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1917年7月发起的“复辟运动”只持续了12天。在此期间，黎元洪总统藏身于北京的使馆区，那里虽然地处北京，但自1900年开始，中国政府对这个地方就不再拥有管辖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张勋作为皇权拥护者，遭遇失败后，也逃往外国公馆避难。按照往常的惯例，黎元洪是胜利方，应当重新回到总统的位置上，但这事让他感到“颜面尽失”。此外，在张勋的逼迫下，他软弱无能地解散了国会，这令那些国会议员愤怒不已。而且，张勋去北京也是受他之邀，他对几近成功的复辟行动负有间接的责任。

冯国璋成为新的代理总统。尽管冯国璋曾协助段祺瑞平息复辟，并成功镇压了张勋，但他从内心并不支持共和制。冯国璋是直隶人，曾在帝制时期担任过各种职位，包括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和军咨使。“再造共和元勋”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并重组国会。次月（8月12日），新成立的国会在北京召开。

两天后，经新组建的国会商议，中国提出对德宣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中国是否加入协约国参战的问题，内阁分歧很大，相持不下，张勋正好趁此机会进入北京。后来，矛盾双方迅速达成共识，支持主战派。但中国对德宣战引发了广州政府的强烈不满，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州政府形成独立的政权体系。

孙中山以“海陆军大元帅”的身份发送了一份正式电报，反对国会宣战的决定，谴责冯国璋及其追随者是叛国者。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孙中山组建一支“北伐军”，准备北上讨伐。由于中国在名义上已加入协约国，所以有权利出席凡尔赛和会，并能间接地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最终不得不将其战利品——德国在山东胶州湾（青岛）的租界归还给中国。

1918年初，新兴势力的将领曹锟率领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进行武装对抗，并在4月初占领战略要地长江南部的岳州和长沙。在曹锟的强势对抗下，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北上受阻，无法继续推进。这次战败导致孙中山被迫辞职，并于5月又一次流亡日本。然而，南北内战还在继续。一些旧国会的成员（首次成立的共和政体）在北京不受待见，于是他们前往广州重新组建国会，并对外宣布其为中国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与此同时，北方国会根据2月颁布的选举法重新在北京召开。

从独立的国会在广州成立之日起，中国就缺乏一个被所有省份认同的中央政府，以对整个国家统一行使权力。在中国，国会问题成为无解的难题。正如戴遂良神甫所言：“若想让国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根除腐败。”的确，中国的国会多年来一直无法正常运作，使行政机构处在瘫痪状态。

北京新国会继续选出一名新总统，选民们几乎一致支持一位候选人，若要深究其原因，或许有些不合适。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至交好友，曾担任东三省总督。在这次选举中，有425位选民支持徐世昌任总统，只有11位反对。

广州国会很快便宣布选举无效。不过，北方政府对此不予理会，徐世昌在总统宝座上坐了三年多。

徐世昌是守旧派的大学者，位高权重，备受尊敬。早在1906年，他便担任军机大臣。1907年4月，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而在此前，东三省一直由清朝皇室直接管辖。1908年溥仪登基后，封徐世昌为太保，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头衔，被视作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兼高参。徐世昌任总统时，已经63岁。

尽管徐世昌接受总统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热衷共和制。当时，北洋政府极少有人支持共和制。徐世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所有1917年参与复辟行动的人。张勋也在被赦免的名单内。徐世昌对所有人的赦免是无条件的。尽管张勋并没有改变政治信仰，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北京居住。北京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中心，聚集着志同道合的汉人和满人。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并于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职。巧合的是，就职那天正好是武昌起义7周年的纪念日。在徐世昌就职前，新国会就将孔子诞辰日确定为国定假日，以此来表明其保守立场。此后，官方对儒家学派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场随着不同政党的命运变化而改变。当社会思想“左倾”时，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学派就变得不受重视。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陈独秀在成为共产主义领袖之前，也坚称儒家思想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当社会思想“右倾”时，那些守旧派便开始斗胆发声，提出支持传统思想，和打破习俗的激进派做斗争。家庭的男主人和学校的教师也可以大胆自由地表达对古代先贤教义的敬畏之情。

