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提到了皇帝的婚约，更确切地说，1922年3月11日皇上颁布圣旨册立皇后。从那天起直到当年12月1日的大婚，宫廷不时发布各种各样的诏令，宣布进行一个个繁琐的仪式。在中国，这些仪式是皇帝大婚前和大婚时的固定流程。

据《宫廷公报》报道，皇后的父亲荣源受到召见，当面感谢皇帝把自己提升为一品大员，任命为御前大臣，还赋予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同一期公报还载有一项法令，任命四名皇室专员（大婚礼大臣）全权负责婚礼事宜。这四人分别是王爷载涛、朱益藩（帝师）、绍英和耆龄（内务府大臣）。

下一步是把皇后送至北京。这并不意味着皇后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入住紫禁城，事实上，她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只不过，她可以进入皇室范围，并接受必要的宫廷礼仪培训。因此，一些宫廷官员、太监和侍卫被派往天津。3月17日，他们乘坐专列将皇后安全送至首都。在车站迎接她的是一群穿着高贵朝服的宫廷大臣和侍女。此外，民国的仪仗队也在欢迎之列。为了表示对这位尊贵的年轻女士的尊敬，民国政府还下令，在皇后乘车从车站到她父亲在北京的住所时，沿途所有军队和警察要向她行礼。这所房子坐落在北京所谓的“鞑靼城”的东北角一条叫“帽儿胡同”的僻静街道上，离神武门大约四分之三英里。从她到北京那天起，一直到举行婚礼，中间有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她都住在那里。从皇后进门的那一刻起，这所房子就被正式命名为“后第”——皇后的宅第。虽然她的父亲继续住在那里，但他不得不对他的皇后女儿尊重有加。

4月6日清晨，皇帝身着礼服，拜谒了景山后面的寿皇殿，殿里供奉着祖先的画像。按照皇家的传统，他在那里庄严地向祖先告示他订婚的事情。婚礼前一两天，在太庙的后厅举行更盛大的典礼，向皇帝的祖先们报告即将进行的大婚。这些典礼分别由礼亲王和怡亲王主持。

大婚前有三件大事：10月21日的“纳吉”，11月12日的“纳征”，11月30日的“册封礼”。这些日期都是钦天监选定的吉日。这三种仪式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每次都是一支皇家仪仗队从紫禁城的乾清宫出发，到新娘父亲的住处。新娘父亲则跪在门前地上的一个深红色垫子上，恭恭敬敬地迎接天子的使臣。每次仪仗队都由皇帝的特使组成，由某个亲王打头，手持象征皇权的一根饰有丝带的权杖，叫作“节”。这三次仪式相似，但每次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和意义。

10月21日上午送出的聘礼，并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严格按照大清惯例选定。聘礼包括带着鞍和辔头的马两匹，羊十八只，绸缎四十匹，布八十匹。许多轻便的东西则由龙亭（有点像缩小版的轿子，周身是黄色的绸缎）抬来。

王公、贵族和大臣们负责把聘礼送到皇后那里。他们聚集在乾清宫的四方大院里，在司仪和侍者的引导下各就其位。随后，一名传令官进入大殿，站在龙椅的东侧，大声宣读了以下诏书：“我们已颁布诏书，册封候补道台、世袭六品贵族荣源之女郭布罗氏为皇后。现在，我们命本朝大臣持皇权象征，举行纳征仪式。”

于是，象征皇权的“节”被恭敬地从龙椅前的一张桌子上请下来，交给皇帝的正使。正使走在仪仗队的最前面。队伍缓慢地穿过紫禁城弯弯曲曲的道路，从神武门出宫，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新娘在帽儿胡同的住所。仪仗队不仅有宫廷乐队和侍卫，还有民国的骑兵和步兵陪同。这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北京人民并没有忘记），大清皇室的迎亲队伍在民国首都北京的街道上浩浩****地行走，竟丝毫没有引起总统和民国政府的不满。

14天后举行的“大征礼”是证明婚姻契约的仪式，标志着整个大婚的进程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传令官又一次站在龙椅旁边，宣读一份诏书，与在“纳征礼”上宣读的一模一样，只是最后几句话稍有不同。诏书命令有关官员“取皇权之节，行大典之礼”。这又是一个给新娘和她的各个家庭成员送礼物的场合。而且，这次的礼物比上次更贵重。其中，送给皇后的东西包括100盎司黄金，10000盎司白银，1套金茶具，2套银茶具，2个银碗，100匹绸缎，还有2匹雕鞍锦辔马。她的父母收到的是40盎司黄金、4000盎司白银、1套金茶具、1套银茶具、40匹绸缎、100匹布、2匹雕鞍锦辔马、2套朝服、2套冬衣和1条翎带。皇后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年仅十岁，每人得到8匹绸缎，16匹布和1套文房四宝。府里的下人也没有被忘记，皇上也赏了他们400元。

