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

◇ “文艺”女青年——唐后妃干政起源

后妃也是皇权政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历代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后妃干政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层出不穷，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的风貌特征。在外戚专权中曾简单提到作为其助推器的后妃干政现象，根本原因是新继承者年纪尚小，需要作为“太后”的后妃协助，以保证皇室血脉和皇权的正常延续。

虽然自古至今后妃干政时有发生，但唐代的后妃干政较之前，在其本质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新唐书》《旧唐书》两部著作中，先后提及记载了三十六位后妃，其中被废、被杀者共十三人，这十三人中九人被杀，仅四人得以保全性命。实际上整个唐朝被杀被废的后妃远不止此，被记入史册的后妃，不得善终的原因就是或多或少卷入了政治斗争。有的是自身政治欲望强烈的，积极投身到政治斗争中而惨败，有的是被迫卷入，还有的是无辜的政治斗争牺牲品。

自武则天开始，历经中宗韦后，至肃宗张后，其中还有公主，后宫女眷对于权力的干涉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何唐朝后妃干政的力度如此之强、影响如此之广？对于此等皇权的偏房群体的崛起深度分析，我们似乎能够在几百年前看到似如当下社会的女子特色。

（一）社会的开放

《唐代妇女》作者高世瑜说：“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正值辉煌的封建盛世，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相对较轻。”

由于唐朝繁荣昌盛，统治者有着充分的自信，在各方面都实行着比较开明，甚至是开放的政策，这种开放的风气自然也涉及妇女生活。而且唐代又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正如朱熹所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生活的女子，养成了特立独行的行止风格、思想观念。

（二）各国文化的交流冲击

同时，唐朝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击，这样便更加助长了胡风的日渐盛行。这样的社会生活，让盛唐中人更加视野开阔，思想越发冲破牢笼。特别是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不管是鲜卑、突厥、党项，还是来朝的日本、东女等国都有女王、女官。加之李唐贵族女子大多有着胡人的血液，她们出自贵族之家，社会地位比较高。并且少数民族的女子身上都有着强悍、勇武、雄健的基因，崇尚的是北朝时期“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气魄，养成了骑马、放牧、驰骋大漠的潇洒气质。这些都对唐朝女子造成了巨大影响。

（三）女子自身的学识修养

这些被选入宫闱的女子大多数来自于世代为官或者富裕的家庭，她们入宫之前，从小便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即使部分女子儿时教育欠缺，入宫后也能够重新接受文化教育，学习当时最盛行、最繁荣的文史知识。比如最受李世民尊重的长孙皇后，就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历史称其“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又如太宗贤妃徐氏：

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还有武则天：

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杨贵妃则：

资质丰满，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此等出身名门、国色天香又才华过人之女子，怎能不被唐朝的文艺青年皇帝们所挚爱？所以她们不但受宠至尊，还能凭着过人的聪明才干指点江山。

（四）地主经济的支持

唐朝初年，一般地主的经济实力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上无权无地位，参与到朝政中的女子便利用到了庶族地主强烈的参政之心。后妃利用受宠，网罗了一大批庶族地主，他们一方面成了后妃的党羽，一方面也在经济上为这些后妃提供支持。研究唐代后妃与公主经济生活可知，这些女子在消费上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费，还有部分是政治消费。

那么，当遇到圣明有为的皇帝时，这样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后妃便是一个好帮手、贤内助，便能够对国家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太宗时期的长孙皇后、贤妃徐氏；若是遇到皇帝懦弱昏庸，这些聪明有文化的后妃便会趁势而上，扰乱朝纲，如“武韦之乱”。

自汉朝到清朝，后妃干政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只不过是朝廷权力争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汉朝的吕后干政开始，到唐朝出现的女皇帝，或者往后宋朝太后的“垂帘听政”，即便是在压抑之下，最终还是以合理的方式存在着。一方面是皇权允许她们存在，只要皇帝不停止“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种模式，后妃们势必会因为家族利益的关系打通渠道，嗅到皇权的味道而做出出格的事情。历代干预朝政的后妃无非位及巅峰，要么是皇后，要么是贵妃，其余的小喽啰还真没这个本事。