作为一名皇室“太保”，徐世昌确实尽职尽责，他接下来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很关心皇帝的福利，并认为这与他作为共和政体的总统身份并不矛盾。1918年，溥仪12岁，在中国最杰出的几位学者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国学的学习。徐总统常常与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探讨小皇帝的未来问题，其中一位是著名总督李鸿章的儿子。他们一致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让溥仪接受一些西方教育，包括学习英语。他们还希望溥仪能了解一些关于欧洲政治体制演变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相关知识。

如果认为这些教育计划的目的是让小皇帝重新回到皇位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些计划感兴趣，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为大家对共和政体的未来前景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至少有些人内心仍忠于皇帝。但所有人都希望，皇帝在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和西方政体制度后，一旦共和政体失败，能建立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稳定政权。在人们因循守旧反对新政权的情况下，皇帝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新中国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开始的时候，徐世昌在清廷为溥仪选定的帝师是一位美国人，他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兼外交家。然而，他因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公使而无法接受帝师一职。此后，他们便选定我为溥仪的老师。

关于我为什么会成为小皇帝的帝师，细节在此不必赘述。在中国工作和旅居期间，我认识了几位和皇室家族以及新总统有密切接触的人，其中就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我在前面提到过。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危难时期，他曾去英国租界威海卫寻求庇护，当时我在那里担任行政长官兼地方法官。在清朝时期，李经迈曾出任驻维也纳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前，适逢光绪帝的弟弟载涛王爷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出访德国，李经迈也正好跟随前往。从那以后，虽然民国多次请他担任官职，但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就连李经迈的好友、担任总统的徐世昌多次力劝出任外交高官一职，他都没有答应。李经迈及其家人始终对旧王朝忠心耿耿，正因为他在清廷和民国都有很高的威望，所以我得以有机会成为宣统的帝师。

1918年11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我接到出任帝师的邀请，但须经过伦敦政府和英驻京机构的准许才能接受。不久以后，徐世昌总统再次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发出正式邀请，很快便得到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批准。我接到殖民部发来的调令后，于1919年初离开了威海卫。

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身为皇帝的学生。之后，我将与宣统帝的对话写成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并送往英国政府。在此我引用了这份文件（落款日期为1919年3月7日）的全文，因为我在里面记录了对清王朝和13岁的小皇帝的第一印象。在紫禁城高墙内外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子民眼里，皇帝仍然保持着令人敬畏的威严形象。

备忘录

1919年2月22日，我抵达北京，在车站受到总统秘书倪文德的接待。两天后，我受邀前往王爷府拜见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多年前我曾在香港与他见过面）和载涛王爷（已故光绪帝的弟弟）。载涛很关心小皇帝的教育，常被认为是清朝众多王爷中思想最开明进步的一位。他格外热情地接见了我，并让我随时与他交流皇帝的学习情况。3月5日，载涛设宴款待了我，这次我有机会接触到几位皇室的其他成员，包括另一位王爷载洵。

2月27日，我正式拜见徐世昌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陆续与几位清廷大臣完成互访，其中包括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皇太后醇亲王妃的亲戚、内务府大臣绍英、帝师梁鼎芬、朱益藩和伊克坦。3月8日，内务府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了我和其他帝师以及官员。

3月3日，年少的宣统皇帝正式接见了我。他身穿龙袍，在一群身穿朝服的官员簇拥下走进宫中。我被领进待客厅，面向皇帝，行三鞠躬礼。然后，皇帝从龙椅上起身而立，走到我身边，用欧洲人的方式与我握手问好。他简单与我攀谈了一番，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主要是了解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在这期间，他始终站立着。谈话结束后，我回到候见厅。不一会儿，我便被告知，皇帝希望能尽快开始学习英语，等他换上便服，就立刻再次召见我。期间许多朝中官员和太监都来向我道喜，祝贺我成为帝师。当我再次走进毓庆宫（被正式接见的地方，也是皇帝念书的地方），发现宣统帝已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一些我为他选出的书籍。他让我坐在他身边，此后我们进入融洽的师生关系中，不再拘于繁文缛节。

