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虎为患
我向来反感按照儒家的思想，将亡国的罪名安在女子身上，或者简单地把亡国之君作为讨伐对象。国家走到尽头之时，亡国的原因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末代君主昏庸无能。那些亡国之君中，有的垂死挣扎，有的抱憾而终，但无论怎么挣扎，从古到今，任何制度在不适合历史发展时，都将被时代屏弃。力量总是此消彼长的，当皇权压不住衍生权力之时，便是被取代的结果。
唐王朝从女主天下又重归李姓之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出现“开元盛世”，玄宗的功劳由此被载入史册。但被载入史册的除了他当政初期的励精图治，还有盛世之下的奢侈无度。李隆基将大好的一个盛世王朝挥霍完之后，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烂摊子，甚至为唐亡埋下了定时炸弹。因为被他宠信的安禄山、史思明导演出的“安史之乱”，便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背后的藩镇割据是整个唐朝中后期摆脱不了的灾祸，如果说大唐是与后妃藩镇共天下，那么唐玄宗以前是与后妃共天下，在这之后就是与藩镇共天下了。
为何藩镇这股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大，又无法控制，甚至在唐亡之后还能持续百年之久？本章重点讲一下藩镇的起源与发展。
（一）地方行政结构的变化
秦朝建立郡、县两级行政结构，到了汉代开始逐渐发展为州、郡、县地方三级行政结构，而后隋代改为州、县两级制，但又偶尔将州改称郡，恢复秦代的两级郡县制。
唐从隋手中接过天下之后，初期仍旧采用前朝旧制，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唐在最盛时有州（郡）358个，县1573个。但是唐在地方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州县的长官地方上均无权任用部署，全部由中央吏部分发，人事任命权在尚书省吏部。
节度使最开始是边疆驻地的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开始仅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战争需要，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
中宗时期，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分化成为左、右御史台，左御史监察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分别为“分察”和“分巡”。
“分察”在德宗年间出自尚书和六部，而“分巡”则分为全国若干道，派去监察的御史成为“监察使”，后改为“观察使”。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唐玄宗时期改十道为十五道，设置观察使常驻地方。
“安史之乱”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朝廷在内地增置节度使。同时，在军事地区，观察使和节度使也多由一人兼任。
节度使在其区域之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处置行政，甚至有该地区的用人权，说白了有很大的独立性，很快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长官，军队首领担任当地的行政首长，二者再进行合并，独立性非常强的藩镇割据局面随之形成。
节度使在自己所辖的割据区内自行练兵征战、自收租税、自用官吏。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兵将拥立新的节度使。到了后期，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事后承认。
（二）兵制的变化影响
唐代前期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府兵的府是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外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指的是军队屯扎地，唐代称之为折冲府。当时唐朝的户口分为九等，政府从中选取上等中等之家中愿意当兵的民户（当时下三等民户没有资格入伍）单独编入折冲府，称为“府兵”。府兵平时务农，政府可以免其租庸调（纯收入），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从二十岁开始服役，服役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
折冲府又称军府，唐代全盛时期有六百多个。中央政府直辖有十六个卫，各卫都设有大将军。外出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而征兵的是上面的折冲府。战事结束后，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各归其位。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不用花一分钱、不用一粒米就可以征用到几十万大军。而武将使之能战，又不预问政事，干涉政治活动。其次，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结合的制度，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
但是府兵制在唐中期就崩溃了。主要原因在于唐朝太平时期，府兵的工作本质丢失，逐渐沦为贵族官僚的苦力，开始被人瞧不起，出现了大批量府兵逃亡规避现象。
同时即使是在大战获胜之后，阵亡的府兵士兵也得不到及时的抚恤褒奖，导致府兵士兵和家属的积极性不高。这就等同于自己带刀带粮为国捐躯，死了连个烈士都不追认，谁还愿意去打？因此到了后期，府兵自行逃亡、出外不返等导致府兵资源日益枯竭，府兵制自此崩溃。
唐玄宗天宝年间正式废除了府兵制，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政府出钱招募社会上愿意当兵的人。自此开始，义务兵成了吃皇粮的职业兵，兵将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府兵制下的兵将只有出征时的从属关系，战事完后谁也不搭理谁。但是募兵制下的兵将关系出现了长期统领关系，这种战时统领战后服从的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武装割据的重要来源。这种兵制下士兵易于转化为将领的私兵，他们之间不仅有雇佣关系，长此以往还有感情的牵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因为好大喜功，募兵制成为主要的兵役形式。边将的权力也逐渐增加，除了军队指挥权，还有行政、财政、监察、人事任命权。加之晚年的唐玄宗不理朝政，朝廷任用李林甫为相，边疆任用胡人当兵作将、卫国戍边。胡人压根儿没有忠君爱国思想，只是为了边陲的财力、物力使用权，最终导致军队布防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养虎为患，安史之乱之后，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各节度使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揽数州的政权，与中央抗衡不断，不同的节度使之间也是战争频繁。这期间，四十多个藩镇或互殴攻击混战，或联合对抗唐廷。
