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紫禁城供职的岁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3月开始，到1922年11月皇帝大婚结束；第二阶段从皇帝大婚后开始，到1924年11月他被仓促逐出紫禁城结束。

这种划分很容易，因为它标志着皇帝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十七岁生日前举行大婚，意味着之前的皇帝只是个未成年人，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大婚之后，他就是个大人了。尽管他离真正的自由还差得很远，只要他不过分渴望紫禁城外的世界，他还是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可以自己掌握时间、管理生活。

大婚前，皇帝每天要去毓庆宫读书。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被立为太子后，这里便是他的寝宫，现在还收藏有他的真迹。宫里有扇门通向一个小院子，院门左侧有一间休息室，专供帝师休息使用。一群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侍候帝师，随时为他们奉上茶点。正殿坐西朝东，与休息室成直角。每位帝师都要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如果对哪位帝师来说有更方便的路程，也可走东华门或西华门。帝师要把自己的汽车或马车停在大门外，然后坐在轿辇上被抬进大门，一边走一边向全副武装的哨兵点头致意。我在所有帝师中还有一项特权，偶尔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到达景运门，帝师便得从轿辇或马上下来，步行剩下的一小段路，然后到达毓庆宫。

随后，帝师坐在休息室喝茶，等待皇帝驾到。皇帝会坐一乘宽大的轿子过来，轿子上裹着黄色的丝绸，由十二个或更多人抬着。根据礼节，轿子进入庭院时，帝师不能出去见皇帝。但他得从座位上起来，在休息室里站着，等到皇帝进了教室，帝师才可以坐回去。直到一个太监在正殿门口大喊一声“诺”（这个字的意思是皇帝召见），接着一个苏拉再重复一遍，宣布皇上准备好开始读书了。

帝师即刻走进教室，学生站在一张方桌的北边，师傅赶紧给学生深鞠一躬。礼毕，两人同时坐下。皇帝面朝南坐着，帝师坐在侧面。

我刚任职时，帝师和学生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凌晨五点半，冬季是凌晨六点。这与古代朝廷的传统是一致的，上朝时间通常是黎明时分。七点半左右，陈宝琛就要出宫了，除非他想同某个同事商量事情，或共进早餐。这里要提一句，帝师们的饭菜是免费提供的。而且，无须预先通知，随时可以享用。饮食皆是些上乘的中式佳肴，从御膳房出来，直接送到帝师的休息室。御厨们个个精于此道，收入可观。

八点半左右，满族帝师伊克坦接班。十点到十一点是朱益藩。下午一点半我开始上课，通常讲授两个小时。

平时节假日并不多，只是临近皇帝大婚、毓庆宫的教课接近尾声的时候，非正式的放假才多了起来。夏季有一个月的假期，农历新年放三个星期的假，皇帝的生日正月十三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只有五月端午节和八月中秋节，以及大清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才不以学生身份见诸位帝师。在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应该禁食。但我发现，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空着肚子上床睡觉。自不用说，星期日和其他西方节日均不会得到承认。

上任之后的前几个星期，我是不被允许单独和皇帝在一起的，会有一个太监全程默默地站在旁边。此外，还有一位中国帝师，通常是朱益藩，或一位朝廷官员，通常是耆龄。太监靠墙站着，一动不动。中国帝师或官员与我们同在一桌，朝北而坐。之所以需要这两位在场，是因为皇帝以前从未和外国人说过话，可能会感到紧张或尴尬。然而，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紧张的迹象。几乎每天，他们都会有昏昏欲睡的时刻，皇帝根本没打算唤醒并提醒他们。他们的职责是不眠不休地监视我这个海外来的野蛮人，看看我这善良的外表下是否藏着一颗奸恶之心。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觉得皇帝应该不像开始见到外国帝师时那样紧张和难为情了，所以便不再时刻陪在我们身边了，但太监一直都在，而其他帝师侍奉皇上时是没有太监在场的。很明显，内务府还没准备好把天子单独交由我这个可怕的洋鬼子摆布。民间有些谣传，说洋鬼子有吃孩子的心脏和肝脏，以及用孩子的眼睛做药引子的习惯。