大婚前三场盛大的仪式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隆重的，是在11月30日的凌晨举行的，也就是婚礼的前夕。三张礼仪桌摆放在龙椅前，象征皇权的“节”立在中间的桌上。东面的桌上放着金册，西面的桌上放着金印。金册和金印都要授予皇后，当她以新娘的身份进入皇宫时，会把它们带回宫里。

存放在乾清宫的物品，除了皇后的金册、金印和象征皇权的节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具有重大仪式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物品，那就是大婚用的轿子，之所以放在乾清宫，大概是为了突出其神圣的地位。届时，轿子由22个轿夫抬着，很快就会把新娘从她父亲的家里送到皇帝的宫殿。这顶轿子可谓无比华丽精致，外面裹着正红色和金色的绸缎，上面装点着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只银线织就的飞鸟，分别栖息在轿顶的四个角上。这顶轿子正好得名于四只鸟的名字——凤舆。凤是一种神秘的生物，被认为是百鸟之王，象征着幸福和好运。由于英文没有与之对应的更为合适的术语，这个字通常被翻译成“凤凰”。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的凤和希腊传说中的凤凰有许多共同之处，那就错了，二者唯一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是神话中的鸟。在中国，凤象征着幸福美满的新娘，是皇后的象征。就像另一种传说中的神兽龙，象征着幸福有为的新郎，是皇帝的象征。

大婚时用的凤舆

溥仪结婚时的龙床

乾清宫的东、西屋檐下会放置或悬挂乐器，前面章节已描述过。这些乐器只在庄严的仪式上才被拿出来使用。乐师各就其位，准备演奏一段段不同的旋律，这些旋律据说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时期，可惜没有证据。

准备就绪后典礼开始。皇帝身着龙袍，进入大殿，检查金册、金印（他给新娘最后和最重要的礼物），然后登上龙椅。与此同时，宫廷乐师在鼓上和悬挂的石头上敲击几个音符，演奏出据说是《中和乐》交响乐中的《邵乐》篇。相传，这首曲子是舜帝所作。如果他不像凤凰那样，也是个神话人物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在公元前2255年登基的。

乐声停止，王公大臣、朝廷官员和所有参与婚礼筹备的人，都整齐地排列在大理石台阶上，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宣读第三封诏书，措辞与前两封大同小异，只是做了必要的修改。紧接着，从桌上分别请下皇权“节”、金印和金册，交给负责把它们送至新娘家的人手中。待游行队伍在四方大院中排列就位，皇帝从龙椅上下来。这也是一个信号，暗示乐师们该开始演奏《中和乐》交响乐的《咸池》篇。

仪仗队到达新娘的住所时，仪式比前两次更加复杂。这也是新娘本人头一次亲自参与的仪式。她要正式而隆重地接受金册、金印，并亲自出席诏书宣读仪式。宣读圣旨时，她要跪着接旨。随后要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起身，需要双臂下垂，头稍微前倾，还有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种大礼是最恭敬的跪拜——九次叩头。仪式结束，仪仗队即将返回皇宫。新娘在福晋的陪伴下，把仪仗队一直送到内厅的中门口。

就在同一天（11月30日）清晨，淑妃也以新娘的身份入宫。她先于皇后进宫，这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尤其是对此知之甚少的西方人。至少在外国人眼里，仅仅是“淑妃”的存在，就造成了重婚的事实，无疑会破坏皇室婚礼的浪漫魅力。然而，人们不应忘记，于皇帝而言，第二位妻子的地位远非可鄙。事实上，她的地位也非常尊贵。在某些情况下，妃可以晋升为皇后，而她的儿子也可能当上皇帝。她的订婚和结婚仪式在此不赘述了，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同皇后一样，只是配置级别低一等罢了。淑妃之所以最先进宫，是因为她要在皇后进宫时当着所有宫女的面第一个迎接皇后。

淑妃进宫的时间定在12月1日凌晨4点，这意味着她必须凌晨3点就得在娘家准备好出发。因为根据传统，满族人的婚礼（不像汉族）在夜间举行。这个时辰，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月亮又几近圆满，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

