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
◇ 二府三司三衙——宋朝大背景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现象更加严重，整个华夏又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混乱。直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才逐渐结束华夏割据、混战、王朝不稳、社会混乱的局面。后世谈论宋朝，往往带着一种史观：宋代是汉、唐、宋、元、明、清大一统王朝中最弱的一个。
对于弱的见解，单独从政治上来看，这种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春秋战国相比，秦汉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大的建树，而隋唐较秦汉时期又是一个大的变动。但是宋朝在军阀割据结束之后的三百年内，完整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即使为了统治需要，也只是进行了换汤不换药式的调整，在整个政治制度的发展长河中显得毫无建树。
因此在讲北宋与奸臣共天下之前，先要从大的国家背景下，通过政体与官制的调整来研究这群“偏房”政群借助官位的发展状况。同时宋朝的官职泛滥，为多数人头疼，借此篇以捋顺其发展脉络。
（一）宋朝政府原始组织架构
宋代继承了唐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等中央官制。
中书省在宫内，门下省和尚书省均在宫外，后两者不再干预朝堂政事，唯独中书省直接领政事。
宋朝又有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个机构。“中书门下”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又称“政事堂”，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平时简称“中书”。
最具大权的宰相就是从中书省输出，但是宋代较前朝不同的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北宋初年，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参知政事也被称为“执政”，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当时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曾任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的举措。同时，宋初宰相权力分为了三个部分，简单说来，中书治民，枢密治兵，三司理财，共同执行宰相职权。一面分化相权，一面又加强参知政事的地位，使其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集中。
鉴于宋以前各个朝代宰相专断国家大权的乱象，宋代宰相的军事、财政、人事权都被剥离，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相权。在整个宋朝，宰相一律站而论政，相对于之前的“坐而论道”，备受尊崇的宰相地位大大被降低。以“尊王”为主体，宰相在宋朝初期为了表示拥戴君主的态度而谦卑不坐，往后逐渐演变成了“君尊相卑”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除了以上官职的划分，还出现了特有的差遣制度，致使宋朝真正管事的集中在差遣官内，其余各司的长官官职只用来领取俸禄、显示地位而已。
宋朝本身用得是重文轻武的治理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制的弊端越发暴露出来，冗繁、重叠、庞大的官僚机构，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机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影响政令运行和统治的顺畅。加上皇室侈费，冗兵日众，以及军事上对辽、夏用兵所需，这一切已使宋朝财政入不敷出。这又反过来影响到统治的稳固、机构的运行与军力的增强。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已势在必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官制、挽救国家的呼声。
（二）元丰改制
宋初，三省六部诸寺监这套中央行政机构中存在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等弊端。到了宋朝中期，神宗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开始着手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这期间的机构调整史称“元丰改制”。
此次改制的核心是以保留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为前提，恢复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诸寺监行政体系中各长官的实际职权。
政事堂依旧是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而原来代掌三省的部分职权又重新纳入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因此恢复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的定制。
新官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参知政事的名称取消，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原来被削弱的相权得以恢复。致使北宋徽宗时期，奸臣蔡京先后四次任相，一年之内从尚书左丞升迁为尚书右仆射（次相），再到尚书左仆射（首相），执政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并自称“太师”，且在任期间大肆贪污，搜刮民脂民膏，祸乱朝纲。
除了三省实权的恢复，三司的实权也得到了恢复。
三司作为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