太监只是默默地站在门口。半小时后，他悄无声息地出去，另一个同样沉默的太监来接替他的位置。这个太监待够半小时后，第三个太监便来换他。他们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的夏天，我和皇帝终于能单独相处了，之前片刻不离的太监不再出现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皇帝能有个同学，他的英语将会进步更快。我选中了小皇帝两岁的堂兄弟溥佳，他是皇帝叔叔载涛的长子。皇室有从皇族中挑选年轻孩子作“伴读”的习俗，所以我的建议没有引发争论。不过，还是掀起了一点小风波。因为，醇亲王与载涛长期以来彼此嫉妒。醇亲王是皇帝的生父，也是前摄政王。我放着他的儿子（也就是皇帝的亲兄弟）不选，偏偏选了载涛的儿子，他很生气。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然而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宫中给皇帝任命了两个伴读，载涛的儿子陪皇帝学英语；醇亲王的次子，也就是皇帝的亲弟弟，陪皇帝学习汉语。

其实，皇帝当时已经有一个汉语伴读了，即溥伦王爷的儿子，十四岁的毓崇。大家清楚地记得，在德宗皇帝驾崩时，袁世凯极力推崇溥伦继承皇位。如果成功了，这个男孩或他的兄弟溥?将毫无疑问成为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爆发革命，中国现在的皇帝便是他了。因为，载伦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么是出于感激袁世凯试图扶他登上皇位，要么是出于其他动机，溥伦后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并且受袁之托去盗取玉玺。后来袁世凯突然离世，他才没有去做。袁死后的一段时间，溥伦在宫里很不招人待见。然而，后来他又与皇室和好了（年轻的皇帝似乎没有任何报复的迹象）。授予溥伦之子伴读的荣誉，似乎成了溥伦被原谅的一个信号。

皇帝的亲弟弟溥杰也成了伴读。所以，现在有三个年轻人共享这一令人垂涎的特权，他们是溥杰、溥佳和毓崇。其中，溥佳是唯一的英语伴读。由于他们的伴读工作，他们在宫里也就有了官职。《朝廷公报》登载了他们三人的任命公告，还记录了皇帝授予他们的一项特权，即“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或许应该解释一下，满族和汉族都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习俗，即同族或同宗中同辈男孩的名字中，要么有同一个字，要么有同一个偏旁部首。因此，皇族中与皇帝同辈的所有成员名字都有一个“溥”字。皇帝叫溥仪，他的弟弟叫溥杰，堂兄弟叫溥佳。皇族中这一辈还有许多其他成员，如溥光、溥倛、溥修和溥伟。溥伦当然也是这一辈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溥先生”来称呼宣统皇帝，不仅因为其他原因而显得无礼和令人反感，而且仅仅作为称呼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皇族中很多人都可以称为“溥先生”。

溥伦的儿子毓崇，身着1351年的日本盔甲

在紫禁城中骑马的溥佳

上面提到的溥字辈之溥伟就是恭亲王，多年来一直受日本人保护，居住在辽东半岛。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与最近东北政治动**有关。中国的英文报纸经常称他为皇帝的叔叔，大概是因为他的年龄太大了。但是不是叔叔，不是年龄可以决定的。他是皇族的一个旁支，与皇帝同属一代人。因此，恰当的描述应该是皇帝的表兄。

同样的原因，皇帝上一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载”字。光绪帝（自他驾崩后，更准确的称谓是其庙号“德宗”）叫载湉，他的兄弟有载沣、载洵和载涛。载字辈上面是“奕”字辈，德宗的父亲叫奕譞，还有奕譓、奕志。溥字辈下面是“毓”字辈，有溥伟的儿子毓嶙、伴读毓崇、毓森和毓朗等。如果皇帝有儿子，他们的名字中也会包含“毓”字。

