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生来就有非凡的勇气。她一生经历了各种事情，这使她越来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此时她非凡的勇气更是她的支柱。更重要的是，她非常爱皮埃尔——这个伟大的男人。一次，在他们谈到死亡时，丈夫告诉过她，即使她的世界完全坍塌，她也要牢记并亲身实践这句话：“无论发生什么，即使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他还是应该照常工作。”幸运的是，玛丽必须继续工作。她拒绝了政府给她的抚恤金，她说自己还年轻，她要自己赚钱养活孩子。

她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安慰自己——她每天记日记，这就像和皮埃尔在谈话一样。这让我们觉得她更加可敬：

亲爱的皮埃尔，我被任命代替你的职位，继续讲你的课程，并继续领导你的实验室，我接受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你曾经告诉过我，你想让我在索尔本大学教授一门课程。而我至少愿意努力继续你的工作。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样我比较容易活下去，而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承担这个工作简直是太傻了。

1906年5月7日

我的皮埃尔，我一直在思念你，头脑中都是你挥之不去的影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再也无法对着亲爱的你笑了。你知道吗，两天来，树上已长出新叶，花园也变得非常美丽。今天早晨我看着孩子们在里面玩耍，如果你还活着，你看了也会觉得她们是如此美丽，你还会叫我去看那已经盛开的长春花和水仙花……

5月14日

索尔本大学任命我接替你做物理学会主席，有人还愚蠢到为此而祝贺我。

那时的玛丽其实非常伤心，没有计较他们愚蠢的行为。

在索尔本大学，从未有女性获得过大学教席的荣誉，也就是说从未有女性成为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主管人员。可在法国没有任何男人能胜任皮埃尔的工作，只有玛丽能够做到。她是在世的科学家中唯一具有这样天赋的女科学家。她觉得她讲的课必须体现皮埃尔的价值，因此她把孩子送到了乡下，一整个儿夏天都在研究皮埃尔的课题，研究他的笔记。

玛丽需要另找一所房子。她决定住在索镇[50]，那是皮埃尔长眠的地方。孩子们的爷爷对此有点儿担心。他在想，如果玛丽搬到小一点儿的房子里住，是不是说明她不想和自己住在一起了。可是他应该如何来问玛丽这个问题呢？玛丽也在担心，皮埃尔去世了，老人会不会还愿意与儿媳妇住在一起。老人解决了这个难题，说道：“既然皮埃尔不在了，玛丽，你没有理由再和一个老人住在一起了。我可以去和我的大儿子一起住。你来决定吧。”

“不，还得由您来定，”玛丽小声说，“如果您离开，我会伤心的。但您还是要自己做出选择。”

“玛丽，我愿意永远留在你这里。”

但出门上课的日子终于来了，她终将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在外面，人们对她小心翼翼、心怀敬意；她虽然是一个寡妇，却声名煊赫、催人奋进。她知道报纸媒体请索尔本改变规定，让玛丽在阶梯教室中讲课，从而让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听到第一个在索尔本讲课的女人的声音。她知道索尔本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地方之一，它的规定不可能改变。她听说那些赶时髦的人在讨论她会说些什么，会怎样感谢自己的丈夫，怎样向部长、向学校致谢。这是毫无疑问的，发言时习惯是先称颂前任。就职演说那天，所有人就像猛禽一样虎视眈眈地等在那里，期盼玛丽表达感激，甚至想看到她激动得泣不成声。那个小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甚至把学生从座位上挤走了。

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玛丽快速进入了教室。掌声平静下来后，她就从皮埃尔未完成的地方开始讲授高级物理学：“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进步，我们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震惊了，可令他们震惊的并不是电，而是其他东西。他们本以为能看到一场表演，但根本不是如此，而是一个关心工作比自己更多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他们被感动了，眼中充满了泪水。玛丽阐述了电的结构、原子蜕变和放射物质的新学说。讲课结束时，她只向学生说了再见，接着就很快离开了教室，就像进来时那样迅速。

如果说她以前的工作艰难，那么现在的工作就变得更难了。她还要想着如何教育两个孩子。她要在实验室做研究，还要在索尔本教课。她要照料家庭还要照看花园，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她要想尽一切办法以皮埃尔的名义建造一所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这是皮埃尔的梦想。

