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行其道的另类明朝太监——郑和

史学界有一句名言叫“打不死的大宋，看不懂的大明”。

大明这个奇葩的朝代，仿佛是中“墨菲定律”的毒太深，怕什么来什么，是杀不尽的忠臣良将，砍不完的乱臣贼子。

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专权的太监，各行其道，在政坛上翻云覆雨，要为明朝的衰落负很大的责任。

从明成祖开始，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到英宗朱祁镇时代，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

在这些专权太监掀起波澜之前，我们讲一个特立独行的太监——郑和。大家可能对此较为疑惑，郑和借用皇权既没有为祸朝政，也没有掌控兵权，和皇权争斗有何关联？此章的目的是切合皇权至上的论点，因为这里涉及皇权的威慑力不再是对内的管控，而是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来震慑国际。早在汉代之时就有张骞出使西域的皇权宣扬、大国至上，但是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大规模、多频次的经济耗费来游走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实属历史现象的罕见之态。为了弄清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本书需对此进行讨论。

为什么出使之人偏偏是郑和

我们先说郑和为什么是最恰当的人选。

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南征将军傅友德、蓝玉等人攻打云南，郑和的父亲滇阳侯米里金战败被杀，十岁的郑和被蓝玉掠到南京，阉割成太监后，弄进了燕王朱棣府上当差。靖难之役中，郑和为朱棣立下战功，朱棣因此赐郑为姓，以纪念其战功，并升任他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皇帝赐姓对于臣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一品大员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可见郑和多么受朱棣的器重。

最重要的是，郑和具有回族人的身份，他的家人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因此他从小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在舰队招募过程当中，有相当多重要的成员都是回族穆斯林。比如郑和的助手马欢（著《赢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都是回族穆斯林。这些特殊的身份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在到达南亚等佛教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地区是有极大优势的。

当永乐三年（1405年）清晨的一缕曙光穿透云层，照亮苏州刘家河港口时，晨霞之间，影影幢幢的船只集合在港口，郑和带着明成祖的命令，率领两万八千余人、六十余艘船这支无敌舰队，浩浩****地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广阔世界开去，开始了长达二十九年的南巡之路。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玄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到达了亚、非大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郑和下西洋之行，后世史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下西洋的目的是扬我天朝国威，让四方蛮夷归服。也有根据《明史·郑和传》透露：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也就是说，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郑和去寻找这个废帝的下落。同时也是宣扬大明国威。

是不是要找建文帝这里不做探讨，但是史料应不是空穴来风，该是有所关系。

证明自己手中的皇权是正统的

朱棣凭着“靖难之役”夺取了大明的江山，所以在合法性上有所欠缺。虽说谁当皇帝对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篡位者”，通常而言，朱棣的心态会和正统的继位者不一样。如果相对于历史上典型的几位篡位者的性格作为来看，如王莽、隋炀帝、唐太宗等，其实朱棣和他们有着共同之处，这几位都是一登上皇位，对内是大肆修建国计民生工程，对外则是大规模的军事拓张和讨伐行动。

从客观意义上来说，这些大规模的行动一旦成功，于公对帝国有好处，于私则证明他们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或前任统治者更优秀，这样才能堵住悠悠众口，也是用功业遮盖手中所握皇权的不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赞扬他们的英明神武，就像人们赞扬唐太宗的武功治政，遗忘或原谅他即位的不合法性，但是失败则会像王莽一样遭到唾骂。朱棣也一样，他迫切地希望证明自己的“夺位”是正确的。

因此，朱棣在夺取朱允炆的皇位后，马上就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大动作，以证明自己是皇权最值得的拥有者。他向帝国的各个方向发出命令，如《明史》记载：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这里的侯显取得了“五使绝域”的功绩，其行动性质和郑和下西洋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郑和七下西洋出名。侯显曾经两次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取得的成就仅比郑和稍差一点儿。从这些半军事化半外交化的行动轨迹可以看出，朱棣拓边的欲望非常强烈，他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大获成功，以证明手中的权力在自己身上是最正确的选择。

皇权触角的延伸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天朝皇帝的正统与否、皇权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威严，也是值得被拿来说事的。结果就是原本明朝的不少“番邦”，拿着此论，开始不来朝圣，那大明皇帝的天威何在？

朱棣一上台马上就抛弃了他父亲的“海禁”政策，派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远航南洋、南亚、西亚等地区。郑和下西洋，实际是作为“皇权代言人”游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

而《明史》记载出行目的的后半句为：

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之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力摄之。

