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春到1924年冬，在民国的这13年里，皇帝和总统同住在京城腹地。对清廷而言，这是清王朝的末日余晖，对民国来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过乌云压顶，仿佛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西方国家并不理解，皇帝退位后还能保留尊号，这显然有些不正常。他们认为，民国政府为皇帝保留这些特权不过是出于礼节，给这位名存实亡的亡国皇帝保留最后的尊严罢了。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快便将“优待条件”遗忘，哪怕他们看过里面的内容。

在他们看来，宣统帝和其他退位的皇帝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按照欧洲一贯对前君主的称呼，称宣统帝为“前皇帝”。在欧洲人看来，这个称呼很适合宣统帝，因为不管这个在紫禁城的孩子怎么称呼自己，他都已不再是中国的皇帝。然而，有些人隐约察觉到，和欧洲退位的君主不同，溥仪事实上还保留有皇帝的朝廷和龙椅。所以，不管称他为“皇帝”还是“前皇帝”，似乎都不太合适，于是在中国的西方人做出折中处理，管他叫“小皇帝”。

按照和民国签订的正式协议，皇帝被允许保留尊号，但协议中并未提及“皇帝”前面要加上“前”或者“小”，所以很多人对此感到怀疑，“为什么民国会允许一个自称‘皇帝’的人留在其首都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合理，也很容易回答。民国并不傻，皇帝虽然保留尊号，但按照汉语的措辞要求，其尊号并没有“大清皇帝”的意思。

西方人对中国皇帝的称呼都要和朝代紧密相连，而不是疆域意义上的皇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时候，国号也要相应做出改变。比如，公元618年李渊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唐”；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宋”；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明”。历代皇帝在其统治时期，不管疆域大小，都会在名称后加上“国”字，比如“大唐国”“大宋国”或“大明国”，这也就意味着朝代为唐朝、宋朝或明朝。“大”这个字被视作一种尊称，有“伟大”之意。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如果王朝倾覆，那么就不再使用“大”来称呼朝代。

不过，随着明朝的彻底覆灭，几年后其子孙后代找不到任何休养生息的地方，所以也就无法继续沿用“大明”国号了，于是明朝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许多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的外国人以为明朝是被满人推翻的。满人入侵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导致明朝末代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山自缢身亡的却并不是满人。有个名叫李自成的农民军首领带领一大群农民攻陷北京，才导致了这起历史性悲剧。李自成和其他农民起义军首领没有区别，他自立为王，雄踞一方，带领部下洗劫了北京城，并建立新的朝代，自封为皇帝。

李自成将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顺”，定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如果李自成的建国大业没有在最辉煌的时候轰然坍塌，那么他就是大顺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统治的帝国则被称作“大顺国”，而他统治的第一年则是“永昌元年”（1644年）。自此，李自成将以著名开国大帝的身份名留青史，今天的中国人则是大顺皇帝忠实顺从的子民。

可能有些英美学生还不清楚，但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大顺朝的最终结局。大顺朝和1916年袁世凯建立的中华帝国命运相似，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李自成的宏伟大业为什么会彻底走向失败，在此不再赘述。据有关史料显示，满人始终都在关注明朝的衰败过程，吸纳了很多精明强干的汉族文武官员，并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和语言，然后进军雁门关和长城的其他重要关口，并收服边疆藩王吴三桂的兵马，进京成功铲除了李自成的部队，最后获得皇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满人将新王朝定国号为“大清”，从1644年建国之日起，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10位皇帝都被称作“大清大皇帝”，而不是所谓的“大清皇帝”。但是，民国为溥仪保留的却是“大清皇帝”的尊号。民国在“优待条件”中针对这个问题特别提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大清皇帝”这个明确规定被保留的尊号在“优待条件”的序文里出现，在8项条款中又重复被提到5次。

1912年，民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新王朝的建立，所以也就没有定国号。民国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做法，将新成立的国家简单称作“中华民国”，此后这个称谓便被沿用至今。

理所当然，年号的使用也就被废除了。事实上，每一任皇帝年号都不一样，比如高宗皇帝的年号为乾隆，德宗皇帝的年号为光绪。1934年则被称作“中国民国23年。”

