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禁城，通过我1919年第一次踏进它的大门后的一些片段，介绍得差不多了。本章将讨论皇室和民国达成的革命妥协所带来的恶果。大家记得，这一妥协不仅剥夺了皇帝所有的政治权力，留给他一个空头衔，更让他背负了一个极其耗资却无甚内涵的特权，即维持一个多余却无用的宫廷。帝制被推翻了，但其背后的推手之一——奢侈腐败的制度，仍完好无损。

跟大多数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看法一样，我以前认为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皇室的无能、无知和贪婪；是因为皇太后的失策和罪过，或她愚蠢地信任的那些人的错误和罪行；是因为东西方“蛮夷”的惊人打击；是因为东方宫廷中普遍存在的恶习和奢侈对其造成的腐蚀；是因为西方民主理想的涌入，及其对“年轻中国”毫无防备的头脑的毁灭性影响；是因为中国人对“异族”王朝的仇恨，他们越来越相信统治了近三百年的“异族”终于“气数已尽”。

在我有机会从内部观察革命后的帝国制度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导致帝制的灭亡，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内务府的束缚越来越紧。我曾把内务府比作吸血鬼，吸干了大清王朝的血液。

西方作家在讲述大清帝国时期的中国宫廷生活时很少谈及内务府，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大了解内幕，也就不那么关注这个问题了。当然，太监制度的邪恶臭名昭著，经常受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谴责。但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太监制度只是规模更大的内务府制度的一部分，并非权力最大、危害最深的那部分。实际上，与其说太监是皇帝的仆人，还不如说他们是内务府的奴才。他们因宫廷腐败而备受指责，不过是替罪羊罢了。废除太监制度的确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从我在朝廷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希望这个目标早日实现。但仅是遣散太监，而不废除或彻底改革内务府制度，将不足以清除宫廷遗毒，这些毒物威胁着清朝的生命，危及皇帝及其家人的福祉。这件事起初我不明白，也是后来才想清楚的。

1898年，内务府支持反对派破坏戊戌变法，默许了光绪被废黜，为皇太后与义和团结盟的行动欢呼喝彩。最终，在革命时期，内务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优待条件”上。内务府赞同这些条款（我们有理由相信，内务府促成并参与了起草过程），不是因为这些条款对皇帝真正有利，而是因为协议内容为内务府的继续存在提供了保证，维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有人会问，内务府怎么把朝廷统治推到如此灾难性境地的？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大的力量让其在帝制崩溃的暴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呢？它在这方面的成功，难道不是间接证明了帝制的腐朽吗？

乍一看确实如此，似乎只有先帝们的懈怠、无能或冷漠，才能解释宫廷为何会落到自己的仆人手里，这些仆人在皇帝面前卑贱地自称奴才。但这一解释还不够充分。如果把皇族王爷们管理财务和其他事务的方式一一说明，事情也许会变得更清楚。每一位王爷都有自己的府邸，以半帝王的身份与家族所有成员和一群仆人住在这里。大多数王爷拥有或曾经拥有大片的私人地产。一些在北京拥有价值不菲的房产，另一些则拥有乡村地产，他们从这些地产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担任政府职位或朝廷职务的人也要领取俸禄和额外恩赏。

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个别王爷了解自己的财产范围和所在地，而多数对自己的收入没有确切概念。每位王府的事务掌握在一个“管事的”手里。管事的就是管家，他有自己的手下，完全控制着主人的财务往来，是唯一一个准确了解主人收支情况的人。如果管事的诚实可靠，恰巧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王爷的事务就可维持得很好，特别是还有官方的额外津贴或帝国的恩赏可以填补偶尔的家庭预算赤字。但即使在“诚实”的人中，卑劣的“压榨”方式也很猖獗。中国有个古老的习俗，要求每个富裕的官老爷给穷亲戚弄个“饭碗”。这一习俗便衍生出一种毁灭性的制度：十个人领着二十个人的酬劳，却只干一个人的活。

幸运的是，“主人”是否陷入贫困，管事的并不在乎。事实上，只要主人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富裕，管事的就有既得利益。许多王爷怀疑遭到抢劫了，却也很无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把管事的解雇了，他们可能会深陷债务的泥沼。一般来说，在任何时候管事的能给王爷提供需要的现金，并且能在王爷及其债主之间斡旋，王爷就不会加以抱怨。在王爷需要用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这是管家的荣耀。王爷需要的钱总能悉数备好，至于钱是从哪儿来的，王爷从不过问，也不指望被告知。

