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宫里，地位在其他所有人之上，而仅次于少数皇室王公（包括亲王在内）的人，是皇帝的师傅。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古老中国的学生对于老师那种绝对遵从的规矩。如果他们受限于个人经验和观察，对中国的了解局限于“新中国”（在所谓的“新中国”，人们对传统习俗弃之若履），那么就很难理解这种尊师重教的风尚。

曾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尊敬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教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从理论上说，就连‘老师’这个称谓几乎也是人们崇拜对象的代名词。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人们供奉的五大神位就包括天、地、君、亲、师，并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上加以祭祀。”

《国语》中有句名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书里还写道：“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当我们翻开中国古典论著《礼记》，会发现以下这番描述：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这里可能需要解释下最后一句话。中国人一向讲究以北为尊，所以皇帝大都坐北朝南，朝中官员则需向北跪拜，以体现君臣之间的尊卑地位。但是，皇帝和帝师之间的关系与这种君臣关系还不一样。所以，帝师见其皇帝学生时，也不需要行这种礼仪。有趣的是，皇帝的学堂始终保持着这种师生之间的礼节。皇帝读书的时候，坐在书桌的北面，面朝南方，帝师则坐在书桌的东面，面朝西方。我在毓庆宫正式教授皇帝课程时，便坐在这个位置。

只要是自己的老师，哪怕是一个外国人，皇帝都会对他充满敬意。皇帝尊师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当帝师走进学堂，皇帝要起身迎接。帝师走进房间后，向皇帝行完礼，双方再同时一起在各自合适的位置上就座。如果在授课的过程中，帝师因有事需要起身，比如去书架上拿书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那么皇帝也必须起身，待到帝师重新就座，皇帝方能再次就座。

皇帝对老师充满深深的敬意，这是清廷的一大特点。早在清朝初期，在朝廷从事天文观测和其他工作的传教士就发现了这一点。《有教益及有趣的信札》这本书描述了18世纪初传教士在皇宫中的经历，书里提到一位名叫顾八代的帝师，清世宗（雍正皇帝）1726年赐诗悼念这位已故的老师。以下是我从法文中翻译过来的片段。

雍正帝写道：“原任礼部尚书顾八代，品行端方、学术醇正。昔蒙皇考简用，服官有年，当征剿吴逆时，以学士协赞军务，劳绩懋著……且深知其品学优长，足为模范，特命为朕兄弟之师。朕自幼与共，朝夕讲论忠孝之大义，研究经书之至理，肫诚周至，获益良多……于戊子之冬物故。是时朕亲临其丧。并遣人经理殡葬……迄今回忆当年诵读情景、宛然如昨。应加优赠恤、以展朕笃念师资、酬奖前劳之至意。”雍正帝最后要求恢复顾八代的尚书原职，并赐予谥号。

那位做这番记录的传教士还补充道，他不太清楚礼部对此会作何处理。不过，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这位已故帝师被追封为“文端”，并在国家祠堂为他立牌位，只有为国家谋福利的人才能获此殊荣。雍正帝还拨付了一大笔财产赐予顾八代贫穷的家人。

如果帝师生病或去世，皇帝会亲自前往帝师家中探望或悼念，并赐予帝师谥号，这些都不足为奇。我在出任帝师期间，这些传统仍然被保留着，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

在中国，皇帝和帝师之间关系融洽，无拘无束，这种关系在罗马大帝马可·奥勒留和其帝师马库斯·科尔内利乌斯·夫隆托之间也可以见到。不过，中国的帝师地位更像是皇帝享有特权的朋友，他还是位高权重的“政界要员”，其地位不亚于巡抚和宰相。

帝师地位如此之高也并不奇怪，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帝师，必须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胜出，所以帝师一定是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在30年以前，科举考试已被废除。但在被废除之前，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唯一出路。如果一个人能通过科举考试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三年一度），那么他将仕途通达。一般说来，有资格成为帝师的人必定才华出众，在此之前几乎就已身居高官。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成为帝师前就已位居红顶官阶（清朝官阶分为九品，红顶为最高官阶）。即便没有达到，成为帝师后也会升到这个级别。

对于宫中礼仪以及帝师所获得的尊敬，前文提到的学者文庆觉得有些茫然不解，因为他注意到，来自京师同文馆的两位帝师被允许在光绪帝面前就座，而其他人（甚至包括亲王和政要）都必须在皇帝面前跪拜。可见帝师常常享有入座的特权，他们只在重大场合才必须行磕头礼，这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及，光绪帝在这一点上也遵照了这些礼仪。