也许还应该提一下，满族皇室的皇姓是“Aisin-Gioro”（罗马字转写）。除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大清王朝崛起的记载，人们很少听到或提到这个姓氏。所以，便用北京话中的“爱新觉罗”四字来代替了。由于“Aisin”在满语里的意思是“金子”，许多皇族便采用了中文的“金”作为他们的姓氏。这样一来，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被误认作汉族人，因为金恰好是一个常见的汉族姓氏。

皇帝学习英语快两年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取个英文名字。不是为了加在他的中文或满文名字之前，而是要单独拿出来使用，比如给我或其他欧洲人写信、赠送照片，或给其他非中文文件署名的时候用。我在前面也解释过，皇帝的名号是有所避讳的。所以，他不能像外国人那样使用自己的名字。当他开始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时，他发现这很不方便。他从我给他罗列的英国王室成员的名字中选择了“亨利”。他从未打算把“亨利”和“溥仪”放在一起使用，即使“溥仪”这个名字不需要遵从皇室的避讳，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图。因为他和我一样不喜欢当下的这种“时髦”做法，即在中国姓氏前加上西方“基督徒”的名字，这在学生阶层中很是流行。因此，新闻界近年来总是习惯性地用粗俗的“亨利·溥仪”来称呼皇帝，这种习惯不仅令人心生厌恶，而且就像荒谬的“溥仪先生”一样，根本是不正确的。当他在极少数非官方场合使用“亨利”这个名字时，总是单独使用，而非加在其他汉语或满语名字前面。

我和我的皇帝学生，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友好、和谐。随着时间的积累，我们之间的友情越发深刻。他身上散发着非常吸引人的品质：知识面很广，为人坦率，不仅关心中国的事情，对世界事务也热切关注；他慷慨大度，极具艺术天分，对那些冤枉过他的人或曾经与他为敌的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报复或恶意；他对苦难的人民心怀仁慈和同情；他身临险境时充满勇气；有浓厚的幽默感。

我刚上任时，他完全不懂英语。其实，他压根儿没想过要认真努力地掌握英语。他对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兴趣不大，最感兴趣的是世界时事（包括《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欧洲发生的各种事件）、地理和旅游、基础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政治学，英国宪法史，以及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复一日上演的戏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自由地用中文随心所欲地交谈。毫无疑问，这些交谈和其他话题的讨论占去了很多时间，而英语学习的时间也就相应缩短了，势必不利于皇帝英语语言的学习。

然而，由于他精通汉语书法，便也对英文书法产生了兴趣。没过多久，他写出的英文可能会让许多他这个年龄的英国学生心生嫉妒。本章最后附了他的英文笔迹，他当时才十五岁，学习英语一年左右。这份书法由三段著名的篇章组成，是我从儒家经典《孟子》中选译的。这几段文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阐述了极其强烈的民主思想。因而，激怒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气得他差点把孟子从正统儒家先贤的位子上拉下来。

皇帝头脑聪明，思维敏捷。他的性格中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浮的一面。起初，我把他的轻浮归咎于年轻人的不负责任，总想着他长大后就会抛弃幼稚的东西。然而，有那么几次我似乎在他本性中发现了割裂的迹象，这几乎可以说明在他内心存在着两种敌对的人格。他长大成人后，我常常和他坦率地讨论这件事。我经常告诉他，在他的内心深处住着两个皇帝，除非较好的那个成功降伏另一个，使其永远恭顺，否则他就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自己和列祖列宗。

面对我对其品格的批评和告诫，皇帝倒是都欣然接受，但收效甚微。事实上，他听我抱怨时，总是表现得很有耐心，也不发脾气，丝毫没有怨恨的迹象，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迷人的。然而，我的中国同事经常告诉我，皇帝对他们可没有这么顺从和包容。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相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皇帝会更耐心地听英语帝师的话时，不光他的中国帝师，甚至他的父亲和叔叔们想给皇帝提什么意见和建议，但又怕他听不进去时，就会要求我转述给皇帝。

