的人中都有留辫子的。”当时，西部边远省份的汉人正竭尽全力重新留起消失的辫子。而那些将留辫子视作迫不得已的暴君后代，却无所顾忌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更奇怪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东北一些地区的满族人已完全忘记，留辫子的习惯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强加给汉人的。相反，在他们的印象中，留辫子是他们的祖先效仿了汉族习俗。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些满族人剪掉自己的辫子，以表达对汉人“造反者”的怨恨。

发生在紫禁城的第三次地震——皇帝开始对“青年中国”的活动感兴趣，我要负主要责任。我的本意并非是想把皇帝变成一个违背传统的人，也不想把他变成新青年派文学和社会改革家的信徒。事实上，我本人并不是新青年派的盲目崇拜者。我只是认为皇帝是一个有头脑的年轻人，他至少应该熟悉当代年轻人头脑中正在酝酿的思想。他不应该对某些运动一无所知，无论是好是坏，还是好坏兼具，这些运动必然会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他没有从他的中国老师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他们也确实很少或根本不注意这些。因此，我觉得应该由我带他认识这个非正统思想的新世界。

我认识北京“新青年”和“文学改革运动”的几位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我在国际学会“文艺会”的会友。学会定期聚会，讨论引发我们共鸣的话题。我当了一年学会主席，接替我的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改革家胡适博士。我选定了几本胡适博士的中文著作，连同他和他的团队定期投稿的几本期刊，一起献给了皇帝。

结果，1922年5月底，胡博士接到了皇帝的私人召见。赶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他来和我讨论宫廷礼仪，得知皇帝肯定不希望他下跪，他松了一口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激进分子和“危险思想”的传播者进入皇宫必将遭到强烈的反对，所以，传召胡适博士的圣谕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内务府一点都不知情。因此，当他出现在神武门门口时，侍卫自然不让他进去。他在那里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皇帝下达了命令，侍卫才不得不放他进去。

西山

以下是胡博士本人在6月7日给我的信中对这次会面的简短描述。

在我拜访皇上的时候，他非常友好和谦逊有礼。我们谈了新诗、写新诗的青年作家们，以及有关文学的其他话题。大门口的耽搁使我浪费了本来可以在宫里多停留一些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本打算不让报纸披露这次会见。但不幸的是，一些我不常阅读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这事对它们来说自然具有头条新闻的价值。……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位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无数位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

胡博士信上剩下的内容，友好地提到已经渗透到皇帝生活中的新思想，若是没有这些，“偌大的紫禁城不过是座理智的牢笼罢了”。

胡博士说得对，他与皇帝的会面确实被视为具有“重大新闻价值”。这次会面使他受到与他有关的运动左翼成员的谴责，理由是他在皇帝面前叩头了（这是不真实的），并称呼他为皇上（这是真的）。三年过去了，尽管胡博士称皇帝为“皇上”，不过是表示他不愿意把“优待条件”当作一纸空文罢了，但他仍然因在这个问题上背叛了民国原则而遭到抨击。

将近两年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在紫禁城又与皇帝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

因为我要对我所描述的各种“地震”事件负主要责任，加上皇帝对现有条件越发不满，到1922年，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已威胁到宫廷制度的稳定。尽管绍英（接替世续成为内务府总管）及所有内务府成员一如既往地对我礼敬有加，但我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宫廷里受欢迎的人。尽管我越来越同情我的皇帝学生，而且他个人也恳求我不要离开，但我仍然决定那年年底前辞去帝师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