自不用说，辛亥革命加速了满族王爷走向贫穷。其实我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不是富人了。那些依赖官方不断提供资金的王爷或管事的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靠私下出售宫廷赠给他们或他们祖先的艺术珍品赚取部分生活费用。考虑到“面子”，他们不可能公开拍卖自己的宝藏。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到的价格低得可笑，且鉴于这类交易完全掌握在管家手中，他们自己的收益份额，管家给多少就是多少。

去这些王公们富丽堂皇的家里拜访，是一种令人悲伤的经历。院子里杂草丛生，屋顶漏水，马厩空空如也。在许多情况下，厨房也做不出什么像样的吃食。其中就有一位王爷，曾举办过一两年的赏花大会，庆祝他那棵著名的山楂树开花。我们坐在花园中的凉亭里，一边摆动着筷子，一边呷着热葡萄酒，间或有微风把山楂花吹到我们的桌子上。多么可爱的山楂啊！宴会几乎是这位王爷施展东道主的魅力和才能的唯一场合。可眼前，他已经成了穷人。我还没离开北京，他就去世了。他那杂乱无章的府邸落到了外国人手里，直到去年我才听说那颗山楂树死了。

我必须说下另一位王爷的事迹，因为他在我所了解的王爷中算是独一无二的，估计你们可能也猜到了，他就是载涛，先帝光绪爷的兄弟，宣统皇帝的叔叔。他非常喜爱马，还送给我一匹在满族马厩很有名的马，因为它的长尾巴是白色的。他不仅善于骑马，还很热衷汽车驾驶，尤其对德国汽车情有独钟。

载涛聪明又活跃，到过国外，阅历丰富，颇有见识。这些特点已令人十分钦佩，但他还有另一个更非凡的品质。他是皇族中唯一知道如何处理家中事务、并且付诸实践的人，这一点我早有耳闻。有次我陪同载涛及其长子去祭拜家族墓地（在北京北几英里的汤山温泉附近），当时他正在大规模修缮与陵墓相连的祭祀大厅。在公园般的围墙里有许多工人，正忙碌着搬运砖块和木材。当我们在门口下车时，守陵人跪了下来，呈给他一捆文件。他把这些文件放在一张桌子上，带着长子到家族墓地前行礼祭拜。这项基本礼仪完成后，他又回到文件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仔细检查文件，做了无数注释和计算，并就价格和材料问题仔细询问承包商。很明显，这个皇室成员不允许管家全权包揽自己的事务。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王爷，名字就不透露了，他的经历正好相反。这位王爷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现在却很穷。他住在天津，因时局动**，他又时常外出，不敢住在北京宽敞的府上。不过，他的管家住在那里。他要用钱的时候，就传话给管家，让管家出售一些玉器、瓷器、珠宝、字画或其他贵重物品（大部分是皇帝赐给他的礼物）来筹集所需资金，这些物品仍然保存在他家府邸。管家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理掉，然后把他认为合适的钱数或多或少送到天津。最近，在一位非常著名的军事人士的命令或默许下，民国士兵抢劫了他的府邸。

现在，紫禁城的管理体制大体上与满族各王府一样。内务府的官员之于皇室，就像管事之于普通的王爷。就连紫禁城的太监制度也在王府里得到了微缩再现。有记载表明，根据皇族的常例，每个王爷都有权保留一小拨太监，数量多少取决于王爷的等级。

就是这样，满族王爷几乎无法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也照管不好自己的财产。究其原因，除疏忽和无能，如果还能找到另一个原因，有权有势的内务府可算是罪魁祸首。

分析原因，我认为这与中国教育体制中一个奇怪而又常被忽视的缺陷有关。在中国的旧式学堂和科举考试制度中，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学习经典上。引用一位研究中国生活和文化的权威人士的话说：“除了近年来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学生，算术不在学生功课之列。……只需要像英国六岁或八岁的孩子那样，知道一丁点‘加、减、乘、除’的知识，就能心满意足地过完一生。”

虽然，每一个来中国的外国游客都知道，中国人把算盘运用得十分娴熟。但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学校几乎完全忽视了算术教学。中国的簿记员和会计打算盘时的速度和灵巧，足以令旁观的外国人吃惊不已。但要说他们加减乘除的知识还不如一个六岁的英国孩子，那就太荒谬了。然而，问题的重点是，只有那些打算从事商业的人才能熟练地使用算盘这门艺术。如果真放到遵循古老传统的学者手里，他们只会笨拙地拨弄几下而已。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不会打算盘是什么丢人的事。相反，他们还引以为豪。正如一个中国绅士，过去常常以他的长指甲为傲，因为这能证明他是个文人，除了拿筷子和练书法，没有需要用手的地方。