三司沿袭唐代。由于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到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因为宋初沿用唐制，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属于独立机构。
（三）枢密院官职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
宋初，为革除五代时武人跋扈的恶习，防止宰相专擅朝权，不使一人同掌文武大权，设立了枢密院，以主全国军事政令，与政事堂对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
元丰改制时，有人提出废枢密院，但皇帝未采纳，只是做了一些调整，把一小部分职权归到兵部。政事、军事关系密切，不是能分得很清的，政、军分离，有利于集权，却不利于国事。
元丰改制后，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特点。
但是北宋的枢密使与中书的关系极不正常。枢密使每次上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奏，所言却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这显示出两职之间为了互相牵制，独自上报军政而造成的贻误军国大政的弊端。
原本的二府制度在宋初因相权的削弱，虽然造成冗官现象，但是整体上奸相当道祸乱朝政的较少。元丰改制后，二府制得到保留，相权也得以回升。在中央机构的“二府制”中，宰相主持政事，枢密使掌兵，一旦奸臣当道，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制约。所以当权倾朝野的蔡京和童贯狼狈为奸时，国家必然是一片混乱。
（四）三衙
宋代管辖禁兵和厢兵的中央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总称三衙。
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以文制武。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
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武夫兵变。
二府三司三衙对北宋前期皇权的集中颇为有用。
二府下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衙钳制枢密院，四者鼎足而立，彼此制衡，使得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神宗改制后，各大官职实权得以恢复，在另一层面上也导致奸臣之间有机会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些奸臣有着同样的特征：
其一，媚惑君主，百般逢迎，甚至是投其所好，以求其职。如北宋蔡京投宋徽宗艺术之所好，备受青睐，恩宠日增。南宋秦桧投高宗求和本意，得以权倾朝野。
其二，结党营私，妒害贤能，陷害忠良。如黄潜善逐李纲、秦桧害岳飞、丁大全劾董槐等。
其三，欺压百姓，贪污腐败。
其四，作为两宋罄竹难书的大奸臣，最大的危害就是致使国家最终陷于灭亡之境地。
◇ 从王安石变法看是他忠臣还是奸臣
王安石太出名了，一次“改革变法”之举，惹得当世后世对他的谈论纷争不休，其名气甚至盖过了宋朝的皇帝。讨论者或是偏激地指责北宋灭亡的始作俑者就是王荆公，抑或是对其大肆褒奖，更有者从各个角度对此人深度剖析，以求得证据说明他变法的不易。那么，他到底是忠还是奸？本章就从变法一事细谈，还原一个最真实的王荆公，也给你一个真实的北宋全景。
究其本源，宋朝在立国之初，就不如前朝：汉唐时期的幅员辽阔之势不复存在，少数民族的崛起和发展，致使整个宋朝一直面临的是“卧榻之侧，他人酣睡”的局面。因此打仗这个事情是一直都不能避免的，加上宋太祖面对这样的格局，恰恰反其道而行，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同时宋朝又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施行募兵制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进犯，宋廷多次增兵添将，导致军饷浩繁，加之朝廷冗官现象和宋朝皇帝的挥霍无度，没钱了就开始变相增加财政税收，甚至有竭泽而渔的倾向。一言以蔽之，整个宋朝的财政危机比想象中严重。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范仲淹组织的“庆历变法”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恶化，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王安石进京述职，带着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奏仁宗皇帝，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求实施变法，遭到仁宗拒绝。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皇帝效法尧舜，简明法制。此时的皇帝是非常崇拜王安石的神宗皇帝，神宗二十岁继位时，就提出“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改”“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相对于司马光的大刀阔斧裁减经费，改变冗费失控的措施，神宗当然是喜欢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案。于是乎，借着皇帝的支持，为了改变宋立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进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举国上下风风火火掀起了改革变法的浪潮。而他的变法最出名的观点则是：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以此作为宋朝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理财，其中包括：生财、聚财、用财三个主要内容，具体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变法举措。
