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1日

亲爱的艾琳和艾芙：

大局似乎日趋险恶，我们随时等着动员令——我不知道我能否动身，你们不要慌乱，应该镇静勇敢。要是战争[55]不爆发，星期一我就去找你们；要是战争爆发，我就留在这里，尽快设法接你们回来。艾琳，我们必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8月2日

全国总动员开始了。德国尚未宣战就对法国开战了。会有一段时间通信困难。

尽管所有男人都去前线作战了，到处是离别的悲哀，但巴黎依然平静，并且秩序井然。

8月6日

英勇的小国比利时没有妥协，他们拼尽了最后的一枪一弹。尽管战争十分艰苦，但法国人信心十足，相信最终会赢得胜利。

波兰已被德国占领，战后波兰还能剩下什么？我的家人杳无音信。

玛丽就是这样给孩子们写信的，那时孩子们正在布列塔尼度假。

在巴黎，玛丽非常孤独。她的同事都去前线战斗了，留下的只有一位机械师，因为心脏有疾病而无法参战。玛丽身体虚弱多病，可她从未考虑过这些。战争的巨大灾难让她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她也无暇顾及。她没有像大多数法国女子一样去当护士。正如她的一贯作风，她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哪个地方需要她的工作？阵地医院和后方医院几乎没都有X光装置，这是一种新奇的设备，利用它，外科医生可以透过伤员的肉体看到身体深处的子弹或是碎片。玛丽的工作从未涉及X光；她以前只是对此比较感兴趣，也上过几节课。这无所谓。她会全力以赴，迅速建立一个X光站。她仅仅花了几个小时就找出了巴黎可以利用的X光设备，并把它们分配到各家医院。然后她召集了所有会用或愿意用这些设备的科学家，也把他们分配到各个医院。就这样，巴黎各家医院都逐渐准备就绪。

可救护车每天运送成千上万的伤员涌入战地医院，而战地医院没有X光设备，该怎样救治这些伤员呢？玛丽没有迟疑。时间就是一切。她从法国妇女联合会得了资金援助，制造了第一辆“X光汽车”。这是一辆普通的汽车，用发动机带动发电机运行，给X光机供电，发出X光。这台流动的X光汽车在马恩省的医院间流动。战争期间的马恩省满目疮痍，可它依旧美丽。在这辆汽车的帮助下，伤员得到快速诊断，并接受了安全的手术。许许多多的伤员得到了救治，要是没有X光，他们可能就牺牲了。

马恩战役[56]之前，德国人就在巴黎之外几公里处开战了。他们会打通通道吗？他们会占领巴黎吗？玛丽应该做些什么？她的孩子们还孤独地留在布列塔尼。她应该去找她们吗？还是应该随医疗队撤出巴黎？不，不论发生什么，她要留在巴黎，正如她写的那样：“如果我坚守皮埃尔·居里实验室，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可如果我离开，它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痛恨任何一丝逃跑的想法。惧怕本身就是在帮助敌人。她决不允许敌人占领被遗弃的皮埃尔·居里研究院，因为那可能会让敌人洋洋得意！玛丽不会离开巴黎，但她那珍贵的一克镭必须运出巴黎，可除了自己，玛丽找不到别人能护送这一克镭出城。

她穿上黑色驼羊风衣，收拾好她晚上用的东西，拿了一个很沉的铅皮匣子，搭乘了开往波尔多[57]的火车。在拥挤的火车里，玛丽蜷缩在木凳上，脚边放着她的镭。九月初的天空骄阳似火，她望着窗外的田野，望着路上挤满了一辆辆往西逃亡的汽车和马车。

在波尔多——这个位于遥远西海岸的地方，玛丽在月台上站了几个小时，那个匣子一直放在她的脚边。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那个铅皮匣子重得几乎提不动，可对玛丽来说它是无价之宝，绝不能离开她的视线。没有人帮她搬行李，没有计程车可以乘坐，也没有房间让她睡觉。她面带微笑，心想自己是不是整夜都要这样站着。最后，一位过路人救了她，给她找到了睡觉的地方，帮她把镭安全地存在一家银行里。

第二天清晨她回到了巴黎。前一天夜里，她还是寻求安全的人群中一个不起眼的路人，而第二天清晨，她又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们争相来看她，“那个女人又回来了”。这说明巴黎是安全的，巴黎不会沦陷，巴黎的市民也就没有危险了。玛丽的确回来了，可她饥肠辘辘。从前一晚开始就没吃东西，她乘坐的那列军车要么就惬意地停靠在田野里，要么就摇摇晃晃地向巴黎缓慢地“爬行”。一位好心的士兵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拿给她一小块面包，她高兴地吃了。巴黎正面临威胁，她回到可爱的巴黎时，传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敌人被困在了马恩省。

玛丽一刻也没有休息，她飞奔到“国家救援协会”总部，看接下来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躺下休息会儿吧，女士！”阿佩尔主席大声说，“躺下休息吧。”她照做了，可仅仅是在讨论将来的工作时躺了一会儿而已。“她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就像一团炽热的火焰。”阿佩尔说。

后来有了转折，出现了很多“小居里”——居里夫人研制的小型X光汽车流动站。玛丽的两个孩子还在布列塔尼，但在巴黎士兵眼中，她也是X光汽车的母亲，这种小型X光流动站很快遍布各地，投入到了救治前线伤员的工作之中。在实验室里，玛丽一辆一辆把X光汽车装好，还从政府强行征用了一些必需品，尽管那些官员老大不情愿。她曾经十分腼腆，可为了装配更多的“小居里”来救治伤员，玛丽无所畏惧。她从一个人那里得到“通行证”，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密码”，从其他的人那儿得到签证——她还从富人手中要钱，从好心人那儿征用摩托车——“我会还的，”她说，“如果战争结束后还能用的话，我一定会还的。”