藩镇自京畿长安洛阳，自内而外有唐廷直属控制藩镇、亲近唐廷藩镇、外交中立藩镇、死敌对抗藩镇（河北三镇）。各藩势力镇此消彼长，立场不定，纵横捭阖，连年征战，荼毒天下。
◇ 安史之乱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以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政权。
唐玄宗在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并允许这些节度使率兵镇守边地。随着节度使军力日渐强大，出现了凌驾中央的气势。天宝年间，边镇累积的兵力甚至高达五十万，仅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个镇的节度使。然而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三十万，是所有藩镇中实力最强大的。而唐中央兵力加起来还不满八万。这就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造成的结果是地方开始反过来威胁中央。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正规军已达到十五万，拥兵边陲，手下骁勇善战。因安禄山得到唐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不加干预。所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有裂隙。
范阳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
关于这场起兵的描述有些夸大，说是安禄山乘着铁车，尾随其后的步兵和骑兵卷起的沙土绵延千里，行军的鼓噪之声响彻苍茫大地。然后说唐朝的太平盛况持续了很久，老百姓已经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所以听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后，都感到非常震惊。本来河北就是在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经过河北的州县时，这些人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
然后最讽刺的是，安禄山都造反了，有人奏报唐玄宗，唐玄宗却认为这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不相信。
等到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了，速速召来安禄山的死对头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一面派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一面召回远在边陲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抵挡安禄山叛军。
由于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大部分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根本没有指挥经验，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
唐玄宗接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在这关键时刻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使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潼关大败
能打仗的两个大将被杀之后，朝中无人，此时唐玄宗不得不起用半身不遂、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令，率军二十万，镇守潼关，以抵挡安禄山军队。
天宝十五年正月（756年），安禄山命他儿子安庆绪出兵进攻潼关。好在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挡住了向西进的道路。安禄山眼见强攻不行，开始转变战术，先命女婿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哥舒翰深知其中有诈，仍旧闭关不出。
无奈之下，安禄山抓住唐玄宗好疑的性格，开始派人放假军情。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假情报，遣使令哥舒翰出兵，前去收复陕郡。
当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正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此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听到假情报后的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速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时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的金玉良言，反而严词苛责。唐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哥舒翰造成极大压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驻扎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叛军故意示弱，队伍不整，唐军果然中计，一路前行，被诱进隘路。山上无数滚木檑石如冰雹般砸下，唐军在隘道上却没有周转余地，死伤无数。
关键时刻，哥舒翰指挥剩余军队渡过黄河，跑回潼关。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叛军潜锋蓄锐，引诱唐军弃险出战，决战之际，又假装不敌，引诱唐军进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败。他常胜将军的声名，也因此付诸东流。
睢阳之战