小皇帝此前从未接触过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他看起来求知若渴，积极好学。他有机会读到中文报纸，显然对发生在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感兴趣。他地理知识丰富，对旅行和探险兴趣浓厚。溥仪对欧洲国家的现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有所了解，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也有着理性的判断，不会受那些浮夸之词的影响。他看起来体格健壮，发育良好，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少年，聪明活泼，很有幽默感。此外，他举止得体，完全没有傲慢的习性。尽管溥仪所成长的环境充斥着浮夸虚假之风，宫中处处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但他并未受到影响，这实属不易。溥仪贵为“天子”，受到朝中大臣的朝拜，却从未走出过紫禁城，也没有机会接触其他同龄人，只有他的弟弟和两三个年少的皇室成员偶尔能与他见见面。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学习前，也要依照庄严的出行仪式，坐在金色的轿子中，由一大群侍从陪伴前往。

尽管皇帝的生活环境不甚理想，周围都是无知无能之辈，但他并未受到影响。我所担心的是，他在未来的几年里（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处在这种道德沦陷的环境下，是否真的能安然无恙。除非他能远离那些太监和庸官，而他身边只有那些人。在我看来，为了皇帝的健康成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从紫禁城腐朽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住到颐和园去。在颐和园，他或许能远离矫揉造作，比现在生活得更快乐，那里视野开阔，能锻炼身体。当然，有必要将他身边的侍从全部换掉，总统或其他可靠的皇室成员（比如载涛）专门派一些完全信得过的官员密切监管这些侍从，他们完全熟悉皇帝的生活环境，关心他的成长。以后我或许能找到机会，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当然，目前对我来说采取任何行动都为时过早，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向刘体乾先生（李经迈的亲戚，载涛王爷的朋友）和总统秘书倪文德表达了一些我的看法。

在中国，皇宫是保守派最后的避难所，保留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对此，通过我前往神秘的紫禁城之前的一件小事便可窥见一斑。初到北京时，我住在北京饭店，接连好几天电话不断。没过多久，我搬到一座为我准备的中式宅邸，这里的房间更为宽敞，但我随后又被安排搬到离皇宫更近的府院。2月的最后一天，内务府派人通知我，说钦天监为我给皇帝上英语课的时间选了个“黄道吉日”，并上报了日期。接下来有两个日子很吉利，分别是3月3日和3月28日。确切地说，对方是按照阴历推算的日子，对应到公历便是这两天。在当时，人们已开始使用公历，但皇宫仍使用旧的阴历。按照黄历的算法，除了这两天，其他日子都不理想，所以让我来决定给皇帝上课的时间。

我选的日子要早于内务府给出的那两个日子，我怀疑我这么做欠考虑，感觉有些无礼吧。

需要补充的是，在朝廷任职的这段时间里，宫中做任何重大事情前都要先进行占卜。比如，1922年皇帝大婚的日期和时辰都是钦天监定下来的。由于从北京饭店搬去新住宅时我没有遵照钦天监选的日子来进行，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能理解。中国人一向认为乔迁是件大事。

在此，我想顺便描述一下宣统皇帝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紫禁城自然是京城腹地，那里高墙森森，而他正是在那里接待了我。