我被任命为皇帝的英语老师，这在皇宫中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引发了不小的骚乱。皇室以及内务府的守旧派强烈反对让外国人担任帝师职务。当然，他们担心年少的宣统皇帝会逐渐接受“现代思想”，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会使他对宫中的现状感到不满。不得不说，他们的担心终究变成了现实。

民国总统徐世昌和个别思想开明的亲王（比如载涛）不断对朝廷施加压力，最终守旧派妥协了。在他们看来，这个英国人是没有资格获得帝师头衔的，他不过是一个“洋人”（或者叫“洋鬼子”），让他来教皇帝英语就可以了，不应当获得帝师的特权来干预政事。他应当只是一位没有官衔的英语教师，只是朝廷雇佣的职员，只负责讲授课程。朝廷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则提出反对观点，他们坚称皇帝的外籍老师应当享受与中国帝师同等的待遇，否则会触怒对此任命做出批准的英国政府。

我进入紫禁城任职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参与其中。几个月以来，对于我的身份究竟还存在着哪些不同意见，我丝毫没有察觉到。从一开始，不仅我所教授的学生皇帝本人，而且众多皇亲贵族对我也非常客气，包括我接触到的那些内务府的官员们，也对我以礼相待。第一次与我产生摩擦的是一名太监。按照宫中的惯例，太监都会向新任职的官员索要赏赐。当他们提出要求后，我同意照他们提出的数额来行赏，但必须提供正式的收据给我。那些太监大吃一惊，非常失望。本来他们就无权这么做，而且又不愿意留下纸质证明，所以很快便放弃了这个要求。

没过多久，有关我身份的争论便有了结果，我被任命为帝师，享受该职位所应有的所有荣誉和特权。起初，我所享受到的唯一特权是乘坐轿子进入紫禁城，轿子和轿夫均由皇宫提供。不过，几个月后，我晋升为二品官，并获封一套黑貂官袍。1922年皇帝大婚，我被升为一品官，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员。

除了加封官职，皇帝还常常赏赐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帝师，我也同样受到了这些恩典。按照惯例，每逢重大庆典前夕，他都会赐予我钱财，并在乾清宫接受我们的谢恩。皇帝私下还常常将宫中收藏的瓷器、书画、翡翠和其他礼物赏赐给我，以表达他的感谢之情。有时太后也会将一些水果糕点赐予我。在皇宫里，得到皇帝赏赐的消息常常在周边人群中引起**。北京的报纸经常会报道这些事情，比如《时报》就刊登过这样的报道，内容如下：

据悉，皇帝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刚刚得到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担心他在毓庆宫教导皇帝劳累过度伤及喉咙，特赏赐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这是一份特别的礼遇。

在此，我想特别提到几位与我共事的其他帝师。当我1919年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时，皇宫里已有四位帝师，三位是汉人，一位是满人。我要谈到的第一位帝师叫梁鼎芬，广州人，我与他从未谋面。我初到皇宫时，他已身患重病，半瘫在床，年底便与世长辞。

提到广州，人们常常认为那里是孕育革命者的摇篮。诚然，广州过去曾经多次爆发革命运动，未来似乎也将如此。但许多在中国或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却并不知道，许多效忠皇帝的保皇派和守旧人士也来自广州。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但凡广州人在皇宫里都会遭到守旧派的驱逐，所以，如果得知清王朝有不少忠实的拥护者是广州人，他们大概会大吃一惊。梁鼎芬便是典型的保皇派。

1880年，梁鼎芬通过科举考试得中进士，后被晋升为湖北按察使。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由于梁鼎芬直率地指出一些王公贵族和朝廷官员的缺点，从而招致了“老佛爷”的不满，如果不是朝中威望极高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保，他差点要受到朝廷的严厉惩罚。梁鼎芬是康有为的好友，慈禧太后也因此怀疑他策划参与了1898年反对她的这场变法。其实，梁鼎芬思想保守，他一直反对康有为所提出的维新政策，事实上还谴责过康有为这么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恳求黎元洪脱离民国一方，归降清朝。诉求失败后，梁鼎芬前往清西陵，俯身跪拜在已故光绪皇帝的陵墓前痛哭流涕。其后，在陈宝琛的引荐下，他负责建造皇帝的陵墓。没过多久，帝师陆润庠逝世（宣统皇帝的三位帝师之一，1911年1月3日获此任命），梁鼎芬接替了他的帝师职务。