长安城内，满朝文武得知潼关失守后一片混乱。仓促之下唐玄宗等人逃往西蜀避难，命令太子李亨镇守长安，把平叛部队召集到灵武设防。就在唐太宗出逃之时，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的怂恿下，在灵武自行登基，遥奉逃亡在西蜀的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
757年正月，安庆绪封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带领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率领大军扫**河南，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打到最后只剩下军事重镇睢阳还没有被攻陷。睢阳太守许远此时只剩不到四千兵力，急急忙忙给宁陵的张巡告急。张巡接到求救信号后，率兵三千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余人。然而尹子奇此时正率领着他的十三万人全力攻城，十三万人打六千八百人，兵力悬殊，可见一斑。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连续战斗十六昼夜，借助睢阳的防守优势，共俘获叛军将领六十余人，杀死士卒两万余人。
最后，苦撑了十个月，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睢阳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三十六人遭杀害。睢阳之战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牵制了安庆绪大军几十万人，从而使郭子仪等人能够从容收复两京之地。
长安被攻占之后，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刚好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大唐的命数也可能直接终结于此。
从安禄山范阳起兵到睢阳之战，前后有两年时间，其后紧接着史思明再次叛乱，唐王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俗话说恶人自有恶报，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被自己儿子谋杀，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天，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而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至此，唐王朝又进入到了藩镇割据的恶化状态。
◇ 占山为王
上章讲了藩镇的起源，本章主要分析藩镇的崛起和分立天下的藩镇类型。
安史之乱以后，为镇压叛乱而形成的藩镇，成了合军区、政区与监察区为一体的特殊地方机构，其与中央争权乃是自然正常的行为。所以表面看起来，中央、藩镇与州是三层直线关系，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三者各为一角，互相“绷着”。因为就全唐范围而言，各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绷着，唐后期就这样绷了一个半世纪才寿终正寝。
为什么会持续绷着，而非直接剿灭，收回中央集权呢？放出去的权想要收回来，并非易事。
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共有十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河北北京军区）
平卢节度使(东北朝鲜军区，后迁为山东齐鲁军区）
河东节度使（山西太原军区）
朔方节度使（陕北河套军区）
河西节度使（甘肃河西走廊军区）
安西节度使（新疆西域军区）
北庭节度使（内蒙外蒙军区）
陇右节度使（甘肃陇右军区）
剑南节度使（四川巴蜀军区）
岭南五府经略使（两广岭南军区）
刚开始这些节度使还按照中央任命，按职责行使权力。后来势力逐渐增强之后就想要摆脱朝廷的控制。
当时玄宗宠信的安禄山兼任了三大节度使——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管辖区域等同于现在华北五省和陕西河南两省，也是借此反叛，爆发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避难，肃宗在陕北宁夏另立朝廷。各个军镇也开始以平叛之名，扩大募兵，敛收财政，增强势力。一时之间仿佛回到了先秦时期，各国诸侯（藩镇）打着“勤王”的口号，各怀鬼胎，指桑骂槐。
朝廷以藩镇平定藩镇，虽然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军首脑被灭，但是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又因为平叛增加了藩镇数量和增强了它们的权势，出现亲近朝廷的藩镇与叛乱独立藩镇对峙的局面。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有功的藩镇，不是打压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
祸不单行，安史之乱后，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当时由于奸宦程元振当道，襄阳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先后被程元振陷害致死，各节度使害怕被权奸谋害，更加疏远朝廷，导致吐蕃进攻长安时，无一人出兵勤王，使吐蕃一举攻下长安。
面对内忧外患，中央朝廷的重心全用到了退兵吐蕃上，压根儿没有心思剿灭藩镇。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二。
同时，募兵制下，战争结束之后，大量的职业兵除了经济上需要雇主之外，因长期的雇佣统领关系，牵带着感情基础。中央若是此时出力削藩，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火上身，因此不敢轻易动手。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三。
在此基础上，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终于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原来的十节度使后来也分化成了“元和四十八藩镇”的割据状态。
因此史学界有的观点是根据藩镇的功能和地域特点，将藩镇划分成四大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非割据性藩镇）、边疆御边型（非割据性藩镇）、东南财源型（非割据性藩镇）。
（一）河北藩镇，也叫河朔藩镇
