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3日，我穿过气势恢宏的神武门，第一次踏进紫禁城，穿越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皆与外面不同的新世界。正是通过这扇门，我不仅从一个共和国走到了一个君主制国家，还从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回到了一个比罗马帝国还古老的旧中国。在这扇大门的外面，是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城市，满载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理想，虽然其中许多梦想从未实现，或许反倒是件幸事。这座城市正在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脚步，使自己配得上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首都。这座城市有一所大学，挤满了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他们鲁莽而急躁，想用现代科学、哲学、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替代儒家传统的圣人占据的重要地位。这座城市里，内阁成员经常身着晨礼服、头戴高顶礼帽，参加总统茶话会。这个城市的议会，还没有产生它的成熟制度，但是已经装备了可移动的墨水瓶，并希望有一天也能拥有一个正式选举出来的发言人，当然，这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

内务府的官员仔细审查皇上将要接见的人的名单。最后，从养心殿的内室走出来一个13岁的男孩，身材瘦削，举止文雅，衣着朴素。他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皇位的最后一位占有者，最后的“天子”，最后的“万岁爷”。事实上，在紫禁城最深处的宫殿里，中华民国可能在万里以外的太空里，而不是仅有几百米之遥。根本不像是处于同一时代，而是相隔了一千年。

“内务府奏报皇上。掌礼司主事奏请指定日期，宫里何时脱下冬帽换凉帽。皇帝下诏三月二十八适宜。”（这一条发布在1922年某期的《宫廷公报》上；当年的三月二十八即为公历4月24日。）

年轻的皇帝一向喜欢简朴，他很不喜欢穿礼服，所幸他不得不穿这些袍子的场合很少。因为清朝历代君主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仪式，这些盛大的典礼是严格按照无数个世纪传下来的仪式进行的。前朝君主的英灵，如果回来参观这尘世的辉煌景象，他们几乎不会感到困惑和震惊。因为，除了一些细枝末节，比如仪式上的用词和指挥的话语换成了满语，还有人穿上了清朝朝服，没有太大的变化。

关于古老宗教仪式的延续，前面已零星提到一些。但紫禁城里仍然举行着两项最壮观的宫廷仪式，一个是皇帝生辰的那天，另一个则是新年当天。五月初五端午节（常被外国人称为“龙舟节”，不过这应该是北方人的一种误称）和八月十五中秋节也会举行类似的庆典，只是隆重程度次之。

神武门

紫禁城里所有时间都是按阴历算的，虽然这种年历已被民国政府正式废除，但宫廷圈子仍在使用。事实上，尽管民国政府一再努力镇压，但中国人仍普遍使用阴历。满族朝廷每年只看一次公历，就是元旦。其实，紫禁城里没有人特别留意这个日子，但皇帝会在这天委派一位满族王爷代表他向民国总统送去新年问候。总统也会“报之以桃”，每逢皇帝生辰，会派一名官员（通常是总统府的主事）去给皇帝送祝福。这些场合，算是礼尚往来。正式仪式过后，双方来使都会被留下，在宫里或府里参加筵席。

在宫廷里，皇帝的生辰通常被称为“万寿”，或全称“万寿圣节”。万，字面意思是“十千”，表示任何无限大的数目。寿的意思是“活得久”。“圣节”是指“神圣的周年纪念日”。这四个汉字合在一起，寓意“万岁爷神圣的生日”。

皇帝生辰的主要仪式在乾清宫的金銮殿和大四合院举行。这天清晨，皇帝或一位王爷代他履行第一项事宜，告慰列祖列宗，宣告今天是陛下的生辰。这一仪式在奉先殿举行，这是祭祀祖先的殿堂。

赶在早上八点钟，王公、帝师、内务府的主要官员和其他大臣都乘轿或骑马进入紫禁城。他们身着正式服装，聚集在懋勤殿和乾清宫四合院中其他殿内。在这里，他们被奉上茶水点心稍作休息。同时，大司仪和他的下属，以及一群宫廷乐师，在金銮殿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各就各位。品阶较低的官员和其他有权参加典礼、但不能像他们的上级那样接近龙椅的人，则聚集在乾清宫门南边的长方形空地上。

为庆祝皇帝生辰，专门在金銮殿窗户前的大理石台阶上搭起了木质支架，用来悬挂乐器。此刻，乐师们着深红色礼袍，站在各自的乐器前面，有铃铛、锣、各种鼓、音色洪亮的罄、编钟、钹、舌铃和编锣。这套乐器只有在表演古代礼乐时才会被搬出来，除这类庄严的仪式，比如在孔庙定期举行的仪式上，也能听到这种声音。不过，皇宫里只是单纯地演奏这种仪式音乐，并没有缓慢而高雅的“舞蹈”（相当矫揉造作），以及庄重地挥舞羽毛和雀翎的动作。而后者则是祭孔活动的必备仪式，令观者印象深刻。