可能是由于中国算术符号书写起来比较麻烦，算盘继而成为中国数值计算的通用工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是算盘本身造成了算术在教育课程中地位较低的局面。尽管中国的店主在结账时会以惊人的速度来准确使用它，但事实却像英国汉学家翟理思博士所说的那样：“算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不能退回去查找错误，每往下操作一步，上一步的结果就消失了。”

不论算盘是否该被谴责，但算术几乎遭到中国官宦阶层目空一切的轻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这种轻视，或者是这种轻视产生的后果，我们发现，在该阶级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凡是与钱相关的问题，都入不了学者和绅士的眼。翟理思博士指出，算盘固有的这一“明显缺陷”，已经从算盘自身的操作过程扩展到中国人的许多其他活动中，这种设想是否有些不着边际呢？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怀疑，他们常常不能或不愿“退回去寻找错误”。他们似乎非常愿意默许“随着工作的进展，上一个步骤都随之消失”。

不管真相到底为何，我们似乎都有理由相信，汉族和满族的官宦阶层，上至王公，之所以允许自己的物质利益转移到管家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或学不会做简单的算术计算，因此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在乎金钱，而是他们得到金钱之后，不知道如何保管，也不擅长根据收入调整支出。如果把刚才那位作家的话再重复一遍，他们的算术知识仅相当于一个六岁的欧洲孩子，那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曾说过，满族王府中盛行的制度大体上与紫禁城一样，但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必须加以强调。首先，王爷的管家并非官宦出身，不太可能沾染上官宦阶层对簿记工作近乎势利的轻蔑。相比之下，皇室的管家是内务府的高级官员，不仅有官衔，还身处高位。因此，内务府的腐败与无能也就不可避免。这个庞大部门的头头们没能力或不情愿屈尊了解虚假的账目和财产管理的细节。他们把部分职责委派给下级去做，而一层层的下级不论个人诚实与否，皆属于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腐败体系。

王府和皇室还有一个天壤之别。管家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家庭，而内务府的活动则会影响到国家政事。它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皇帝财产的机构，也是皇帝联络各大部门的机关。如果它只是一个管理皇帝内务、在皇宫范围内管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那么它的活动无论多邪恶，都很难影响政治结构顶端的皇帝宝座的稳定。很不幸，内务府的权力和影响并没有限定在这一范围，而是延伸到了上层决策，导致了清廷生活中臭名昭著的腐败。

内务府虽非六部之一，但其自身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皇帝间的密切联系，赋予它极高影响力和威望，是其他任何部门都望尘莫及的。皇帝的枢密机构责任内阁召开会议时，需要由内务府主持，而内务府总管经常也是内阁成员。无论如何，内务府总管都是帝国中地位最高的官员。世续在革命期间升任内务府总管，直到 1922年初去世。同时，他也是内阁成员，他的主要下属都是一品或二品大员。

内务府贪赃枉法，无能至极，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境地。不光使其自身身败名裂，更是将大清王朝乃至中国带入深渊。虽然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但我想声明一点，内务府制度腐败，但其领导阶层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

“愿那些想清廉的人远离宫廷，得享清净。”这是法国思想家蒙田引用西班牙人卢卡的一句话。他还引用过柏拉图的“治理天下而又两袖清风的人，只有靠奇迹才能找到一处世外桃源”作为真理的见证。

如果没人为我在内务府的朋友创造奇迹，责任似乎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负责创造奇迹的势力。他们错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部门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提供忠诚和有用的服务，仅仅做皇帝非常顺从的“奴隶”是不够的。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革命前后表现得很势利，把内务府当作一个既得利益机构。所以，内务府的存在不是为了效忠皇帝。相反，倒是皇帝的存在给内务府的苟延残喘提供了理由。

内务府的所有官员都是满族人。他们人数众多，等级不一，其中许多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此外，还有许多人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皇陵、颐和园和其他皇室拥有地产的地方。他们的控制没有延伸到广阔的中国东北地界，因为那里由另一个内务府管理，其总部设在奉天。据我所知，这个内务府至少和它在紫禁城中的“对手”一样腐败，但它的所作所为本书并未涉及。

北京内务府的领导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于1919年担任此职，他在革命前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包括武备院卿、工部侍郎、理藩院尚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他还做过宪政编查馆参与政务大臣，负责编纂清朝历史。作为内阁成员，他总是参与宫廷政务。即便后来内阁解散了，他依然以“中堂”的身份讨论政务。就在革命前不久，他成了“太保”，即“太子的高级保护人”。

