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皇帝对中国政治舞台上每日上演的戏剧颇感兴趣。他可以随意拿到中国的所有报刊，还会认真拜读。过去，我常看到他埋在成堆的报纸下面，有北京来的、天津来的、上海来的，还有广东来的。每每这时，我便会轻言相劝，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垃圾上面。他总是回答说，希望通过这些相互对立的立场找到事情的真相。好在他获取公共事件消息的来源不仅限于报纸。旧政权中一些精明的官员和其他清朝的朋友，会时常给他发来有关中国当前政治的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此外，他对提供给他的有关欧洲时事的信息也很感兴趣。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的时代。1919年，我开始做他的老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在巴黎，“五巨头”正在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并拟定了一份可悲的条约。他们天真地梦想着，凭此条约就能开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中国，关心政治的民众把眼光聚焦在从前为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自“一战”以来，青岛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要求青岛以及德国在山东修建的所有铁路和其他权利，应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一点应在《巴黎和约》中做出规定。
日方提出，德国权利的归属问题，应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此外，青岛得交给日本。对此，中国人民强烈不满。眼看着日方的提议可能就要在凡尔赛占上风了，中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序曲，这场学生运动后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始，国立北京大学一些师生号召了这场运动，影响很快就扩散到整个中国。比起北京政府的努力，这场运动才是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巴黎和约》的真正原因。人们应该铭记这一切，之后中德双方单独签署了《中德协约》。
以上这些和随后发生的事件，还有政客、军国主义者和国会议员们（有时会同时存在三个议会，每个都声称自己才是人民的代表）无休止的阴谋诡计，都引起了皇帝极大的兴趣。我经常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在上书房里，在他的寝殿。接下来，中国政治走到了徐世昌执政的混乱时期，这段历史与本章主题关系不大，而且它对皇室的命运也没有明显影响，所以暂不详述。
1919年2月，我开始为清朝效力。就在19个月前，张勋复辟刚刚失败。我已经说过了，这次复辟失败的根源，不是身居要职的军人缺乏同情心或者不支持，而是张勋的盲目自信。在关键时刻，张勋认为无须与同僚进行充分坦诚的协商，也无须向他们保证，事成之后会给他们所期盼的，比如摄政权、藩王和总督等职位。
在这短短的19个月里，要想让中国民众彻底放弃复辟思想，恐怕不太可能。即便徐世昌上台后，第一步动作并不是赦免张勋，但他这么一位清朝官员兼故友当选总统，多少会让人觉得恢复帝制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公众舆论方面，更是毫无疑问，此时的很多中国人已经对民国彻底失望。民国曾经对他们做出很多美好的承诺，但最终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在中国境内，许多欧洲人办的报纸刊登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撰写报道的通讯员多半是传教士，在革命时期，他们一致热烈欢迎民国的到来。他们真诚地相信，民国将为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幸福的繁荣时代，并将促使中国人民和西方列强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民国的成立还将为西方人传播基督教福音打开大门。下面这个选段就是典型的例子，1919年6月23日发表在《字林西报》的一篇报道，讲的是地处偏远的西部甘肃省的情况。
赋税倍增，吏治腐化，人民渴望回到清朝。在他们看来，清朝虽然不好，但当下的民国却糟糕十倍有余。不仅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听到了人们对清朝的想念，而且我们还听说，在其他省份人们也希望复辟。
甚至在激进分子的文章里也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说法。在他们看来，过于高估中国民众对君主制的忠诚程度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那些鼓吹革命的激进分子虽然成功地让西方人相信，中国人民欢迎革命，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同胞讲话时，要坦率得多，真实得多。他们知道，虽然能骗过外国人，但骗自己人毫无益处。激进派领袖在革命后不久就创办了《新青年》《改造》《曙光》等革命刊物，由于未能使广大农民群众（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接受革命思想，他们多次在这些刊物撰文表达了失望之情。下面这段话是我从《曙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翻译过来的。如果有人以为帝制复辟的希望和梦想在当时已经彻底破灭，那么读完此文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在中国的农业人口中，每十个里就有八九个文盲，蠢如鹿豕。真是可怜！他们对自由、政治权利和政府的意义均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必须要上缴人头税，每天都要谋求生存。在农贸市场，你会听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宣统皇帝怎么了？”或者“现在谁管着宫里？”他们一遍遍地抱怨称：“收成这么差，叫人怎么活？要是真龙天子再不降临，咱们可就不用指望好事发生了。”