从1912年民国成立之日起，到1924年底，到访北京的西方人始终对这个地方充满兴趣和好奇心。在这段时期，中国政局异常混乱。他们知道，“共和”内阁频繁更迭，国会时而黯然解散，时而光荣重建，阁僚和军阀常常因形势变化而逃往西方各国公馆寻求庇护，冷酷无情的军阀无视人民的利益，无视总统的存在，在京城连年混战。各派系轮番登场，总统更迭频繁。他们还注意到，尽管中国政局动**，内战频繁，盗匪四起，饥荒不断，既有玩弄权术的国会议员，也有诡计多端的政客，还有野蛮好战的军阀，更有狂热滑稽的学生。但在首都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地方似乎始终保持着安宁祥和的氛围，至少在外人看来保持着稳定与尊严。尽管传统礼仪日渐消亡，但那里的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庄严肃穆的城墙和城门内，这里有一片庄严静谧的净土。这座神秘的大内宫殿仿佛成为中国守旧思想最后的庇护所。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人们的错觉。紫禁城不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宁静祥和，庄严高贵，始终恪守皇宫礼仪，而且在庄严肃穆的城墙内，一切传统都会被打破，而且所有迹象表明，清王朝已风雨飘摇，迟早会走向灭亡。曾经作为京城最重要的腹地，紫禁城已丧失其统治权力。在宏伟壮观的围墙保护下，民国在皇帝宣布退位后立刻接管了南区，不过东门和西门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紫禁城的两座最宏伟的建筑（武英殿和文华殿）变成博物馆，那里向人们展示了宫里的精美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曾被用来装饰热河和奉天的宫殿，如今可以理解为民国政府从清廷借来这些“皇家收藏品”。“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是皇帝用来治国理政的宫殿，如今也被民国接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附属宫殿。

不过，整个紫禁城的北部，以及上述三座大殿两侧各部分侧翼，仍然由朝廷独占。除了获准可以出入的人员外，那里对整个世界而言是绝对的“禁城”。在众多建筑的环绕下，那里有皇帝和有权住在宫里的皇室成员的寝宫、御花园、文渊阁（一个巨大的亭子，里面有皇家图书馆最珍贵的藏品，包括文学巨著《四库全书》）、内务府衙门、军机处（一幢不起眼的建筑，在革命后成了等候召见的休息室）、建福宫（里面本来存有非常珍贵的画像、黄金佛像和其他珍品，1923年一把大火将其夷为平地），还有众多厅堂、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物，只是“黄昏”降临，它们失去了所有的实际用途。在此还应提一下奉先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帝或某位亲王要代皇帝在这里举行日常祭祖仪式。不要把它与紫禁城南侧宽敞宏伟的太庙混淆，太庙是最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那里祭奠着大清历代帝王的灵位，只有最为庄严的仪式才可以在这里举行。

皇室仍然占据着乾清宫。正是在这座宫殿里，皇帝仍然要在重要的节日上朝。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便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和皇帝的生日万寿节，宣统帝的生辰是正月十三。乾清宫修建于1655年，1669年重建过一次，1797年经历一场大火之后，再次进行了修缮。

乾清宫前有一个宽阔的方庭，皇族和朝廷官员在此聚集向君主致敬。方庭的东侧、西侧和南侧是各式小型建筑，极具历史意义，因为可以让人想起清朝最初的几位皇帝。这些建筑里有上书房，以前是皇子们的学堂，1909年至1912年曾是摄政王的个人办公场所。有懋勤殿，曾是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爷（1662-1722年）的书房，后来被翰林院所用。还有南书房，也是翰林院的办公场所。

乾清宫

金銮殿后面是交泰殿。我前面已经说过，交泰殿的寓意是“上天的力量和大地的力量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座宫殿里保存着二十五枚珍贵且重要的御玺，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御玺勾起了袁世凯贪婪的欲望。这里还存放着一个乾隆时代的漏壶，也叫水钟。此外，皇后的册宝也在这里，也就是英文中的“结婚证”，是一个加盖金印的金册，上面写着册封皇后的旨意。

