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

◇ 明初四大丞相，一个惨过一个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异常残暴，人民受到空前压迫。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

其中“治河”征调和“变钞”的经济手段，导致物价暴增，1351年二月红巾军起义爆发。1957年，红巾军分三路北伐，当年十二月红巾军中路军攻克元上都——开平城。

此时全国一片混战，其中最主要的斗争势力为：陈友谅称帝、察罕帖木尔反攻、关中动乱、明玉珍入蜀、红巾军东征失败、何真镇粤等。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

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和张士诚、陈友谅互殴了近十年，终于在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稳定了自己入主中原的王者地位。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开国后，刚开始仍然沿袭元朝制度，以中书省为中枢机构，设左丞相、右丞相为宰相，以平章政事为次相。

明初先后任命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除了徐达，其余三人均被朱元璋诛杀，为什么会这样呢？

作为开国之君的皇帝心中始终绕不过的一个坎儿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总怕权臣会篡位。

朱元璋是底层出身，早年就看到了很多官僚的黑暗面。他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文官政府的权力，将行政、司法、军事权力集于一身。

在朱元璋看来，所有东西都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忽悠、被背叛，自己的子孙才能长长久久坐稳江山。

于是他开始大肆打压文官体系，不仅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还给官员极低的俸禄！看过《明史》的都知道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弥漫着一种风气——事多钱少压力大，位低权轻责任重。

为什么朱元璋要废除丞相呢？我们可以看看被诛杀的几个丞相来一观其局势。

先说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

——《明史·李善长传》

李善长一开始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做的是朱元璋的书记员。

1368年，李善长和刘基、朱升等一批忠臣向朱元璋“劝进”，终于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了大明王朝。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作为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被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新开国的大明王朝里，李善长是“承受诏旨、出纳王命”的第一位丞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过了二十年，即洪武二十三年，突然被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罗织到“胡惟庸谋反案”中，开刀问斩，连带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遭诛。功高盖世位居第一的大功臣李善长，竟然最终含冤而死。

再说汪广洋。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

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三年，李善长病，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

汪广洋是江苏高邮人，元末举家流落到安徽太平。汪广洋贯通经史，为人宽厚，青年时即投身朱元璋的起义军，先是被朱元璋提升为元帅府令史，后因军功不断高升，直至中央中书省参政。

洪武三年，因李善长有病，汪广洋被朱元璋擢升为中书省左丞，不久遭中书右丞杨宪弹劾被罢职还乡。

后来杨宪因触犯明太祖朱元璋被杀，汪广洋被诏还京师。洪武十年拜升为右丞相，此时的左丞相是胡惟庸。

汪广洋性格懦弱，面对胡惟庸的独揽大权而毫无作为，朱元璋对此大为不满，多次告诫于他。

洪武十二年，中书省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投毒害死大臣刘基，说汪广洋参与了此事。朱元璋召汪广洋核实，汪广洋予以否认。朱元璋大怒，责备汪广洋欺瞒结党，将其贬职到广州，途中，朱元璋又命人传旨，将汪广洋诛杀。

接着说胡惟庸。

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奸臣传》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

洪武三年，靠着李善长的关系一路飙升。朱元璋称帝时，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之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

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职，右丞相一职就此空缺很久，胡惟庸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直到这年下半年，朱元璋才又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胡惟庸在任期间专横跋扈，甚至在处死或黜陟某些官员时都不奏请朱元璋，自己就决定了。

这种做法触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御史中丞刘基曾说过胡惟庸的坏话：“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胡惟庸好比一匹劣马，让它来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后来刘基生病，胡惟庸便趁探病之际投毒暗害了刘基。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行为甚是痛恨，胡惟庸便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图谋徐达，因福寿予以告发，胡惟庸的奸计未能得逞。

而事实上，朱元璋对于权力制衡的技术用得炉火纯青。

自古以来的“狡兔死，走狗烹”到了明朝建立后仍旧是不可避免的。朱元璋一直想搞掉这些开国大臣，又不想背上骂名，胡惟庸的为所欲为难道朱元璋看不懂？说白了就是以权制权、借刀杀人。

搞死了刘基等人，胡惟庸的作用基本上就到头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谋反罪行被告发。朱元璋这次怒不可遏，下令诛杀胡惟庸等官员。

胡惟庸被杀后，与其有牵连的谋反案继续蔓延，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三年，所有参与胡惟庸谋反案的人及其家族全部诛杀，前后人数达三万余人。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借着胡惟庸一案，朱元璋直接废除了丞相官职。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

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朱元璋先是忍着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来了一个大清洗。

整个明朝是造反打下来的，朱元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阻碍。

朱元璋没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可以不设丞相，他认为相权会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

通过对明初三相，特别是对胡惟庸由受宠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但是废除宰相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干。朱元璋从此不仅成为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大权独揽。这件事听上去很爽，真让其事必躬亲，军国大事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等着皇帝的批示，皇帝就不会觉得舒服了。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这样一来，皇帝必须是像朱元璋这样特别能干、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能胜任，直至累死自己。