中国哲学家荀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禁**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

这一禁令，从某种程度上讲，重申了孔子的类似言论，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只是，现代礼乐与孔子时代的礼乐是否有很多相似之处，还值得怀疑。

皇帝被尊称为皇上，也就是“皇帝陛下”。不论是否当着皇帝的面，内廷人员提到他都会用皇上。不过，帝师和内务府的高层私下称皇帝为“上头”，意思是“在位的”。太监们喜欢用“万岁爷”一词，太监或苏拉被皇帝派去帝师或朝臣府上送礼、传旨的时候，也会这样称呼他。

紫禁城仍然使用农历，以及无数其他旧中国的风俗习惯。也许，比沿用农历更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的头衔也还在继续使用。在紫禁城之外，1919年已是中华民国的第八年。但对所有有权进入神武门的人来说，这一年同时也是宣统十一年。

据说，著名的《宫廷公报》在一千年前的唐朝开始发行，经历过革命，延续至今。只是，如今紫禁城版本的篇幅少了许多，也简短了不少。但由于阅读权限仅限于内廷成员（能够面见皇帝的人），发行量很小，因此每一份都是手抄的。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本章附了一期。发行日期是宣统十四年正月初一和初二，也就是公历1922年1月28日和29日。因为是春节，日期是写在一张红纸条上的。报上说，各级官员（包括一位民国将军王怀庆和他的一些部下）已经收到皇帝赏赐的各种礼物，叩谢皇恩。某些蒙古王爷、喇嘛以及章嘉活佛（呼图克图）受到了皇上的召见，觐献了佛像和哈达。

《宫廷公报》，又名宫门抄

皇帝还统治中国的时候，《宫廷公报》上登录着重要的诏书和法令、朝廷大员晋升和贬斥名单、各部阁僚和其他官员的奏折，以及各种官方信息。确切地说，它算不上一份报纸，因为它没有报道一般新闻，也没有社论。而清朝在“黄昏”时期发行微型公报，就更谈不上称职的报纸了。因为，它上面只有受到皇帝召见人的名单、庆祝宫廷节日的通知、给皇帝在世的和去世的奴仆授予荣耀的公告、皇帝就管理紫禁城事宜发出的各种法令和诏书，以及委派给王公和其他人在典礼仪式上的职责。

下面是我翻译的一份典型的公告：

典礼主事奉告，十一月二十日辰时（7点到9点间），开始制作恭肃皇贵妃的牌位。此外，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照例该祭天，请皇帝示下。皇上下诏，着曾佩（音译）代为祭祀。

这是指皇帝亲自在天坛举行的著名仪式。革命后，祭天坛仪式就被迫放弃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袁世凯在他所期待的称帝前夕恢复过天坛祭祀）。只是在紫禁城内小规模进行，皇帝也不亲自祭祀了，而是由一名皇室宗亲代为执行。

这个典礼虽然过程极其简单，却足以震慑人心。每进展一步，乐师就会敲击某一种或几种乐器，接着会有几句简短的颂歌。一把华丽的刺绣御伞，或叫天篷出现，暂时设在金銮殿正门口，是所有官员离开休息室的信号。他们要根据官阶在长长的白色通道上列队做准备。这条通道两侧竖着精心雕刻的大理石栏杆，很是宏伟。它位于四合院的中间，与金銮殿前面略高的平台形成直角。皇室诸公站在较高的平台上，而其余的人，以帝师为首，都站在较低的台基上。

接着又是一阵简短的赞歌，紧跟着几小节音乐。同时，天篷缓慢竖起，置于门口的空地中间。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屏风，把金銮殿都挡住了，甚至离得最近的王爷也看不进去。“升殿”的时候到了，皇帝要出来并登上龙椅了。从四合院望去，即使门前没有障碍物，龙椅也只是隐约可见。加上天篷，人们既看不见龙椅，也看不见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天子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是何等的神圣，岂是凡人的眼睛可以随意看到的。而华盖的设置，更是形成了一道幕布，就连凝望也变得不可能了。当然也有例外，后面会简单提几句。

音乐的节奏变了，就是向那些能够听懂的人提醒，皇帝已经登上了龙椅。至于听不懂这个暗号的人，看到华盖缓缓升起，也就明白了。否则，人们是猜不出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的这个仪式程序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根本看不到皇帝坐在敞篷马车里，向左右两侧忠实的臣民俯身致意。皇帝从他的寝宫通过金銮殿后一个隐藏的入口，来到龙椅旁。唯有内务府总管和四个太监跟着皇帝，侍奉在侧。

短暂停顿后，又响起了一阵简短的音乐。略高的平台上，一位王爷走出人群，从一个专为他打开的侧门进入金銮殿。这人便是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一两分钟过后，他又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按照典礼规定的方式向皇上敬献了祝福。