一般人认为，中国学者肯定得会赋诗言志，不然就谈不上学者了。梁鼎芬诗作仿晚唐及宋人之体，悲慨而超逸。比如这两句：江水不可耗，我泪不可干。

这绝非梁鼎芬的最佳之作，但字里行间能看出来，在他内心忧伤要多于喜乐。

由梁鼎芬的一首自传诗我们可以得知，他从3岁便开始读书，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他常常因学不懂而责怪母亲不会教。梁鼎芬写道，自幼年开始，家里常常出入达官显赫，文人墨客，他耳濡目染他们言谈吟咏，谈诗论剑，尽管不甚理解，却深深被吸引，尤其对诗歌和剑术甚感兴趣。

梁鼎芬在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将他抚养长大。父亲始终教诲他要自尊自律，有句戒律令他印象深刻：若要在舍生取义与忍辱偷生间做出抉择，应该选择前者。

下面是梁鼎芬的另一篇诗作《暮过丛塚间》，我翻译水平有限，无法完全还原其美感。中文原文如下：

白杨团夕阴，日收忽见火。

飘燐逐人衣，但行不可坐。

世间惟二美，豪杰与婀娜。

堂堂百年驶，累累一土裹。

无限未来人，或有当初我。

何不去学仙，微尘乃轻堕。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暗喻隐居山林的圣贤，在充满奇花异草的仙境，身心都得到净化，摆脱了凡间的纷纷扰扰，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如今，梁鼎芬已化作亡灵，入土为安。如果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果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或无数个梁鼎芬，或许中国能够国泰民安。在那段时期，许多中国人对梁鼎芬这样的学者嗤之以鼻，觉得无法原谅。

梁鼎芬去世的时候，民国总统徐世昌（梁鼎芬昔日的同僚）派人前去吊唁，并赠送1000元作为丧葬费。宣统帝则更是厚礼相赠，并赐予谥号“文忠”。

我的同事陈宝琛是名扬天下的大学者，在宫中威望很高，先是被授为“太保”，后位居“太傅”。1919年，他年近72岁，仍然精神矍铄，温文儒雅。陈宝琛还是著名的诗人，书法作品精巧雅致，在学术方面同样造诣很深。他是福建人，当他与老乡用家乡话交流时，我无法听懂。不过，他的普通话讲得很纯正。

陈宝琛天资卓越，年轻时便出类拔萃。1868年登科进士，此后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和梁鼎芬一样，他也因戊戌变法招致了“老佛爷”的不满。陈宝琛被迫辞去官职（名义上宣称要回乡为母亲服丧），回到家乡。不过，从那以后，他不再过问政事，而是纵情于诗书学问中。陈宝琛拥有两座舒适宜人的山间别墅，其中一座就是众所周知的鼓山别墅，位于福州，他在那里隐居治学，日子过得很幸福。文人墨客和达官显赫常常前去拜访陈宝琛，大家在一起彻夜谈诗论赋，毫无倦意。他“向往云彩和川流”，他所写的大部分诗歌都表达了这种向往之情。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陈宝琛不得不重返朝廷，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然而没过多久，朝廷认为该考虑“小皇帝”的教育问题了，尽管宣统帝当时只有5岁。当摄政王（更准确地说是隆裕太后授意）邀请陈宝琛担任帝师职务时，陈宝琛接受了，并辞去巡抚职务。与此同时，朝廷还钦定了另外两位帝师，一位就是陆润庠。陆润庠和其前辈翁同龢一样，都是状元出身。也就是说，陆润庠在中国的公开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获状元，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高荣誉。他去世后，梁鼎芬接替了他的职务。

1911年，陈宝琛和同僚没有什么授课任务，这自然是不必说的。但作为一名帝师，他的地位绝对不能和保育员相提并论，因为凭借着帝师身份，他还是内廷的重要成员，与大臣共同参与政事。尽管如此，1912年，他除了教导皇帝，没参与任何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事情。