而她们对朝政的干预无非也不过两种：一种是皇帝圣明，后妃自身的修养也高，这种算得上是相得益彰，举案齐眉之际能对国家起着积极的作用，如长孙皇后、徐贤妃等；当然有好就有坏，如果凡事运用四象限法则来划分，前者属于特别优良的界限，对比起来，最差的情况则是皇帝昏庸，懦弱无能，后妃的修养差，那么对于国家则是十分消极，这种才算得上儒家一直认定的观点“红颜祸水”。

唐朝的后妃干政，在时间划分上有极大的讲究，唐中叶之前的后妃干政对于唐朝政权确实在一定层面上起着作用。但是自唐中叶之后，由于朝政乱套，宦官群体加入权力斗争，藩镇割据，还有朋党之争，种种乱象把后妃干政排除到了主要博弈群体之外。简而言之，即便此时后妃想加入，也不过是充当打酱油的角色。在玄宗以前，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几个女人，的确掀起了一场波澜，浪花打得再高，其实也算是为李氏王朝效力，并没有引起政权的频繁更迭，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他权力角逐者有一定的压制作用。但是自唐玄宗以后，后妃自身素质相对较差，也无力控制朝政，此时只得拉入新的助手以博弈求取胜利，从而再次助长了宦官的势力，也进一步加速了王朝的毁灭。

◇ 贞观之魂——长孙皇后

上一章说到唐朝开放风气下走入宫闱的女子们，遇到圣明的皇帝之时，较高文化修养的后妃便是皇帝的贤内助。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根据唐太宗继位之前和继位之后的风气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唐初贞观年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如此清明的政治风貌，人们无不赞扬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但是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搞事”的女人，这个助太宗创造辉煌的贤妻良佐就是长孙皇后。

初结良缘 武德斡旋

长孙皇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生，出自名门之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幼女，她的伯父长孙炽十分欣赏当时唐国公李渊睿智大气的妻子窦氏，因为窦氏年幼时曾劝说舅父周武帝宇文邕为了北周大局优待突厥皇后。长孙炽认为窦氏这样一个有见识且优秀的女子必然也会教出出色的子女，因此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

一个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法则”，且能观古善恶以自鉴的女子，一个是聪明骁勇、识务过人的男子，此乃良配。

然而，在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去世了，随后长孙兄妹与母亲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斥还舅家。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舅舅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就开始促成此事，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

于是在大业九年，十三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隋末暴政，民怨沸腾，各地反隋势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纷争。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家举义旗而起义，很快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于同年十一月入主长安，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改当年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三月初九，又改封赵国公。因此长孙氏随丈夫李世民先后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太子和齐王。不久，唐高宗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长孙氏亦随之受册为太子妃。同年八月，李世民即皇位，长孙氏被立为皇后。

顾全大局 拾遗补阙

在说长孙皇后对朝政的影响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讲一讲她本身所具有的美德，毕竟前面讲到后妃在影响皇权的“四象限法则”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后妃自身的素质影响颇深。

比如说，历史记载中说长孙皇后生性简约，不喜欢浪费，所需的东西够用就可以。而且对皇子要求也很严格，她经常训诫诸位皇子，要求他们以谦恭节俭为先，即便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例外。

太子乳母遂安夫人以总管东宫的日常用度为契机，以觉得东宫之内器物还不够为借口，屡次在长孙皇后面前要求增加费用。长孙皇后虽然爱护儿子，但并不想助长东宫的奢侈之风。她对遂安夫人说：“身为储君，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驳回了遂安夫人的请求，贞观的风气从此处也有所体现。

史料记载唐太宗和她谈及朝廷上赏罚大事，每一次她都推辞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太宗一再追问的情况下，她就干脆正襟危坐，一言不语。