交泰殿北侧紧邻坤宁宫。尽管这里在明朝时期是“皇后的专属宫殿”，但到了清朝时期，就再也不是了，这与几位作家所说有所出入。在清朝时期，坤宁宫东配殿被用作皇帝的洞房，但帝后大婚的头几天才会在这里度过。正殿则留作各种宗教和类似宗教活动，像祭天和跳神（即通过萨满的神秘仪式和舞蹈来召唤神灵）。早在满族祖先进入中原前，他们就崇拜萨满教，还将该教带到了新家。但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是相当可耻的行为，仿佛意识到这将被儒家正统所蔑视。因此，懂得萨满和实行萨满教仪式和咒语的巫师和灵媒，一直在宫廷中的阴暗角落里生活。他们的祭祀器皿、女巫的神锅和乐器（包括铜铃和木拍板）都存放在这里，因为这是一所“禁”房，即使对那些几乎可以在紫禁城任意行走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只进去过一次，那是在皇帝大婚前，我曾陪着他一同进去。根据大清的规定，在新年的第二天，春分和秋分这两个节气，都要在坤宁宫祭祀大司神。早些时候，亲王贝勒以及六部尚书等受命于皇帝，来此参加祭祀仪式。皇帝会从祭祀用的动物身上取肉来设宴招待他们。

1922年底，皇后居住在储秀宫，淑妃住在长春宫。这两处偏殿在乾清宫的西北和皇帝自己的宫室养心殿正北方。养心殿建于（或重建）1802年，曾是历代君王的寝宫，包括不幸的德宗皇帝光绪爷被慈禧太后监禁瀛台之前，也住在这里。这个名字是从孟子的一篇文章中来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也就是说“在心灵的培养中，最为重要的是避免自我放纵。”这句格言不错，每天都出现在皇帝的视线中，时刻提醒着他。

坤宁宫

后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到访养心殿。然而，直到1922年底，我和皇帝按照规定通常都是在毓庆宫见面授课。毓庆宫是皇家学堂，位于奉先殿的西面、斋宫东侧。皇帝参加庄严的祭祀之前，要在斋宫斋戒几日。

这位伟大的清朝皇帝，一定具有孟子所说的每个伟人都具有的美丽品质，即童心。他有真正的山川，可以肆意漫步和冥想。这些山就在他的热河行宫旁边，国事允许，他便会去那里巡幸。但是，他十分渴望一处人间仙境。只需几块石头堆叠，就可以完成他的内心所想，即在四面墙内搭建一座假山。只要踏进这里，他就可以从帝王的高度回归到普通人的行列，才可能拥有一把“小小的金钥匙”去打开普通之门。

1919年的时候，除了皇帝本人，还有另外四个皇室成员住在紫禁城里。她们皆为女性，都是皇太妃。这时候，隆裕皇太后已去世。她是老佛爷的侄女，德宗（光绪）皇帝的皇后。这四个嫔妃中有三个是同治皇帝的遗孀。庄和太妃1921年在自己的寝宫重华宫去世，另两位太妃则是因为皇族被逐出紫禁城，于1924年11月去世了。第四位是瑾太妃，后来晋升为端康皇太后，是德宗皇帝唯一活下来的嫔妃。她是1900年被老佛爷杀害的珍妃的姐姐，于1924年10月在紫禁城的宫殿里去世。要是她能多活一两个月，就会和两位年长的太妃一起被“基督将军”冯平祥的武装部队赶出家门，蒙羞受辱。四人中，只有端康我见过多次，因为我偶尔会陪皇帝去她的住所永和宫请安。

皇帝的父亲、诸位叔父和其他满族王公贵族并不住在紫禁城，只有在被皇帝传召或重大仪式之时才会进宫。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北京拥有宽敞的府邸。皇帝的父亲、前摄政王醇亲王，住在北端钟鼓楼附近的什刹海旁边，人称“北府”，是一座很大的住所。皇帝多数近亲都住在城里与北府类似的豪华住宅里。载涛亲王的府邸离醇亲王不远，地名叫龙头井。穿过隔壁一家宽大的庭院楼阁，便是恭王府，这是占地面积最大、最奢华的一座王府建筑群。但自1912年以来，再也无人租住于此，这里也就死寂阴暗下来。

