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番僧，怎一个“狂”字了得！

元朝实现大统一之后，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新格局。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因为其统治是军事暴力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奴隶制和早期封建制度的落后色彩。

和早期的中原王朝统治者一样，“君权神授”的宗教思想成了元朝统治者巩固民心的基本做法。元朝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采用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护各种宗教，从而使各教僧侣享受了与众不同的待遇。

因此，元朝皇权的统治保护下，出现了最特殊的一批皇权的衍生群体——僧侣。

我们先看看元朝时期僧侣的地位——《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13世纪中期，蒙藏“凉州会谈”，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建元后，忽必烈就对八思巴居住的后藏地区的僧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证。

为了对汉人、南人进行麻痹，宗教团体的地位高于了种族而存在，从而出现一种现象：“出家奉教，亦不因种族不同而有去取难易之殊。”

由此可见，元朝时对各教僧侣的优待，不同常人。

其次，僧侣的任官特权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僧侣之间的统治管理都是专门设立专司统领，官职属于僧俗并用的状态。

中央设立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三个机构管理宗教，集贤院专门提调学制和道教事物；崇福司管也里可温（即景教徒）的宗教事物；最厉害的要属宣政院，由帝师直管。《元史·释老传》记载：“（世祖）乃郡县吐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从元初开始，就把帝师作为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忽必烈把藏族僧人八思巴任命为帝师之后，后期的统治者皆跟着效仿此举。不仅帝师的地位高，其他教派也受到统治者的尊敬。同时元朝授权吐蕃之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从而形成了僧贵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担任要职的局面，僧侣在国家官职中占据着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蒙哥统治时期，曾下令免除僧侣的徭役，使臣不得在僧舍和寺院住宿，以及所有僧人之事均由萨迦派掌领，僧侣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特权也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西僧涌入中原，或是从事翻译工作，或是从事宫廷的佛教祭祀活动。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僧侣们地位的不同，金庸笔下的喇嘛主要有：鸠摩智、灵智上人、金轮法王、桑杰、血刀老祖，还有这些人的徒子徒孙。他们都是作为反派出现的，并且这些喇嘛往往不是作为普通的武林中人出场，而是作为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出场。

比如鸠摩智、金轮法王、桑杰，他们都有着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分别代表着觊觎中原的吐蕃国、南宋死敌蒙古、地方民族分裂势力。这就反映了为什么元朝对僧人喇嘛格外的重视。

从根本上说，元朝除了皇亲国戚之外，就属僧人地位最高。

早期的宗教僧侣对于传教和地区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但是随着政权的腐化，滥竽充数的僧侣利用皇权的便利，在各种制度的保护下，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大肆干政，岂止是一个“狂”字了得。

根据公元1291年宣政院的奏报，天下寺宇24318所，僧尼合计213148人，但实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些僧侣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寺院的大量财富均来源于国家赏赐、私人捐赠和各种巧取豪夺，仅国家赏赐一项，数量就大得惊人。

如元世祖时期，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一万五千亩，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五百顷。仁宗初立，赐大普庆寺寺田八万亩。

由此可见，僧侣实则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到了泰定帝时期，甚至有“江南民贫僧富”的局面。在皇权的护佑下，僧侣等势力出现恶性膨胀。

另外，元朝并没有成型的司法系统，导致司法混乱和腐败。史料记载，帝师则荐番僧知枢密院事，国师则保释有罪之行省右丞，僧官则凌轹官府、侵理民讼，等等。

僧侣恣意干预司法，元朝佛教中有所谓的“脱鲁麻”，就是西僧做佛事，请释罪人以祈福。这种释囚活动在元朝成了普遍现象。《元史》记载：世祖时，帝师奏释京师大辟三十人，仗以下百人；成宗时，帝师又奏释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由于奏释情况泛滥，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抨击。元朝统治者意识到这样的弊端，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但终元之世，这种现象一直未曾断绝。

不只如此，元代僧人还营私坏法，危害四方。《元史》载：“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盛言。”

元世祖时期杨链真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入献美女宝物无算，做出各种暴行。

并且在上一章曾经提到过，哈麻曾向顺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部分僧侣出入宫闱，丑声四布，导演了宫闱内部以荒**著称的“演揲儿法”及其他丑事。

当时顺帝还选了十六名宫女，称之为“十六天魔”，身披缨络，头戴佛冠，赤脚露脐，表演摆臀扭胯的天魔舞。此种乱舞皆是受到佛教僧人影响。

再比如，泰定皇帝也孙铁木儿，每天上朝啥也不干，一门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来混饭吃的僧人就有几万人，赏钱数以千计。

不仅如此，为了表达一心向佛的诚意，泰定皇帝还拜番僧为帝师，帝师手下的番僧大都称为司空、司徒、国公。遇上这样的皇帝，这些番僧想不狂都难。

当然，这些番僧也很懂得“知恩图报”。成宗时候，有个番僧做佛事为皇帝祈福。怎么祈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坐着黄牛车，从宫门里慢慢地走出去。另一种是直接请求皇帝释放罪犯，说这样就可以增福消灾。

所以，有钱有势的人犯了法，都去贿赂番僧，请他们设法免罪。无论什么样的罪人，只要番僧答应了，入狱没几天，一道赦免令就出来了。

这种祈福方法后来几乎成了惯例。这样的王朝，怎么可以长久？或者可以这样说，元朝的灭亡，他们有很大功劳！

整个元朝社会的僧人“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

本来宗教和皇权本身就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元朝借用宗教来巩固统治，宗教也需要依附在皇权下发展。早期的宗教代表人物不远万里前来投靠新兴政权，随着统治阶级的贪婪和腐化，这些宗教的僧侣不仅没有为其纠正引导出正确的治国之路，反倒是不断帮衬着统治者愚弄人民，为统治者的腐朽推波助澜。