贞观七年，长乐公主下嫁其舅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太宗因为公主是长孙皇后而出，特别宠爱，命令备置长公主出嫁嫁妆的两倍给长乐公主。按照唐朝的制度，皇帝的姐姐长公主和皇帝女儿公主按照官爵都是视一品，因此魏徵劝谏说道：

“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

仍是劝太宗皇帝按照标准配置。太宗下朝后，将魏徵的话原封不动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

简而言之就是非常赞同魏徵之谏，并且因此事还专派宦官到魏徵家给他赏赐，并且鼓励他永远都要按照这样的进谏态度对待皇帝。

抑退外戚 防微杜渐

长孙皇后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古事，常常言及太宗心腹之事，所道己见，太宗颇为受益。

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年幼相交，加上又是外戚，又有佐命大功。太宗对他也是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对其礼遇群臣莫及，他可以随时进出太宗皇帝寝宫。按理说这样的恩宠，丞相之位非他莫属。但是挡住长孙无忌官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

长孙皇后以前朝外戚乱政之鉴劝谏太宗，可是太宗不听，还是执意把长孙无忌封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官位均是按最高俸禄供给。长孙皇后劝不了皇帝，又改劝兄长长孙无忌。太宗皇帝不得已，只好改变主意，改封长孙无忌为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变个法儿给长孙无忌了个类似于丞相俸禄的官儿，长孙皇后这才罢休。

同时，在她缠绵病榻、临死之前，劝谏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她不仅在世之时断了兄长的官路，死前也怕娘家人因自己的福荫而身居高位，引祸上身。

长孙皇后生前曾以古代妇女得失的事迹作《女则》三十卷，还曾经著文驳斥明德马皇后（汉明帝之后）不能从根本上抑退外戚，而是仅仅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奢靡，认为这不过是先开其祸源，后防其末事而已。等长孙皇后逝世，宫人们将《女则》一书奏呈太宗，太宗看罢异常悲痛，拿着《女则》给近臣们看，说道：“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长孙皇后虽然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但她一直都重视贤良。唐太宗本身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手下谏臣众多，尽管他善于调整心态，听取意见，但是天天面对一群所谓的谏臣，难免有被冲撞的时候，盛怒之下，也会有失体面。这个时候，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就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安抚丈夫，护佑贤良。

魏徵经常冲撞唐太宗，夫妻之间有时都有互相掐死对方的想法，何况魏徵这种直言不讳的臣子。所以也得益于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影响，才免得因为一时之气，怒罚魏徵。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房玄龄曾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

太宗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

自古国家将兴，必有明君临朝，而又有哲后作配。关雎美后徳，长孙皇后维护中正之臣，实不负关雎之美。

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对于贞观之治的呕心付出，亦是万世称颂。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字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后世贤相张居正曾在《帝鉴图说》中称赞长孙皇后：

尝考自古创业守成之令主，虽圣明天挺，然亦有内助焉。观长孙皇后之于唐太宗，虽夏之涂山，周之太姒，无以过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内有贤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历史上的美好名声与崇高地位。其实也不难看出，长孙皇后也不是不干预朝政，但是她的策略更为巧妙，更能够使唐太宗接受，用现代职场上的套路来说就是：不要替代你的领导，而是去影响你的领导。因为当长孙皇后在劝唐太宗对于长孙无忌的任用时，就已经属于干预朝政的行为了。但是她的目的是好的，为了避免外戚参与到权力的角逐里面。试想若是这么一位被唐太宗看得如此重要的女人，没有以国家大计为重的心胸，可能外戚权力从唐初就开启了。那么唐朝的国运是不是将缩短，提前结束？有的时候这类“蝴蝶效应”的影响的确不容小觑。

◇ 女主天下——武则天

上章讲到长孙皇后对于贞观之治的功劳，在评论唐朝的后妃时，主观意义上还是带着褒义的态度。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的武则天，到底是“乱政”还是“治政”？