河朔藩镇其实看来属于进奉功能，简单点说就是为中央的财力进行补充。其所辖的位置来看：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义武镇、横海镇五镇等地方富饶繁荣，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这些条件也给河朔藩镇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由于这个物质的保障，自安史之乱至唐末，河朔藩镇与中央朝廷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记载称之：
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河朔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对立状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中央进奉。因为割据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中央威权而存在，诚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藩镇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游离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权力在皇权之下仍属于依附关系。河朔为何一直不闹独立，一则为上述原因，二来该藩镇内部矛盾重重，骄兵悍将随时威胁着节度使的生存。一旦节度使脱离中央的“任命”，就会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产生危机。其三则是藩镇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虎视眈眈，互相争夺。为了避免惨遭吞并的厄运，各镇节度使必须用朝廷授予的旌节作挡箭牌，避免给对方的吞并行动提供口实。
为了维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河朔藩镇以经济的优势作为关系的契合点，于是进奉成为维系唐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纽带。但是这种进奉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形成了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河朔藩镇部分履行了作为地方政权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和任命，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有利条件。唐王朝则通过接受进奉而从河朔地区获得部分经济收入，维持一定的中央权力。进奉是河朔藩镇在唐后期履行经济义务的基本方式，是对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丧失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也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矛盾尖锐化，唐王朝准备武力讨伐时，往往要先声明拒纳河朔藩镇的进奉，以示劝惩。唐王朝用断绝河朔诸镇的朝贡或进奉作为武力讨伐的先声，对跋扈的河朔藩镇进行警示，说明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朝贡和进奉关系。
于是，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尽管并不完全叛离中央，但是河朔藩镇是唯一与唐廷割据的藩镇，也是最令唐廷头痛的割据势力。甚至，中原藩镇就是唐廷为了遏制河朔藩镇而设置的。
（二）中原藩镇
其所在地区是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等，这些地方的藩镇在安史之乱中经过整顿之后，有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唐廷防遏河朔藩镇。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然而这一带却成了安史之乱期间厮杀最激烈的地方。按照几大藩镇的分布来看，中原藩镇正好居于河朔、东南、边疆三角区的中心，的确还具有扼住河朔、保卫京师、沟通东南的战略作用。利用藩镇遏制藩镇，同时保护着中央的财源，但是这些特殊的需求致使中央需要养着中原藩镇，必然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中原型藩镇的特殊性质使它除了自身的本道军费之外，还有朝廷特批的一笔“出界粮”。
但是，中原藩镇也不完全听命于中央，因为它们自认为中央依靠本镇遏防骄藩，从而拥兵自重，自觉功德无量，往往无视中央调遣。除此之外，居功自傲的内部将领之间也时常发生摩擦，产生动乱。据统计，中原藩镇的动乱高达五十二起，其中兵变达三十二起，仅次于河朔而居第二位。
尽管这样，在关键时刻，中原藩镇还是唐廷的一道重要屏障。
（三）边疆藩镇
边疆型藩镇的前身是开元、天宝时缘边节度使中朔方、河西、陇右、剑南、岭南等镇，设置得最早。它的所在地包括西北（京西京北）和西南两部分。早年间西北边疆就是军务之地，为了抵御吐蕃、党项的进攻，唐廷设置这些兵镇成为军事斗争的重心。从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说，如此庞大的武装队伍在皇权中心附近聚集，对中央朝廷会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
从财政影响上来看，这些地方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这里的藩镇不像河朔那样富饶可以自给，所以军饷自然耗费巨大，结果唐政府“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来补给西北边疆藩镇。但是唐廷后期财政上严重不足，加上西北藩镇的节度使几乎都是武人，某些军帅的苛刻暴敛，引起不少边军动乱，这成为西北藩镇骚乱的重要原因。但这与河朔藩镇的割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骚乱并没能对唐廷构成严重威胁，并且他们还是防遏蛮夷进犯的主要力量。边疆型藩镇仰给度支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加强了其对中央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由于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以及节度使的暴敛而频频引起边军动乱。
在边疆型藩镇的四十二起动乱中，这类兵变达二十九起，占全部动乱的百分之七十。可见，边疆型藩镇只是唐廷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总体来说，这些藩镇不属于割据藩镇。