从王石变法的初衷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其主要目的，变法的推行确实使得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似乎没有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和目的。例如青苗法一则的实施性放在农业社会来看，不可能有合适的方式来高效完成这个超时代的经济调节任务，因为青苗钱散给富人，富人再转而贷给百姓，等同于现在资质好的人在银行获取利息低的贷款，再转而以月息甚至天息的高利息贷给资质不好的人群，同时官吏从中作梗，非但没有达到“去其疾苦，抑兼并”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兼并。当时反对变法的对立面，以苏轼等人为主的保守派文人对此大肆抨击：吏缘为奸至倍息。
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免役法也是，各级官吏趁机有意多征收，大捞油水，反而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当远大的理想放在不合时宜的社会中去运作，其造成的弊端会远远大于收益。同时，不成熟的信贷模式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种在实施过程中变相地“加赋”的方式，使得原本一无所有的百姓变成了债台高筑的“老赖”。其中利用此法的奸臣，与民争利，使得天下怨声载道。纵使王安石没有像蔡京等人一样直接做出残害百姓、贪婪奢侈的行为，但是他是蔡京等人的提携者，是各项变法的倡导人，一场赌博带来的输局，这个责任他必须得承担，宋时百姓骂他是“奸臣”倒是便宜了他。
王安石变法涉及面颇为广泛，除了上面简略分析的富国之法利弊，初始目的中还有“强兵”，因此变法除了“富国六法”外的重心便是“强兵四则”。
“强兵四则”为：
免役法（民众以交钱的方式代替差役）。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养马于民，政府收购）。
“强兵四则”一出，原来民间的散团被纳入有序的编制。宋军对外交战时，兵强马壮，改变了以往对峙辽、夏的弱势局面，使得宋兵在河湟之战、讨伐西羌中战斗力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王安石变法出现的“国富兵渐强”的时间是短暂的。不成熟的变革体系弊端重重，随着旧党的再三攻讦、体系的短板暴露、各党之间的争斗，以及高太后的哭闹，神宗不得不把王安石贬到江宁去，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派”重新回归中央。变法体系中暴露的弊端影响到了千万民众，朝野上下旧党步步紧逼，乡野之外咒声四起，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都导致变法改革在短短几年内被支持、抛弃、复立，再抛却、终止。
按理说王安石的整场变法行动，其实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皇权的利益。这个时代，是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王安石的理财手段，就是为神宗皇帝理财，但是其施行的过程，不可能直达改革的第一线，而是需要层层的官僚体系来实施执行。处在中间环节的官僚阶层，就是导致变法实际结果和预想结果差异化的重要因素。这就好比语言的表达和传播中，表述者所讲的内容最终到达第一线的内容比例可能直接缩减到百分之十。
同时，维护皇权的利益就意味着破坏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看下当时的反对派，也就是朝中吵得最激烈的保守派的组成部分：司马光、韩琦、吕公著等，都都是文坛巨匠，其下的门生故吏遍布全国各地，影响非常大。而王安石的变法势必触犯了势要之家所谓的利益，加之保守派的反对，朝廷之内的党争就不可避免地开启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往往又伴随着地位的升降沉浮，其激烈程度从前面所讲述的蔡京的升迁罢免频次就可见一斑。而这个过程中，保守派要继续维护自己的权益，改革派出于皇权利益考量，就要打击由来已久的特权阶级的利益。恰好这又是一个旧制的时代，改革派相对于保守派的博弈力量始终太过薄弱，使得整个变法步步艰难，效果也大打折扣。
最令人感到无奈的则是，本来变法是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实行过程中，地方官僚却变成了假借皇权之名，对百姓进行搜刮。在巍峨如泰山的皇权面前，普通百姓想要保护私人财产，犹如拿鸡蛋去碰石头，是无力的。这就使得百姓产生危机，并且开始不服从变法，大骂王安石为奸贼。
整个封建王朝，就是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并没有所谓健康的民间商业资本来支撑类似王安石变法的措施。这些涉及经济的改革，要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和市场经济环境当中，除了金融、税收等专业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司法的独立公正。而这些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办法施行，商贾之事是皇权社会的官僚机器无法承担的，青苗法也好，市易法也罢，如果没有放在法治至上的社会里，是不能有效施行的。
然而，这不是一个法治的朝代，而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
自南宋到清末，王安石一直背负着北宋灭亡之罪人的骂名，其变法改革的失败，最终造成他“奸臣乱国”的罪责。
改革之路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谁也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赌赢了名扬青史，赌输了则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南乡子》
◇ 蔡京——北宋奸臣之首
《易》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君子虽多，小人用事，其象为阴；小人虽多，君子用事，其象为阳。
