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民主无害”的思想在乐观主义者中间再度兴起。曾被袁世凯深恶痛绝的国会得到重建，但结果证明，不管袁世凯在其他事情上犯有多大的过错，但他对议会民主制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中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时，可以明显看出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不匹配。1912年，人们断言称，中国人迫切希望通过国民议会来展现其自治能力。然而，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一位视角敏锐的法国神父用寥寥几句对中国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北京国会陷入一片混乱……处处充斥着暗杀和阴谋。”

事实上，议会民主制在接下来的两年两度陷入巨大的危机，其中一次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但没有得逞的阴谋。我们现在所见证的是另一次危机，即1917年，张勋再次想让清王朝重新复苏。两次尝试都归于失败，议会制在中国的实践持续到1924年底（也就是民国13年）便宣告结束，至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都被认为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我在前面提到过，国会直到1934年都未得到重启。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与共和政体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神父，并不是袁世凯的追随者，相反，他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野心进行了谴责。不过，他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能力建立议会制度，但袁世凯继续实行专制独裁似乎对国家更为有利。他说道：“袁世凯曾让国家免遭国会的束缚，由此可见他能够让中国免遭毁灭。”

袁世凯统治时期过后，虽然私下中国人经常会讨论共和政体是失败的，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样说。许多人意识到，导致共和政体失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没有接受过教育，要想让他们和知识分子一样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天方夜谭。据格雷厄姆·沃拉斯估计，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郡，真正热衷于政治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英国尚且如此，我们还能对中国抱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可以假设，能读会写的这部分中国人中间，有百分之十受到诱导，对政治产生兴趣，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受此影响的人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实际估算，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此说来，议会政体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地落到职业政治家手里，而在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可能会真心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

导致失败的另一大障碍是，中国深受家族制的影响，个人不得不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很难从这种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或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这么做，因为“忠君”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就连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样的作家都坚称，儒家思想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只要儒家思想继续受到尊崇，就总会有人试图恢复帝制。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一些人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才华横溢的作家程锡庚便在其列。他曾在英国深造过，1919年出版过一本颇具价值的政治学著作《近代中国》。他在书里表示：“我并不喜欢满人，也不是君主主义者。但我常常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平稳地实现过渡，建立民主政府，那么保留清朝皇帝，使其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非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否会更安全和容易一点？”

陈先生在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这种制度并不是暴政的代名词。遗憾的是，很多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从未走出过国门的人，或者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局限于美国的人，则更是如此。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缺乏学以致用的能力，也没有机会将所学的政治理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他们不知道，“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政体结构有许多种实现形式，他们误以为政体革命充满风险，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使他们的政治判断能力丧失殆尽。

1915年9月，北京一家日报社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叹称民国自成立之初，已走过近四个年头，而革命派向人民所承诺的“自由”并未予以兑现。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认为，人们在君主制的统治下，享有过多的自由，应当予以削减。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如果我们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或者法国人所享有的特权，我们至少应该希望我们的生活环境能够和英国、德国或日本相类似。”有个例子引人发笑，就是人们天真地认为，美国和法国是“共和制”，而其他国家则被称作“君主制”，生活在“共和制”下的人民难免要比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

遗憾的是，这位作者没有看到另一位美国作者同年同月发表的文章，文中写道：“在美国，政府由人民治理就意味着自由和公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民主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个主人，人人都比欧洲唯一的君主更尊贵。英国在名义上实行君主制，但美国人在伦敦会发现，那里的地方自治和法律正义要更甚于纽约或芝加哥。”

至于中国，人民不仅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在孙中山看来未必是一件好事），而且在封建王朝制度的统治下，甚至在日渐衰败的那段时期，政府的管理也要比日后将其替代的“共和制”政府的管理更有序。因为事实证明，在“成千上万个主人”中，大多数人比最贪婪的君主更浪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不情愿地被推举为革命党领导人。袁世凯统治时期，他不得不出任副总统一职。事实上，黎元洪的处境并不比一名政治犯好到哪里去，因为对袁世凯来说，如果不对黎元洪严加看管，他很可能会加入倒袁的阵营中去。只要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就能自动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总统。然而，黎元洪才干平平，完全无法担起治国理政的大任。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他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和热情，也不具备干大事的动力。

对于各种密谋反对他以及相互争斗的政治和军事集团，黎元洪缺乏拨乱反正的能力，无法去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