世续无疑是一个有能力、有性格的人。尽管他纵容下属在财务方面违规操作（也许因为他明白，离开这些下属，整个系统将会崩溃），人们普遍认为他个人是清正廉洁的。他的观点过时而又极端保守，他坚决反对内务府或任何其他部门的改革。然而，他仪表高贵，举止得当，对像我这样的蛮夷表达他所憎恶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是机智和宽容。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更为开明。

世续还与几位高官同袁世凯一起说服宫廷放弃其职能，以换取“优待条件”所载的保障。换句话说，他同意摧毁皇权，来换取内务府保持现状。1922年2月，世续去世了，民国总统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他的葬礼。中国媒体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总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位已故的内务府总管，曾劝服裕隆皇太后同意皇帝退位、建立民国，算得上有功之人”。

迫于各方压力，尤其是内务府的，年轻的皇帝给已故的世续授予了“文端”的谥号和其他荣誉，派遣贝勒载瀛参加哀悼仪式，赏赐8000元作为丧葬费。

继世续之后，下一任内务府总管是邵英。1905年，这个满族人被任命为某委员会成员，准备出国学习宪政。就在他们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一颗炸弹从天而降，会长载泽公爵和绍英都受了伤。这一事件发生在1905年9月24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让宫廷惴惴不安。委员会的出发日期被推迟了，等它再次出发的时候，绍英已不再是其中一员。不久之后，他便做了户部的左侍郎。

邵英虽心地善良，却又胆小怕事。他假装对改革感兴趣，但总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他不受同事或下属待见的行动。他结交了几个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为了在危险时刻请求他们给予保护。在北京东门的宅子附近，邵英还有一所房子。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寻找欧洲的房客入住这里，为的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帮助他。租金是次要考虑的因素，他宁愿租给欧洲人分文不取，也不愿把它租给中国租户。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之后的几年间，这栋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租住。因为它离使馆区太远，欧洲人租房子是无法接受这个距离的。不过，这个宅子算得上北京一流豪宅了，还有中式花园。当我成功说服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把它租下来时，绍英对我感激不已。

绍英接替世续做了内务府总管。在1924年11月的灾难（将在后文详细描述）之后，他效仿许多众所周知的例子，得了一种对他有利的疾病，需要在使馆区的德国医院常住。几年后，他假装的疾病变成了真正的疾病，而且是致命的。

绍英之后，担任内务府总管的是耆龄。耆龄与皇帝的母亲醇亲王福晋有联姻关系。他是资政院的副总理，任礼部左侍郎。耆龄聪明机警，起初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他在紫禁城实行改革和紧缩政策。但他对改革的兴趣和他的前任一般无二，只是嘴上说说，没有任何行动。

耆龄直到1923年才当上内务府大臣。他担任过山西学政。在光绪驾崩前不久，他成为学部左侍郎。耆龄同庆亲王和前山东巡抚孙宝琦家有联姻关系。他现在是新“满洲国”理事会的成员之一。

荣源，也就是后来的荣公爵，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在1923年被任命为朝廷大臣。他的任命，也没有产生多少积极影响。

最后一位我想提及的内务府成员是佟济煦，他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芝麻官，但为人诚实，对皇帝忠诚不贰，很值得关注。他直到1924年初才收到任命，但我在1919年刚来时就结识他了。佟济煦出生在一个祖籍满族或称“旗人”家庭，长期居住在福建，是由他的同乡兼帝师陈宝琛举荐入宫的。1931年，他跟随皇帝去了东北。

我曾说过，内务府的官员都是满族人。直到1923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另一个内务府雇佣来的重要群体——太监。清朝末年，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的时代，太监是一群御前耍权弄势的小人。从理论上讲，它们应该受内务府的管辖和纪律约束。但仗着与皇帝、后妃间的直接关联，他们实际上往往会撇开内务府，擅自进行财务和其他交易。读过“老佛爷”宫廷生活相关书籍的西方读者，可能从没听说过内务府，但他们都听说过声名狼籍的太监李连英，还有他的继任者、伺候隆裕皇太后的张兰德，虽然不太为外国人所知，但其权势之大、腐败之能，和李不相上下。

一些西方作家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误以为太监是满族人。其中一人重复讲述一个毫无根据的故事，说皇太后的几个太监曾对李鸿章耍过恶毒的把戏。她解释说，他们恨他入骨，“就像满族人会憎恨汉人那样”。而事实上，大清朝的内廷严格禁止雇用满族人做太监。宫里所有的太监都是汉人，且大多来自直隶和山东两省的交界处。

“优待条件”载有一项条款：“迄今为止，所有在宫里任职的各级人员都可以保留，但不能再雇佣新太监进宫。”这一条款遭到内务府和隆裕太后的强烈反对，但她们不得不让步。直到1923年，紫禁城里仍有一千多名太监。那一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将在另一章详述。