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为人才众多之兆。然终宋之世，贤哲不乏，奸邪亦多。方其盛时，君子秉政，小人听命，为患亦鲜。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谋，壅阏上听，变易国是，贼虐忠直，屏弃善良，君子在野，无救祸乱。有国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奸臣传》。
——《宋史·奸臣传》
自古多奸臣，尤宋朝为最，一部《宋史》前后两宋共记载了奸臣十五人。
两宋被列为“奸臣”的人数众多。《水浒传》有载宋朝四大奸臣（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宋徽宗时期亦有“北宋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
那么既为四大奸臣又为“六贼”的蔡京、童贯是何许人也？
(一）升迁路，两面三刀
蔡京是化仙游人，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高中进士第，后调任为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为起居郎。蔡京有个弟弟叫蔡卞，王安石上台后看中了蔡卞，收做了女婿，蔡卞就连升三级成了中书舍人。弟弟升了当然要拉哥哥一把，蔡京出使大辽应对得体，回来成了中书舍人。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恰逢王安石推行变法，因此蔡京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
但是王安石变法一直遭到众多反对。宋神宗死后，其子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任宰相，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虽然蔡京很合时宜地跟随政府指令，按照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司马光喜欢他，因此蔡京由知成德军改为知瀛州，调到了成都。谏官范祖禹论说蔡京不可用，于是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知扬州。经过在郓州、永兴军任官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成都。
元佑八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之前的变法者，任命章淳为相。不久，蔡京回京，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淳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淳解决问题。京谓淳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十分敬仰，对他的新法很有研究。十年后，蔡京再莅其事推行王安石变法，易如反掌。
此时便可以看出蔡京确实是个随波之人。
因为章淳、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紧接着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文及甫冤案”，史料记载：
文及甫狱起，命京穷治，京捕内侍张士良，令述陈衍事状，即以大逆不道论诛，并刘挚、梁焘劾之。衍死，二人亦贬死，皆锢其子孙。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复远窜。京觊执政，曾布知枢密院，忌之，密言卞备位承辖，京不可以同升，但进承旨。
章淳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蔡京领命，先是逮捕内侍张士良，命他讲出陈衍事状，以大逆不道罪处理陈衍，刘挚、梁焘也一起受到弹劾。随后陈衍被诛杀，刘挚、梁焘也遭贬死，他们的子孙都被禁锢，其余有关联的官员也遭到了流放。结果闹了个大乌龙，经过彻查，这次冤案纯属子虚乌有。蔡京作为执行者，因此遭到了弹劾，说他觊觎执政的位置，同时弹劾者暗地里对皇帝说蔡卞已备位枢府，蔡京不能同时升入，只进宫为承旨即可。
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即位，蔡京被罢官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让徽宗留蔡京完成修史工作。
过了几个月，谏官陈馞又弹劾他与内侍交结。陈馞获罪被斥退，蔡京也被贬去出知江宁。蔡京很不满，拖延着不去赴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相继议论他的罪恶，这次蔡京被夺去官职，朝廷让他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杭州。
(二）为归政，巧借天赋
这段时期是他的政途消沉期，可蔡京不是一个安守本分闲居的主儿。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恰逢童贯奉徽宗之命，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和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
蔡京见机会来了，极力巴结，日夜陪伴童贯。凡是蔡京画的屏幛、扇带等物，童贯每天都送到宫中，并附上自己的评论，于是皇上开始留意蔡京。同时蔡京又让太学博士范致虚在朝廷内传播自己志向远大的美名。范致虚一向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友好，常常向徐知常讲蔡京平日的意向，说如果让蔡京为相，一定会有作为。不久，嫔妃、宦官也一起称赞蔡京。等到范致虚升为右正言，就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蔡京的种种手段让自己得到了回归朝廷的机会。
同时，哲宗时期的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蔡京知道后，作了《爱莫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宋徽宗大喜，决定重用蔡京。等到韩忠彦被罢相后，蔡京为尚书左丞。公元1102年，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次相）。诏命传下那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赐坐，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