如果袁世凯1916年成功建立自己的新王朝，那么谁也无法确定中国将有着怎样的命运。袁世凯可能会效仿古代传统，给自己选定一个国号。从袁世凯为纪念登基发行的纪念币及勋章就可看出一些端倪，上面印的文字是“中华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虽然“帝”和“民”只一字之差，但这意味着共和制将变回君主制。

中国人始终喜欢沿用古人的智慧，比如随着朝代更迭，国家的名称也发生改变。以广东人为例，他们喜欢把自己称作“唐人”，因为在唐朝，广东就被纳入其领土。然而，北方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汉人”（汉朝在唐朝的前面）。同样，许多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汉人（即便在民国成立以后）把自己称作“大清国人”。需要补充的是，威海卫人（威海卫1898年至1930年处在英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常常把中国称作“大国”。确实，虽然人们常常把“China”翻译成“中国”，但它包含“中央帝国”的含义，意为这个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历代皇帝从来不使用“中国”这个称谓。然而，如今它成了民国官方称谓的一部分。

所以，正如本章第一段所描述的，皇帝与总统共处京城的奇异景象虽然看似有些杂乱，但并不复杂。虽然保留大清皇帝，但中国已不再是大清国，大清皇帝虽然继续留在北京，给不了解情况的人造成一些误解，但总体来说并不影响民国的政权和威望。

如果没有专门去了解这些知识，就无法明白国号和年号的用法和意义所在。对抱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来说，这些用法意义重大，而且其引发的“满洲”问题在1931年给国际局势也带来了很大的波动。

1898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1911年，他又背叛了宣统帝。1916年，他再次背叛了中华民国。

这个颇有能力但缺乏信用的政客之所以能当选民国总统，不是因为革命派信任他，而是他们毫无能力与他抗衡。孙中山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对此外界赞誉他宽宏大量，但实际上孙中山除了这么做，别无其他选择。他知道，袁世凯手握实权，而且丝毫不打算放弃权力，袁世凯在北方的地位稳如磐石，革命军根本无法与他的军队进行抗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发表总统宣誓令。他接到去南京赴任的邀请。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然而，诡计多端的袁世凯知道，南京是革命军的势力范围，他们不但不信任他，而且对他充满憎恨，他对他们也是如此。为了不去南京，袁世凯谎称北方形势动**，需要他来主政加以稳固。革命军首领对袁世凯的这番说辞委婉地提出质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危言耸听，他在北京发动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导致一些人员伤亡，也造成不小的财产损失，不过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留在了北京。

1913年3月20日，发生了南方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身亡事件。这次暗杀几乎可以肯定是袁世凯指使的。7月，中国爆发了旨在推翻袁世凯统治的新革命运动。不过，袁世凯当机立断采取了行动。不到一个月，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反叛者”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场革命通常被称为“二次革命”。孙中山本人踏上逃亡之旅，一度在日本避难。在那里，他受到了许多日本支持者的盛情款待，并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这些日本人一直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真诚、慷慨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逐渐对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感到失望，不仅对孙中山失去了信任，而且对称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也失去了信任。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为总统，任期5年。同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两周年的盛大庆典上宣誓就任大总统。就任不久，袁世凯便耍阴谋诡计，通过在财务方面的熟练操纵，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拥有提名下一任总统的权力。“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觉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于是强制解散孙中山的国民党，这导致了议会的解散。尽管议会被正式解散的时间是1914年1月12日，但由于国民党党员被驱逐，国会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数。1913年12月，被选为副总统的黎元洪被召到北京，表面上他可以更方便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而实际上是防止黎元洪成为反袁派的工具。1914年5月，在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后，袁世凯宣布废除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前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卿，而前山东巡抚孙宝琦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对于皇帝和皇室，袁世凯保持着“正确”但不诚恳的态度。他无非是利用各种不堪入目的借口来侵吞皇室的资产。而对于“优待条件”中所规定皇室津贴条款的履行，他表现得不是太热心。实际上，民国政府并未全额支付津贴。到1924年年末，民国政府已欠皇室数百万津贴，“优待条件”变成了一张废纸。

1913年初，袁世凯要求隆裕太后遵守“优待条件”中的第三条，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这引起了宫廷的不安。