仔细想想！只有张勋复辟，这些乡巴佬才会感到满意。如果张勋开始招募士兵，你会看到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旁的任何东西都别想打动他们。若是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新思想，他们只会冷漠地走开。
即使受过教育的阶级，也从未觉得恢复帝制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刚进紫禁城不久，就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各地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暗地里同情这一事业。我还了解到，恢复帝制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东北。
东北是清朝的故乡。尽管当时的满族作为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习俗的独立民族，正在逐渐消失，但东北仍拥有大量的人口。这里有汉族、蒙古族和满族，还有混合血统的人，他们都忠于清王朝。东北并没有积极参加革命，如果皇族没有同革命者进行谈判，而是去那里避难，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遭到当地军阀（其中要数张作霖最为著名）或文官政府的敌视和反对。届时，一个在大清王朝统治下的“满蒙”帝国，会成功宣告并维持对中华民国的完全独立。
不久之后，可能热河、察哈尔也会加入，还有中国新疆和甘肃的穆斯林地区，甚至西藏都可能加入这个帝国，这绝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中华民国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充满敌意的地区集团，而这些地区正好是清朝皇帝征服中国后所占领的地区。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中国人咎由自取，因为被他们驱逐出去的王朝，曾经占领过这样大的一片领土。
这个满蒙帝国（或称“满洲-蒙古帝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倒有可能是一个自治公国的联邦。每个公国都拥有“统治地位”，其中“满洲”在名义上可能或多或少拥有优先地位。不管有没有其他公国，“满洲国”可能在1912年（当时没有国际联盟质疑它的地位）而非1932年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中国容不下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威胁其稳定性，那么它极有可能与日本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就与20年后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了。
沃特金·戴维斯先生1933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直到1911年，整个蒙古依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蒙古人民也是心甘情愿臣服的。满族征服中国的时候，蒙古首领曾给予了宝贵的帮助。那次伟大的冒险最后取得成功，可谓是双方联合的结果。但蒙古人认为，他们所效力的仅仅是满族皇帝。所以，当满族皇帝被废黜、中国变成民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忠诚已失去了意义……因此，1912年蒙古国宣布独立。于是，俄罗斯的机会来了。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最后几年，沙皇大大加强了对它的控制。”
蒙古直到1911年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附属国”，而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附属国，除此之外，这些评论都是正确的。正如沃特金·戴维斯先生在同一段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中华帝国”一词仅存在于西方语言体系。帝国是“大清国”，皇帝是“大清国的大皇帝”，与之最接近的英语对应词应该是“清朝皇帝”。同样，“老佛爷”的官方头衔是“大清国的皇太后”，而非“中国的皇太后”。
沃特金·戴维斯先生还说：“在名义上，蒙古仍然属于中国，但这个被无政府状态搅得不得安宁的伟大民国在蒙古并没有树立真正的权威。日本可能随时会通过承诺自治和捍卫蒙古统一的手段，来团结所有的蒙古人。为了确保成功，日本人只需恢复满洲的满族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就可以了。每一个敬畏历史的蒙古人都会欣然拥戴溥仪皇帝。”
自1933年10月沃特金·戴维斯先生发表这篇文章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些叙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耳熟能详的“满洲国”只不过是中国人对“满洲”的称呼（或者说“Manchuria”只是英语中所指的“满洲国”）。遗憾的是，西方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撰文时坚持使用“满洲国”，而非已经通用的、更顺耳的“满洲”。我们不妨称“中国”，而非“China”，称“蒙古”，而非“Mongolia”。在汉语里，“满洲国”（顺便说一句，这个音译比Manchukuo更正确）并非新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满族统治者在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年，尝试给“满洲”的独立国起的名字之一。“满洲国皇帝”这个名号替代了以前满族首领的正式称呼“清可汗”。这种称呼的改变是为了表达自己与中国明朝皇帝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如果1911年清朝皇帝回到奉天，并宣布自己为“大满洲国”皇帝，这不仅意味着他重新登上王位，而且要重新加冕满族祖先的古老头衔。