就内务府的贪污腐败问题，我还想多说两句。

因为我们看问题的标准和中国人不同，那些在我们看来是贪污的行径，在中国人眼中却并非如此。在中国的所有欧洲居民，对臭名远扬的“压榨”制度，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同意，想要根除这种丑恶的现象是不切实际的，所有那些追求宁静生活的人，能采取唯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不要鲁莽干涉，除非“压榨”制度演变为明目张胆的抢劫。他们可能还会承认，在某个国家机构中，可以容忍的或多或少的“合法压榨”，在不那么富裕的内务府看来，可能就是“非法的”。

基于这个因素，革命爆发以前，清朝很难界定哪种“压榨”是合法的。朝廷的财政没有预算范围，收入来源极其丰富，几乎可以无限扩大。但皇帝退位后陷入黄昏期，几乎没有了外部种种收入，没有了往日的富庶。就算民国政府能如数支付协定的年度补贴，但这些收入也无法满足众多官员那贪得无厌的需求，更不用说民国政府从未全额支付过补贴。所以，这些清朝官员在巨大的压榨系统中默许了身边人的灰色既得利益，更何况这一系统在清朝鼎盛时期就一直存在。

《清室外纪》这本书描述了革命爆发前的中国。书中说宫里的“压榨”使得内务府的职位“成为帝国最令人垂涎的职位”。一名内务府高级官员的年收入“估计超过100万两”，当时约合20万英镑。此外，作者还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任何试图削减这些职位特权的企图，都自然会让皇帝不受宗亲们的待见，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宫廷压榨。事实正是如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清王朝衰亡之时，不仅皇室家族，其他多数王公也欣然同意“优待条件”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保证了内务府的继续存在。

内务府和其腐败行为，致使皇室威望日落西山，许多忠于皇室的人也逐渐变得冷漠和绝望。但令人惊骇的是，内务府所有人对此视若无睹。早在革命爆发前，人们就在问皇帝，如果皇帝连宫内事宜都管不好，无法制止下人的不法行为，又怎么能指望他的臣民在生活中听命于他呢？他们回想起一位伟大的儒家圣人的教诲，想知道他们的君主为什么会忽视这些？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出自《大学》）意思是说，正确的家事管理必须先于正确的国事管理。只有当统治者显示出自己有能力正确安排内务时，他才有能力成为臣民的导师。

其他国家的宫廷必定也有类似内务府的部门，而且毫无疑问，其中腐败的也不少。例如，阿拉伯帝国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时，其宫廷似乎也被一个机构所控制，其地位与中国紫禁城里的内务府非常相似。但哈里发的宫廷至少有为《天方夜谭》的形成提供了背景，因此，即便宫里花钱如流水，也还说得过去。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中国宫廷的鼎盛时期，如唐玄宗时代。当然，唐朝由盛转衰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不过，时代造就了大唐帝国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画家等，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即便到了辉煌灿烂的宋朝时期，唐人铸就的辉煌依旧光彩夺目。清朝也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有两位流传千古的帝王，但这些与内务府无关。相反，内务府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清朝早期伟大的传承。

明朝的太监也十分腐败，把一个帝国拉向了衰落，哪怕这个帝国强大到把征服世界的蒙古人赶出中国。清朝的太监虽坏，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期，但他们在清朝的权力和影响力远没有达到明朝时期太监所拥有的巨大政治权力。但是，内务府却扮演了明朝太监的角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改变了从东北的森林和山脉中涌现出来的征服者和管理者的骄傲种族的命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年代里，清朝仍完全被内务府所控制。卑躬屈膝地向民国政府请求分期支付逾期未付的补贴，一次次把自己置于尴尬、卑贱的境地。不幸的是，它的呼吁经常出现在中国报纸上，被人们冷嘲热讽。例如，1919年10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内务府总管世续请求民国总统批准支付60万元。没有这笔钱，皇宫将无法偿还其贷款。类似的请求每年都会有三到四次，结果不尽相同。几乎每次的说辞都如出一辙，总是在强调这些拨款对于“维持现状”举足轻重。

内务府总管及其手下似乎从没问过，皇帝作为现状能够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维持现状”是否符合他的真正利益。我住在宫里的那些时日，“维持现状”这四个字我都听腻了，对我的耳朵简直是种折磨。在与皇帝的谈话中我曾说，“维持现状”可以作为每个已故内务府成员的碑文，再合适不过了。不管内务府曾经与这个王朝如何匹配，但现在它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