内务府一听到皇太后搬迁的消息便惊慌失措起来。这无疑距离内务府自身散伙不远了。隆裕太后耳根软，好糊弄，于是他们劝她强烈抗议。苦于缺少更好的理由，他们向袁世凯指出，如果要求皇室搬到颐和园，由于颐和园的围墙过矮，坏人会能轻而易举地翻过墙头，那么皇室将会任由坏人摆布。袁世凯听后，客气地下令，将约长三英里的颐和园围墙加高几英尺。这项工程所需的费用由内务府出，而不是由中华民国的总统出。换句话说，这笔钱出自拨付给皇室的费用。

对隆裕太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答复。但是，精明的内务府官员毫不费劲地把修墙变成自己利润的来源。他们似乎是这么想的：墙加高会挡住夕阳的光芒，他们还不如继续在他们习惯的干草堆中干活。事实证明，加高围墙会消耗大量的财力。此外，修筑围墙进展十分缓慢，以致围墙建造完后不久，新修好的几段就开始倒塌，有时候还会破坏原来的城墙构造。

几年后，对我来说，围墙果然不断给我带来烦恼和麻烦。1924年我曾短暂担任过颐和园总管，负责颐和园以及相邻不动产的管理工作。每场大雨都足以使围墙倒塌，而我能够动用的资金少得可怜，修葺围墙也是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与以往相比，我倒是找到一些更省钱高效的修葺办法。虽然如此，我的任务仍然没有得到减轻，因为我通过缩减开支来尽力平衡宫内的预算，不可避免地与既定惯例和“既定权利”冲突，损害了内务府的利益。

事实证明，加高围墙是一种浪费，朝廷这么做只是为了找借口继续留在紫禁城而已。袁世凯无奈地同意无限期推迟搬迁，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害怕引起张勋的反感。张勋是一名忠于皇帝、手握实权的将军，曾担任总督一职，非常有影响力。张勋的军队驻扎在徐州，控制着津浦铁路以及长江以北的华东一带。张勋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阻止革命军北上，张勋功不可没，但张勋接受袁世凯的领导，前提是袁世凯要严格遵守皇室和共和国之间的契约。实际上，张勋效忠于袁世凯，和效忠于皇帝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忠诚的区别在于，张勋对后者的忠诚是无条件的，而对前者的忠诚是有条件的。

张勋强烈支持隆裕太后的抗议，纯粹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行事。不过，他的成功令人遗憾。和隆裕太后一样，张勋自己也被内务府欺骗了。内务府偷偷派使者到苏州，恳求张勋干预，所谓的理由是：皇帝陛下的尊严以及人身安全岌岌可危。当然，内务府自称出于和张勋同样效忠皇帝的崇高动机。实际上，内务府一直以来关心的不是皇帝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张勋天真地认为，劝说袁世凯放弃让皇室从紫禁城搬迁，是他在履行忠臣的职责。然而，他只是成功地把腐败和奢侈制度的罪恶永久化了。正如我所言，内务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清朝的衰落和垮台。

由于张勋措辞强硬的警告，袁世凯表面上宽宏大量地答应了隆裕太后的抗议，暂时放弃了把皇室从紫禁城驱逐出去的想法。由于张勋对太后的支持，袁世凯只得先同意朝廷继续留在紫禁城。不过，作为新王朝的创建者，他早就想趾高气扬地搬到紫禁城了。当时的总统府在新华宫，这里湖光山色，拥有众多亭台楼榭，东侧紧邻紫禁城。客观上说，作为住所，新华宫不逊皇室居住的紫禁城。

为实现个人野心，袁世凯正式成为总统后如履薄冰，两年后慢慢露出了真面目。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梦想着成为终身大总统，实际上除了名字不一样，他确实就是一名君主，并指定了自己提名的继承人，他最喜爱的儿子袁克定。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多年后在我的庇护下，他逃亡至英国在威海卫的租借地，过着难民般的生活。

在积极宣传建立新王朝期间，袁世凯身边自然围满了马屁精。他们热切盼望在新的宝座上安然无事，好事降临到他们头上。皇室成员虽然陷入深深的耻辱之中，却感到理所当然，名正言顺。事实上，一些皇室成员试图讨好皇室的死敌。贝子溥伦和皇帝同辈。光绪皇帝死后，袁世凯曾强烈支持溥伦继承皇位，如今他支持袁世凯称帝，以示谢意。