山里庙宇很多，我还设计了一座，那里供奉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神明。1920年的某个月圆之日，陈宝琛第一次来到这里，并被这个人间仙境深深吸引，对此他还专门赋诗一首。从陈宝琛的精巧笔触可以看出，他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在当时，书法艺术的流行程度远胜其他艺术。补充一句，陈宝琛的笔法精巧丰富，和他的好友康有为、郑孝胥的风格完全不同，在西方人看来，这很符合他的性情。然而，我的一些“现代派”的中国朋友却觉得他的笔触缺乏活力，不够刚劲有力，这与他的性格弱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确实，我发现陈宝琛有一个弱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整顿和管理朝廷事务方面表现得不够强硬。陈宝琛知道朝廷腐败严重，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尽全力铲除这些腐败势力。不过，陈宝琛已年逾古稀，本该颐养天年，游山玩水，但他却做出牺牲，遵从儒家忠君思想，仍然尽心尽力地效忠朝廷，所以我们不该谴责他的这些不足之处。

另一位帝师是朱益藩，江西人，比陈宝琛小10岁左右。朱益藩早年曾任翰林院侍读。翰林院是一个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机构。1904年，他出任陕西学政，1906年奉谕为山东提学使，1907年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我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担任帝师逾4年。尽管在京城社交圈他颇受欢迎，但对我来说，他的个人魅力比不上陈宝琛。由于朱益藩只会说家乡话，导致我们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所以我和他交流甚少，关系也就比较疏远，不及与其他几位帝师的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他为人直率诚恳，毫不掩饰地支持和维护旧制，抵触西方文明，这点很令我佩服。尽管比陈宝琛年轻10岁，但朱益藩的思想更为保守。他对改革完全不感兴趣，所以相当宽容宫中的腐败和渎职现象。我曾多次和朱益藩谈起这些事情，并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改组内务府的迫切性，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他完全不予理会，甚至大力支持宦官制度。事实上，从周朝创立宦官制开始，这项制度在中国存续了两年多年。在朱益藩看来，20世纪的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实行宦官制度。

朱益藩对中医药及其疗法颇感兴趣，对西医持怀疑态度。他喜欢在任何时候应用自己的中医药知识。尽管宫中有太医，但朱益藩可以和太医一起为皇帝效力。当皇帝身体不适的时候，朱益藩总是第一个前来为他脉诊。

在朱益藩的中医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年少的皇帝不应该过度运动，一方面能始终保持帝王的威严状态，一方面因为人的能量有限，人体只能储存那么多能量，而且这些能量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参加剧烈运动，就会耗尽这些能量，这么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提前衰老和死亡。年轻时运动越少，就越节省体能，那么年老时才会有足够的能量去维系。

陈宝琛亲笔题写送给庄士敦的诗词

《泰晤士报》近期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为了安慰那些读者中的运动迷，有文章写道：“越受上帝青睐的人，越活不长久。”

宣统帝的前面三位帝师中，最后一位是伊克坦，他是满族人。伊克坦的任务是教皇帝满语，即让皇帝不要忘记先祖遗留下来的母语。如果说宣统帝的个性没有太多出众之处，那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温和谦逊，在皇宫中人缘很好。他的满语究竟学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但他的普通话比满语说得流利多了。据我判断，宣统帝的满语课程不需要学太多东西，只需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就可以。他不需要成为满语方面的专家。伊克坦去世后，满语帝师没有接班人，宣统帝说此后英语将成为他在宫中学习的第二门语言。

1922年9月26日，伊克坦去世，此前他一直想参加皇帝的婚礼，却未能实现心愿。按照宫中的惯例，也是出于自己的心愿，皇帝在伊克坦临终前去看望了他。陪同皇帝前往的有两三名随从，他乘坐宫中的轿子，到伊克坦家中的时候大约是下午2点半钟。当时，伊克坦神志仍然清醒，努力朝皇帝点点头，表示还能认出皇帝。当晚七点，伊克坦便离开人世。除了此前去看望过临终的母亲醇亲王妃三四次，这是宣统帝第二次走出紫禁城。一年后，宣统帝颁布诏书（发表在宫廷公报上），赞誉伊克坦的功德，并赐他谥号“文直”，授予荣誉官衔“太保”。诏书上还写道，一位亲王将代表皇帝并带上3000元礼金参加伊克坦的葬礼。这位已故帝师的其中一个儿子将在朝廷任职，这也是皇帝对其父忠于朝廷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