其间，人们的目光从相对平静的北京转移到徐州，张勋将军统率其军队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并控制着那里的津浦铁路线，在北方的文武官员中拥有很高的威望。袁世凯死后，张勋终于不用效忠他，只需继续效忠清廷。朝廷的力量也因此变得更为强大。张勋毫不保留地向外界表达了对于稳定动**局势的一些见解。他始终拒绝剪掉辫子，也因为这个原因被人们称作“辫帅”。他不仅保留了这个特征，以此来证明对清政府的忠诚，而且还要求自己的士兵也保留辫子。张勋的军队也因此被称作“辫子军”，不过大家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称呼。

1916年底至1917年初，张勋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张勋的友人和支持者，还有一些来自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半独立的领导人，有些人则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会议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中国报界也只能靠猜测。然而，毫无疑问，这些参会者达成共识，并对张勋做出承诺，只要他发起复辟清王朝的运动，就将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黎元洪显然猜到了张勋的政治倾向，估计到了这位“辫帅”的军队如果控制了北京城，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尽管如此，徐州会议结束后，黎元洪还是邀请张勋出访北京，以此来调解各派政治势力间的关系。

这些政治势力就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在广东建立了反对政府。黎元洪不得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是否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孙中山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尽管随后他们对战胜国将获得的好处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之情。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分歧不仅仅局限于南北之间的对立，北方势力和中部地区的政治势力似乎也难以共存。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在黎元洪的主持下得以重新组建，但由于缺乏经验，北京国会常常处于失控的状态，黎元洪不得不请求推行专制的张勋将军来控制局面。

张勋最大的失误就是，他对自己的军队实力过分自信，也过于相信那些在徐州公开或秘密给予他支持的各路首领。张勋将自己的精锐兵力留在徐州驻守，只带了战斗力较弱的军队前往北京，所以完全无法掌控整个局面。

1917年6月，张勋以“调解人”的身份进入北京，并要求解散毫无用处的国会。黎元洪手无实权，且优柔寡断，他不得不听从张勋的建议，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保皇派人士接到这位“辫帅”的密令后，纷纷前往北京集合。仅仅一两周的时间，这些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他们发布了恢复帝制的宣言，在前清廷外交大臣梁敦彦的协助下，由康有为起草了这份宣言。就这样，宣统皇帝于当年7月初重掌朝廷政权。

事实上，宣统重新上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复辟，因为他此前并没有丧失皇位。按照“优待条件”的条款规定，在所有保皇派看来，宣统皇帝只是出让了政权，也就是统治权，并没有失去地位和尊严。张勋及其忠于皇帝的同僚都认为，皇帝1912年所颁布的退位诏书必须予以废除。宣统之所以颁布这份诏书宣布退位，并允许建立共和政体，也是为了顺从民意，让国家免受战乱之祸。废除诏书也就意味着废除共和政体，恢复帝制。曾经有名无实的小皇帝，如今要再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张勋及其同僚以电报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了一份冗长的声明，随后这份声明被压缩并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京报》上。《京报》是英文报刊，经常发表与政府不同意见的文章，其编辑是一位出生在英属特立尼达的华人后裔，已不会听说读写中文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友仁，可能外国人对尤金·陈这个名字更为熟悉。后来，他成为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1927年，陈友仁曾代表中方与英国政府就汉口租界问题进行谈判。1933年底，他被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1934年1月，该政府垮台，陈友仁退居香港。以下引用了声明的其中一段：

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讬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致昌言废孔……名为国民，而不知有民，称为民国，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界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

北京的民众对恢复旧制度持支持的态度。北方地区对民国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流露出半点热情，这些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所以民众都对朝廷保持着忠诚。发生在1917年7月的那场激动人心的复辟事件我没有亲眼见证。我的好友爱理鹗爵士有幸目睹了这个过程，他当时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并将赴任英国驻东京公使。复辟当天，爱理鹗爵士正巧在北京暂居。他在给我的书信中描述了那天早晨的场景，当他醒来时，吃惊地发现整个北京城挂满了龙旗。

顺从的北京市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常常会保留各种各样的旗帜，以便随时应付当地军方或警署，不管这些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会按要求拿出旗帜挂上，以免被找麻烦。不过，这次从他们的表现来看，这些市民确实普遍支持恢复旧制。爱理鹗爵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他并不情愿这样说。

然而，复辟能否成功，北京市民完全做不了主。共和派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物，此人就是段祺瑞，他的大本营在天津，在总司令部拥有一支人数最多、装备最齐的军队，在这一地区无人能及。1917年7月3日，张勋发布的电报被以英文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时，在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马厂地区发生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直接决定了复辟的成败。