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
公元1103年二月，迁任左仆射。
(三）初为相，胡作非为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一旦得志，便开始“大有作为”。粉墨登场后的蔡京首先就是建议宋徽宗将年号给改了，以“崇宁”替换“建中靖国”，这是什么意思呢？由于之前他的上位是借王安石变法，改年号来尊崇熙宁新政，就是大张旗鼓拍皇帝马屁。为了给自己加戏，又“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归于变法功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蔡京采用了多种手法，拉拢同党，打击异己，掀起声势浩大的党禁，并撰《奸党碑》，全国刻碑传布。碑上之名，从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为主的二十二人，放宽至后面的三百零九人。不许这些人的子孙留在京师，不许他们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他常常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钳制天子，为所欲为。随着地位的提高，蔡京更加贪婪，他已领仆射的俸禄，又首创司空寄禄钱，不断中饱私囊，这种贪污腐败让他成了当时“富甲一方”的重臣。如正史《宋史·食货志》记载：
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
而这个时候的宋徽宗仍旧沉迷于艺术的世界无法自拔。从蔡京的艺术造诣来看，徽宗与他在精神层面高度地契合，所以对于蔡京的所作所为，徽宗不是不知道，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这么说？
用婚姻存亡的三要素来解释：一段婚姻的维系三要素是感情、物质、性，只要这三要素其中两项没有出现问题，那么这段婚姻就能持续。
而蔡京和徽宗的关系中，有类似“婚姻”三要素的两项关键要素：
第一，蔡京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当政者有着所谓的精神沟通，也因为精神的默契保持着他和徽宗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知己情感。在以儒家思想做主导地位的历史中，一个皇帝如果沉迷于朝政之外的追求，就是最大的昏庸，徽宗对于艺术的痴迷在当时可能只有蔡京理解和迎合。
第二，蔡京的贪污腐败其背后的最大受益者恰好就是宋徽宗本人，这一点也是极其重要，否则一个掌权之人不可能看着本该流入国库的钱流到了他人囊中。蔡京通过政府垄断行为赚取百姓钱财，在最赚钱的领域实行专卖政策，也就是禁榷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商品就是食盐了。当然食盐实施禁榷制度，不是从宋朝开始的，但蔡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国家卖食盐变出了很多花样。蔡京通过变法改革，将茶、盐、酒等大宗商品的巨额收入收归中央。当时每年光盐税的收入就可达到四千万贯之多；除盐以外，茶叶、酒、铁等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资商品，均实施专卖制度，同样是获利甚丰。这些收入对徽宗来说就奠定了他沉迷艺术的物质基础。
可想而知，徽宗对于蔡京的信任，蔡京对于皇权的依附，最能体现两人的关系。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西方出现彗星，尾巴很长。这是凶兆啊，贪污一事在徽宗眼里不算什么，重点是蔡京对于元佑党的大肆打压，已经让徽宗意识到以权制权调和各党派矛盾的手段开始失去了平衡。元佑党派本来就是整个宋廷最核心的一支党派，一旦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势必会导致朝臣之间出现混乱。言论者借此现象说这是蔡京对元祐党人太过严厉所致，并在宋徽宗面前抨击蔡京。时间久了，徽宗开始指责蔡京当权，祸乱朝纲。为了平息众怒，也为了惩治蔡京对元佑党的过度打压，徽宗不得不罢免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凡是蔡京建置的事物都罢去。
(四）再为相，不思悔改
蔡京被下放之后，故技重施，安排其党羽在宋徽宗面前推举他，加之徽宗对蔡京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罢免，只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所以在蔡京被罢免后一年，到了大观元年，宋徽宗又重新封他为左仆射。同时因南丹纳土的功绩，蔡京一跃成为太尉并受封为太师，真正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宝座。
蔡京再回朝政时仍旧延续当年拉拢同党、排斥异己的做法，进一步结交内侍童贯。这次蔡京吸取上次的教训，减轻对元祐党人的处罚，但他仍倡导“丰亨豫大”，助宋徽宗享乐。
大观三年，在台谏官的相继弹劾下，蔡京辞官退休。太学生陈朝老上疏追究蔡京十四大罪状，即：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钳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
陈朝老奏疏一出现，士人争相抄写，作为实录。一人传播蔡京罪状，接二连三的弹劾便铺天盖地而来。宋徽宗怎么都没想到的，两党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为再次堵住众官悠悠之口，公元1109年，徽宗不得不再次贬蔡京为太子少保，让其到杭州去居住。
(五）屡遭谪贬仍不灰心
二次罢相之后，蔡京的政治对手何执中、张商英等先后担任宰相，但是时间都不长，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宋朝廷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并非独独一个蔡京就能操纵权衡的。但是二次被罢免后，蔡京变得聪明了，懂得进一步分析政治形势，并充分利用了其中的矛盾，再加上童贯居中调停，因此在三年之后第三次担任宰相。这是他为相生涯中时间最长、地位最稳固的一次，有八年之久。
