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何苗眼看局势大乱，只得改变对象，开始劝何进：“我们当初一起从南阳来，出身贫贱，都是依靠宦官的扶助，才有今天的富贵。国家大事，又谈何容易，覆水难收，应该多加考虑。应暂且与宦官们和解。”

何进本身就是一个犹豫不决之人，他自身倚仗何太后得势，况且目前所做之事不但未得何太后支持，反而被一再地劝阻，尴尬到了极端。偏偏又遇袁绍不断催促，顿时觉得诛灭宦官这事拖得太久，很多机密已经泄露了。

何进的纠结拖延急死了袁绍，袁绍怕何进改变主意，便威胁他说：“矛盾已经形成，行动迹象已经显露，将军还想等待什么，而不早作决断？事情拖得太久会发生变化，你想要重新上演窦武被害的惨剧吗？”

听不得半句劝的何进又变卦了，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有不经请示就逮捕或处死罪犯的权力，意思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袁绍你看着办吧，要搞死哪个宦官你随便选。这时何太后开始慌了，果断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都罢免回家，只留下一些何进所亲信的人守在宫中。由此可见陈琳、曹操等人所反对之事的正确，根本用不着诏董卓入洛阳。

八月二十五日，何进入长乐宫，再次奏告何太后，请求杀死全体中常侍。但是何进没想到的是，不但未如愿以偿，反倒赔了自己性命。

面对何进咬死不放的剿灭，宦官群体终于反扑。之前被罢免回家的张让、段珪等派人去窃听何进兄妹的谈话，获知全部谈话内容，然后马上采取行动，率领自己的党羽数十人，偷偷从侧门进去，埋伏在殿门下，假传太后的旨意召何进。等到何进入宫，一群人围上去将他绑住，责问说：“天下大乱，也不单是我们宦官的罪过。先帝曾经跟太后生气，几乎废黜太后，我们流着泪进行解救，各人都献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使先帝缓和下来，只是要托身于你的门下罢了。如今你竟想把我们杀死灭族，不也太过分了吗！”

说完尚方监渠穆拔出剑来，在喜德殿前杀死何进。

这下可开心死了另一波崛起的势力。何进被杀，对袁绍来说却是消灭宦官的大好时机。一来可以名正言顺消灭宦官，二来可以笼络住何进老部下。势力和人心大增的袁绍率兵攻入宫中，关上北宫门，派兵捉拿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一场格斗下来，共二千余人毙命，可笑的是有人因为未长胡须而被误杀。袁绍乘势率军进攻，扫**宫禁。

至此，十常侍之乱彻底结束。

你以为宦官的扑灭就是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束？所谓真正的大阴谋家袁绍没有笑到最后，因为黄雀背后还有“捕鸟之人”，就是那个按他的计谋召入的董卓。十常侍之乱中，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从凉州飞奔而来的军阀董卓，率先一步找到因袁绍入宫围剿宦官而出逃的刘辩与刘协，并起了废立之意。

昭宁元年（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废刘辩改立刘协为帝，不久又弑杀刘辩与何太后，袁绍、袁术、曹操、鲍信纷纷被逼逃离洛阳，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从此，各路诸侯并起，汉王朝名存实亡。

各路心怀鬼胎的宦官、外戚、士人甚至被称为豪杰的地方势力群体，把这光武之兴后的东汉搅得怨声载道，把活脱脱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前有党锢之争的重力加速摧毁，十常侍之乱更是这悬在汉王朝背上的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压死了这苟延残喘的刘氏江山。

◇ 番外：千古贤宦第一人——唐初宦官的发展

自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东汉灭亡以来，至魏晋南北朝，中原群雄割据，政权频繁更迭。即使后世皇帝深知宦官当权的危害，可是这个群体始终未被从历史上抹掉。就连相隔东汉灭亡不久的北魏，也在三朝之后开始重用宦官刘腾，致使宦官再次当权，掀起腥风血雨。