把凤舆从乾清宫抬至皇后家中，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和庄严的仪式。凤舆先由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抬到前院，再由太监抬到与皇后闺房相连的大厅或接待室，然后面朝吉利的东南方向落轿。根据占卜，这个方向主喜神。

新娘穿着华丽的大婚吉服，在约定的时间准备停当。当福晋正式邀请皇后上凤舆时，她要毫不迟疑。太监立刻抬起轿子，从内厅出来，穿过层层院落，出了大门，稍作停留。然后抬轿子的人又换回宫里的轿夫，婚礼仪仗队启程前往紫禁城。新娘的家人没有陪伴，但她的父亲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门口，跪在红色垫子上，直到送亲队伍消失在视野中。

迎亲队伍有民国士兵（有骑兵和步兵）、一队警察、皇宫侍卫和两支演奏中西乐曲的乐队护送前行。幸运的是，这两支乐队的演奏是叉开的。有一乘盖着黄缎的空轿，顶上镶着一颗银球。还有三辆老式的北京轻便马车，同样镶着银球，裹着黄缎，也是空着的。这些供皇后在后面的场合使用，因为凤舆只能用一次。送亲队伍里，有60人提着宫灯，70多人打着龙凤旗和黄罗盖伞，还有许多宫里的下人抬着黄色的龙亭，里面盛有金册、金印和新娘的嫁妆。皇上的使臣庆亲王手持皇节，副使郑亲王捧着圣旨。使臣后面跟着的人手捧轻便香炉，散发着芳香的烟雾。接下来才是凤舆和22个轿夫，两侧各有一队太监。后面有朝廷大臣、宫廷内侍和骑马的御前侍卫军官跟随。

凌晨3点到4点之间，送亲的队伍出发了。月亮已隐去，夜还很黑。北京的路灯稀疏暗淡，几乎无法照亮黑暗。尽管如此，街道两旁还是挤满了毕恭毕敬的围观人群，他们站在一排排民国士兵和警察的后面，安静耐心地看着当时在紫禁城外很少能看到的华丽的宫廷服饰，内心很是满足。按照古代帝王的皇权，皇后所要经过的每条街道的中心都铺满了黄色的沙子，并时刻保持干净，以迎接北京最后一位皇帝（也许不是最后一位）的婚礼仪仗队。

仪仗队从一个主城门的正门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离乾清宫不远的一座大门前才停下来。在那里的一段大理石台阶脚下，普通轿夫把凤舆放下，换上了太监。太监抬起尊贵的轿杠，缓慢而庄重地走上台阶，走进四方大院。仪仗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乐师，都留在门外。他们不允许接近龙椅。拿香炉的人有幸进入里面，他们有节奏地移动着，香炉上细细的链条便跟着摇晃，发出叮叮当当的音乐声。不一会儿，凤舆就进入了乾清宫，被抬放在龙椅前。两边站着皇族的王公和他们的福晋，成群的侍女和太监，内务府大臣，以及其他一些内廷高官，包括皇帝的帝师们。

现在终于到了皇后从凤舆里出来的时刻。但宫廷礼仪有规定，她只能在女人和太监的面前下轿。因此，所有的王公和官员都从大殿撤了出去，而且所有的门也被关上了。

在福晋和太监的帮助下，皇后从凤舆上下来，被引导着来到位于乾清宫以北不远的坤宁宫。在那里，年仅十六岁的君主和主人正站着等待迎接她。在那里，皇帝隆重地掀起遮住她面孔的盖头，第一次看到了新娘的面容。

接下来举行的仪式在本质上与所有古老的满族婚礼相似，这里不再详细描述。主要的仪式包括喝交杯酒、共进摆在“龙凤”榻旁的婚宴。接下来几天，还有其他重要仪式，如祭拜皇帝的列祖列宗。宫廷里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使紫禁城的宫殿和庭院充满了生机和色彩，而这些庆典从老太妃时代以来就不曾有过。12月3日的庆祝仪式是与皇室婚礼相关的最辉煌的仪式之一。这一天，皇帝端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接受大家的恭贺，有满蒙各部王爷、朝廷和内务府官员，以及那些过去曾忠心耿耿地侍奉皇位、现在仍满怀希望忠诚地注视着最后一位皇帝的前大臣们。这些人全都穿着在大清帝国统治时期通行的朝服或宫廷服饰。此外，还来了一些民国的文武官员。他们穿的外国样式的制服和晨礼服，与旧式的满族旗袍形成了鲜明对比。旗袍的混合色彩极具艺术美感，多用毛皮和丝绸织就。一些官员以私人身份出席庆典，另一些则是作为民国当局的代表而来。因为民国政府仍然急于表明，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尊重与皇室间的协议。不可否认的是，在所有与皇室婚礼有关的事情上，民国政府都忠于它的承诺，以对待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清朝皇帝。