然而，静静地倾听批评是一回事，而根据批评采取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我很多次认真地指出皇帝做错的地方，他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或生气。他经常告诉我，他知道自己错了，并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开始。他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即使有些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早早便夭折了。

虽然略显不妥，但我确实用“轻浮”一词形容过皇帝的本性。我的中国同事们皆有此感，尤其自皇帝六岁时便开始做帝师的陈宝琛，他也用汉语里的“浮”字描述过皇帝的这一缺点。字典里对该字的解释是：“飘动，流**，不沉静，不切实，空虚的，变化无常的，不稳定，需要定性。”有时我会想，皇帝的大部分优秀品质，包括他毋庸置疑的聪明才智，可能都来自他的母亲。

我们记得，皇帝的生母是高贵的满族总督荣禄的女儿。而他性格中轻浮或粗野的部分则是继承自他的父亲醇亲王的。此外，在小事上皇帝总是莫名的固执，我也想归咎于父系遗传。然而，很难说他性格上的哪些缺陷可能是遗传造成的，哪些是由于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算不上健康的宫廷环境里导致的。如果前者无法治愈，那么如果换一个健康的环境，后者至少有可能逐渐消失。

我曾说过，皇帝极富幽默感。有一次我试着用浅显的语言来解释绝对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区别，皇帝便把这个可爱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说明不负责任的专制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说行使这种权力的君主可能会恣意妄为，草率地下令处决任何子民，或者可能把生死大权交给一个受宠信的大臣。皇帝回应说：“照你这么说，那我的先帝们皆是不负责的专制君主。”

几天后，我正坐在中式庭院僻静的花园里，一个仆人告诉我，宫里来的太监正站在大门口，带来皇帝的口谕，奉命当面传达给我。他一进门，就向我递过来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原来是一根手杖。太监一脸严肃地说：“我奉万岁爷之命，把这把剑呈上。皇上口谕，赐予你随便杀人的特权。”

我再次进宫时，皇帝即刻问我太监是否执行了他的命令。我向他保证，太监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十来年之后的某天，皇帝（那时他已是新“满洲政府”的元首了）又想起了这件小事，便问我行使了多少次他赋予我的这项特权。当得知直到那时为止，这把剑上还没有沾过人血，他表现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被恭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对紫禁城里存在的腐败和流氓行为有了相当敏锐的认识。而且，他根本就看不上一些朝臣，也因此无法认真对待他们的奉承。但如果是他信任和钦佩的人，他或许可以认真聆听一二。

人们对于做了皇帝的人都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和尊崇，称“真龙之与凡人不同”。不过，皇帝的所有中国帝师几乎都不以为然。他们很清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和其他许多男孩一样，没有优劣之分。但对于许多忠心耿耿的皇宫侍从来说，面见天子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于他们而言，忠诚是一种信仰。所以，他们很难把皇帝当一个普通孩子看待。过去常有这样的人，他们来北京只为满足一种愿望，那就是拜倒在这位人物的脚下。在他们眼中，这位人物仍然是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愿意为他而死。如果像这样的人无意识地表达出内心虔诚，而他们崇拜偶像的对象能毫不沾染任何病态的自喜，那才真是怪事呢。

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皇帝从未幻想过做回真正的天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帝位继承人身份赋予了他一种不同于常人、优于常人的天性。在重大场合，他必须参加盛大的仪式，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仪式。所以，当他在乾清宫的龙椅上下来后，第一个念头是尽快脱下身上的龙袍。事实上，如若他没有身着最简单的中式服装，他强烈反对被他人，尤其是外国人看到。而本书贴出来的他本人坐在龙椅上的照片，我相信是唯一一张经他允许拍摄的照片。这张是我自己特别要求拍摄的，他勉强同意了。