唐朝建国后，鉴于汉亡的教训，规定宦官官职不得超过三品，以限制宦官的权力，禁止其干涉朝政，祸乱朝纲。我们在说外戚专权之时，东汉之初为了限制外戚，设立制度来防范外戚专权，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整个东汉后期始终逃不过外戚的权力争锋。唐朝在限制宦官的措施中，同样也难逃宦官乱政的厄运。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因为宦官在生理上缺失了男人最在乎的部分，所以虽然身处泱泱大国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却往往在人格和心理上扭曲和不完整，要么阴险狠毒，要么溜须拍马。

但是有一个出类拔萃之人，身体强壮，办事得力，有着大将风范。他与唐玄宗不离不弃、终生不渝的关系，更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知己情谊。

高力士自幼聪慧过人，公元698年得武则天欣赏而入宫侍奉，后因小过被逐出宫外，一年后又复召入宫。景龙二年，当时皇子李隆基尚在藩国，二十四岁的高力士遇到了二十三岁的李隆基，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一直守护着李隆基的高力士日后所有的荣耀的确都是他的忠诚与勇气换来的。

景龙四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唐睿宗复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因参与谋划有功，擢升朝散大夫、内给事。李隆基登基之后，高力士又参与诛杀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破格授官银青光禄大夫，任内侍同正员。到开元初年，高力士又擢升为右监门卫将军，执掌内侍省事务，一路飞升至骠骑大将军，其家产富有非当时王侯能比。

此时高力士权倾朝野，甚至常宿禁中，并且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让其过目，不少小事也能自行裁决。但他并非是靠着阿谀奉承获得的宠爱，他与玄宗互为知己，颇得玄宗信任，这般的上升环境造就了他与前朝宦官的不同。

前朝宦官大部分靠着皇子年幼，帮太后幼帝孤儿寡母争夺权力而上位，又善于阿谀奉承，深得后妃和幼帝依赖和重用，后期权力膨胀，加之心术不正，往往会祸乱朝纲。而高力士与李隆基相识时，李隆基已经二十三岁，心智成熟。大权在手的高力士从不曾有篡夺皇权之心，甚至在关键时刻为唐玄宗在政治上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情感上的倾心关怀。高力士虽为阉人，却有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决断性格，后世评价其为“善于骑射，一发而中，三军心服”，确实颇有大将之风。

正史中一直记录的宦官大部分都为后世所不齿，而高力士算得上是自秦以来宦官群体中的一股清流。前有魏徵时刻提点太宗，今有高力士不断劝谏玄宗。

《新唐书·宦者传》记载：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惮幸东都，而京师漕不给，乃以赋粟助漕，及用和籴法，数年，国用稍充。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

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力士顿首自陈“心狂易，语谬当死”。帝为置酒，左右呼万岁。由是还内宅，不复事。

都知道晚年的唐玄宗逐渐沉迷声色，无意朝政之事。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探知他有心隐退，就与牛仙客谋划，通过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和籴法始于汉武帝时期，在丰收的年份或粮食盛产地区，政府用低价收购粮食，来避免粮食歉收的时候出现饥荒），以充实关中。没有几年，京畿蓄积殷富。国富民强的盛世局面，更助长了玄宗退隐的想法。

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爱卿，朕自住关内快十年了，国家昌盛，一片安宁祥和之景，不如把国家大事都交李林甫来办，朕也可以与卿置酒作乐，岂不快哉。爱卿认为如何啊？”

高力士听后大惊，便极力规谏玄宗道：“林甫利用变造之谋，牛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涉及的仓储制度稍稍需普及下。

上述的正仓指的是以皇粮国赋为来源的官仓，而义仓是地方建立的公共储备粮食以备灾荒年赈灾之用。自武则天当政后期，国家因频繁出师，官仓粮食大肆挥霍，加之唐使用的是租庸调制的田赋制度，战事告急之年，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减少，国用不足。就开始出现义仓粮食挪用的混乱局面，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李甫国和牛仙客通过增加赋税和低价买入义仓粮食填补正仓，假意正仓（官仓）充实，欺瞒玄宗国富民强。长此以往，义仓之粮食收购完了，而正仓再无真实来源，正仓义仓都将耗尽。而天下百姓仅通过变相的和籴之法便可投机倒把，赚取差价，不再务本重视农业发展，于是有了弃本逐末一说法。如此操作也致使“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制坏”的结局。