对这个充满争议的女人，我们从她登上皇位之后对于国家的手段来分析，一观武曌的真面目。她具体的一生请参考下图：

经济形势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经济形势呈U型，即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时期是唐朝经济的巅峰，武则天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也成了否定武则天治政的根据。而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估，武则天当政后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了武则天打下的基础，玄宗继位后，唐朝经济又出现了太平盛世。

学术界批评的主要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大肆礼佛，广建佛寺，多度僧尼，修建明堂，营造天枢等奢侈腐朽的动作。

的确，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佛教大肆发展阶段。修建明堂和天枢无疑是武则天时期两项最宏大的工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单从建筑消耗成本来说，算得上是铺张浪费。而从深层探究，武则天的明堂是极具政治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武则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证据。

比如置“鸟鸟族”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实际上这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符号。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每年春正月，武则天都要亲享明堂，在这里颁布法令、训诫百官、大飨群臣，主持三教论争，甚至“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而天枢则是许多少数民族酋长请立的，资金大部分由这些酋长出。至于人力，这并非筑长城般的大工程，并未动用多少人力。

同样的，我们对比武则天在高宗后期被尊为“天后”，辅佐朝政的记载：“常着七破间裙。”登基之后也提倡返朴还淳。可见她并非后世批评的那样。

并且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唐朝初年实行的土地政策，自她辅佐高宗时期，就曾予以保护，登基之后，更是继续推行。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宝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

鉴于“隆平日久，户口滋多”，有些州县“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甚至百姓没有田业的情况，她放宽了对百姓迁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余万户于田地较宽的都畿附近，缓和了雍州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唐高宗后期，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均田制的划分大大缓和了这一矛盾。并且人口的迁移开垦了较大面积的荒地，这对于人口和田地的处理是合理的，因此当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武氏腐朽、饥民四起的局面。

2．减轻剥削

在帝制时期，不可能没有剥削，问题在于剥削的程度如何。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就会搞得民不聊生；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对此十分清楚，她认为：“征赋科徭，实资宽简。”因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她通过严格执行租庸调制和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有利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3．劝课农桑

农桑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古就有统治者以劝农为务，多有“祁谷”“籍田”之举。武则天辅佐高宗时期就组织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此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农业教科书。

除了以上的措施，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城市、商业都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给开元盛世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政绩考评——吏治

如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不足以说明武则天有为，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帝王的政绩方面着手，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吏治。

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被召入宫，和唐太宗接触机会是比较多的，加之唐朝民风开化，女子有特立独行之气质，使得武则天对于贞观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视吏治，书天下刺史姓名于屏风之事想必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时期，她曾上书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过关于吏治的建议。后来她当政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创立科举制度的殿试、武举、试官制度，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对吏治的重视。武则天认为“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职，则天下自化”，这也导致她当政时期“冗官”局面的发生。她又言“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强调君臣同体，君臣一心。

同时撰写《臣轨》两卷，用以训诫百官，所谓“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该书从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缜密、良将、利人十个方面，提出了为人臣子应具备的为政之德和行为准则，教导臣子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则天时期关于地方官吏的选任，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从太宗时期的武夫刺史转向了科举出身的刺史县令，这对于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积极的。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唐初沿用隋制，中央设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有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贞观年间“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建议，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两人，以加大监察力度。

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巩固统治地位，对原有的监察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并且在《改元光宅诏》中对御史台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纵观武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和加强地方吏治，总的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业、越王李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战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造反。

边防军事

武则天时期对于边防的措施相对于她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手段来说，就显得毫无建树，甚至被批判得更加严重。在边防问题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她做了大量的应付工作，却毫无效果。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北部、西部边防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以至于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究其原因，实际上并非武氏之过。

在唐朝初期，贞观十三年，吐蕃的发展就已经达到寇略松洲二十万军的局势，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太宗时期也不能与之强硬相碰，而是采用和亲的态度，以图和平。等到唐太宗逝世，吐蕃将领便有侵略之心，时时寇略西北。虽与唐保持和亲之盟，但是早已将手沿着河湟以北，积极向河西和天山南麓伸张，严重影响到唐朝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统治。就连当时大将薛仁贵督师大战吐蕃，也是大败而归。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派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可是到了公元698年，王孝杰、娄师德再次率军大战吐蕃于素罗天山时，却大败。自始至终，唐与吐蕃的战斗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世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北方取消及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壤，而二者间同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而另一方面，唐朝时期的募兵制也是边防戍守无力的重要原因。大多数募兵而来的士兵遇到战事选择逃亡，这是影响战事的直接因素。