（四）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的存在意义比较突出，因为地域关系，管辖浙东、浙西、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荆南等地区的藩镇，由于经济发达，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所谓“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屡经大难，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所以唐朝必须牢牢控制好东南藩镇，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因为如果兵力增长，再加上经济优势，东南的藩镇一旦反抗朝廷，比前面三大类型的藩镇更加危险。
对此，朝廷做出的应对方针就大肆压制该地区藩镇的军队，比起西北边疆藩镇的统帅，这里的藩帅多儒士而少武人。这样，有效地限制了藩帅在本镇培植盘根错节的势力，保证了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广德、乾符间，东南型藩镇动乱仅十二起，占这一时期全部藩镇动乱的百分之七。因为军队少、军饷少、财赋多，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多，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自然牢固，因此“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各大类型的藩镇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同在大唐的天空之下，就如同唐朝生出的几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总会有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它们内部的动乱和互相之间的相持，也在一定层面上维系着整个大唐江山的延续。
同样，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藩镇与朝廷的离合是统治集团内部功臣、宦官、相权和皇权等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不单单是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么简单。
◇ 宪宗削藩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藩镇割据的主观原因是自安史之乱开始，整个中原兴起了“否君臣之节，营自家社稷”的思想。
（一）平定剑南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登基。因宪宗自小便熟知太宗、玄宗之盛，欲复大唐之威，“志平潜叛”。他早就看不惯那些藩镇的飞扬跋扈，所以，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削藩战争。
公元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代理节度使）。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打击刘辟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在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刘辟立刻骄横起来，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门儿都没有！
于是刘辟叛乱，让宪宗打响了“削藩”的第一枪。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高崇文最早在平卢军从军，并随镇淮西，颇为熟谙兵事，直接打爆了刘辟，刘辟屡战屡败。
元和元年九月（公元806年），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但是叛乱平定之后，宪宗封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元和二年十月，宪宗任命宰相武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十二月调任高崇文为邠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因此宪宗在灭掉叛乱的藩镇节度使后，又新增了一批节度使，藩镇割据状态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掉。
（二）平定镇海
平定剑南后，“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搞得各大藩镇人心惶惶。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镇海节度使李琦亦不自安，手下人劝他申请调任回洛阳，以表不反的决心。宪宗非常高兴，以为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收回镇海大权，因此立即批准，同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三军，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对于李琦来说，他本来就不想入朝，上一秒钟还答应调回洛阳，下一秒马上就反悔了，毕竟谁愿意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回到天子脚下天天被盯着。于是他就拖，迟迟不肯动身。等王澹和宦官再三劝告他赶紧回京，李琦干脆上疏说自己患病，请求年底再入朝。
九月，李琦帐下亲兵突然哗变，把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给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李琦手下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了。慌乱之间，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
当时的宰相武元衡上奏说：“陛下才刚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让他入朝，说不入朝就不用入朝，有没有把您放在眼里，皇上的威严何在，今后如何号令天下？”
这一奏章正中宪宗下怀，本来他还怕满朝文武没人支持他的计划，现在好了，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下诏征召李琦赶紧入朝，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这诏书刚下，果然这李琦就捺不住性子叛乱了。
于是宪宗下令夺了李琦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淮南、鄂岳、宣歙、江西、浙东等五道兵马合攻李琦。