唐玄宗听后，顿时感到十分不快，仔细想想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有点尴尬地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

可是这个糊涂皇帝想隐退是真心的，因为在天宝十三年，玄宗又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忖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嘿，还真来劲儿了，又一次想把国事甩给宰相杨国忠，这可苦了看得明明白白的高力士，于是高力士再次进行规劝：“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玄宗当即表示：“好了，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的劝谏并未能使玄宗改过，玄宗依然宠信宰相杨国忠和藩镇的将领。不听规劝，唐玄宗即将为他的昏庸糊涂付出代价。但是不管唐玄宗后期有多么昏庸，高力士始终忠心于他。

安史之乱时，他随玄宗奔西川，行至马嵬驿时，军士们都围在马嵬驿边叫苦连连。唐玄宗听到账外喧哗不止，便问何事惊扰，嘈杂不断。玄宗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理所应当不能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

玄宗哪里肯答应，说道：“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

高力士当然知道玄宗宠爱贵妃，但是大局当前，他必须保全玄宗安危。怎能命都快没了还想着女人，故劝谏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

被逼到死胡同的玄宗无可奈何，不得不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用绳子勒死了她。然后把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这下安抚了众将领的情绪，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玄宗安慰他们，并命令告谕其他的军士。可见玄宗对高力士的建议大部分是十分听从的，高力士对玄宗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

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被迎接回朝，并被尊为“太上皇”。儿子肃宗不希望太上皇管朝政，肃宗的皇后张良娣及宦官李辅国就暗中配合，常常挟制迫害玄宗。一班旧臣早都忙着投靠新主子邀宠去了。倍感寂寞的唐玄宗，左右只有一个人陪伴，那就是高力士。高力士甚至不惜为了玄宗而得罪权倾朝野的另一大宦官李辅国。

后来，高力士因得罪李辅国而遭到流放，到巫州之时，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

公元762年四月，玄宗去世。流放在巫州的高力士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屡次哭死过去。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三，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

高力士于当年八月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后世之人对于高力士的一生都是颇为赞赏的，不管他当权之时是否做过有违道德伦理之事，毕竟他对玄宗一生忠心耿耿，也洗净了那些少有的污渍。在宦官当权破坏朝纲的历史之中，高力士一人，足以摒弃传统偏见的中允不二的阉宦无人傥论。最为可惜的是皇权和宦者专权的这次配合，未曾描出一幅大唐的雄壮蓝图。若是高力士贪心一点儿，足以掌握朝权，或者再将政治谋略战线看得长远一点儿，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外戚专权，即使不能保证安史之乱不能发生，至少能护玄宗安享晚年，而非怅然而逝。

◇ 番外：欺压皇帝的老奴

上一章讲高力士实乃宦官中的一股清流，这一章我们终得又回到血淋淋的不快中来。唐朝中后期始终逃不掉宦官当道为所欲为的怪状。在准备痛骂这些阉党之前，我想注明自唐建国以来的政治背景和官僚体系，以说明唐朝背景制度的合理与完善。

唐代的中央政府制度是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组织架构，这一制度是在继承隋朝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三省六部制约皇帝，多位宰相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只有相对的权力，同时他们的权力也受到其他部门、其他官员的制约和限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尽量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膨胀，它有利于政务决策和执行的科学化、合理化。从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上讲，它绝对算得上当时一种很先进、很科学的制度。整个唐朝前期，由于这一政治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加之运作它的参与者的努力，从贞观年间的明君贤相绝妙搭配，到玄宗开元年间的垂拱而治相得益彰，大唐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稳定局势。直到天宝年间，唐玄宗怠于政事，从此君王不早朝，任用奸臣，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大唐逐渐走向了灭亡。