因此武则天时期对边防的措施，如狄仁杰提出“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

简单从国家主要的三个模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武则天当政的那些年，国家保持着平稳的发展速度。纵观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皇帝，若不是女性不得当政的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时期女性地位降低，导致史学界对她大肆抨击，她的评价并不会比大部分男性帝王差。反观她在位的几十年里，时刻顶着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来治理天下，在位时间之久而又未有流民四起而盗贼猖獗，或是揭竿起义灭周于朝夕之间的情况，足以说明她是个颇有才干的政治家。

◇ 东施效颦——三个女人的战争

武曌当政期间，在她的统治下，国富民强，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受到她当权的影响，当时的女子们纷纷以她为偶像进行效仿。继武则天之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接着又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三位仿效武则天的女强人。可怜她们有着强大的当权理想，却少了帝王之气。

太平公主

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位女强人便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与皇帝李治的小女儿，自小便备受宠爱。可能是因为武则天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儿，这种偏执的爱全部浓缩给了太平，所以她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从小便养成了骄横跋扈的习惯。也许是继承了武则天强势而又机智的性格，长大后的太平公主为人争强好胜，聪慧过人，但又权力欲极强，想要同武则天一样做女皇帝。

但武则天生前从不让太平公主过多参与政事，太平公主从来都畏惧母亲，因而行事比较收敛，对外只大肆装修府邸，购买别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但财力上的扩张根本满足不了她天生带有的“皇权角逐”基因，虽然她名为太平，一生却颇不太平，不断插手政治生活让她命运跌宕起伏，可以说得上是一副好好的公主牌，却被自己一步步打烂。

武则天统治末年，武李两家矛盾尖锐化。武则天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他为继承人，并通过一系列联姻将武李两家联系起来，以图能消弭未来的政治斗争。恰好太平公主本身的家族姻亲关系是最适合做“武李矛盾”的调和剂，因为她不仅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的兄妹，还是武则天侄儿的妻子，作为两派之间的调剂者，她的位置举足轻重。最关键的是她姓李而不是姓武，所以虽是武家儿媳，但政治上一直是李姓天下拥护者，这就是她在武则天死后，大肆参与政治斗争的基础。

所以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继位，太平公主已不满于现状，开始积极参与到政事当中。作为兄妹，她受到李显的尊重，李显曾特地下诏免她对皇太子李重俊、长宁公主等人行礼。中宗朝，韦后与安乐公主乱权，唯惧太平公主多谋善断。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后，权势地位更加显赫重要，李显经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李显坐在一起谈上一段时间。有时她没去上朝谒见，李显会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宗被韦后毒死后，太平公主又参与了同李隆基一起诛杀韦后的计划，成功后拥立李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太平公主因拥立有功，晋封万户，权力达到了顶峰，《新唐书》中记载：

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有所论荐，或自寒冗躐进至侍从，旋踵将相。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多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太平公主在与李隆基诛杀韦氏之后，二人的关系便逐渐恶化。太平公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李隆基继位，李隆基也不甘示弱，处处与太平公主针锋相对，朝廷内外一片风声鹤唳。结果两人兵戎相见，太平公主全面颓败，潜逃过程中被李隆基抓住，赐死。

这一争夺还不是皇权的较量，毕竟李隆基还未即位，可以说得上是“王权”的争斗。同室操戈，各朝各代权力争斗中典型的宫廷争斗，整个唐朝前期都笼罩着这一争斗。或许是“玄武门之变”就没开好头。