因此，在191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中，复辟的希望仍然没有破灭，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我才到北京不久，就发现复辟事业所遭受的困难和1917年的遭遇并无二致。拥护帝制的人相互不信任，过去的种种经历使他们彼此怀疑，目标和手段不协调。至少有两个组织与流亡的满族王爷有联系，其他组织都不信任他们，怀疑他们以流亡者的名义恢复帝制，而不是以年轻皇帝的名义。不过，个别组织确实是这么想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首先，年轻的皇帝没有为这项事业做过任何事情，而且他已然退位；其次，那些被流放的王爷至少已将毕生精力和财力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而且从未承认过民国；最后，只要年轻的皇帝还留在紫禁城，他们就不可能在不危及他生命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以恢复他的王位。
据我所知，持这种观点的人比坚决反对罢黜年轻皇帝的人和拒绝考虑任何对方要求的人要少得多。但这些人又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他们对复辟过程的看法或多或少不太一致。有些人赞成不直接采取行动，而是等到皇帝可以公开领导这场运动。但只要他住在宫里，就不可能走这一步。另一些人依旧赞成不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民国遵守“优待条件”，并对皇帝保持忠诚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一直希望在东北和蒙古建立新国家的帝制拥护者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1911年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实际上，东北和蒙古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到1919年，共和制已经扩展到东北，并控制着行政机构。张作霖没有共和人的同情心，他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一开始，他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即便皇帝逃到东北，他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以和平的方式在奉天登上王位。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会反对他。而且，如果在东北进行复辟运动，必然会导致内战，就像在山东或中国其他省份所发生的那样。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拥护帝制的政党的认可，正因为这么想，他们才默许推迟一切行动，坐等民国腐败直至灭亡，或者东北发生一些事情，导致外国势力干涉。至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
面对民国向东北发动的两场战争，日本为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肯定会采取相应措施，大多数人都预判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帝制拥护者认为，日本会利用中华民国与东北的冲突坐享渔翁之利，他们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面对那些指责东北与外国势力勾结背叛中国的人，他们会回答说，中国已宣布我们是外国人了（异族），还以此为据夺走了我们的统治地位。但中国人却不能说：“我们不效忠你们，但你们得效忠我们。”身为异族，满族和那些忠于他们的臣民没有理由不选择自己的盟友。
早在1919年3月，《北京导报》就对发生在蒙古和东北的神秘事件做了相当全面的描述：“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新蒙古国的泛蒙古运动……以蒙古活佛为总统”。本章还补充道：“鼓动者们正努力通过肃亲王、恭亲王和其他不满推翻帝制的满族贵族，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满洲。”文章最后说，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密切注视那些在1917年帮助前将军张勋企图恢复幼帝的清朝和蒙古王公的行动。有报道说，帝国复辟协会对这场运动很感兴趣。”
同年（1919年）7月20日，我从私人渠道收到以下报告。“张作霖正在密谋恢复帝制。他意图在明年秋天，让年轻的皇帝在奉天登基，同时宣布满洲是一个受日本保护的独立国家。”三年后，这种可能性再次得到证明。罗德尼·吉尔伯特先生在1922年3月18日的《华北先驱报》上写道：“如果张作霖在与对手吴佩孚的较量中落败，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将终结，而他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日本庇护下的满洲国”。
1919年9月9日，天津的《华北每日邮电》发表了一篇头版文章，标题是《另一场复辟是否近在眼前》，文中写道：
民国的历史绝非幸运，今天我们发现南北双方势不两立。由此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共和主义在中国已被尝试过，但仍有不足之处。作为这个国家的脊梁，商业阶层和绅士阶层厌倦了所有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能确保这18个省份的和平，他们将全心全意支持任何政府形式。