蔡京的政治生涯算得上是屡遭浮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除了蔡京的儿子们位居高官厚禄，连家里的仆役都有做大官的，陪嫁的婢女都有封为夫人的。也因为这样只手遮天的做法，他受到了更多的舆论攻击。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徽宗令他辞官退休，这一年，蔡京七十三岁。
七十多岁高龄的蔡京，早已超过致仕的年龄，按理应该颐享天年，但是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仍旧摆脱不了对权力的欲望。等到宣和六年十二月，七十八岁的蔡京再次被任命为宰相。可是这时的蔡京早已老眼昏花，头脑也不甚清楚了，大小事宜基本上都由儿子蔡绦操作。蔡绦的专横跋扈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屡次对其进行弹劾。在多方攻击下，蔡京于宣和七年四月再次被罢相，从而结束了第四任宰相的生涯。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南下，边事日紧，蔡京举家南下，逃避战乱，走到潭州时逝世，终年八十岁。终其一生，用他自己的评价则是：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
他对一生的荣华富贵进行了回忆，充满了感伤之情，但丝毫不见其有忏悔之意。因为，权力面前，为求富贵，身后始终有徽宗这只推手，他就要坚定地挡在皇权的前面。
《宋史·蔡京传》曰：
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
后世对蔡京的评价，无一例外全是贬低之词。因为对北宋的灭亡负起主要责任的一个是昏庸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祸乱朝政的蔡京。
◇ 南宋第一奸臣秦桧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秦桧跪像背后岳飞墓阙上的楹云。
秦桧的人设极其明显——不折不扣的大奸臣。比起北宋蔡京、童贯的奸，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者是乱国，秦桧则是卖国。卖国求荣之外又有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等罪责，人人得而诛之。
这一个大奸臣的背后，是风雨飘摇的江山。原本为忠臣的秦桧一步一步走向沉沦，这背后还牵扯着大量政治丑闻。
（一）我本忠臣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不报。除职方员外郎。寻属张邦昌为干当公事，桧言：“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辞，许之。
——《宋史·秦桧传》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困汴京，派使向宋室索求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当时在朝任职，立马上书劝阻，并没有得到答复。
不久之后秦桧却接到任命，朝廷命其为干当公事，隶属河北割地使张邦昌。秦桧认为此职专为割地求和，有违自己的主张，三上奏折辞职，坚决不干这种丧权辱国的事。
钦宗架不住他的再三请求，只得暂时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宋钦宗还是想着割地息兵。秦桧不想去，宋钦宗还偏要让他去，于是召来秦桧让其前去谈判。
钦宗即位，议割三镇，命瑀往河东，秦桧往河中。瑀奏：“臣愿奉使，不愿割地。”
——《宋史·程瑀传》
宋钦宗任命秦桧、程瑀为割地使，护送肃王赵枢出使金营，前去谈判。秦桧和程瑀两个人本身都反对割地，虽是奉令前往割地求和，心里的底线仅为燕山一路，而非商议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
金使大怒，把赵枢扣留了下来。秦桧、程瑀只能回朝。宋朝又派出王云、李若水前去谈判，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不割地就攻打汴京。
朝廷之内化作两派，主张割地和反对割地。此时秦桧仍旧不改初衷。
闰十一月，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抓到了金营。
靖康二年二月，莫俦、吴千干从金营回来，传金元帅之命要推立张邦昌为帝。原本反对割地求和的秦桧看到当下局势，这宋室都要易姓了，还管什么割地不割地啊，保住赵姓天下再说。于是秦桧冒死写信向金元帅上谏，使劲儿黑张邦昌。于是秦桧也被抓到金营，跟随徽、钦二帝辗转于燕山、韩州之地。
同年五月，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在应天府建立政府，史称南宋。
徽宗得到消息后，第一个屈服，向金人摇尾乞怜，表示愿派人通知儿子赵构，愿意子子孙孙永远奉金为正朔，并向金纳贡。
于是秦桧尾随在皇帝身后，帮着徽宗周旋于金人之间，用重贿打通层层关卡，才把徽宗的信送到了金帅完颜宗翰手里。
同时秦桧利用自己对本国的熟悉，当起了挞懒的“参谋军事”，深得金朝大将信任，终于获得重归中原的机会。
这次回国，秦桧是带着怎样的目的？他究竟是一步一步身不由己地走向卖国之路，还是已然成了宋金两朝之间的双面间谍？
（二）翻身之路
靖康之耻、双王被擒，秦桧跟着徽宗乞怜于金，终于得到重归故里的机会。于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秦桧领着家眷离开金营，返回行都临安。
百官皆疑，这秦桧能耐真大，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虽然秦桧说自己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兵，抢了小船才逃回，但没有几个人相信。宰相范宗尹、枢密院李回与秦桧关系要好，竭力保荐他的忠心。
秦桧此次重回朝廷，便开启了他的腹黑之路。
第一步，取得高宗信任，稳定朝中地位。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秦桧提议：“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此策一出，恰中高宗心思，秦桧被升任为参知政事。
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徽宗崇宁、大观以来朝廷滥赏之事。本来念在旧交秦桧是站在范宗尹这边的，但高宗对此事坚决反对，秦桧于是就附和高宗，并以此为由竭力排挤范宗尹。