所以朱元璋在遗诏中说他自己：“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至此，丞相一职彻底退出官僚系统，但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大权官职的设立，也足以让一人的行政权力大到可以对抗皇权。

◇ 明朝内阁大臣的职责

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后，毕竟个人精力有限，朱元璋这个明朝的CEO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做到身在朝堂中，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召集一群顾问。

于是他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

“内阁”一职源于唐玄宗时，最开始在宫廷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廷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李白就任过这个官衔。

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于是几乎形成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的惯例。

到了宋代这个高度重视文官的朝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

朱元璋挑选的这些顾问的工作职责也稍微提及下。

（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文秘）

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部分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这种制度用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强势帝王身上，皇帝说啥就啥，照着皇上意思写就行了。可以提点建议，但是压根儿别想完全控制皇上的思维。

但是越是到后期，深宫长大的帝王压根儿就没见过世面，哪晓得那芸芸众生、普天之下的实际情况。那咋办啊，顾问们写吧，建议也顾问们提，写完皇帝按个印就完事儿。

刚开始还因政事商议上“投票”数的差距，打回去重拟，到了后期内阁首辅的地位加深，能达到一票定生死的局面，因此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就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

（二）草拟诏敕与封驳（“怼”皇帝）

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负责。

而所谓的封驳，就是指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后期出现大量的太监假传圣旨，可以说不！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

由于诏敕须由内阁出，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三）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打小报告）

这主要是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就是打小报告。

这老朱家疑心病的遗传还真不是吹的。为了保护这些打小报告的，还设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皇帝可喜欢看了，而且一般必有答复。

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须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这些小报告则可以留中不发。打小报告的机会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诟病。

（四）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开常务委员会）

这是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

（五）经筵进讲之职（皇帝的内训师）

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从这些顾问的职责可以明显地看到，即使是废除了宰相一职，从内阁票拟之权看，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有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如《明史》记载：

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

——《明史·陈循传》

连皇帝都要贿赂内阁大臣，不就是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嘛。

虽然通过贿赂内阁大臣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故有批驳：“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因为职权的空前放大，这些内阁大臣们逐渐派系林立，各成一体。同时对于诏书的实施也得经过内阁，职责第二条就讲过内阁大臣有不奉诏、封还的权力，致使内阁和各部僚的联合对皇权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皇权虽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面被层层限制。

随着皇帝对文官群臣的不信任，捡到大便宜的就是当时的宦官。宦官权力的卷土重来，说明钳制内阁的另一股力量也随即出现。

内阁制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老黄牛”身上是难出纰漏的。可是后期长在深宫中的皇帝们由于贪于逸乐，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严格按照制度办的时候很少，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的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

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明代内阁等制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时受宦官影响很大，“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到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样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时，政府也能正常运转，不至于使国事荒废。

也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让明朝延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但制度本身还是得靠人去运作，再好的制度用在坏人手里，也会加速这个朝代的灭亡。

内阁制度设立后，如果皇帝怠政，首辅也将几乎完全掌握国家的大权。他们又会怎么在这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叱咤风云？

◇ 世人笑我太疯癫，恰我严嵩看得穿？

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

——《明史·奸臣传》

在《大明王朝1566》中，对于严嵩的评价仅有十二个字“大智若愚，大伪似真，大奸似忠”。

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被列入了明朝奸臣行列。

对于奸臣的界定，自古以来标准不一。或许干的任何事、用的任何人都不瞒着皇帝，这便是忠。也或许先国而后己，先公而后私，这便是忠。在严嵩身上，为皇帝遮风挡雨，这便是忠。严嵩宣称的“忠”把他和皇帝捆绑在一起，进退与共，荣辱一体。

这不但瞒过了皇帝，也瞒过了观众。观众大抵以为误国误民皆是因为嘉靖欲壑难填，而严嵩不过是“逢君之恶”罢了。若如此说来，他又是一个“替罪羊”？

严嵩的父亲久考未成，便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地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期间，严嵩在袁州府编撰府志。在严嵩退官的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刘瑾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此后十年，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

嘉靖皇帝即位后，沉迷道教，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嘉靖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严嵩便拼命讨好夏言。

嘉靖十五年，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嘉靖皇帝重视礼仪，所以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嘉靖从中年以后就开始一心扑在修道成仙上，朝也不上了，龙袍也不穿了，天天穿得跟道士一样，在家里修道炼丹。

他还希望内阁大臣们也沾染一下道家的仙气，于是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的时候，送给每个大臣一个礼物——一顶自己亲手做的青叶冠（一种道士的帽子）。

严嵩如获至宝，诚惶诚恐地戴上了，为表尊重，还特意罩上了一层青纱。

而内阁首辅夏言则反对嘉靖皇帝炼丹修道，从来不戴皇上赐的那顶帽子，于是日渐失宠。

嘉靖二十七年，在严嵩的谗言迫害下，夏言被斩首弃市，内阁首辅换上了严嵩。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严嵩的政治态度——迎合皇帝的一切爱好，满足皇帝的一切需求。

