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蜚语，风花雪月，都不曾扰乱凌叔华有条不紊的脚步。1926年，她嫁给了陈西滢。在给胡适的信中，凌叔华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她很明白地表示出自己对这桩婚姻的期望，陈西滢是个令她满意的丈夫。

然而，结婚仅仅两个月之后，凌叔华就发现，自己和陈西滢是非常糟糕的结合。

凌叔华是个浪漫的人，爱幻想，热爱一切事物，需要爱情的滋养，而陈西滢却总爱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要是有人说他，他便沉默不语，以免得罪人。除此之外，陈西滢还是个刻板的批评家，最喜欢浇灭凌叔华的**。他不苟言笑，每天都板着一张脸。

当觉察到两个人之间只有自己的爱情是活着的，凌叔华病了，一度瘦得厉害。她向往爱情，渴望爱情，整整十年，她都在无爱的婚姻中苦苦煎熬。

就在此时，一个名叫朱利安·贝尔的年轻小伙子出现在凌叔华的面前。他是英国人，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自从遇见凌叔华，他便发现自己的心彻底地属于她了。

贝尔比凌叔华小八岁，刚来中国时，他只会讲英文，学校里会讲英文的人不多，凌叔华便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他热情洋溢地对凌叔华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见闻，以及和各种艺术家的交往。凌叔华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可是自从担任武汉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整个人变得更加严肃刻板了，尤其是他严格遵循西方职场规则，坚决不肯聘用凌叔华到校任职，这更让凌叔华不满。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从一名新派女作家，堕落成某个人的太太。

凌叔华身上的才情，也深深地吸引了贝尔。几乎是抱着誓死的决心，他猛烈地追求凌叔华。他的追求让凌叔华迷恋，贝尔的出现，给她晦暗的生活带来了一抹暖阳。

他们恋爱了，并且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陈西滢很痛苦，他并不是不爱妻子，只是不知道如何去爱。关于凌叔华的出轨，他没有当面指责，只是写了很多信给贝尔，要求他不要再和自己的妻子见面。

爱上不该爱的人，本身就是错。贝尔无奈离开中国，决定把自己的一腔热情献给战争。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他驾驶的救护车被炸飞，贝尔就这样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九岁。

贝尔的死让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关系一落千丈。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却想方设法避免单独相处。表面上，他们相敬如宾，情感上，他们一直都没有和好。

偶尔，凌叔华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透露给女儿，女儿陈小滢不止一次听她说过：“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大人们经常与陈小滢开玩笑，问她想不想要个小弟弟，陈小滢不知如何回答，便愣愣地看着母亲。每当此时，凌叔华便坚决地摇头。她的想法是：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

贝尔在世时，经常给姨母伍尔夫写信，毫不隐瞒自己爱上了有夫之妇，并且会向她通报自己恋爱的进程。于是，伍尔夫也开始注意起凌叔华，甚至鼓励凌叔华用英语写作：“别人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可以替你修改。”

于是，凌叔华每写完一章，便寄给伍尔夫，伍尔夫看过之后再写下建议，寄给凌叔华。她们从未谋面，一生只用书信往来。凌叔华写的，便是自传体小说《古韵》。直到伍尔夫投河自尽，她们的书信往来才终止。

凌叔华的心中，装着童话，可残酷的现实总是让她无能为力。在陈西滢的无锡老家有一个旧时规矩，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给他们端茶倒水。这是凌叔华最看不惯的，即便是做，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后索性装病不出现。

当内心痛苦到极点时，她便“告诫”女儿：“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这丢女人的脸。”她还说：“女人绝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曾经，因为无法忍受文化生活的匮乏，凌叔华找了个借口说母亲去世要回去奔丧，便独自带着女儿离开。陈小滢还记得，母亲当时一点奔丧的样子都没有，母女俩从香港转到上海，再从天津一路回到了北平。

后来，凌叔华随陈西滢常驻英国，在那里，她找回了自己当年写给伍尔夫看的小说底稿。她将这些底稿整理成册，1953年，全英文的《古韵》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通过这本书，西方人认可了这位书画才女，沉寂多年后的凌叔华终于盼来了她最渴望的各种文艺式的交际。

凌叔华义无反顾地奔赴自己的理想，与丈夫也越发疏离。她去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一去就是四年，之后又留在马来西亚教书，20世纪60年代，又去加拿大任教。平时，她辗转各大国际城市，办个人画展；她的元、明、清画作藏品，在巴黎轰动一时。

她和陈西滢最终也没有离婚，却也没有找到让彼此亲密起来的办法。

九十岁那一年，凌叔华突然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想尽快回国看看。她躺在担架上，由十几位医护人员护送着，来到了北海公园。这个场景，就像她在《古韵》中最后的一段描写：“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