同年七月，范宗尹因此事被罢相，秦桧逮住机会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但以没有宰相为由不说！
到了九月，秦桧拜相。没想到突然出了个绊脚石，先前被罢免的吕颐浩二度拜相，与秦桧共掌朝政。
高宗诏命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吕颐浩遂在镇江建造都督府。两人互相看不顺眼，都谋划着打击对方。
秦桧此时的政治权谋还是嫩了点，党羽还是弱了点。吕颐浩利用朱胜非为助，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此乃吕党，主动向秦桧发动出击。
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结党专权，不会长久，并把秦桧比作王莽、董卓。
秦桧果断接招，立马擢用胡安国、张焘、程瑀等名人，委以要职，以图排挤吕颐浩。
两党掐得你死我活。秦桧没想到回朝之时提下的策略成了吕党攻讦他的把柄。高宗听从吕颐浩之言后大怒，对人说：“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归哪儿？他说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朕至今也没看到。”
祸不单行，绍兴三年，韩肖胄等出使金朝回来，金使李永寿、王翊一同来，要求归还所有金朝俘虏。有人前去问金使秦桧如何返朝的，结果金使的回复与秦桧先前言论吻合，于是有人借此抨击秦桧与金人共谋。
于是高宗果断罢免秦桧，还张榜公告，以示不再复用！
第二步，重回朝野。
绍兴七年正月，何藓出使金国返回，带回徽宗及显肃皇后死讯。高宗悲痛大哭，隔着重重山峦，重礼发丧，当天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地位仅次于抗战派的宰相张浚。
秦桧终于重得高宗信任，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归相位，排挤掉张浚。于是他给张浚挖了个大坑。
本来“藕塘大捷”之后，高宗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秦桧看准张浚志大才疏，自命不凡，不满于兼空头都督，便对其进行煽动。两人共同说服宋高宗，不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以免功盖天下，威略震主。
其实秦桧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岳飞，他的目标是让张浚出纰漏好把他排挤下台。
结果导致了南宋史上最让人扼腕长叹的“淮西兵变”，张浚不得不引咎下台。此事秦桧也是祸首，却处处把张浚推在第一线，自己深藏幕后，毫发无伤。
秦桧伙同新相赵鼎，利用张浚的个人失策，落井下石，让张浚被罢。接着赵鼎上台，帮秦桧好话说尽。
于是绍兴八年三月，秦桧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二次被封为丞相。
第三步，独揽大权。
秦桧自重归故里后，便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路，为了成为高宗心腹，将见风使舵的技术用得炉火纯青。不过这是历代权臣的通病，不足为道。那么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奸臣之柱上，被后世痛骂？难道他真是金朝奸细，不怕承担“卖国贼”的罪名？其实，未必如此……
（三）终成奸臣
前面说到秦桧经历罢免、复位后，执宰大权终于牢牢握在了手中。
秦桧上台后，一步步排挤掉反对议和的党派，以此不让其他人动摇高宗议和的决心，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胡铨等皆被贬出朝廷。
十二月，金派张通古、萧哲出使北宋，国书名为“诏谕江南”，秦桧怀疑是封册文书，就与金使磋商，改江南为宋，改诏谕为国信。
其实这里仍旧看得出秦桧是站在宋室立场的，因此说他为金国奸细实在有些牵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着看。
宋金和议的条件为“先归河南地，且册上为帝，徐议余事”。
秦桧打算接受金国条件，但高宗不愿跪拜称臣，接受金国册封。
面对此等侮辱，馆职吏员也上书反对议和，各地军民都义愤填膺。然而生气并没有什么用，高宗发完牢骚还得议和。无奈之下，高宗以“居丧期难行吉礼”为由，让秦桧率朝臣去驿馆接收国书。
和议的第二年，金人背盟，分四路入侵，河南、陕西等地相继沦陷，高宗下诏列举金兀术罪状，打算废掉秦桧。御史中丞王次翁上奏说：“以前国事无人主议，若事态稍变就换宰相，未必妥当。即使换宰相，后来者未必贤能，却排黜异党，乱纷纷的几个月也不能安定。”于是，秦桧的相位愈加稳固。
本来秦桧是主和，虽然憋屈点，但能不打仗就不打。结果金兀术把主和的挞懒（完颜昌）给杀了。于是绍兴十年六月，秦桧一改常态，见大势之变，转而主张伐金。细细想秦桧若是金的奸细，怎会调转矛头攻打雇主？
但是此次奏议并没有生效，为什么？显然高宗不同意。
这让秦桧相当头痛，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历来顺着皇帝心思办事的秦桧这次依旧一样。既然自家皇帝都不想打，那还是主张议和吧！
虽然宋军诸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甚至岳飞打得兀术弃地而逃，秦桧还是按照高宗的意思主张议和。
战场上的大将本来打得那叫一个欢儿，突然接到高宗命令，让韩世忠罢兵，诸路将帅皆被召回，蔡州、郑州、淮宁府等地再次落入金人之手。
次年，兀术再次南下，骚扰宋室边关。宋将邵隆、王德等连战皆捷，收复部分失地。但是朝中有人坐不住了，一旦打过两河，败金而迎回钦宗，帝位当属谁？于是朝廷再次下诏，令全体将士班师回朝。
全国一片哗然，抗金多年的岳飞愤然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然而在朝廷高压钳制之下，岳飞不得不下令班师。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兀术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再次打败兀术。兀术经过这几次南伐，把国家的钱都用完了，就算是“打谷草”也没地儿打了，于是开始求和。完颜兀术在给秦桧谈和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宋廷乘机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
秦桧再次充当了宋高宗的急先锋，先是陷害韩世忠，被岳飞保下。