这一仪式的内容是，醇亲王双手捧着象征美好愿望的弯曲的镶玉黑檀木，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如意”，走到皇帝面前。外国人常常把这个奇特的物件描述为“权杖”，认为它是权威的象征。事实上，它只是被视为一种表示尊敬的问候的实体象征而已。“如意”一词的意思是“达成所愿”，是“愿你幸福、安宁、繁荣”的美好愿望的简略表达。

醇亲王走到龙椅前，一步步登上台阶时，皇帝从龙椅上站起来，从亲王手中接过如意。接着，王爷深鞠一躬，退了出去。皇帝又坐回龙椅。双方全程没有一字交流。

这个小小的仪式所代表的意思是，醇亲王是皇帝的生父，他不可能下跪，因为中国的孝道规定，儿子不能凌驾于自己的父亲之上。另一方面，皇帝也不能称他为“父亲”，而改称“王爷”。这是因为，当皇帝被定为皇储时，就已经成为他的叔叔德宗皇帝光绪的养子和继承人。严格按法律来讲，醇亲王和皇帝之间已经不再是父子关系了。醇亲王目前的继承人不是他的长子皇帝，而是他的次子溥杰。日后，也是溥杰有权承袭醇亲王的爵位。然而，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醇亲王确实是皇帝的亲生父亲，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享有特权中的特权，是皇室中唯一可以不向皇帝下跪的男性成员。不过，也有几位女性享有同样的特权，即四位皇太妃和他的亲生母亲，即醇亲王福晋。

醇亲王向皇帝祝寿过后，便轮到其他王爷。他们在大殿外面的平台上排列成行。大司仪一声令下，王爷们一声不发，纷纷恭敬地跪下。他们把手放在地上，以头触地三次。接着，他们起身。听到大司仪的命令，再次下跪磕头，和第一次一样。最后，这一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这就是“三叩九拜”。跪下起来重复三次，头接触地面九次。接着听到“谢恩”二字，诸位王爷需再次叩头感沐皇恩。第一个三叩九拜是诸王对皇帝的新岁祝贺，是一种无声的致意。第二个则是诸王对皇帝赏赐的礼物（钱或瓷器或玉器）的认可和感激。按照惯例，皇帝在每年的重大节日都要给王爷和高级官员赠送礼物。这些礼物在典礼前一天就已经分发至各处了。

诸位王爷向皇帝贺寿过后，接下来轮到帝师、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二品以上大员。他们的恭贺方式同王爷是一样的。跪下之前，他们目视前方，一起慢慢朝高台通道挪动。这种朝龙椅缓慢移动的过程，是皇帝庆生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令人难以忘怀。

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曾在朝廷担任高级职务、后又拒绝在民国政府谋职的男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年至少从遥远的他省长途跋涉进京一次，荣幸地向他们仍然效忠的皇帝致敬。他们穿着当年的朝服。这种服饰，连同帝国的九品官制，都被民国政府废除了。为了追寻它心目中的现代之神，民国政府不惜牺牲这种服饰的审美。

正如一位关注中国事务的作家所说：“眼下这些自称共和派的人，可能会满足于看到地球上最美丽的无言歌曲。天坛被弃之，仅用于肮脏的勾当，无人照管。他们可能认为，脱下人类有史以来设计的最高贵、最华丽的服装，换上礼服、戴上高帽很合时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要不了多久，他们或其他顶替他们的人，都将被迫恢复古老的信仰、古老的方式。”

就这些言论，我虽深表同情，但不得不承认，我本人也是乾清宫一年一度盛大庆典和谐色彩上的一个污点。汉人和满族人当然都穿着华丽的朝服。由于新年和皇帝的生日，这两个大型庆典都是在寒冷的天气里举行的，所以官员们都穿着冬装。那些被授权穿貂皮大氅和戴貂皮帽子的人，自然都这样做了。我当上帝师不久，就被授予了这一荣誉。然而，如果我在宫廷宴会上穿着这身斗篷，就只能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了。

我的一些欧洲朋友，听我说如果我确信能像其他帝师一样优雅地叩头，我应该是不会反对这个行礼的动作。因为，在过去的某些场合，这是一种习惯，适用于中国各个阶层，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都震惊不已，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到了一首诗。诗里说一个英国士兵宁死也不愿执行这一仪式。但对于未受过训练的一般欧洲人来说，即使他换下自己完全不合适的衣服，穿上中国人宽松飘逸的衣服，要想像汉族人和满族人以天生的从容和优雅来对待叩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便在我有了那件貂皮大氅，有了穿最高贵、最华丽的刺绣朝服的权利之后，也没有被要求和我的同事以及其他朝廷官员一起向皇帝叩头行礼。对此，我十分高兴。当我知道我并非这华丽宫廷仪式上的唯一污点，还有一位是民国总统的代表，我很满意。他和我是仅有的穿着欧式早礼服来参加典礼的两个人。