此前，中国人在战场上从未使用过轰炸机，而这位“再造共和元勋”所统率的军队就配有这样的装备。当轰炸机——马厂战役爆发几天后——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向紫禁城的建筑物投下一两颗炸弹时，张勋便知道，他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刚上任不久的总督兼议政大臣张勋在这场战斗中战败，不得不逃往荷兰使馆寻求庇护。他与同样逃到那里的梁敦彦会和，而康有为则在美国使馆得到庇护。宣统皇帝登基不到两个星期，便再度退位，隐居起来。那些飘**在大街小巷的龙旗被“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以便‘天子’再度归来时，它们再重见天日”。

张勋胆识过人，而且忠于朝廷，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作为将领，张勋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作为政客，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张勋荒谬地认为，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想独占复辟果实，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得太过明显，那些同僚不难看出，他们不可能从张勋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不管是巡抚或高级将领之类的职位还是其他高官头衔。

张勋在关键时刻总是自作主张，这令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其他人感到愤怒不已。正如濮兰德先生所言：“毫无疑问，在徐州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督军们谈论过恢复帝制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问题，并达成了共识。然而，1917年7月，张勋采取复辟行动时，却没有得到同僚的支持，这些人并不是支持共和制，而是对野心勃勃、有勇无谋且缺乏政治才能的张勋抱有怀疑的态度。他想窃取大家的革命果实。”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张作霖也支持这次的复辟行动。朝廷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他对此还提交了感谢皇恩的感谢信。

尽管这次的复辟行动常常被称作“仲夏的闹剧”，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几乎就要取得成功，不完全算是一场毫无理智的行动。复辟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支持者，而是因为一些参与复辟的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而且彼此间相互猜忌，而张勋作为领导者又缺乏相应的领导才能。

我们不能把这次复辟称作“近乎闹剧般的恶作剧”，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1923年9月18日，在《华北正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中，作者所发表的涉及复辟的观点更为严谨准确。摘录如下：

张勋发起复辟运动之初，许多杰出的领导者曾经给出过确切的承诺，会支持他的行动计划。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几乎是在孤军奋战，虽然竭尽所能，依然无法挽回局势。当我们回顾过去这12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只要一个人希望且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业，那么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就会不光彩地抛弃他。显然，没人愿意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搭进去，没人敢去承担这个风险。只要发生这种背叛的事，那么中国就毫无希望。即便再强大的人物，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他必须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如果缺乏他人的支持与合作，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尽管我们不能把发生在1917年7月的这场复辟称作“仲夏的闹剧”或者“近乎闹剧般的恶作剧”，但有位中国剧作家却从这次事件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一部名叫《复辟潮》的半严肃半诙谐的戏剧，作者和出版社名字皆不详，剧本也没有标注出版日期。这部剧本可能仅供内部传阅，北京的书店从未出售过，也没有人将这部戏演出来。1921年，宣统皇帝曾经送给我一部剧本，他觉得这部剧本很有趣，也不觉得书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宣统是剧里的主人公之一，剧作者巧妙地对他表达了敬意，宣统本人对此也没什么意见。至于张勋这个角色，剧作者也持宽宏大量的态度，而且他似乎很同情忠于朝廷的那些人。至于那些假意追随张勋和皇帝的支持者，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而这种如意算盘落空后，他们便将张勋抛弃，剧作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鄙视。从整个剧本来看，作者显然很熟悉宫廷礼仪规则。戏剧的结尾颇为悲情，描述了张勋在逃往荷兰公馆前，最后一次与年轻的皇帝会面的场景。

段祺瑞之所以会反对复辟，不是因为他支持共和制，而是因为心存嫉妒，不信任张勋，他并没有利用复辟的机会去贬低朝廷或废除“优待条件”。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家和北洋军阀都迫切希望能建立持久存在的民国，也希望皇帝能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毫无疑问，民国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复辟的机会废除或大幅度修改“优待条件”。无论是“共和救星”段祺瑞还是接替黎元洪成为新总统的冯国璋，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总统宣布：“深居宫禁，莫可如何。”并无责怪朝廷之意。民国政府和朝廷再度恢复此前建立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皇帝继续留在徐徐垂暮的紫禁城的皇位上。