溥伦在袁世凯面前自称“臣”，并向袁世凯行叩拜礼。此举被皇室认为有失体面。作为拥护共和的参议员，他冒充皇室的代表，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了表示信任，袁世凯将说服皇室交出玉玺的微妙任务交给了溥伦。玉玺被锁在紫禁城“天地**、康泰美满”的交泰殿。对于此事，我的消息来自皇帝本人。他还告诉我，溥伦试图完成这个任务。那一天，他安排妥当，买通内务府人员，偷偷取走玉玺，但最终没有成功，那天袁世凯自吹自擂的宏伟计划轰然倒塌。玉玺后来仍然留在紫禁城，直到1924年11月，其间一直由皇帝保管。

不管溥伦做了什么，这种离奇的做法都是不计代价的。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玉玺的重视程度更高。在民国成立时，玉玺就被允许由皇帝保管，这表明在1912年初那些起草“优待条件”的人就严重怀疑皇帝退位的真实性和持久性。

另一个阿谀奉承袁世凯的人是著名的广东籍政治家、金融家梁士诒。当时，他借助职权积累了大量财富。世人称其为“财神”。梁士诒和他的一些朋友过分奉承这位“未来的君主”，他们甚至上书请求册封袁世凯的一位祖先为民族之神。毫无疑问，袁世凯曾做出过这样的暗示，他意识到有必要赋予自己神圣血统，以增加新王朝的威望。

袁世凯这位备受争议的祖先是著名的汉族英雄袁崇焕。在十七世纪明朝快灭亡的时候，他曾英勇地镇守长城抗击满族军队。

对袁世凯和支持者来说，选择一位曾为中国抗击满族人而战的先人神化，这无疑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袁世凯若有这样一位祖先，自然会使他威望倍增，而当时中国的爱国主义仍在反满的潮流中汹涌流动。此外，这将使新皇帝的拥护者能够为其辩护，反对不忠的指控，因为孝道是中国伦理的基石，包括对祖先和家庭传统的忠心。这证明袁世凯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是儒家美德的真正典范。

浏览了梁士诒纪念的形式，袁世凯装作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他把它交给礼部的礼制馆来处理。礼制馆进行了审议，它会在适当的时候报告称，对袁隆焕的卓越功绩进行了详尽调查，证明他完全配得上被提升为神的地位，并建议为他设“原庙”。在报告还没放到指定皇帝的宝座之前，这一请愿却很快消失了。梁士诒和他的伙伴们对英雄袁崇焕的卓越功绩所表达的热情钦佩突然冷却下来。和那些普通人一样，半神袁崇焕的地位降到了卑微的位置。人们认为似乎没必要再重新讨论他是否为神的问题，他的后代袁世凯未能在人间获得帝王的荣誉，因而袁崇焕未能在天上获得神圣的荣誉。

这个小插曲对中国政治——宗教生活的一面进行了有益的阐释，并折射了许多关于政治或其他思想的认知，而在以往的岁月中，这些认知是中国君主和圣人的精神财富。

这些卑鄙的阴谋本来打算在袁世凯的加冕典礼上结束的。民国政府收到成千上万的请愿和电报，请求袁世凯本人接受人民的要求，恢复君主制，并希望袁世凯作为中国新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定国号为“洪宪”。袁世凯的代理人确保这些请愿和电报来自中国的每一个省。1915年12月，袁世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的结果几乎是全票赞成君主立宪制。袁世凯下一步是发布命令，宣布尽管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德不配位，但觉得自己有责任屈从于“人民的意志”。

几天后的冬至，袁世凯恢复了中国最壮观的祭祀仪式，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这是一种只有皇帝才能举行的仪式，相当于向整个帝国公开宣布他已获得了皇权，即将登上皇帝的宝座。不幸的是，这个仪式失去了它传统的美丽和庄严，因为袁认为有必要乘坐一辆装甲车从宫殿到天坛，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显然，他对他公开讲话所表明的“人民的意志”并不太有把握。

袁世凯的称帝大业又前进了一步。不过，从自身安全考虑，袁世凯祭天时省去了很多传统仪式。当时，从新华宫到天坛这段路程，袁世凯乘坐的是一辆武装汽车。显然，这并不是他最初公布的情形，他也并非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当袁世凯穿着华丽的衮服，站在宏伟的大理石祭坛中间，他成了中国最接近皇位的人。他在黎明前庄严地召唤神明，然而冬天的早晨不会被闪闪发光的绶带欺骗，它窥视到了穿衣人的灵魂。上天拒绝了他那亵渎神灵的牺牲，也拒绝了他自以为是上天之子的祭奠。