皇帝精于书法，我前面也说过了。他所受的教育体制要求他花相当多的时间练习这门艺术，而他的几位祖先就相当擅长这门艺术。中国皇帝历来有赏赐功臣的习惯，亲笔书写几个大字，再将其刻于油漆或描金的匾额之上。有时也会赐给寺庙和其他重要建筑。人们也希望我的学生效仿他的祖先。对他来说，在新年、生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里，向朝廷大员、元老和民国政府中志趣相投的官员赠送墨迹是一种惯例。这种御书往往会盖上皇帝专用的一枚或多枚方章作为认证。我的学生使用的印章，通常是“宣统御笔”四个字。

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天资聪颖之人，自幼便表现出了艺术天分。他们的书法因其内在美而备受推崇，每个人都有绘画的天赋。皇帝的幽默感常常使他画出心思奇巧的图画来，我这里收藏了不少。这些画通常都是当着我的面画的，随手拿过手边零碎的纸迅速而成，通常表现了宫里日常生活中让他感到有趣的一件轶事、一篇新闻报道或一段小插曲。

鉴于皇帝的中国帝师皆会作诗，皇帝在早年间便开始学习中国诗歌的技巧，很快就能熟练运用了。在1921年和1922年期间，他匿名为几家北京期刊供稿，给《游戏日报》投的最多。他的诗作署名是他自己起的假名字“邓炯麟”。邓只是一个普通的汉语姓氏，炯麟的意思大概是“发光的麒麟”。皇帝投稿的报纸编辑们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不过，《游戏日报》（音译）的编辑把“发光的麒麟”投给他的所有诗作都发表了出来，又作了几次徒劳的尝试，想要找出这位诗人是谁。我当然知道他写了很多诗，因为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写诗。但直到1922年7月，他才向我坦白了他的秘密，并向我展示了一些已经刊载的诗歌。据我所知，北京公众从来都不知道，以“邓炯麟”为名创作和发表诗歌的诗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皇帝。我现在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感到惊讶。

尽管皇帝对新文学和其他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流行的自由体白话诗并没能吸引他。因此，他只作古典诗。在中国诗人中，他最喜欢的是唐代的白居易、韩愈和李白。他对自己的先祖高宗的诗歌也有很高的敬意。

鹦鹉仿人言，不识其中意。

人皆读圣贤，何人明其义。

若知鸟与人，实不差分离。

不写不停歇，焉知其中意。

第二首是七言律诗，题目是《流月》，内容如下：

晚风轻拂逐暑热，明月渐生静夜悄。

飞萤交织青溪绕，梧桐飘落荷花凋。

一叶扁舟傍兰亭，万点波光映碎涛。

星光璀璨夜无垠，清笛悠扬上九霄。

第三首题目是《荷花月》，内容如下：

云蒸霞蔚透银光，云霁流香自远方。

巧夺天工览胜景，春花绚丽盖群芳。

孤鸿高飞入天外，轻波低吟接水乡。

人间奇景似神话，不见俗思撩心房。

皇帝写下这些诗作的时候，年满16岁，对于世间所有男儿而言，这正是一个诗情开始横溢的年龄。

我在皇帝身上发现了一种可爱迷人的个性。而且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回想的时候，我在他的陪伴下确实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我的读者对这两点大概不会感到惊讶吧。

如果称他拥有一个成功元首所必备的所有品质，那是相当愚蠢的。多年来，他一直非常崇拜那位给意大利带来新生活的伟大政治家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还从罗马给他寄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由意大利驻北京公使转交，他一直感到很骄傲。但我想他自己很清楚现实，他本人与墨索里尼有本质的差别。

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经常直截了当地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皇帝重新登基，做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的立宪君主，他是否具备所需的素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他永远不听信那些奸佞大臣的话，那些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糟糕的旧宫廷管理制度。而该制度，就像内务府表现的那样，是引发清朝衰亡的主要原因。