岳飞回朝后，遭秦桧党羽万俟卨、罗汝楫的弹劾。他们在弹劾中诬蔑岳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山阳（楚州）”，要求免除岳飞枢密副使之职。
八月九日，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兵权已释。然议和之前提是“必杀岳飞”，高宗之命，不可不执行。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
最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宦海沉浮，冷暖自知，秦桧始终明白，要想把官做得稳稳当当的，就必须听皇上的。
所以，和或者战，最后的决定权在赵构。此后，有很多主战大臣弹劾、攻击秦桧，而高宗是这么回答的：“桧，国之司命。”
一朝一代，任何一个皇位的巩固捍卫者、皇权实施的执行者，必须无条件为尊主挡箭。作为高宗命令执行者的秦桧有历代权臣趋炎附势的通病，这不足为奇。但当时家国俱危，尚有靖康之耻的前车之鉴，秦桧依然陷害国家栋梁，不得不令天下人对其唾弃咒骂。
总览宋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中，所任宰相十五位，唯有秦桧最得恩宠，居宰相之位高达十九年。反观同朝代的其余宰相，长的也就三四年，短的就三四个月，不能望其项背。最让人慨叹的是秦桧专职宰相之位，使得高宗并未设立左右宰相，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深思，这样一个人人都称之为奸臣的人为什么能够长居相位，影响整个宋朝走向。
南宋大儒朱熹认为，高宗将国家大权授予秦桧掌控，结果造成尾大不掉的相权挟持皇权。近世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的解释为，“高宗为了推行降金讫和政策，不惜大力助长了相权，等到发现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时，已经为时已晚。”或者当代出现大量为秦桧翻案的言论，其主要观点为：秦桧不仅为高宗实现了偏安江南的心愿，同时还在外交过程中，充当了外族冲击的减震器，才使得皇权免遭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
概述起来，对于秦桧的评判分为三类：一则皇权相权相得益彰，二则相权牵制皇权，三则相权代皇权受过。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却无一例外围绕皇权和相权展开探讨。后人都知高宗并非庸才，不是不知权术平衡之道，如果容忍秦桧的相权遏制皇权，秦桧也不会遭到罢免。根据秦桧两次任相的情况分析，他初期的上升是因为不少大臣鉴于他的履历经验推崇他，后面是因为他主张议和而攻击他。而高宗的态度却是反的，因为他的议和意愿而提拔他，因他主和不力而罢免他。
撇开其他人在议和一事上的大呼小叫，前前后后其实只有一个人在看这群人演戏，那就是宋高宗。这个掌握着皇权的男人，在秦桧第一次任职宰相中只是遵守着一贯务实的主张和用人考核标准。既然秦桧自有良策洽谈议和之事，升他为相，自然属于合理范畴。但是秦桧嘴上说出来的和实际操作结果相去甚远，宋高宗罢免他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确实没有能力，身为宰相却不称职，高宗是不可能允许其尸位素餐的。
秦桧二次发迹，是机缘太过巧合。此时客观的国家格局已然发生了转变，由于金朝内部权力的交替，接手者挞懒不仅与秦桧有着特殊的关系，同时金朝转变了对宋的态度，给了秦桧重新崛起的机会。也是借助这一次机会，秦桧才真正开始展示了自己的政绩。较三年前的为相之路，这一次他成长了太多，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秦桧重回朝政之时并非独揽相权，而是几大宰相并立，但是这次为相后，秦桧确实在对金的手段上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有能够解决宋朝与金尴尬局面的能力，高宗刷新了对秦桧的认知。除了这一项主要原因外，在宫廷内部立储的问题上，才真正确定了秦桧独揽相权的地位。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唯一的儿子赵旉不幸夭折。悲痛之余，高宗接受大臣的建议，从宋太祖的七世孙中挑选伯琮（宋孝宗赵瑗）、伯玖养在宫中。如果出现两位储君人选就麻烦了，历来在确定将来皇帝的这件事上，总能划分出几个派别，互相攻讦。当时与秦桧并立为相的是赵鼎，赵鼎自然推崇年龄稍大的伯琮，然而高宗的态度十分不明确，伯琮有的待遇伯玖也有。东宫之争总有人坐不住，枪打出头鸟，按捺不住的赵鼎遭到了惩罚，被罢相。最聪明的当然属秦桧，高宗没有表明态度，就去擅做主张处处胁迫皇帝立储，这不是找死吗。秦桧懂得高宗这样做的真实想法是“两个都不想立”，在立储一事上，秦桧自然懂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等风口浪尖过去，秦桧提议，再等等，等高宗亲生儿子出生。这一招着实大有成效，赵鼎被罢免后，开启了秦桧独相的时代。
可惜老天给高宗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等待高宗亲生儿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大臣们都倾向于赵瑗（伯琮更名），这就意味着秦桧站在了未来东宫之主的对立面。秦桧对赵瑗的牵制是高宗最愿意看到的，他需要秦桧牵制住赵瑗，牢牢把赵瑗定格在本该有的位置上。毕竟自己的儿子始终没生下来，高宗和赵瑗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一个人来维持，这个人就是秦桧。高宗既高居于双方之上，又游刃于双方之间，制衡与固位双赢，这才是他放任秦桧独掌相权的目的。对秦桧来说，一面是高风险的对抗，反面则是高收益的回报——相权独握。大家在心里都有一杆秤，谁都不是傻子，只要政权稳定，一切都是小问题。
秦桧帮宋高宗无限期推迟了赵瑗的立嗣时间，同时在洽谈和议上作用很大，便在整个宋室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了却了高宗对外和对内的心愿，同时，在这么多的负面评价当中，还能够寿终正寝，也不难看出并没有所谓的相权侵犯到皇权的地步，因此这里应该属于皇权相权相得益彰、相互配合的情况。
奸臣当道，这是历朝历代不可避免之事。皇权之下，必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宋朝是极特殊的一朝，因为除了奸臣的横行，外交上更是窝囊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