唐朝到“安史之乱”前后，外有藩镇持续割据，边陲地带流民少数民族混乱，内有奸宦当道，为所欲为。

李辅国则是唐朝这个时期的第一大奸宦，在史册中臭名昭著。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加上安土重迁的百姓们也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太子于是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在唐玄宗逃亡蜀地之时，李辅国趁机劝太子迅速称帝，借此以安民心。

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竟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到了长安，唐肃宗与李辅国心知这帝位是自己立的，并没得到玄宗的诏书，所以都怕玄宗复位。于是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与肃宗皇后张良娣合谋，对玄宗步步紧逼。李辅国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后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得势后的李辅国变本加厉，开始打压异己。《新唐书·宦者列传》中记载：

既得志，乃厌然骄觖，求宰相，帝重违曰：“卿勋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辅国遂讽宰相裴冕使联表荐己。帝密擿萧华使喻止冕。

李辅国因有功升为兵部尚书，赴尚书省上任时，让武士全副武装，夹道欢迎自己，同时还有艺人表演跳丸舞剑杂技，百名骑兵开道，御厨供奉食品，太常寺设乐队奏乐，宰相和群臣都集中等候，好一个洋洋得意的样子。

李辅国得志之后，更加骄纵而野心勃勃，转向肃宗谋求宰相一职，肃宗表示不认同，面有难色地说：“爱卿啊！以你的功勋能力，什么官职不可以担任呢？但是任宰相这个提议，大家意见不一致，这可怎么办呢？”

话音刚落，李辅国非常不高兴，想法暗示宰相裴冕，让大臣们联名上表推荐自己。其实肃宗心里知道不可让他独掌大权，便密令肖华去告诉裴冕不要这样做。肖华由此而得罪李辅国，等到肃宗逝世，肖华被罢免逐出宫外。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李辅国的专权行为让张良娣非常憎恨。张良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本也想效法武则天、韦皇后，来个女主干政。李辅国的发迹，成了张皇后的一块心病。先发制人，后发制与人，为了扳倒李捕国，张皇后准备借刀杀人，借太子之手杀李辅国及程元振，可惜太子不同意。张皇后实在等不及了，一日不除李辅国，实在难以安寝，于是又勾结越王李系、兖王僴、宦官段恒俊等，准备发动政变，废掉皇太子李豫，逮捕宦官李捕国，篡位自立。

正当张皇后紧锣密鼓准备政变的时候，她的这一阴谋被另一大宦官程元振察觉。毕竟程元振也在诛杀名单之中，得到消息的李辅国立马令程元振调集禁军，以备不测。双方暗地里已经做了一切准备，箭在弦上，只看谁先发号施令。当然，打响这第一枪的是宦官团伙，程元振先是派兵将皇太子李豫“保护”起来，之后与李辅国率领禁军冲入长生殿，直接逮捕了张皇后、越王李系、兖王僴等，没想到竟一石二鸟，本来就窝囊的唐肃宗经此惊吓，竟然一命归天了。皇帝都死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李辅国借此机会，杀死张皇后等，与程元振等一起拥立李豫继位，这就是唐代宗。

代宗即位，念在李辅国和程元振有拥立之功，便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这还得了，飞上枝头的李辅国从此以后更加跋扈，之前仅仅是向肃宗讨要官位，现在索性直接对皇帝说：“陛下只管坐在宫中，外面的事听由老奴处理。”

代宗想杀他，但畏惧他掌握着兵权，现在朝廷事事不稳定，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自己的委屈自己知道。鉴于李辅国手中的兵权，代宗反而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大小都告诉他。既然一时半会儿是除不了他，就把他捧着，让他膨胀，总有一天膨胀到了顶点，就爆炸！毕竟看他不顺眼的不止代宗。

程元振对唐代宗也有拥立之功，但处处受到李辅国的压制，一山难容二虎，因而也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此刻他见代宗有除掉李辅国之心，便添油加醋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状。