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三位心腹大将共同背叛了李琦，投降朝廷。
不久，李琦父子被生擒并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自登基以来，宪宗一直着手于平定大大小小的藩镇叛乱，除了平定剑南西川、镇海之外，从元和二年到元和九年区间，先后取得了平定义武、平定少数民族地区张伯靖叛乱、收复魏博六州等成功之举。
（三）平定淮西
原本宪宗自平蜀之后，就想要立刻拿下淮西。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想对其用兵，改变这种状态，可是时机一直不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密不发丧，对朝廷称其父生病卧床，自领军务。李吉甫将淮西实情密奏宪宗，宪宗认为淮西势力过于强势，应该采用先礼后兵的态度，于是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还追赠吴少阳为尚书右仆射，以示恩宠，其实则是让李君何前往蔡州探查吴元济的动向。
可吴元济却不迎敕使，而是发兵四出，屠舞阳、叶县，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宪宗大怒，决意举兵讨伐淮西。同时宰相李吉甫也力挺皇帝，主张拿下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
于是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
宪宗授予严绶以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头衔，加淮西招抚使，让他率大军进抵蔡州。
可是严绶是个文职出身，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方略。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率数万大军，屯于淮西边境，天天消耗军粮，却是闭壁自过，并不与叛军交战。
宪宗坐不住了，当时宣武的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韩弘镇守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看严绶也干不了大事，于是试图一搏，倚靠韩弘以制吴元济，调遣宣武等十六镇的兵力共讨吴元济。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举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致使朝廷迟迟不能拿下淮西。淮西之役，注定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等到元和十年三月，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和吴元济在临颍交战，终于打败了吴元济。接着吴元济又在南顿、时曲先后兵败，淮西兵终于大溃。面对兵败，吴元济赶紧遣使求救于恒、郓两大节度使。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自然是不答应。
宪宗趁势派遣李师道攻打吴元济。李师道假意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掣肘官军。同时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强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
整个淮西乱成一团，群臣多请就此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
前前后后五年，直到元和十二年，吴元济兵败被俘，在长安被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才复归唐中央统治。
整整十五年，宪宗全心致力于削藩，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元和中兴”。但从经济、政治上来说，元和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兴盛。
宪宗削藩的结果是成功的，但却是短暂而且不彻底的，唐宪宗去世后，以此为起点，藩镇割据再次开始。
◇ 藩镇存在意义
从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开始，到公元907年唐灭，饱受藩镇割据之苦的唐王朝起起伏伏地走过了152载。虽然中央政权急遽衰弱，却也曾在宪宗时期又逐渐复兴，但最终还是随着宪宗的驾鹤西去而走向灭亡。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前前后后设置了八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藩镇，参加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
宪宗削藩，在镇压了叛乱的藩镇，绞杀了乱党之后，又重新安排新的替代者。从根本意义上说，宪宗对于藩镇的措施不叫削藩，而是通过镇压叛乱，让各地的藩镇老实点，并没有收回藩镇的实际权力。而真正处于割据状态的其实只有河朔三藩。宪宗在世时的“元和中兴”大大打击了藩镇的气焰，但是等到他去世，河朔三藩再次反叛。其余的藩镇则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稳定。
这就不得不深思安史之乱后到唐亡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各地的“藩镇割据”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割据。
前面曾简单说过唐代地方政府的结构。唐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但是到了后期，藩镇内的各项自主权致使它具有强大的独立性。而藩镇内部的选官也随着藩镇的独立变得自主起来。地方政府逐渐演化成为节度使自主治理藩镇的状态。即便朝廷插手到藩镇内部的官僚人选，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各地独立的局面。更是随着节度使官位的继承，越发地难以控制，颇有一种回到秦以前的以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的状态。
但是藩镇割据和分封状态又有本质的不同。藩镇的存在其实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听从中央的政令、服从中央的指挥，整个国家的体系、制度仍旧是一套的。而分封则有着自己内部的专项制度。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宪宗削藩采用的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藩镇由唐玄宗时期的十个增加到元和四十八镇，唐廷通过不断地将原本比较大的版块分割，致使各个藩镇之间互相牵制，以求王朝虽有内乱而不至于急速灭亡。