当指定的皇帝为他的伟大事业祈求神的庇护时，世俗的力量可能相信他已经得到了它，要想使其计划破灭，迫使他把目光从梦想转向现实，这是很困难的。袁世凯刚坐着装甲车安全返回宫殿，他就得到了危险信号，而这种危险是上天事先没有警告过他的。袁世凯的手下将军蔡锷偷偷离开了北京，直到他到达帝国西南的云南省，才透露了自己的意图。在云南以及毗邻的贵州省，他和唐继尧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支持者，和他们一起推翻践踏主权和违背民意的背叛者。

那是1915年12月的最后一周，“第三次革命”爆发。蔡锷、唐继尧的呼吁迅速得到了有力的回应，来自中部和南部几个省份的将军也起兵讨伐袁世凯。这让袁世凯震惊不已。1916年2月底，袁世凯宣布无限期推迟斥巨资筹备的登基大典（大部分是以“贷款”为名向大清帝国敲诈的资金）。一个月后，袁世凯进一步退却，宣布彻底废除“洪宪”帝制。

颐和园的亭台

因为袁世凯得到了北洋派欺骗性的保证，也严重低估了反对他的力量。过去两三年，他一直在精心准备，认为把信任的人安置在军队和国家要职上就可完成称帝大业。

选举的结果是得到袁世凯巨额补贴的代理人策划的。这当然是常识。而让人民宣布全体一致赞成恢复君主制的选举是假的。然而，如果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国会，如果允许它就“国体”问题进行自由投票，我们可以想象，绝大多数的选票将支持恢复君主制。袁世凯肯定不会允许代表可以自由投票。著名学者宋育仁，是一位研究儒家哲学及相关话题的作者，他曾鼓起勇气建议袁世凯辞职，支持年轻的大清皇帝，民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对他进行弹劾和压制，此后没有人再敢效仿他的做法。

王朝的忠实支持者们已经退隐到世俗生活中，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即使他们从共和党内得到合适的职位，也不会为之动心。他们这样做是在遵守儒家学说，即好人拒绝在坏人的政府任职。毫无疑问，许多外国人完全误解了这里面存在的动机，他们不明白许多忠诚的政治家和官员隐退的真正原因，以为人们不再对清朝忠诚，清廷事业不复存在。袁世凯不是外国人，他没有受到这样的误导，不会认为人们不再效忠清王朝。所以，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的忠诚对象，这样他就可以无视共和派和满族君主主义者的敌意，安全地登上王位。

袁世凯试图把这次惨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别人，让中国和世界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来都是一个真诚的共和主义者。他极不情愿地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辩解”，费力地解释说，他因被欺骗相信了“人民的意志”。现在，他发现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共和国的事业中，他感到高兴和宽慰。

但袁世凯依然眷恋终身制的总统之位，因为其实际权力已经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君主。倘若事情依照他的计划发展，他的儿子将继任总统。可惜，他因为推行帝制让自己的权威严重受损，人民也不会支持他了。即便他寿命够长，都无法保住自己的总统称谓。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距明确废止筹备中的登基大典不到3个月。他的死亡让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答案。人们无法得知袁世凯的真正死因。有关他的医疗诊断书表示，袁世凯的死因是持续和强烈的忧虑使身体发生了紊乱。对此，人们找不到反驳的证据。

经自由选举成立的国会中也的确有人支持帝制，不过袁世凯不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种言论并不奇怪，很多支持革命的优秀人物也会这样认为。1917年5月1日，即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的第二年，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种情况作了精确的阐述。当时陈独秀还在狱中，他因参加颠覆政府的活动而被判无期徒刑。当时，影响极大的激进派期刊《新青年》刊登了这篇文章。

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前年筹安会突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这篇内容精彩、构思巧妙的文章让西方人认为，若要废除帝制，那么就得扭转中国人民的认知。自1912年到1917年，共和政府已经走过五个春秋，假如把这段时期同人民在清政府统治下所经历的那段糟糕岁月相比，可以算是和平昌盛的黄金时期了。实际上，这一点不难解释，因为民国没有创造丰功伟绩。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担任院长的乔伊特说过：“共和政体和共和主义者必须同时存在。”而民国所缺少的正是共和主义者。