我作为少年皇帝独一无二的英语老师，引起了中国媒体的一些关注。北京和华北报纸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谦恭友好的，而广东和南方媒体倾向于讽刺和怀疑。我很快就被一堆沉重的汉语信件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其中许多是匿名信。在信里，一些人就如何教育我的学生给了一些建议；一些人恳求我在朝廷上为他们或他们的亲属争取一官半职；一些人向我提供东北和其他地方帝制运动的秘密消息；一些人写了奏章，拜托我务必送到陛下手中；一些人对宫廷官员进行了无礼的指控；一些人要我帮助他们面见皇上，因为他们有至关重要的秘密要面呈；一些人匿名指控我阴谋破坏民国的国家安全，并建议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立即辞职，以免更糟的事情发生。直到1923年，我才开始收到明确的暗杀威胁。几个家族的父辈央求我教他们的儿子，好让他们的儿子获得帝师教导的殊荣。他们希望我允许他们的儿子站在我身边，帮我捧砚台。砚台是一种有凹槽的石板，用于磨墨。

比给我写信更令人厌烦的，是一些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我的陌生人。我的门房是个尽忠职守的满族人，他把大多数人拒之门外了。但经常会有一些被拒的人守在家门外，等我上下车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其中之一是个脚穿黄靴、身着中式长跑、头戴美式帽子的年轻人，一张苍白的脸上长满痘痘。他成功拦住并采访我时，解释说他是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他受到某种无名力量的启发，来到我身边，希望皇帝能皈依真正的信仰。他腋下夹着一堆小册子，向我保证，如果我同意把它们交给皇帝，它们定会带给他精神上的光明，让他得到救赎。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照亮过什么黑暗的灵魂。但紫禁城的黄昏，岂是它们能照亮的。

我的一项职责是帮皇帝处理国外来信。所有西方寄的来信都是安排北京邮政当局直接寄给我的，我必须承认，其中大部分到我手里也就到头了。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并非都对皇帝有益。其中几封是一些不知名的女性的求婚信，她们想入住后宫。许多信件没有恶意，只想求取皇帝的签名而已。一封来自一个男人，他解释说自己是俄罗斯合法的沙皇，现在美国流亡，意图建立一个前君主联盟，以待时机恢复皇权。他怂恿我的学生加入该联盟，做终身会员。

我把这封信呈给皇上看，仅仅由前君主组成联盟的想法立即触发了他的幽默感。他建议说，如果每个前君主都学会演奏一种乐器，那么这个协会将会给国家增添欢乐。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组成一个管弦乐队，只由曾经戴过王冠的元首组成。我们一致认为，一束束牡丹花（紫禁城的“御花园”正是因这种花而闻名遐迩）可能会很适合取代那些失去的皇冠。他自己的乐器可能是在乾清宫演奏礼乐的锣、钟、鼓和编钟中的一个。宫廷乐师们联合演奏的《中和韶乐》可能不那么和谐流畅，但其总体效果不可能没有一个管弦乐队所产生的那样和谐。陛下在他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了解到一些管弦乐队的知识，他知道什么是“欧洲音乐会”。我建议头戴牡丹花王冠的前君主联盟最好退隐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建立他们自己的政体，皇帝当即便批准了。如果被废黜的君主采用共和制，并选举他们自己的一名成员为总统，那就更有意思了。

在紫禁城的那些年里，我写了无数封信件和备忘录。作为唯一一个可以进入故宫的欧洲人，我把神秘的紫禁城里发生的事情也都记录了下来。我在头几个月里写的两封信中有几段话，也许能给本章的主题带来一些启示。我前面写了紫禁城的种种丑恶，谈到了应该给皇帝寻找一个更为健康的生活环境。通过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我的这些观点很早就已经形成了。