因此说藩镇是一种唐代特殊的地方政体结构，并且在唐朝后期有着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这里就介绍一下藩镇存在的价值。
（一）以新治乱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了山南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黔中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担任，其目的是用皇族血脉稳住大半江山。到了肃宗时期，又在长安东都设置了同、华两州节度使，在与安禄山斗争激烈的河南设置玄武、豫许等节度使。这种以设置藩镇来抵抗叛乱藩镇的手段，在安史之乱时期显得尤其重要。
这种措施和汉初刘邦剿灭异姓王而重用同姓宗族的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朝廷的部署传至各地时，地方“始知乘舆所在”，这些新的节度使又有了抵抗的信心和动力，这就是《黄石公三略》讲的：“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显而易见，藩镇的增设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的。全国已经进入到战时紧急状态，唐廷动用所有的战争机器，将战时体制、军事、政治都融入到了“藩镇地方政治”中去。在难以制止的内战面前，选择以新治乱的手段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二）以分求和
安史之乱后，为什么唐廷没有及时削藩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权？前面讲过，安史之乱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之功臣藩镇，不是打压的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同时募兵制下的藩镇兵将一体，有着长时间的雇佣和从属关系，战后兵民的妥善安置对于国家稳定来说非常重要。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藩与中央貌合神离，对朝廷虎视眈眈，边疆的游牧民族又像饿狼般随时觊觎长安，同时黄河流域在战乱后满目疮痍，唐廷内部架构紊乱，国库空虚。
此刻的唐廷命悬一线，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国家陷入瘫痪，随时可能崩盘。对这样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来说，“维稳”是第一步，要维持藩镇的存在，以求在这样的分割状态下得到喘息的机会。
此时藩镇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让节度使能够在藩镇内部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管理。只有各个零件良好运作起来，才能保证唐王朝这个机器的复苏。《白居易集》中所谓“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三）以分定扰
安史之乱后，唐廷本身乱成一团。到代宗时期，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并一举攻下长安。这几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全部被吐蕃占据。同时南部的南诏国与吐蕃会盟，给唐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边防地区布置重兵是必须之举措。凤翔节度使具有“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功能，邠宁有“华夷要地”“以威西戎，以护中华”的使命。西北西南十六镇在战略地位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藩镇也要肩挑起殿邦御侮的职责。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吐蕃入泾、陇诸州，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夜袭敌营，击退吐蕃，收复盐州；泾源马璘，“以破虏为己任”，刘昌在镇十三年，而“边障妥宁”。
穆宗时期的卢简求先后坐镇泾源、北庭、凤翔、河东，对边陲地带的少数民族“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至抚御，便鄙晏然”。
所以说，藩镇在保护唐王朝不受外患侵扰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财政支持
同时，在讲藩镇类型中谈及的“东南型藩镇”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
如浙东地区“财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淮南地区“控荆衡以淞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比为咽颐”。《新唐书·食货志》载，贞元二年，唐廷增加江南漕运，令浙江两道每年进米七十五万石，另以本道两税折纳一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亦百二十万石，淮南二十万石。
这些富饶高产之地不管是为唐廷战后的元气恢复还是宪宗削藩军事费用的提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得不说，在安史之乱后大伤元气的情况下，唐王朝能够屹立百年而不灭，就是有力地利用了藩镇的独特性和特殊的政治手腕，致使整个江山呈现类似“割据”而未分裂的局面。
藩镇的存在对于唐代中央政权来说是把利刃，利用得好，能使李唐衰而不倒，起起伏伏地维持上百载，继而在日薄西山之际能够出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这样的振兴。
不过，仍旧像钱穆先生所说的“政治的好坏仍旧需要人来运作”。因此在唐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的无能昏庸，使得唐朝一直走下坡路，此后一蹶不振。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爆发农民起义，唐朝经济的命脉江南地区遭到黄巢的沉重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黄巢起义后，唐朝的统治基础被彻底打破。整个唐朝中后的治乱，结局正如黄巢那首《咏菊》：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藩镇便在此时借着农名起义的风势，着黄金盔甲而灭唐于朝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