这下好了，内阁首辅被搞死了，严嵩顺理成章成了新的首辅。

成为内阁一把手后，一定要好好地维护好皇上的欢心，时刻跟随领导的脚步。于是严嵩全力以赴地去迎合嘉靖，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

严嵩不仅为皇帝敛财，还趁机充实了自己的腰包。他儿子严世藩也不是个好官，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起来比他爹还狠。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

众多大臣对严嵩父子加以弹劾，嘉靖皇帝却无动于衷。

因为嘉靖正在做他的大事，正如李商隐那首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为皇帝修仙敛财造宫殿之外，遇到要斋醮祷祀，严嵩就要撰写青词。

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撰写青词。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

但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可不止是因为这些事。皇帝和严嵩之间是互相配合互相利用的关系。皇帝借助听话的严嵩控制内阁以及政府的运转，而严嵩利用对嘉靖皇帝的忠诚获得权势显赫。

但是毕竟走多了夜路，迟早要遇到鬼。严嵩搞了那么多事出来，自然要遭到弹劾。弹劾来自四面八方，不仅针对严嵩，还针对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藩。

嘉靖是聪明人，在他的治下，臣子也都是一群人精，能混到这位置的，都不是一般人。

所谓“成也修道，败也修道”，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历来痛恨严氏父子的徐阶果断将蓝道行介绍给嘉靖皇帝，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嘉靖皇帝便对严嵩心生不满。

要是在嘉靖面前说严嵩父子贪赃枉法这类的话，嘉靖肯定不会在乎。但蓝道行天天在耳边说的是严嵩父子严重影响到了皇帝的修仙，那还得了啊！

嘉靖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不久之后，严世蕃被以“交通倭寇，潜逆谋叛”的罪名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

其实纵观嘉靖一朝，便可窥见严嵩一生是非。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间，天下纷乱，朝政不堪，南倭北虏，百姓民不聊生，在原本人才济济的情况下，硬生生把个盛世给祸害成了败世。这虽然不止是严嵩一个人的责任，但他作为内阁首辅，对嘉靖皇帝的荒唐政策不仅不加规劝，反而肆意逢迎、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

◇ 明初三杨，不如一张——世间再无张居正

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熊召政《怀张居正》

熊召政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历史，又花了五年时间撰写《张居正》一书，全面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居正。

《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笔下的张居正是相同的，但又是不同特色的。

相同的是——史料常谈的是身为明朝“烂熟期”的内阁首辅大臣，作为帝师、作为政治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隆庆元年（1567年），在高拱下台的第二年，张居正在徐阶的培养下，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起义不断和国库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导致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在徐阶、高拱两大集团掐得你死我活的几年中，张居正的政治手腕也在步步增强。

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怒万历生母李太后，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终于走上了他的巅峰之位。

成功上位到首辅之位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大张旗鼓的改革之路。他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特别是在财政改革上的大刀阔斧，更是掀起了波澜。

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罗马帝国衰亡史》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清丈，在此次清算土地中，全国田地比之前丈量的增加了两百多万顷。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有着积极作用。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这是明朝财政上最大的一个改革项目，并且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为撑住明朝的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上，这次改革，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但毕竟他是人不是神，是一个有着自己思维模式、意识心思甚至在性格上还有些分裂的人。

正如熊召政所描绘的张居正，带着双重人格。

身为知识分子要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但是身为“帝王师”的张居正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难以仙风道骨。

为什么又说他是人格分裂呢？

张居正身在官场，首先是一个臣子，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和皇帝的想法是相抵触的，所以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是不惜短暂放弃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时，面对着国家的问题，又不得不以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的意志，挑起国家的重任。

因此他不得已甚至是主动地分裂自己。

中国的政治家大多缺乏**，而张居正却**四溢。熊召政说张居正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满怀，对比非常鲜明。这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分裂，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

张居正不给自己留后路，他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要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

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张居正改革则从整顿吏治开始，这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张居正未曾给自己留下后路。

也正是因为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树立起来的政敌在他死后，拼命地弹劾他。

至于其他的短板，只能说张居正这个人日趋腐化，但也绝对不算腐败。

张居正是个极其复杂之人，后世对其的评价也是参差不齐，在《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就是说他用了不该用的权力。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治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因此在康熙时期修改了的《明史》，出于对鳌拜摄政问题的鞭挞，故而有意将张居正列在了权臣版块。

然后当世之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却是颇高，很多不该说他好话的人恰恰为他说了很多好话。

如李贽指出海瑞只是“万年青草”, “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而评价张居正则是“宰相之杰”，在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李贽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只求保全名声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

不管怎样，张居正身在明朝“烂熟期”，身体力行地负载着即将灭亡的明朝缓步向前了六十年，在他死后，腐烂和崩塌一触即发。他发起的改革产生的作用，值得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