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曾有这样一位女子，徐志摩盛赞她：“眉目口鼻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她是凌叔华，论容貌，她与林徽因、韩湘眉、冰心并称为文艺界“四大美女”；论才华，她与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齐名。

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价凌叔华小说选材的独特性：“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美籍华人教授夏志清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在创作才能，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都比不上凌叔华”。

出身于仕宦读书之门的凌叔华，一生都活得不疾不徐。她生活在红尘之中，却又仿佛与世俗无关。她是父亲的第十个孩子，是三姨太所生，“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从不争闹”，却难掩天生的聪慧，再加上家里鸿儒往来频繁，对凌叔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幼年时，凌叔华曾在自家墙壁上涂鸦，偶然被宫廷画师王竹林看到，认为这个孩子极有绘画天分。于是，凌叔华便成为王竹林的学生。她的绘画天赋引起了父亲的重视，父亲又专门请来慈禧的老师缪素筠教她画画，之后又有陈师曾、齐白石等知名画家对她进行指点。

入学之前，凌叔华便由大儒辜鸿铭启蒙学习英语、背诗词。精通七国语言的辜鸿铭，对凌叔华影响很深。到了晚年，凌叔华对大学者辜鸿铭的教导依然念念不忘。

幼年时期，便能接受当时最好的文化教育，凌叔华未来的文学创作与绘画之路早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与绘画，可以洗净人身上的烟火气。她的生活，从未沾染世俗烟火。作为当时新时代的新女性，她拥有满满的自信与锐气。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先选修动物学，后来转入外文系。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文学创作。周作人是凌叔华的新文学课老师，她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作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于是，她的笔下便诞生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每一篇文章，都让她在北京文坛的名号更响亮一些。

很少有人像凌叔华这样，以文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进入现代文坛。有人说，她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如其画。凌叔华最擅长画山水、花草，画中充满诗情，深受古代文人画的浸染。而她的小说，常用白描写意笔法勾勒出人物，像极了她的画风。

凌叔华曾评价自己：“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若真的如此，她便是天生的文学家。她将画笔代入小说，让她的文字有一种幽深、娴静、温婉之风，撩人心弦，耐人寻味。

徐志摩说，凌叔华的小说散发着“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她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平实、疏淡，浓淡相宜的，像极了山水画，一派空蒙、悠远之感，朦胧空灵，却又意蕴深长。

她经历过文学创作的辉煌，之后便被动地从文学史上淡出。回忆起自己的创作生活，凌叔华觉得是“格外幸运的”。

她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作品：“《酒后》是在北大教授主办的《现代评论》投稿的，登出后，鲁迅在《语丝》上特别提出来称赞，随后丁西林又把它编为独幕剧，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杂志《改造》也被选译出来。《绣枕》曾被选入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太太》曾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翻译印在他那本《中国小说选》内。《杨妈》是经过胡适悬赏而写的。《写信》与《无聊》是经过朱光潜品评的。《搬家》曾在国内选入《中学生国文选》。《死》是开明十周年纪念专刊登载的。《一件喜事》是登在大公报《文艺周刊》（1936年）的；载出以后，东京帝大的外语系即把它译成日文及俄文登载出来。近年我把它译成英文，放在我的《古歌集》（又译为《古韵》，英文名为Ancient Melodies）里，英国的《泰晤士文学专刊》在1954年撰文介绍《古歌集》还专提到这一篇。他们这文学专刊轻易不肯为文称道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