幸运的是，这两个污点不太显眼，没有严重破坏整个进程。因为我们没有与其他参与庆典的人站在一起，而是一直待在广场边上，直到穿着黑貂长袍的王公和官员们完成了他们在典礼中的仪式后，才被分别传召进入金銮殿。在那里，我们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行跪拜大礼，只是三鞠躬即可。就我个人而言，我每次都会受到皇帝的恩赏，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又鞠了三躬，以表谢恩。我鞠躬时，皇帝一动不动地坐在龙椅上。礼仪要求他不能讲话、微笑、移动手或头，以表示感谢朝臣们对他的忠诚。皇帝只能对自己父亲的问候做出回应。

在大理石平台上，着朝服的人即将给在金銮殿内登上龙椅的皇帝下跪除了两个污点，还有一些灰点。因为参加仪式的不仅有总统的正式代表，还有六七个身穿制服的高级军官。他们虽然是民国的公仆，却随时准备着向他们的前任君主表示敬意。作为一种特殊的礼遇，他们也被允许进入金銮殿。也幸亏如此安排，因为他们身上的仿西式军装实在寒酸，与貂皮大氅和丝绸刺绣实在格格不入。从古代传统的角度看，他们的制服有可能破坏典礼。因为中国的皇帝要求，武官进殿，必须卸甲。而且，他自己坐在龙椅上的时候，也从不穿战袍或戴佩剑。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任何有美化战争倾向的东西都与中国的王道不相容，也完全不符合宫廷礼乐背后的信条。

当大理石平台上的高级官员在被天篷遮住的金銮殿前行叩拜大礼时，乾清宫宫门南面的长方形空地上，一群品阶较低的官员和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向皇帝行礼。因为他们离得太远，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头顶上的平台发生的事情，只好由站在门口的传令官向他们发出口令。紫禁城里所有的下层官员都在这里。早年间，还有许多二品以下的官员也在这里行礼。

大司仪宣布典礼结束时，乐师们最后一次敲击乐器，发出的声音暗示皇帝可以走下龙椅了。随之，天篷也被撤走了，外面的人知道这是皇帝已经离开金銮殿的信号。

皇帝回到养心殿后，会祭拜所有象征帝王的东西。然后，再接见皇室成员和其他应邀来拜访的人，显得随意而不拘礼。接着，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盛宴，有时设在皇帝的住处，有时设在御花园的某处亭子。总之，不会在金銮殿。

以前乾清宫举办过许多场奢华的宴会，其中一些在宫廷史很有名。1713年，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六十岁诞辰，其客人共1900多名老人，都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1785年，为了效仿这一先例，高宗皇帝乾隆在登基50周年之际，举办了类似的宴会，请了将近4000名老人。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一份皇帝的礼物——一把镶玉如意。

直到1924年，我都是唯一有幸见证和参加大清王朝“黄昏”时期盛大仪式的外国人。内务府原本反对外国人进入紫禁城，其中也包括汉人，尤其是过年和皇帝生辰这样的大场面，他们更是态度坚决。但皇帝本人并不以为意，反而很乐意见到更多的人。

溥仪在紫禁城中的生活照

溥仪生日时的乾清宫金銮殿，台基上身穿朝服的官员正准备跪觐皇上

1922年底，年近十七岁的皇帝便大婚了。之后，他终于能够全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了，但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在1923年到1924年期间，我介绍的几位外国人多次被允许进入过紫禁城。即便是皇帝，当时也承受了不少压力，才打破了现有的规则，同意我邀请几个“洋人”来见证1924年2月5日的新年典礼。这次我成功了，十分幸运，因为那是紫禁城最后一次举行新年庆典。第二年，皇帝就被赶出了紫禁城，满族宫廷走到了末路，紫禁城的黄昏也已落幕，陷入了漆黑的夜晚。

在最后那次新年庆典上，我邀请的一位客人是《每日邮报》著名记者已故的伯西瓦尔·兰登。他对庆典进行了生动详细的描述，电邮回报社，刊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他的一句话很有见地，预言了不详的日子即将到来。

伯西瓦尔·兰登说，大典让人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其辉煌的气势和“礼乐之外的静默肃穆”，更是因为“在这些动**的日子里，民国为了把她的现在和过去捆绑在一起，故而保留下来的黄色丝带，在某个黑暗的星期里，可能会突然地、不可逆转地磨损、撕裂。也许，这一幕比其他所有场景都更令人痛心，因为它是人类最华丽宫廷盛况的回光返照”。

我们将看到，就在这次大典的九个月之后，黑暗的时期降临了，黄丝带突然被磨破撕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