唐中宗之妻——韦皇后

一开始，可以说韦皇后是最不幸的人，虽然被选为太子妃，但却在武则天的强势下与太子李显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后李显又被武则天废黜太子之位，并流放房州，韦氏一直随行。原本就提心吊胆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平静。韦氏随时面临与李显一起被赐死的危险，然而在这种危险的局势下，韦氏选择了与李显共患难，所以才有了李显对韦氏的承诺“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

神龙元年（705年），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等五人，发动兵变，逼迫武则天禅让，李显复辟，史称神龙政变。韦氏也重新当上了皇后。也因为李显流放时候的承诺，才使得韦后权力欲极具膨胀到一发不可收拾。桓彦范上表劝阻中宗，陈述后宫干政的祸害，可是中宗念在韦氏在他最落魄时的陪伴之情，并没有接受桓彦范的建议。

韦氏的心思大家心知肚明，既然前有武则天做榜样，并且当时昭容上官婉儿也屡次劝说韦后走武则天的道路。韦氏便开始着手为自己女主天下之路做铺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母性的角色当然走的是“母爱”无限的套路：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去世的母亲服丧三年。除此之外，又请求中宗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岁就免除劳役，改易制度，用这些套路来收取人心民望。不过既然是彰显皇室的德行，所以李显就都准许了。

特别是武三思进宫后，由于上官婉儿和韦氏的强力推荐，武三思开始参与到政事当中，此后张柬之等人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但武三思也只不过是韦氏登上权力宝座路途中的一个垫脚石。

当然，韦氏的偶像是武则天，自然也是效仿武则天的权力之路。

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道路可以称为“权力三部曲”，首先她得是个皇后，这一步等于是首先得是个老板娘；如果老板娘不能干掉老板，代替老板，就只能走上第二步，做“老板的娘”——当太后；那么第三步则是干掉自己的儿子，这比干掉自己的丈夫容易，走完后直接升级成为女皇帝。

所以韦氏也想照着这三步走，当韦皇后走到第一步时，她就迫不及待很想赶快当上太后，再接着当女皇帝。但是要由皇后变成太后，必须是皇帝逝世后，儿子辈的皇子继位，原来的皇后才能升格为太后。韦皇后一直想升格为太后，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唐中宗身体一直很好，完全没有要死的迹象。韦皇后实在等不及了，于是下毒毒死中宗，使自己可以直接升格为太后。

唐中宗死后，韦氏并没有因此走上权力的巅峰，因为博弈局的另一批权力角逐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开始着手分割这块蛋糕。此时的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李旦辅政，韦后为皇太后摄政，以平衡各方势力。

就在韦后想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时，却被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先下手为强，联合诛杀。

上官婉儿

相对上面两位天生自带“女主”基因的女性来说，上官婉儿的权力追逐之路显得更为不同。毕竟她既不姓李，也没有“后命”，从一个刚开始官位极低的宫廷女官一步步走到了中宗时期政权核心，其官职也随着中宗对于朝政的掌控力度而变化。所以把上官婉儿作为切入点，可以最真实地一睹中宗时期看似混乱的权力争斗实况。看这三大博弈者——李氏江山主导人、韦氏集团、太平公主集团是如何操纵权力，进行权力分配和斗争的。

上官婉儿因祖父上官仪获罪被杀而沦为内庭婢女，然而上官婉儿从小便天资聪颖，十四岁便会作诗，文学天赋极高，因此被女皇武则天重用。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上官婉儿极力贴近和依附于武则天。可以说，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上官婉儿的身份可以说是一升再升，到最后成为武则天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因此，上官婉儿在辅助女皇处理政务时，便对政事日益了解。从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这使得上官婉儿权势日盛。

神龙政变后（705年），唐中宗恢复李氏江山主导权，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对其无比信任。接着上官婉儿又被拜为昭容，权势进一步增强，成功进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地带。中宗复位后，首要任务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从《旧唐书·中宗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宗对权力群体有明显的划分：依附在武则天身边的张氏兄弟、太平公主和李旦皇族。