虽然皇帝和四位太妃是紫禁城中仅有的皇家居民，但绝不能就此认为紫禁城没有其他人居住。革命前有大约三千名不同等级的太监住在宫里。1919年，大约还有1000人，其他人都带着这些年的积蓄告老还乡了，有的回到了山东和直隶交界处的老家，有的进了天津租界的教堂，有的用特殊途径积攒起来的资金开了店，有的去了京西十英里外的景山做了和尚，还有的去宁波旁边的普陀山出家为僧。留下的一千人中，有皇帝和太妃的贴身侍从和轿夫，有负责管理宫殿的各个建筑并保管里面东西的人，其他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地履行一些管理职责。这些太监中级别最高的是御前太监，他们享有亲自服侍天子的荣誉。太监的等级制度森严，在正式场合需要穿各自级别的服饰。御前太监的服饰主要是深红色。除了太监，宫里还有诸多女官和宫女，但多数女官不住在宫里。

紫禁城里距外墙最近的那些地方，自然离皇帝后妃们的住所最远。这里居住着大量仆人，他们的杂务限定在皇室成员很少或从不会去的一些宫殿。在紫禁城北大门附近还住着一些官员和护军，护军的前身是革命爆发前的皇家禁军。也有一些官员和护军住在紫禁城和景山间大空地东西两侧的房屋里。

在帝国“黄昏”时期之前，进出大内主要走宏伟的南大门——午门。午门位于太和殿的正前方，从字面理解是正午的门，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力量，就像太阳在正午的光辉一样。但在革命后，皇宫的这部分转由民国政府控制，因而北门神武门便成了进入大内的主要入口。严格意义上说，大内仍然是帝国的，是“禁城”。跟午门一样，神武门也有三个门洞。中间的门洞只有皇帝及其近身随从可以通过。西侧门洞每日都开放，供那些有正当合法理由可以进入“禁城”的人进出，包括王公、贵族、帝师和内务府官员等。

所有获准进入紫禁城的人都必须步行进入，除非他们被允许骑马或乘轿。道格斯爵士曾说：“最高级的恩典之一便是赋予那些受皇帝宠爱的官员在神圣的区域内骑马的殊荣。”但相比之下，被赐予乘坐轿辇的权力更是无上的恩典。有时，这些特权只在特定场合被授予临时使用。但凡有谁被授予永久特权，他便可以把这项殊荣连同别的恩典一起刻在木板上，挂在私人住宅门口的墙上。大多数王公和少数贵族都有权乘坐轿辇，而他们的儿子和小辈贵族有权骑马。皇帝的帝师们，由于职位尊贵，常被授予较高的特权。

紫禁城平面示意图

庄士敦原书中的紫禁城示意图

御花园一角，背景为景山

那些拥有这些权利的人，可以自由地骑马或乘轿进宫，一直到金銮殿前的大门。这些大门中，东面的是景运门，西面的是隆宗门。这两个内门直接通向紫禁城内天子所在的乾清宫。到了这两扇内门，就到了“圣地”，我们被要求步行走完剩下的路。所有的内门口，都配一名武装侍卫，他们的职责是阻止未经许可的人继续前进，并向有权进入的人举枪致意。只有一位亲王享有特权，可以乘坐轿辇多走一段距离，这就是皇帝的父亲、前摄政王醇亲王。他有乘轿走到皇上住处养心门的特权。

神武门外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它实在是太大了，平时看起来只是一副凄凉荒芜的样子。但是，一到皇帝临朝的庄严时刻，王爷和其他被召见的官员们的马车、汽车、马匹和随从，几乎要把这里的每寸地方占满。