此次祝贺仪式的一个重点在于它突然彻底打破了旧习俗，仅在婚礼后两天，皇帝和皇后举行了一个联合、非正式的外国人招待会，这在皇室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慈禧太后生命的最后几年，确实在许多场合接待过外国人。但她那时年事已高，且是代表大清君主的权威，为了国事才这么做。而且，当时那些招待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礼节，男女是分开招待的，不像这次一起招待。“老佛爷”所举办的招待会，没有一次能与这场相提并论。招待会是在正式招待满族贵族、汉族官员和前大臣之前举行的，皇帝没有出席贵族、官员及前大臣的招待会。近两百名外宾来参加招待会，他们首先被带到乾清宫，在那里享用茶点，还收到小银盒作纪念品。为了强调招待会并非正式，皇帝没有在放置龙椅的大殿里接待客人，甚至他和皇后都是站着的。客人们一一从正殿的西侧门进入西暖阁，向皇帝鞠躬致意，也有握手的。皇帝和皇后则肩并肩站着，由两位王爷、两个内务府大臣和四位介绍客人的人陪着。这四人分别是梁敦彦、曾在朝廷当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的联芳、海军上将蔡廷干和我。梁先生和联先生都没有在民国任职。据说，袁世凯曾希望后者在他手下担任要职，但得到的回复是，与其为民国服务，还不如靠拉人力车谋生。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外交部长。但是，由于他们不是派往清朝的代表，而是中华民国的代表。所以，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而不是作为各自政府的官方代表。

待所有外宾悉数到场，有人通知他们，皇帝陛下即将致辞欢迎大家的到来。当皇帝登上皇权的高台时，全体人员都保持肃穆。皇帝用英语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着，他从梁敦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酒，向左右两边的人鞠躬致意，后把酒杯举到唇边。

对于在北京的外国人来说，紫禁城的皇帝一直是个谜中谜。现在，他们第一次看见，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满族皇室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尊严。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机，会见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男人和女人，他举止坦率，快乐外溢，清楚地表明东西方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

自不用说，大婚的耗资巨大。换句话说，大量非常贵重的礼物，包括一百多万元的现金，从曾是帝国的四面八方送到皇帝那里。婚礼结束后不久，内务府发布了一本“礼簿”，里面记录了礼物清单和送礼人的名字。这个汇编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它反映出一些迹象，那就是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依然对衰落王朝或多或少保有忠诚。当然，孙中山及其政党的名字是必然不会出现在礼簿上的。虽然“基督将军”冯玉祥送了一对“大喜白玉如意”，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揣测，即如意所象征的美好愿望其实是缺乏基督徒的真诚的。清朝的皇亲国戚（镶黄旗和镶红旗，表示他们与皇族的血缘关系），以及帝师和官员们，都理所当然地出现在名单上。婚礼当天，前总统徐世昌赠送了2万元现金和许多贵重礼品，包括28件瓷器和铺在洞房地板上的华丽的龙凤地毯。蒙古各部王爷、“活佛”和其他高级喇嘛在长长的名单中也很显眼。拥护皇帝的张勋进献1万元。其他的礼金和杂七杂八的礼物，来自杰出的民国官员，有吴佩孚、王怀庆将军、蔡廷干上将、颜惠庆上将（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W.W.颜博士，不久前，曾任中国驻日内瓦代表，现在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以及后来不久当上总统的曹锟将军。东北人送的礼物很多。张作霖送了1万元，吉林和黑龙江的省长也各送了同样的数额，他们的许多下属也每人送了几千元。礼簿上曾在朝廷当过官的人自然也不少，其中包括几位前总督，如陈夔龙，以及许多曾为朝廷效力而如今在民国任职的人，如在民国担任中国驻外部长的胡惟德，他曾任俄罗斯、日本和法国的公使，这位杰出的外交家于1933年11月在北平逝世。继徐世昌做了总统的黎元洪送了很多礼物，其中包括2万元现金。值得一提的是，奉皇帝之命，总统的礼金全部交给了一个慈善协会，分发给北京的穷人。