既然程元振频繁地向皇帝示意，皇帝也向程元振抛出橄榄枝。夜黑风高杀人夜，不久，皇帝发动出击，方式就是先削弱李辅国的爪牙的权力分布，先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接替了李辅国的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的职务，后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替李辅国兼元帅行军司马，在宫外赐给李辅国一所大宅第。

被这一棒击中的李辅国这才感到危机四伏，顿时没了主意，为了活命，主动上表请求免官。好说好说，毕竟他还是旧功臣，收回兵权的皇帝，下诏进封他为博陆郡王，仍为司空及尚父，实际上只是挂空职，没有实权。

面对如此遭遇，李辅国气得说不出话来，在代宗面前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老奴该死，侍候不了郎君了，请让老奴到九泉之下去侍奉先帝吧！”

皇帝假意好言劝慰，让他回去。

削了李辅国兵权后，代宗心里还是难以咽下被他欺负的恶气，于是乘李辅国不备，派人扮作盗贼刺杀了他，然后假装下令追捕盗贼，并派宫中使者慰问其家属。李辅国终是恶人有恶报，得到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全部禁军。而令代宗没想到的是，这些个宦官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程元振因此专权，其骄横情状较李辅国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得势后，他的父亲被封为司空，母亲也被封为赵国夫人，兄弟姐妹也都跟着沾了光。

在权力的这一条道路上，是一具具尸体搭出来的，只要涉及权力争夺的人，不管对方是曾经得罪于自己的，还是现在不听召唤的，哪怕有背叛趋势的，通通都得死。所以程元振开始对朝廷中曾经阻碍自己夺权的官员加以陷害，务必除掉。

比如在此之前，原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安史叛军作战失败被俘，叛乱平息后被释放返朝。程元振为了拓宽权力范围，网罗亲信，便将王仲升推荐为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这开了将军兼大夫的先例。在擢升王仲升之前，程元振企图笼络襄阳节度使来瑱为亲信，但来瑱不愿意搭理他，所以等王仲升回朝后，程元振便唆使王仲升诬陷来瑱，假以皇帝之命将来瑱骗到宫里杀害。来瑱之死导致各藩镇对程元振恨得牙痒痒。

程元振仰仗皇权，狐假虎威，把全国各地的节度使都得罪了个遍，就连皇帝身边的一些大将，都惧怕权奸谋害，于是逐渐疏远了朝廷，拥兵自保。

这一场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就此不断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随之而来的吐蕃之祸更是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公元763年九月，吐蕃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后，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当这群人浩浩****地过了邠州的时候，深宫之中的代宗才刚知道吐蕃都快打到家门口了，这还得了？话不多说，代宗下诏调兵抵御吐蕃蛮军，可是这个时候居然出现了类似“烽火戏诸侯”的笑话，只不过这次的“女主角”居然是个太监！天子脚下的这些节度使、将军因为太痛恨代宗宠信程元振，竟无一人应命出兵勤王，致使吐蕃军直接攻下长安。一脸震惊的代宗如同当头一棒，恍然大悟之间不得不仓皇出逃陕州。吐蕃在京城长安乱兵抢掠洗劫一空。

好在此时的郭子仪和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向代宗上疏切谏，请求杀程元振以谢天下，奏疏中说：“吐蕃、党项军队数万入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兵不血刃而入长安。在敌入寇关头，谋臣一言不发，武将不肯出战，三辅百姓也不愿护卫朝廷，此乃四方内外皆与皇帝离心叛道之势。究其原因，是皇帝疏远贤良，专宠宦官的结果。为挽救社稷，立斩程元振。皇帝自己削尊号，下诏引咎，率德励行，天下人必服。”

也不知代宗皇帝是中了什么邪，家国即将破碎了，仍旧不肯斩程元振，只是下令尽削他的官，放归田里。

吐蕃兵占领了长安后，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傀儡皇帝，当作自己的统治工具，纵兵焚掠。被架在火上烤的代宗，仓促之下，不得不启用年近七十的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迎击吐蕃。