艾芙、艾琳和蓝眼睛的爷爷在索镇的新家里玩耍。爷爷教艾琳学习植物学、自然历史和诗歌，还帮她挖了一小块地，种上一些花，建了自己的花园。艾芙与草丛中可爱的乌龟交上了朋友，有时也和黑猫或虎斑猫玩耍。

玛丽大清早就行色匆匆，去赶开往巴黎的火车，直到晚上灯光亮起时才回到家。孩子们几乎见不到母亲，可玛丽还是帮孩子们计划好一天该怎样度过。她们早上必须学习一小时。艾琳喜欢数学而艾芙喜欢音乐。学习之后，不管天气怎样，她们要出去散一会儿步，然后去体操房，她们喜欢去那里。她们要学习烹饪、雕塑、缝纫和园艺，周末或假期玛丽还会陪她们一起去骑自行车或游泳。她想让孩子们变得坚强而无所畏惧。她不允许她们惧怕黑暗，不允许她们害怕爬山或骑车，也不允许她们害怕动物或其他东西。她们要变得勇敢，要像真正的法国人。她也教孩子们学习波兰语，尽管她不愿让她们受心悬两国之苦，不愿她们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悲痛！可玛丽没有教孩子们如何向陌生人问好，如何在聚会上光彩熠熠、魅力无限。在这些方面，她们没做过任何练习。

玛丽不想让孩子们学习得过于劳累。在法国，学校的学习时间很长，有时在校学习六小时后，回家还要做三小时的家庭作业。玛丽与学院里的朋友经常讨论这件事，并决定把他们的孩子集合到一起由他们自己来教授。这个想法简直好极了。那些幸运的孩子一天只上一节课，并且是由法国最著名的专家来上。孩子们在索尔本实验室上的第一节课是让·佩林[51]教授的化学课。“索尔本的建筑还没有被炸毁，”报纸报道说，“我们还有希望！”第二天他们去了农村，跟随保罗·郎之万[52]学习数学。又一天，马格鲁[53]教他们学习雕塑。再有一天，他们师从一位现代语言文学教授。星期四下午，他们去物理学院跟玛丽学习。多么幸运的一群小家伙儿！

在素以严谨著称的索尔本，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简单的课程。一些蘸了墨水的自行车滚珠被扔在倾斜的平面上，画出抛物线，这样证明物体下落定律。有时玛丽会问他们一些简单的问题，例如：“你们怎么保持这个容器里**的热度？”

“把它包在羊毛里。”一个小孩说。

“把它隔离开。”另一个建议道。

“我，”玛丽笑着说，“会先用一个盖子把容器盖上。”

可是父母们要赚钱养家，他们没有很多时间给孩子们上这些有趣的课。后来课停了，艾芙和艾琳去了一所上课时间不是很多的学校。后来，她们谈到早期的学习生活时说，那些课程教会了她们去热爱自己的工作，告诉她们要淡泊名利，还要学会独立，她们有信心在遇到困难时靠自己坚强地走出来。

在实验室里，玛丽里取得了很多成功，并且有一个伟大的成就：直到那时，她只发现了镭盐。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安德烈·德比埃纳成功地制造了金属镭，可他们只成功了这一次。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成功过，其他人也是如此。

1911年，玛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她之前，从未有人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

玛丽作为一个科学家，全世界都应该为她而骄傲，作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全世界也应该会善待她。可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不幸的是，现实并非如此：某些人听说别人非常成功或是异常美丽，就会得一种怪病，这种病会让人变得十分残忍。而玛丽既漂亮又成功，于是有人写她的匿名信，信中全是一些关于她离奇不经的谎话，说她做了一些丑事，而这些事她根本从未想过。她的朋友尽全力去保护她，可是要与那些藏在暗处的敌人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科学院公开授予她院士称号。这是她该得的，可在她之前从没有女人成为科学院院士。造谣者开始加倍阻挠竞选。他们甚至想方设法把一张假选票给了玛丽一位双目失明的朋友，造成一种连失明的人都反对她的假象。科学院就因这一张选票而拒绝授予玛丽院士的称号，这不是玛丽的耻辱，而是整个法国科学院永远的耻辱。