我们不能忘记，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亲帝制人民方阵，他们从未与共和政体和解。只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过去几年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毫无疑问，他们支持当前的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中间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经常出入官员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此举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中支持并希望前皇帝成功复位的人认为，共和派正在摧毁这个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多么激烈，都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个国家恢复到以前的繁荣与和平状态。
复辟帝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受到各方的欢迎。相反，它可能会在不止一个公使馆遇到相当多的外交反对，但是一旦政变成功，这样的反对也必将烟消云散。众所周知，一事成功百事顺。
下面这段出自奉天的文字更值得思考，它刊登在1919年12月27日的《北京导报》上：
在过去的几天，北京满族王权将代替民国政府的谣言，在当地各阶层人士中，特别是在张作霖将军麾下的军人中流传开来。根据通行的说法，这次帝制复辟将由张作霖将军发起，并与中国西北的某些帝制拥护者和军事领导人进行合作。而1917年7月，把年轻的清朝宣统皇帝推上皇位12天的前将军张勋，将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传闻还说，目前唯一阻碍复辟的障碍，是段祺瑞元帅和西南地区的某些领导人。就连总统徐世昌和前总统冯国璋，面对国家目前不稳定的政局和来自外部的危险，也倾向接受帝制复辟，并未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至于曹锟、李纯和其他次要军事首领，据说只要同意他们继续在各省担任现任职务，并加封亲王、公爵或侯爵的爵位，他们就没有意见。
在中国政界有报道称，如果帝制复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那么原因可能如下：国内和平谈判陷入困境。民国时期的国家比清朝时期更加不统一。还有，计划将让满族统治者名义上领导中国政府，而所有政治、金融和军事权力仍由中国总理掌控。此外，国家名称会有细微变化，即中国将以“中华帝国”取代“中华民国”。届时，中国政府形式将效仿大英帝国，由一个名义上的国王或皇帝带领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这篇报道的措辞显然不是出自一位公正的新闻记者之口，而是由一个同情所述运动的人精心起草的一份声明。其发表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中外公众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政治动**。
类似的传闻在一两年后仍然没有销声匿迹，1921年3月23日发表在《华北正报》上的一份声明便是证据。声明称新的“满洲帝国”将被命名为“华北帝国”，以奉天为首都。造谣者还说，“张勋将军、前端亲王和义和团的首领，以及1917年败在段祺瑞元帅手下的人，如今在整个华北、蒙古和满洲地区支持这场运动。”5月21日同一篇报告的另一段内容如下：
在当时（1921年），人们普遍认为，帝制复辟的主谋是东北的张作霖和1917年的“造君者”张勋。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两家已经联姻，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张作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1917年的张勋复辟，但也曾给予支持。后来，他又试图让世人相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张作霖把自己小心翼翼地藏在幕后，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打算把张勋带回官场，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准备。张勋被任命为长江地区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不过，这一计划并未如愿实现，所以复辟政变被无限期推迟，而张作霖开始有了其他野心。但是，前总统黎元洪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的采访时表示，张作霖和张勋打算在1921年复辟帝制确有其事。他宣称政变一定会发生，但也预言复辟不会成功。
吉尔伯特先生在三月份写道：“据说，帝制复辟运动的计划已经走到了今天，中国各地的满洲独裁者的军事伙伴都已知道。在六月之前，定会爆发公开示威活动以支持清朝皇帝。而这一天，随时有可能到来。”吉尔伯特先生还补充了一句合情合理的评论：“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张作霖成功地恢复了清朝皇帝的皇位，他将不会甘心一直留在幕后。所有人都认为，拟议中的复辟与其说是为了皇帝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张作霖及其政治伙伴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当前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张作霖曾试图否认与拥护帝制的阴谋有任何关联。但早在1920年初，他就授权了以下声明，并于1月10日在中外媒体上发表，其中包含一个重要暗示：虽然激进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报纸机构已经要求废除“优待条件”，但“优待条件”不可干涉。
虽然大清王朝的一些前大臣对他们的旧主人仍怀有同情之心。但只要中华民国尊重和维持“优待条件”，即使他们不渴望政治权力，但这些钱也足够他们维持生活了。
我之所以引用上述报纸的报道，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它们不只是流言蜚语，而是确有其事，所以我很难解释《李顿报告书》中关于“1930年9月之前，满洲从未听说过‘满洲独立运动’”的说法。除非，李顿和他的同僚们没有目睹那场为旧帝制利益而爆发的运动。