这让人有理由相信，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再单单是寻找建文帝下落，也不再单单是需要花七次工夫来宣扬国家富强，而是朱棣在证明其皇权的合理性时，把视野瞄向了广阔无边的海上，“不服则以武力摄之”正是皇权的触角已经从帝国之内延展到了疆域之外的体现。从史料的记载研究来看，这支庞大的舰队，不仅是去安抚这些躁动不安的南亚之国的，甚至还震慑消灭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使它们牢牢地臣服于明朝这个宗主国，成为其附属国。为什么这么说？

举个例子来说，《殊域周咨录》中记载有：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

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

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一行从西洋返还途中，停泊在旧港这个地方，遭到陈祖义的偷袭。此次海战中郑和舰队大胜，斩杀陈祖义五千多人，并将陈祖义押回京师斩首。其后的处理手段则是，朱棣在旧港设立宣慰使之位，并加封当时的告密者施进卿为宣慰使，这意味着旧港这个地区的新统治者是由明朝的皇帝扶持起来的。如果在疆域之内，任何人事的任免调用，皇帝安排都不是问题，这是皇权本身具有的权力。但是这已经跨出了国门，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国际之间，使得旧港这个地区成了明帝国的藩属国，从此朝贡持续不绝。

除对旧港统治者的扶持之外，当时明朝皇帝的权力之手还触碰到了锡兰、苏门答腊等地区，凡是不服从明朝皇权统治的，最后都遭到了“武力摄之”的结果。

这一种新型海上权力延伸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规模庞大过，因为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为止，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员、船只规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国威，完全没必要每次都这么大费周章。综合来看，郑和下西洋应是大明帝国的海上战略和权力伸展。

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六年，明宣宗朱瞻基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

宣德八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在明朝太监纷纷变换手段操持朝政、想方设法谋取钱权时，唯有郑和如清流一般，照耀青史。

◇ 权力就是**——偷毁朝纲的太监王振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墨菲定律

此时离宦官专权最横行的时代已过去一千多年。自汉唐以来，宦官被看成朝政里隐藏的毒瘤，每个当权者都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

转瞬间，时间将这一群体又拉了回来，架在了明朝的这个奇葩事连连的长轴里。

同样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为了防止宦官专政，不让宦官读书识字。为了杜绝太监干政，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造一块铁牌悬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让太监们的权力跌落历史低谷。

墨菲定律说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开始，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朱棣夺位时依靠宦官的帮忙，因此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从那时起，明朝宦官权力逐渐变大，在后来的二百多年中，宦官成为领导以及祸害大明王朝的重要力量。

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内阁体系。

在这种局势下，只有宦官威胁不到皇帝宝座的稳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并且皇帝要倚仗宦官集团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斗争，这是明朝宦官的优势。

明朝第一个摄政太监是王振。

王振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教书，也考不上功名，但他是有抱负的人，于是便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自阉。永乐末年，王振入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正是因为他来自底层，所以能看到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事。

史书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但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王振的上升之路和历代的专权太监没什么两样，抱紧皇帝大腿，时刻跟着领导的节奏，结果把皇帝还给带偏了，搞得这个英宗皇帝变成了热爱斗蛐蛐的“蛐蛐皇帝”。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但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

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可见跟对人是件多么重要的事。王振终于无限地触碰到了巅峰的权力，为什么还未能直接抵达？因为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

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们的好感。

拼权力的掌控实际就是拼运气和拼命，谁先死谁后死影响很大。

王振终于熬到了这天，1442年十月，张太后去世。权力就是**，在掌权心态的驱使下，同年王振盗走明太祖的禁内臣碑。

就是那块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王振盗取禁内臣碑，开启大明帝国宦官干政的先河，成了大明帝国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

宫中已经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力的人，而朝廷重臣“三杨”中的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荣于正统五年去世，只剩下一个年老体弱的杨溥，已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了。

此时的王振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他蛊惑昏庸的英宗皇帝，掌握了大明帝国的“批红”大权，终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站在权力的顶峰位置，自然是大发**威，皇帝斗他的蛐蛐，王振弄自己的权。既然皇权已经旁落宦官手中，必然要掀起狂澜。

对于一个心眼极小的宦官来说，最忌讳的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会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在他努力争夺权力之时，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操作政权，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瓦剌开始制造衅端。

本来这群蛮夷在朱元璋时期被打得服服帖帖，不敢造次，后随着瓦剌部落的缓步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

但是王振专权以来，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

这次瓦剌邀赏，王振却一反常态，这是典型的翻脸不认人的节奏啊。于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就此发生。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军失利之后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剌兵吓跑。所以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青史留名。可是他不是寇准啊，这一去那还了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二十万军队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然而后来英宗回归，还认为王振是为国殉难，重新登基后，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传。

遇到这样的昏君和权宦，也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够奇葩的事情。

◇ 为什么不可一世的明朝太监随时会被皇权撂倒

我们在前面说过，明朝开国之初，对于宦官的打击是相当严格的。明太祖甚至设“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碑牌来警示后人。