一位前大臣虽然贫穷，但为了证明他对皇帝的忠诚，把他唯一珍藏的贵重物品，一本圣祖爷（康熙）亲笔所书的《千字文》送给了皇帝。这本《千字文》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有200多年了。

作为忠诚的证据，比捐款人的名字和礼物更重要的是捐款人描述自己的方式。前总督和许多曾在清朝当过官的人，都自称“微臣”，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当自己是皇帝的“仆人”。甚至许多国会议员对使用这个称呼并不感到羞耻或惧怕。蒙古人和大多数满族人也称自己为“臣”，还有一些与皇室有亲戚关系的满族人，用相当古老的术语“奴才”（即“皇帝的奴隶”）自称，还说自己“不尽本分”。

民国官员使用的措辞不尽相同。他们大多省略了“臣”，而写了“呈进”或“恭进”。W.W.颜博士用的是“跪进”，意思是说“跪着进献礼物”。像张勋和张海鹏这样的忠臣也用了这个词。张海鹏现任（1934年）热河州长，他很高兴在晚年能有机会公开表示对皇帝的忠诚。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及。尽管民国政府曾郑重承诺，皇室的私有财产绝对不会受到侵犯。但1924年11月，他们成了北京的主人，于是皇帝和皇后几乎所有的结婚礼物都被一群士兵和政客据为己有。紫禁城的珍宝被没收了，理由是它们都是国家财产，似乎皇帝和他的祖先是这片土地上唯一被禁止以私人身份收藏艺术品的人。不管对这种没收行为怎么解释，也不能把皇帝退位后人们自由赠送给他的结婚礼物算作中华民国的合法财产。皇帝之所以被夺走这些财务，理由更是可笑得令人不齿。我曾在皇帝的婚礼和其他场合送过几件不值什么钱的礼物，它们也被没收了。尽管我的本意并不是把它们送给中国人民。我毫不怀疑，1922年大多数结婚礼物的赠送者，也跟我有着相同的想法。或许，“基督将军”送的大喜白玉如意是个例外。当他借助武力成为紫禁城的主人后，毫不费力地把它送的结婚礼物挑了出来，并把它送还给了原来的收礼人。

大婚前不久，朝廷宣布了一道圣旨，晋升先皇的三位后妃为“太妃”。内容如下：

鉴于敬懿太妃、荣惠太妃侍奉先帝穆宗（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尽责恭敬、行事谨慎、无可指摘；鉴于端康太妃侍奉先帝德宗（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尽责恭顺；鉴于朕大婚当即，为表尊崇，理当授予上述诸人新的荣誉。朕宣布，授予她们“皇贵太妃”的称号。着礼部拟定奏章，行册封礼。钦此。

“大婚典荣”被授予皇室的许多成员、帝师和其他一些人。皇帝的弟弟溥杰成了辅国公，二等公公爵。我自己也从二品晋升为一品顶戴。陈宝琛成了太傅。我的另一个同事朱益藩被授予太子少保。内务府总管绍英被授予太保。内务府第二大臣耆龄成了少保。醇亲王的父亲，也就是皇帝的祖父，也受到了追封。

在大婚所有的庆典中，只邀请内廷人员参加的，是在宫廷戏园里演出的一系列钦点剧目。1922年12月3日、4日和5日连唱了三天。

受邀去紫禁城看戏，那可是一种无上荣耀。因此，每一次都需要皇帝颁发一道诏书。请柬的形式是古代宫廷礼仪的纪念品，已经成为过去。在此我照原样复制了一份。

邀请赴紫禁城听戏的皇家请柬

敬启者现由奏事处传出，奉旨赏庄（士敦）于十四、十五、十六日在漱芳斋听戏等因。钦此。用特布达，专此即颂公绥。

内务府启

当时大多数中国知名演员都参加了演出。戏剧一出接一出，演了整整三天，共计33出。满族和蒙古的王公贵族们穿着华丽的礼服，装扮着翎毛。看戏间隙，有各式的筵席可供享用。我的邻座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公爵，他是“老佛爷”最喜欢的亲戚之一。他告诉我，自1893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以来，紫禁城从未如此欢乐过。不幸的是，皇后和福晋们不能出席，这欢乐的场面便失去了许多光彩。她们其实也来了，无疑也和我们一样享受，但她们被屏风遮住了，我们看不见她们。在这三个冬天的日子里，满族朝廷的黄昏变得像白天一样，但实际上只是虚假的一抹光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