从1919年到1924年，我逐渐认识了许多对种种帝制复辟计划感兴趣的人，包括一些希望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比如忠诚的老总督升允，他是蒙古人。我所得到的许多信息自然是高度机密的，我有义务不把它们泄露给英国或任何其他当局。
革命以来尚未成形的议会，没有一个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这样的议会也没有当选的希望。如果能成立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会，来自由表决是恢复帝制还是实行共和制，我相信支持帝制的人将占大多数。
宫里没有讨论过任何复辟计划，即便有阴谋的话，皇帝本人也确实并不知情。他当然很清楚，在东北、蒙古，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仍然有许多保皇党。不过，关于各种复辟计划的本质，他除了从报纸上搜集信息，所知并不多。他的中国帝师和我本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小皇帝被卷入任何与之相关的阴谋中去。
只有当他自己提到这个话题时，我们才不得不讨论。每到这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尽我所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任何类似于1917年张勋企图发动政变以恢复帝制的阴谋，都应受到谴责，对公众舆论的任何欺诈性操纵，也应严加避免，如1916年让袁世凯蒙羞的“洪宪运动”事件。皇帝应该拒绝接受任何恢复皇位的邀请，除非它是来自自由选举的人民代表的真诚和自发的呼吁。不过，在我看来，皇帝接到这种邀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我也毫不犹豫地告诉了皇帝。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在意愿表达之后，能够获取胜利。
《京津泰晤士报》在1921年3月19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写道：“据保守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皇帝回来。”我相信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作者接着说，预期中的帝制复辟运动可能会失败，我同样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拯救或复辟帝制已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行动，军阀和其他寻求短期致富之路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
我看不出民意有合适的表达渠道，同样，我也看不到复辟的希望。除非皇帝按照我的意见，拒绝被他人所利用。此外，我还向他解释说，如果我们所设想的人民欢迎帝制复辟是真的，那也并非表明他们对皇室还心存忠诚，而是受够了共和制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人民大众渴望的是一个体面的政府，如果他们本质上拥护帝制，那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相较于正在经历的共和制，传统的帝制反倒更体面些。
1919年初，我离开威海卫到满族朝廷赴任前写了一份备忘录，下面是部分摘录。
多数忧国忧民的中国人，最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要足够强大，能够消灭武装劫匪团伙，而这些强盗正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横行霸道。这个政府要足够勇敢，有勇气解散或控制在一些省份被视为比强盗更坏的各种“军队”。这个政府要足够老练，让这个国家远离外国的纠缠，并把它从国际金融的暴政中拯救出来。这个政府要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不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不通过腐败手段谋取私利。在我看来，“共和制还是帝制”的问题，并不是今天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他们会接受任何政府形式，只要这个政府有能力，愿意治理国家，他们就会对其心怀感激。
根据后来的消息和经历，我发现没有理由改变1919年初所表达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在北京结识了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同感，甚至那些不同情帝制的人也有同感。胡适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文学、教育、哲学和政治等多个领域都负有盛名。当被问及年轻的中国想要无政府状态，旧中国想要帝制，这是真的吗？他巧妙地回答说，新旧中国都需要“太监”。
年轻的皇帝没有丝毫意愿参与任何帝制复辟的阴谋。他经常向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同意再次扮演张勋强加给他的那个角色。他同意我的看法，即使人民强烈要求恢复帝制，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民国就像它曾经的样子，可能会继续下去，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不会改变。他对此丝毫不感到遗憾、失落。他深知自己的祖先曾经拥有的荣光，对列祖列宗怀有与生俱来的自豪、孝顺和恭敬。因此，他感叹这个由康熙、乾隆等强大的先辈建立起来的显赫王朝竟然在他手里走向了不光彩的结局。但是，一些人始终怀疑和指责他经常日夜不眠地密谋颠覆民国，并梦想着重夺父亲摄政王和袁世凯于1912年从他手中夺走的权杖。其实，是这些人对他们所废弃的皇帝的性格和个性不了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