周旋在几大权力群体之间的上官婉儿非常懂得平衡权术，在确保自己周全之际还能借势而上。前面说到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上官婉儿依附于武则天，地位一升再升。那么现在江山姓李不姓武，拉拢依附对象自然变更成另外一个群体——韦氏。这种依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两大群体之间互相支撑。同样的，韦氏群体也借着上官婉儿的受宠大力发展。这种政治群体之间的联盟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因为自始至终，周旋博弈的主导人都是中宗。借势打势的手段在运用过程当中，自然就会出现类似上官婉儿这类棋子。

上官婉儿也对中宗初期的朝政布局起到了转变的作用，按照中宗前期的计划：借用韦氏和武氏（武三思）力量来抵抗李氏其他子孙对皇位的觊觎（也就是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群体）。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韦氏、武氏联盟势力大增。

景龙二年，同一年内史料对上官婉儿官职的称呼从上官昭容变成了上官婕妤。因此这段时间内上官婉儿是有所降职的。但是从次年发生的太子党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发动政变的情况来猜测，应该是上官婉儿得罪了中宗。因为当时除了皇权本身，“韦武联盟”势力异常庞大，另外一个则是太子党。而从中宗对几大群体的维护来看，他对“韦武联盟”的宠信度要高于太子党。这种暧昧的态度让极善于弄权的上官婉儿也摸不清楚方向：依附“韦武联盟”势必将得罪太子党，一旦太子上位，权力之路将就此终结；但是反过来，太子党势单力薄，得罪“韦武联盟”可能导致自己立马陷入危机。所以当中宗以上官婉儿当枪手出击时，她选择了暂时退出战局，静观其变，这就导致了她的降职。

太子政变结束之后，“韦武联盟”因武三思等人的被杀而遭受重创，韦氏以横扫朝野之势迅速清除了太子乱党，借此机会，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权势。这一次中宗开始调整布局，重新借助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皇族的手打压日渐庞大的韦氏集团。在同年的十一月，上官婉儿再次从婕妤变成昭容，说明在太子党覆灭之后，她迅速依附上了韦氏，才让自己的官位重新恢复。

整个朝廷看似风平浪静，但稳定政局下的两大权力斗争体——韦氏集团和太平公主集团之间的较量并没有停歇。鉴于“神龙政变”的影响，中宗被两大权力斗争体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场对决出现了短暂的三角平稳局面。而上官婉儿始终周旋在“三足鼎立”之中。

但是这种格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一旦其中一方开始躁动，平衡局面就会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局面的就是上文中的韦氏，迫切想做太后的韦氏开始加大了较量的力度。这次的斗争异常激烈，较之前面的太子党来说，太平公主等人的势力更加强势，因为这次太平公主集团加入的新成员是李隆基。

同样的，这一次上官婉儿仍旧想效仿之前的做法，暂时退出争斗，静观其变。可是这一次她的运气似乎没有那么好。景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消灭了韦氏集团，同时也没放过上官婉儿，将其一并杀之。

上官婉儿的官位升降变化数次，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政局的波动诡谲。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既不是李氏子孙，也非后非嫔，只是一个政治的附庸。

这三个女人的戏码上演得如此激烈，太平的呼风唤雨，韦氏的步步惊心，上官婉儿的左右平衡，随着中宗手中所握皇权的强弱，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场斗争恰好反映的是整个王朝的权力格局。

太平公主、韦皇后、上官婉儿的政治地位、管理才能、宫廷心术，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较之武则天，少了帝王的气度和格局。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哀的，都在权力的角逐中被杀。太平公主与韦后都过于追求权力和地位，甚至都有仿效武则天成为女皇的野心，最终因自己野心太大而断送了性命，而上官婉儿权力虽大，却也只能依附他人，是无法与太平公主、韦后相比的。她只不过是想在几大群体博弈之时，抓住一方势力，依附一方势力，让自己处于久立不倒的位置。

在权力的角逐中，她们虽然都曾权倾一时，不可一世。但回顾她们的一生，都是非常悲哀的，只不过是皇族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牺牲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