然而，南方激进派对张勋企图颠覆共和政体的做法就表现得不那么淡定了。从1917年起，他们不断要求民国政府处罚那些“叛国者”，废除“优待条件”，剥夺皇帝的身份，将他贬为庶民。不过，尽管他们公开反对北方政府，但北京政府对这些惩罚要求并没有当回事，这也不足为奇。

1917年7月，国民党和其他中国激进派多次指责宣统皇帝，还以所谓的“叛国罪”为由要求对他处以极刑，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宣统皇帝尚未成年，仅11岁零5个月，说他领导或参与了复辟阴谋可谓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那些左翼革命派从未停止以此来指责皇帝。毫无疑问，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1924年采取单边行动的几个不负责任的将领和政客做辩护。

年少的宣统皇帝对复辟事件持什么样的态度，从下面这个故事中可以略知一二。故事的真实性尚且不说，但至少被收录在奇闻轶事书刊中，常常成为北京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复辟前夕，张勋曾前往宫中秘密觐见宣统帝。张勋叩见完皇帝后，说明了自己的复辟计划。宣统帝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张勋问道：“圣上可否告知奴才缘由？”皇帝说：“吾师陈宝琛每日叫朕习读四书五经，忙于功课，怎会有时间去思虑其他事情呢？”张勋继续道：“圣上，您若是重登大宝，便要处理重要国事，无须再读书了。”宣统帝听完此言，立刻喜形于色，问：“此言可是真的？朕若重登大宝，便可不用习读任何功课了？”张勋答道：“马背上的天子多有耳闻，但读书的天子倒从未曾听说。”“既然如此，”宣统帝欢呼道，“朕依你便是，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了。”

故事的作者言辞尖酸刻薄地表达了对张勋的不满：“张勋毫无忠诚可言，他为了获得自己的荣耀和利益，竟然去欺骗一个孩子。”

段祺瑞和其他北方领导者既没有借此机会废除“优待条件”，也没有对张勋及其同盟者采取任何惩罚措施。尽管在政治斗争或战争中要惩罚失败方的话，通常第一步就是要没收财产，但张勋的财产也没有被没收。正如我们看到的，不久以后张勋便被释放，并从政界退隐，颐养天年。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都力劝他回归政界，但终归没有成功。

这里有一个说法，段祺瑞的一些拥护共和政体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对张勋如此宽容，他回道：“张勋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加害于他？”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吧。中国的政界名人都讲究谨言慎行。正如培根所说：“在对待朋友时，要考虑到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一个敌人；在对待敌人时，应该想到有朝一日他可能变成一个朋友。”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民国之所以从宽处理保皇派，还有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也就是张勋手里掌握着一份重要文件，内含密谋参与复辟计划的许多将领和政要的相关信息，他扬言如果敢对他和同僚以及皇帝及其清廷采取什么严厉措施，他就将这份文件公诸于众。1924年5月6日，《北京导报》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报道：

“今日，中国报界发表文章称，这份关于张勋1917年复辟行动的重要文件已被送往巴黎。据说，这份资料涉及徐州会议的决议案和来自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复辟的电报，至少牵扯到82个重要人物。”

“这篇文章记述了张勋转交这些文件后的保护过程。他逃往荷兰公馆避难时，将这些文件交给了一位王姓人士，那人当时藏身一家法国医院之中。此后，这些文件在法国公馆又被许多不同的人先后保管，最终被送往巴黎。但是，至今似乎没人能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至于张勋本人，有许多文章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发展历史和个人性格进行了歪曲的描述。许多人认为并表示称，张勋早年是马夫出身。义和团运动以后，老佛爷逃往西安避难期间，由于张勋举止儒雅，体格出众，深受老佛爷的欣赏，从此地位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很快便晋升为高级将领。

1917年复辟事件发生后，又过了几年，我与张勋及其关系最密切的几位朋友渐渐熟悉起来，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其复杂经历的关键事实。此后，在张勋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将自己的一生写成简短的回忆录，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家人送给我一本书稿。据我所知，这本书至今未出版，也没有英译版，鉴于有些历史学家或民众可能会对其内容感兴趣，我进行了翻译，并在下一章呈现给读者，除对其后人的介绍有所删减，保留了大部分内容。

在有些作家或艺术家朋友那里，张勋自称“松寿老人”，意为“如松树般长寿的老者”。松树四季常青，具有坚强刚毅的品质，在中国常被用来比喻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的老人。张勋在自传的开头便引用了“松寿老人”这个词，因为其具有美好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