结果造反起家的朱元璋被儿子“窝里反”了，朱棣借助宦官的势力夺取了大权。在燕王朱棣起兵北京之时，宦官便发挥了很大作用。他通过收买建文帝身边的许多内臣，而获得了大量南京的政治军事情报，身边的宦官如狗儿、郑和等也为伐南京立下赫赫军功。

于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不过此时的君主勤勉有为，太监势力弱小，朝政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时期。此时专权的宦官王振，被中国古代史学家认为是有明以来第一个全面干政擅权的宦官。

横行一时的大宦官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断送了性命，但宦官专权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明代宦官权力的全面扩张，是在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在位之时。此时权倾朝野的太监汪直是明宪宗的亲信宦官。这里需要重点提的是，此时宪宗皇帝建立了西厂，在此之前，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

东厂是干吗的呢？

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东厂。

除了加强中央集权之外，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

到了宪宗时期，一次偶然机会，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当时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明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到处都布满危险，因而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明宪宗朱见深十分想了解宫外的民臣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

汪直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宪宗。

宪宗看了后，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明宪宗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说白了就是明朝狗仔队，为皇帝收集各种小道消息、娱乐八卦的机构。

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搞得整个国家人心惶惶。

于是各大臣开始劝谏皇帝。宪宗皇帝架不住全国的舆论，西厂开设五个月就被迫关闭。这下好了，百姓终于能够好好生活了。

可是宪宗又不干了，没有西厂他就没有了安全感。于是西厂关了一个月后，又重新开启。这次开启一直得到了延续，因此除了当权的汪直一直掌控着西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角逐这个登峰造极的权位。

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权力的追逐并没有完，宪宗过后，到其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

正德元年（1506年），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可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于是刘瑾又自建了一个职权更大的内行厂。

这个弄权者刘瑾可是不一般，掌权后趁机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为“八虎”之首，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除此之外，刘瑾通过掌控东厂、西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获得了大量钱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有一个皇帝。

最后，由于刘瑾的专权侵犯了皇权，武宗以谋反罪杀了他，内行厂和西厂也才随之消亡。

这些太监的权力完全是依赖着明朝皇帝多疑的基因而获得的，只不过这多疑的毛病始终会反噬过来，灭掉太监自己。

◇ 大明终究是走到了尽头

自汪直掌握西厂大权到刘瑾独揽两个特务机构，再到明末的魏忠贤专权，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随着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却沦为宦官作威作福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明代宦官内部等级森严，只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亲近皇帝，深探皇帝喜好，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走上专权之路。

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顶峰，而君主专制与传统官僚及法制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

在明朝，宦官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后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只受较轻的刑罚。由于宦官是皇帝实行绝对专制、压制官僚势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宦官的某些行为只要为皇权服务，即使越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过颁发诏旨给宦官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皇权的角度出发，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国家的安定，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其继承者们会越来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古代每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

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做皇帝之后，勤于政事，日理万机。

但是其后即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也往往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张。

明代宦官之祸很严重，但没有像汉末及中晚唐那样，达到把皇帝的废立、生死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往往如同寄生虫一般，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的权势就会顿时消散。就如同这种衍生物的存在随随便便就能被皇权的一句话撂倒。

当然，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其政治规则已经相当成熟，大明皇权在首辅和太监两种衍生团体的操纵把持中，有时即便皇帝懒一点儿，只要文官体系能够按部就班地运作，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照常运行。

所以当时不怕皇帝懒，就怕皇帝瞎折腾。

到明末的两个皇帝天启、崇祯时已然是再也架不住这种折腾了。

因为从万历以后，所有的皇帝都面临着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到了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对此也很头疼，于是重用魏忠贤以打击东林党，结果最后被痛批专注木匠，宠信魏忠贤而怠政误国。

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国家所有的弊病全部爆发。崇祯虽被后世褒奖为勤政，但还是挽救不了明亡的命运。

崇祯一心想快刀斩乱麻，殊不知欲速则不达。

另外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崇祯是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

所以崇祯能使用的手段，只有杀！越杀越乱，越杀越离心。倒成了那句明朝“杀不尽的忠良”。

文官集团严重内耗，再加上财政上面的死循环：女真到明朝抢钱——明朝花钱驻防——政府没钱只有增加税负——农民没钱交税起义造反——调兵镇压越打越花钱——越花钱越增税——越增税造反越多——女真趁乱又来抢钱。

祸不单行，内外交困的明朝又遇上了蝗灾旱灾。这样的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烂摊子，真的不是崇祯光靠勤政就能解决的。

一个朝代的灭亡，绝不是短时间的作死造成的，腐烂从内部开始，财政的虫洞逐渐扩大开来，外忧内患终究让这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崩塌。

因此到了1644年，大明的气数算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