皇族的成员都对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如坐针毡，当然，这些人不包括溥伦以及为自己的利益对袁世凯曲意逢迎的人。满族中不乏聪慧之人，他们担心登基称帝的袁世凯威胁到皇帝，即便皇帝已经名存实亡。袁世凯则派人安抚支持皇帝的人，毕竟他们当中存在握有一定权力的人。不过，皇室没有被袁世凯的谎言所蒙骗。皇室从1915年的最后几个月到1916年上半年，一直处于忧虑惊慌之中，因此他们非常乐意看到蔡锷起义、袁世凯被推翻的结局。

和很多大人物一样，袁世凯也有着普通人的虚荣心。他像孩童般怀着喜悦的心情憧憬庄严的登基仪式，而他将成为这场盛大仪式的主角。为了迎接这场盛事，袁世凯事无巨细地精心筹划了好几个月。他打算在服饰和仪式方面沿用一些古代传统，而他的那些熟悉古代礼仪的朋友为了取悦他，将提供几幅画，内容为两千年前汉代皇帝在山河献上祭品的场景。

据说，袁世凯命人将“他身穿龙袍、头戴历代皇帝戴了诸多世纪的皇冠”画面刻在一枚金币上。写下这番叙述的作者坦言，金币一事他也无法证实。但他在书里提供了一些关于各种硬币和勋章的有趣插图和说明，有些上面确实刻有袁世凯的肖像，是为纪念新的朝代帝王登基的铸币。有些刻有“洪宪纪元”和“中华帝国”字样。“洪宪”是新任皇帝的年号，就像“宣统”和“光绪”分别是溥仪和已故皇帝载湉的年号。由此可见，袁世凯即将成就自己的霸业，所以毫不犹豫地控制和发行这些钱币，他还将私印银元送给关系最亲近的朋友。

除了钱币和勋章，袁世凯还发行了银元，这些银元印有他的肖像，以此纪念他建立了新王朝。银元在袁世凯死后也在通用，不过上面印的肖像代表是总统，而不是皇帝。

袁世凯还非常相信天命，他下令让位于江西的皇家御用官窑烧制了一批瓷器，这些瓷器烧有“洪宪元年制”的文字。毫无羞耻之心的袁世凯还将几件瓷器送给了小皇帝。过了几年，小皇帝将其中的两件瓷器送给了我，我一直保留着。

看看袁世凯铸造钱币、烧制瓷器的行为就不难想象，当他无缘皇帝之位时，他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在寂静的夜晚，无眠的他会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质问。倘若他曾背叛的皇帝以幽灵的形式出现，那么外界无须找寻袁世凯的死因，他一定是被他心中的幽灵所杀。

假如能成为终身总统，儿子未来也能继承自己的总统之位，袁世凯由此停下他的野心，那么他或许能为国家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虽然袁世凯在某些事上犯过错或失败过，但他依旧有可能成为受后人尊敬、流芳千古的伟人。前半生的袁世凯展现了他出色的才能和智慧，也证实了他是个自私、满腹野心、毫无信义且诡计多端的人。

可能有人觉得我这样评价袁世凯有失公正。我不妨引用下丁文江博士对他的评价。丁文江曾在德国和英国深造，曾为民国尽忠尽职地工作过。他不赞同君主制，认为中国只有革命才能迎来新生。他说：

袁世凯因担任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一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对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他应承担更多责任。1898年，他在戊戌政变中背叛皇帝，因此深受恶名昭彰的慈禧太后信任。之后，他接受命令组建新军，导致绝大部分的将领出自他的门下，而这些人是中国主要的祸患。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背叛了清朝，出任了民国总统一职。之后，他收买人心，迫使国会解散来保证自己的总统职位。他至少杀害过两个政治对手。他使用阴谋企图称帝，将自己逼上绝路。最后，他因失败而悲惨死去。

这是一篇充满控诉的文章，对其中的观点我也完全赞同。可让我迷惑的是，一位英国公使多年来却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朋友。

袁世凯虽然向国人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原则，但可悲的是，他在认真推介的同时，自己却没有恪守这些思想准则。真正的儒家学者都是君子。“君子”一词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绅士”，尽管在许多语境中，“绅士”这个词常常被人滥用。虽然这两个词的相似之处还存在一些争议，但通过袁世凯所作所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背叛了他的君主、背叛了皇室、背叛了中华民国，既不是君子，也不是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