在皇权的护佑下，僧侣不仅得到了法律的优待，同时大肆运用宗教的教义麻痹皇权，对于元朝的加速衰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 曾经横扫世界的元朝，怎么就昙花一现地灭亡了？

都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这句话用在元朝身上再适合不过。

蒙古汗国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是掠夺财富和满足征服欲望，并且元朝建立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成风，**乐成灾，盲目迷信僧侣，这直接导致了原本庞大的元朝帝国大厦轰然间倒塌。

（一）不断地打仗扩张

蒙古汗国的战争大致可分五个阶段：

1206-1253年为灭西辽、西夏、金国、吐蕃、大理等国阶段；

1253-1279年为灭南宋阶段；

1280-1284年为镇压复宋起义阶段；

1285-1349年为对内镇压起义、对外侵略扩张阶段；

1351-1368则为元末农民起义阶段。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从铁木真统一蒙古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再到元顺帝逃离元大都的这段历史中，几乎一直在进行战争。

仅公元1279年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元朝战争就两百多场，如果再算上1279年之前的战争，则是多得数不清了。

按理说一个朝代建立时，最重要的是停止战争，修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开启新朝代的治世局面。元朝这个特殊朝代的统治者，却从没有过根本意义上的修养生息。难道是统治者不懂？未必也。

兵法说打仗时“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是打粮草。

但是蒙古汗国的扩张战争从来不按照套路出牌，他们所有的征服战争都是打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需要后援补给，不仅要抢，还要搞个“三光”政策。

较之于之前勒紧裤腰带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来说，这种打法完全没有顾虑。因此，蒙古汗国先后灭掉了四十多个国家，得到的疆域空前之大。

除了向外侵略扩张，国家内部也不断进行镇压战争，“抗元复宋”的起义此起彼伏。说难听点，整个国家没有一天是在安享太平，每天都在打打杀杀里面度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元帝国算是依托“战争机器”而存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元朝的扩张，才真正意义上将西藏、云南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央行政管理范围。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版图是离不开元朝的奠基的。

（二）皇位更替频繁

在上一章曾经提到过从元成宗铁穆耳死后到元顺帝即位的二十六年间，元朝竟换了九个皇帝，而整个元朝总共才维系了九十多年。中国许多皇帝在即位后往往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稳固自己的权位，元朝如此频繁地更迭帝位，无形中削弱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各派系势力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从而引起了内乱。这就好比一直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了，导致官僚中各大派系林立。

本来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但公元1295年忽必烈去世后，指定的继承人元成宗仅在位十三年就死了。

成宗死后，武宗继位，并立弟弟(仁宗)为储君，约定弟弟死后再归位给武宗子嗣。传统的“父传子，家天下”的规矩被破坏。

元仁宗最后违背了誓约，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这就引发了元中期一系列的血腥政变，其中就有刺杀事件(南坡政变)、两地自立为帝事件(两都之战)、毒杀事件(上都兵变)等。

虽说帝王争权经常打的是“正嫡”的口号，但心里谁不是为了权力、江山呢？臣子们也都想着帮支持的皇子上位，好分一杯羹。所以皇位更替频繁也就意味着政局一直难以稳定。

（三）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彻底被孤立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虽然正史对于人口的划分没有具体的记录，在法律上面和各项制度上面对于不同人群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隐性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在中原的人数较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

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数量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

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

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低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数量庞大的潜在抵抗对手。

（四）从经济上面看元朝崩溃

元朝皇帝更替频繁，每一任皇帝上位后都要进行大肆封赏。并且由于元朝当权者对宗教僧侣的特殊对待，在经济上也对其大肆赏赐。

这就导致国库空虚，因此发行了大量没有金属储备的纸钞，这种“纸本位制”的经济体系，在引起通货膨胀后，是无法进行调控的。到了元朝末年，整个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在忽必烈时代，曾经妥善地任用阿合马、桑哥等人对国家经济财政进行调整，达到了短期内的国库充实。但是这种变相的敛财，导致大量的资本被收回国库，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

成宗时期，为了酬谢功臣和支持者，以及拉拢安抚反对派，大肆封赏泛滥成灾。

同时，元朝贪官横行，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公元1303年，元成宗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竟然就有将近两万个贪官被撤职。

大批量的僧侣涌入官僚体系，完全是吃空饷。不仅如此，元廷除了对僧人免徭役，还大加封赏，更是导致国库入不敷出。

元朝严重的腐败使得各地农民起义迭起，声势浩大，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比六世纪北魏统治下的农民起义还多十倍。

遍地战乱必然引起灾荒，再加上旱灾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灾情最严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公元1344年，河南兰考东北的黄河白茅堤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的村庄和百姓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穷无尽的兵源。

最后，饥饿的农民终于组织起来，向元朝的统治者发起进攻。元朝统治者的荒**在整个蒙古贵族阶层已经完全社会化。社会化的荒**注定加速这个王朝的灭亡。元顺帝没有办法，也不想办法来制止这种荒**毁掉江山。

这是腐败到最后的结果，不独是元顺帝，任何一个末代帝王，面对腐败透顶的王朝，都无力挽回。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帝国，终于在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

元顺帝被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后，于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西拉木伦河畔的应昌（有人说是开鲁）去世。

明朝大军在把成吉思汗的子孙驱逐出中原之后，立即追赶蒙古人进入了蒙古草原。

一个以旋风般快速崛起的元朝帝国，一座巍然耸立的、庞大的帝国大厦，转眼之间就这样以同样旋风般的速度轰然倒塌，土崩瓦解，成为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