她留了一辆很大的雷诺汽车给自己，这辆车更像一辆货车。坐在这辆车上，她开始了冒险家的生活。

在巴黎，家里的电话响了。她得知一个护送伤员的大车队急需X光设备。她把车体漆成了灰色，并在车身上画了一个大红十字；她仔细检查了设备；在军队的司机加油时，她穿好了她的深色大衣，戴上红十字袖章和她那已褪色的柔软圆帽，上车坐在司机旁边，身上背着被太阳晒得裂了几处的黄色旧皮包。不论风吹日晒、白天晚上，哪怕是在没有路灯的漆黑夜晚，这辆破车始终全速前进，向阿美恩斯、伊伯拉斯和凡尔登这些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开去。

哨兵拦下他们，询问之后让他们通过。雷诺汽车到达战地医院。居里夫人很快选定一间屋子做X光室，她把那些匣子搬进去，迅速把各种仪器接到一起，其他人展开电线，把仪器和车里的发动机连接起来。司机把汽车发动起来，玛丽调节电流强度。她把防护手套、眼镜、作记号用的特制铅笔、确定子弹位置的铅丝等东西放在手边；如果有窗帘，她就会拉下窗帘使房间变暗，如果没有窗帘，她就用床单来代替。同时，她准备好另一间暗室来做拍摄之用。

半小时后，包括外科医生在内的一切准备就绪。不断有担架抬来伤员，他们极度痛苦。玛丽调节仪器对准受伤部位；医生这样就可以查勘伤员的骨头或器官里的子弹碎片到底在哪里了。

有时助手按医生的口述记下弹片的位置，为接下来的手术做好准备。有时医生现场就可以手术，用钳子刺入伤口，绕过肌肉和骨骼，取出弹片。

就在这样的忙碌中，几小时过去了，几天也过去了。只要有伤员，玛丽就会一直待在暗室里。离开医院之前，她已经计划好在医院里建立一个固定的X光透视中心。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四处寻找。几天后，她带回了新设备，并带回了一位放射治疗师，谁也不知玛丽是怎么办到的。

就这样，玛丽装了二十辆X光汽车，在各家医院建立了二百多个X光室，救治伤员总数达一百多万。一个女人做了这么多工作，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她上车时总是有衣着华贵的司机坐在她旁边开车，而她自己则优哉游哉，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现实情况绝非如此。车行驶在被各种碎片覆盖的路上，要是车轮没被扎两三个洞，她就很庆幸了。在战争弥漫的硝烟中，在寒冷潮湿的天气里，她用那双纤细的、被镭腐蚀的双手更换过无数轮胎。清洗自己并不太熟悉的汽化器时，她会皱起眉头，就像在做科学实验似的。所有男人去前线作战时，她会做搬运工的活儿，去搬一些重物。

有一次她生气了！司机开车时拐弯太快，车翻进了沟里，玛丽被埋在了一堆匣子下。玛丽在意的并不是翻车和个人安危，她生气的原因是——这样会损坏那些精密仪器。可当她看到到司机围着翻了的汽车一圈一圈找她，不停问：“夫人，你还活着吗？夫人，你还活着吗？”她又忍不住笑了。

有时她会忘记吃早饭或是晚饭。她不在乎在什么地方睡觉——有床就在**睡，没床就露天睡。童年时她曾饱受生活之苦，现在她也自然而然地让自己成为这场伟大战争中的一名战士。

可战地工作并不是玛丽唯一要做的事儿。一有空，她就把旧实验室里的工具打包搬到皮埃尔·居里的新实验室。在新实验室里，她把工具放好，布置了一个新的科学之家。她回到波尔多取回她的那一克镭，每周都把提炼出的放射物放到试管里，然后送到各家医院。

随着X光工作的增加，医院需要更多的放射治疗师。在崭新的镭物质研究所里，玛丽教授并训练一些人如何使用X光。其中有些人愚笨难教，但玛丽耐心地鼓励和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胜任这项需要细心的工作。在此期间，艾琳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在索尔本学习过放射学。虽然艾琳那时只有17岁，年龄太小，还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可艾琳工作时玛丽却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觉。

两年时间里，她们一共训练了150个放射科医护人员。

玛丽觉得这还不够，她还去比利时各家医院提供帮助。在那儿，医院里没人认识她，那些时髦的护士看她衣着破旧，误以为她是清洁工，对她也没什么礼貌。可玛丽并不介意，想到大家都是在为国家出力，她很释然。有些农民很无知，害怕这些奇怪的仪器，她常常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这些设备就像照相机一样，根本不会伤害他们。这时她的心情又会好起来。

她从不谈论自己，再苦再累嘴上也不说，而且不惧怕任何枪林弹雨。她日复一日地工作，好像这些工作就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渴望和平，渴望残酷的战争快点儿结束！1918年11月11日，在实验室里她听到了标志着停战的炮声，这让她惊喜万分。这一天对她来说是最高兴的一天，全世界人民莫不如此。她和助手玛尼娅·克莱恩马上跑到街上买法国国旗，想让研究院也一起加入到举国欢庆当中。可法国国旗卖光了！她们用三种颜色的长条布亲手缝制了一面法国国旗。[58]后来，玛丽开着她的旧雷诺车上街加入了狂欢的人群。游行很疯狂，有十个“不速之客”跳上了汽车的挡泥板，爬上车顶狂欢，而玛丽也高兴异常，根本无暇顾及这一切。

谁又能想到，喜讯竟然能够接踵而来呢？

法国从巨大的恐惧中解脱，波兰也是如此，这对玛丽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而且是双喜临门。波兰最终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她给哥哥的信中这样说：

“在奴役中诞生，在禁锢中生存的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国家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