我做帝师两个月前后的一天，即1919年5月18日，写下了下面的话：

对我来说，就皇宫的改革提出任何正式建议还为时过早。但我强烈认为，如果皇帝能离开他现处的环境，安置在颐和园里，对他来说，不论是在身体、精神还是智力等方面，都利大于弊。但除非对内务府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样也无济于事。同时，我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太监陪同皇帝去他的新居。颐和园的空间足够大，可以容纳皇帝需要的所有侍从、所有必要的官员，以及帝师们。几天前，就这些问题我和载涛亲王谈了很久。我们一致认为，某些改革是迫切需要的，目前让内务府实施这些改革是毫无希望的。

两个月后，准确地说是7月17日。我给一位讲英语的中国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他极其心系皇帝的福祉。以下是部分摘录。

在我去西山之前，我想我应该警告你，在我看来，皇帝所过的高度人为的生活，一定会对他的身体、智力和精神等方面的健康有损。我由衷地希望能想出一些方法，使他能更自然、更理性地生活。虽然他是个皇帝，但他还只是个孩子。如果这个事实被忽视，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结果对他来说可能非常严重。首先，我确信他急需换换空气和环境。如果他能把所有的书都收起来两个月左右，然后去海边或山上看看，将对他大有裨益。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困难重重，其中还有政治方面的阻挠，但我们应该直面这些阻碍。把这个男孩关在北京中心的一座宫殿里太过残忍，他既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也得不到应有的锻炼。

您和其他忠诚的中国人视他为皇帝，我很是理解；不过，于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保护他的身心健康，肯定远比他准备好重登皇位重要得多。而且，他永远也不可能重新掌权了。即使他是事实上的皇帝，或者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恢复皇位，就他当前受到的训练和所处的环境，我依旧坚持己见。在西方国家，君主应该被严格地与世界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他们应该被视为神圣的人，他们的本性与普通人不同，这一理论早就因站不住脚而被放弃了。也许，西班牙是一个例外，但那里的君主政体从未稳定过，国家到处都是革命力量。当下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君主来说，都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如果有哪种类型的王权有可能在这个革命时代维持下去，我想一定是英国式的。英国那种通过“神权”掌权的旧君主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威尔士王子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的生活方式和我在那所大学时相差无几。在战争期间，他扮演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的角色，这使他获得了荣誉。当然，他也没有因此而失去声望。你们年轻的皇帝现在很了解西方的习俗。我经常给他看配有插图的杂志，里面有我们王室成员在人群中自由活动的照片。我一直试图让他了解构成君主地位的现代概念的一些基础原则。事实上，教他这些东西不是难事。就像跟他提及孟子一样，几乎不用过多解释。中国的民主王权的概念比西方要古老得多，因此，我不需要驳斥任何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关的事情。

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论皇帝的未来走向如何，都应该培养年轻皇帝，这极端重要。无论这个国家是否召唤他作为一个立宪国王继承祖先的王位，还是被迫放弃最后一丝皇帝的尊严，成为中国四亿人民中的一员，他都可能没有理由责备那些负责他的教育和教养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情势所逼，不是不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损害他的身心健康。如果他继续被视为一个本质上不同于普通人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更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国王。如果他在成长过程中只抱着一个幻想的王位，那么当帝制复辟的最后希望幻灭时，他便没有能力好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普通人的角色。然而，如果他被训练成一个思想自由、爱国、有教养的中国绅士，他便有能力担任任何职位，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公民。

我不需多言，如果皇室能够彻底整顿一番，所有没有实际用途的官员、仆人和太监都能够被遣散，就可以大大节省开支，效率也有可能大大提高。但这件事我目前不愿多说，而且无论如何，这件事几乎都不可能属于我的职权范围。

当年我写下这些信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改革紫禁城里的弊端即便存在可能，但也极为艰难。我提出皇帝应按照“优待条件”的第三条行事，把宫廷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这个建议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当时也没有理解透彻。

溥仪英文手迹（一）

溥仪英文手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