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曾评价凌叔华：“凌比林（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众所周知的是林徽因、徐志摩、泰戈尔三个人的“岁寒图”，却鲜有人知，当年迎接泰戈尔的那场不落俗套的茶话会，便是凌叔华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的。这场世纪大聚会的地点，就在凌叔华家中的客厅，她用一百枝花布置了客厅，杏仁茶是现磨的，点心是提前定制的，排场虽不奢华，却极为典雅，富有韵味。凌叔华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是那场聚会最大的亮点。

也是在这场聚会中，凌叔华邂逅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陈西滢和徐志摩，前者成为她后来的丈夫，后者成为她一生的挚友。那次茶话会之后，凌叔华的家便成了“大小姐的客厅”，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许多年。她将心爱的大书房用作京城大文人的沙龙，二十四岁的凌叔华，还是一名单身的学生，既朝气蓬勃，又风姿绰约，陈西滢和徐志摩都不由自主将目光投在她身上。

当时的徐志摩在陆小曼和凌叔华之间左右逢源，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更偏爱谁。不过关于和徐志摩的关系，凌叔华曾公开澄清：“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凌叔华和徐志摩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徐志摩生平唯一一次给人作序，便是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徐志摩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时，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凌叔华的手笔。

徐志摩也曾亲口承认：“唯有凌叔华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因此，他才两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

所谓“八宝箱”，是徐志摩用来盛放日记、文稿和陆小曼两本初恋日记的小提箱。后来，徐志摩又陆续添加了一些自己的稿件和两本日记，以及他在欧洲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

徐志摩曾对凌叔华说，八宝箱中有些“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同时也有一些陆小曼批评林徽因的话，以及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因此，这既是八宝箱，也是“是非箱”。

徐志摩去世之后，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八宝箱，首先便是陆小曼和林徽因。林徽因曾亲自登门索取，凌叔华拒绝了。林徽因并不死心，向胡适寻求帮助。与此同时，陆小曼也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拿到箱子。

于是，胡适差信使登门，以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的理由索取箱子。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信使，又附上一封信，要求胡适把箱子送给陆小曼，可胡适却送给了林徽因。

听说胡适把箱子交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立刻写信给胡适：“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凌叔华希望将箱子要回来，可惜没能如愿。为此，她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徐志摩。

胡适在得到八宝箱十八天后，又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凌叔华坚称自己没有藏私，一时间，这著名的八宝箱变成了一段公案，也在原本是朋友的凌叔华、胡适和林徽因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因为此事，林徽因还专门写信向胡适抱怨凌叔华：“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过她。后来她嫁给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地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林徽因还在信中提到，徐志摩曾对自己说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的话，林徽因也曾提醒徐志摩：“是吗？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在信的后面，林徽因又说：“女人小气是常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与知识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缺了一段是事实……她是最有嫌疑的。因为志摩不会自己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此后数十年，凌叔华与林徽因都否认这些东西在自己手上，真相如何，亦无从考证。只是，凌叔华在晚年之时，还曾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当年就将八宝箱中的东西全部交出，其中就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

纵然凌叔华为八宝箱的归属权与所在之处与他人争执，但从她口中，从未透露过任何有关箱中的秘密。她是个守得住秘密的女人，这也是徐志摩为何只信任她一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