对于那些关于她的不经之谈，玛丽感到非常难过。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得不用姐姐的名字来摆脱敌人的攻击。她像白昼一样光明磊落，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敌人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将她击倒。敌人的攻击几乎使她勇气尽失。她病得很重，痛苦万分。医生说要解除病痛必须要做手术，可是玛丽告诉他们，手术要等到她参加完下一届物理大会。她依然无比坚毅。

她太累了，不想做任何思考，可是就在病中，她还是需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那时波兰决定在华沙建造一个放射学实验室，他们邀请玛丽来主持该实验室。她多么渴望接受这个邀请啊，这是多么重要的邀请！波兰方面告诉她，国家需要她，因为国家江河日下，国人正日益失去信心，需要有人重振国威，让国人恢复自信。

但是很多年前玛丽就做出了决定，虽然她热爱波兰，可她更爱皮埃尔·居里。她现在仍然更爱皮埃尔，波兰和皮埃尔就像两股相反的力量牵制着她。如果她投身波兰，就要放弃为皮埃尔建立实验室的梦想，而她不在法国，皮埃尔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她伤心地拒绝了波兰的邀请。

可波兰方面依然坚持，即使她身在远方，也能指导实验室工作，并邀请她出席新大楼的奠基仪式。在她访问波兰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激动的事儿。首先，她用波兰语做了一次科学演讲，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母语做科学演讲。其次，她出席了博物馆的一个盛大仪式，那个博物馆正是她第一次做物理实验的地方。第三，在波兰妇女专门为她举行的宴会上，她见到了自己小学的老校长。玛丽快速穿过人群，走向这位老妇人，并亲吻了她的双颊。看到自己的“曾经的小姑娘”当之无愧成为最著名的女性，老校长激动万分！

玛丽终于可以休假了，她要背上帆布旅行包和孩子们一起去瑞士远足，教她们如何跋山涉水，漫步于冰川之间。

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可以沿途照看孩子。可他和玛丽狂热地谈论物理问题，反而是孩子们必须看好他，以防他掉进冰川之间的裂缝中。两个孩子惊奇地听着他与妈妈说的那些古怪的事儿，时而大笑，以至于最终大家都不太注意冰川之间的裂缝了。

“你看，夫人，”她们听到他说，“我想知道：如果升降梯在真空中降落，里面的乘客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可艾芙和艾琳觉得它很有趣。她们没有想到，她们听到的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被称为“相对论”，这位粗心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爱因斯坦[54]。

那段时间，玛丽的心情又渐渐地好了起来，因为皮埃尔·居里街上正建造着皮埃尔的镭研究院。巴斯德研究院的主持人鲁博士在两年之前就开始为居里夫人的实验室筹集资本，这使索尔本大学意识到巴斯德研究所想要把居里夫人抢走，为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他们决定与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给居里夫人建造新的实验室。

玛丽高兴极了。她帮忙出谋划策，和建筑师探讨新大楼的房间和窗户式样，她坚持要很大的窗户，这样可以有充足的光线。她还要在大楼外面建一个花园，并在开工之前亲手种一些树和玫瑰，这样在大楼启用那天花园里就是一片郁郁葱葱了。

1914年7月，她看到了门前石碑上的字：

镭研究院居里楼

她告诉我们，她想起了巴斯德的话：

如果你真的关注对人类有益的那些成功和发现……如果你真的爱惜你国家的名誉，希望你的国家在这些奇异事物的进展中能够声明“我国为此做了贡献”，我恳求你注意这种神圣的建筑，人们给了它们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名字——实验室。你必须要求人们增加实验室，要求人们装饰实验室。它们是前途、财富和福利的根源。人类在里面成长、壮大并且进步。在那里人们研习各类自然科学，这关乎人类的进步、宇宙的和谐，而人类自己是野蛮的，也是极富破坏性的。

玛丽·居里也是这么想的，1914年7月，看着已建造完备的皮埃尔镭研究院，她又记起了巴斯德的这段话。新的实验室大楼建好了，而玛丽必须要等四年，等四年的战争结束后，她才能看到实验室展开工作，才能看到皮埃尔的梦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