空地北面是一座小山的围墙，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称之为煤山，但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它景山。取名景山最合适不过了。它不仅本身很美，有精致的亭台楼阁，蓝色和黄色的琉璃砖镶嵌其上。而且，从山顶远眺，可以看到紫禁城闪闪发光的屋顶。

煤山暗示了这样一种理论：这座山由一个巨大的煤堆组成，一旦紫禁城被包围，就可以投入使用。这一理论其实不成立，这座山实际上是一座人工建筑，因为它是对称的，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到访者也看得出来。据我在皇宫里得到的信息，当时要加深和扩大旁边的三大湖，挖出来的泥沙堆积在那里成了煤山。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在紫禁城北边建造一座山呢？任何了解中国风水原理的人很容易理解。北方是邪恶势力的来源地，山的作用是阻止它们到达天子的住处。因为同样的原因，皇帝的宝座（就像寺庙里重要的雕像的底座），也是按这种方位摆放的，它应该面朝和煦而吉祥的南方，而不是阴暗而不幸的北方。

景山在北京地形上被描述为大内之镇山，有时也被称为万岁山。中文和日文中的万岁与西方的“上帝保佑国王”是一个意思。

革命后，景山被允许继续由皇室管辖，因为其一直被认为是紫禁城的附属建筑。寿皇殿也在围墙里面，已故皇帝的遗体在被转移到帝陵之前就停放在这里。这里还保存着列圣御容，是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不过，这座山并不像紫禁城那样完全不对公众开放，只要有适当介绍，民众是可以进去的。

人们常说，今天的紫禁城主要由永乐大帝（1403-1424年）建造，他是第一位选择北京作为首都的明朝皇帝。但除了外墙和部分较老的宫殿，明朝时期的大部分建筑是否仍然存在，颇值得怀疑。紫禁城有一大半被李自成放火洗劫，之后，又遭受了几起火灾，许多建筑物都是随后重建的。

这就是1919年初的紫禁城，我是第一个内廷成员，也是唯一一个享有进出内廷特权的外国人。与紫禁城西侧紧邻的是“三海”和新华宫。新华宫曾属于皇室，但如今被当局统治者所征用。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优待条件”，那里面有一些奇特的折中方案。比如，在京城腹地有两座毗邻的宫殿，分别住着两位统治者，其中一位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被困于紫禁城，另一位虽然没有皇帝称号，却掌握着统治实权，被称作总统。毫无疑问，如此不同寻常的景象在其他国家不可能维持一周以上，而在中国竟然持续了整整13年。

皇帝在13岁之前从未见过紫禁城外面的世界，我是有幸陪他第一次走出北京城门的人。荷兰学者亨利·博雷尔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到访中国，他记录了在北京生活所留下的印象。“在紫禁城高大的墙城内，居住着一位孤独的皇帝，他被困在这个外人难以接近的皇宫禁地，不为人所知，从不曾向任何人**心声，也从不打算这么做。”

博雷尔先生大概认为，皇帝未来几乎不可能摆脱孤独状态，他将永远被束缚在庄严神秘、与世隔绝的宫墙内。不过，为什么在这位学者心目中，皇帝会如此神秘莫测呢？他曾和我说道：“金粉高墙围着人间仙境般的宫殿，穹顶在湛蓝的天空下熠熠闪光，而那里面住着神话传说中年少的宣统皇帝。”

1919年3月，在那个寒冷的早晨，当宣统皇帝走下龙椅与我握手时，他便不再像神话传说般神秘。或许只有真正手揽大权的人才如神话般神秘，而这位手无实权的皇帝绝对算不上神话人物。这一点令人无所适从。不过，对那位荷兰学者而言，年仅两岁的宣统皇帝就是一个神话。他还写道：“确切地说，北京就是一座巨大的庙宇，那里居住着如同神灵般受人膜拜的皇帝。”

1919年，宣统皇帝已褪去“神性”，变成普通人，但他在西方人眼中仍被视作“少年皇帝”。尽管如此，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仍然是“万古之王”，是天子，是整个中国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