郭子仪还算忠诚于唐王室，虽然对代宗不杀程元振心怀不满，但在大局当前，仍旧积极组织兵力反击吐蕃。到十一月时，在郭令公郭子仪的指挥带领下，军队收复了长安。

长安收复后，代宗从陕州返回京城。程元振贼心不死，又从三原潜入长安，企图再见皇帝，以求任用。结果被御史发现，上疏弹劾。代宗下令将他流放溱州，在江陵时被仇家杀死。

代宗从父祖手中接过烂摊子之初，盛世的繁华还留在人们的回忆中。十几年间，他姑息藩镇，宠信宦官，把一个更加烂的摊子传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大唐帝国往日的盛景已是明日黄花，成为人们心中无法再现的记忆了。

在开篇写唐朝的背景制度，其目的是用来讽刺在如此科学、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下，运作者仍旧能把手里的好牌打成输局。钱穆先生在论及唐朝的政治制度得与失中道：“在一个好的制度下，遇上昏君奸相，照样能把好的制度弄糟糕，好的传统弄废弃，把盛唐景象变成破败山河。”

◇ 番外：典兵与政的后唐宦群

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廿二史劄（札）记》中说：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

唐朝后期的皇位继承和争夺几乎全与宦官有关。代宗之时，李辅国、程元振以及程元振死后的鱼朝恩交替专权，宦官的权力在不断上升。但此时的皇帝仍是有能力将自己不满意的宦官除掉的，其实皇帝往往是在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宦官还没有完全控制皇位的继承。

而赵翼所言的“立君、弑君、废君”现象则是自从唐德宗（代宗长子）后，除顺宗外共十一位皇帝，皆是由宦官拥立的，期间夹杂着拥立、弑废现象，多少令人惊讶不已。而这三乱之祸，则是由于“掌禁兵、管枢密”。

《廿二史劄记》记载：

自德宗惩泾师之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全归宦寺。

代宗之时，宦官鱼朝恩开了宦官统军的先例，至德宗朝，宦官任各道监军竟成了惯例。特别是自鱼朝恩开始，京师禁卫部队神策军的统帅权就落入宦官的手中，也就是说，皇室的安危就由宦官来决定了。代宗最终用诡谋捕杀鱼朝恩，而不能堂堂正正诛杀权阉，实际上已经标志着皇权的威严随着这种放权让权，被消耗得**然无存。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唐顺宗继位。唐顺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他不甘心受制于宦官，通过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准备搞掉宦官操纵权力的乱象。这些文人手段柔软得多，几个人商量筹划后出了一个“永贞革新”的政策，所为改革改革，就是革掉既得利益者的命运。

当然，此项改革目的性极强，因为直接触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当朝权阉第一大头俱文珍恨不得马上跳起来掀了金銮殿的顶，立马伙同其他宦官坚决反对此项改革。

怎么说呢，人算不如天算，此时恰逢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好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俱文珍等宦官算是逮住了救命稻草，便与李纯日夜聚集在唐顺宗周围，气势汹汹地逼其让位。本来就半身不遂的顺宗面对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实在禁不住这样的折腾，心想还是算了吧，保命重要，不得不把军国大政交给太子。

傀儡太子掌权后，俱文珍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走路都是横着走。但是李纯一日成不了真正的皇帝，他就还得看这个“残废”的脸色。胆大包天的俱文珍直接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逼迫他们起草诏书，逼迫只做了七个月皇帝的唐顺宗退位，由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而尊唐顺宗为太上皇。

由此，俱文珍开了宦官废立皇帝的先例。也正是有了这个先例，往后唐朝的八位皇帝都是由宦官废立的。

废立皇帝的同时，宦官还操有弑君之权势。唐宪宗最后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昭宗在位时又为刘季述所幽禁，所谓“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

在宦官为所欲为过程中，皇权的背负者曾对宦党进行大肆剿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顺宗夺神策军权是第一次较量；第二次是敬宗被杀后，名相裴度拥立文宗之时，诛杀了一大批宦官。但是此过程中，一来宦官梁守谦等也有拥立之功，二来裴度也没有下决心尽除宦官势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而第三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大和九年秋天，宰相李训和风翔节度使郑注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条件当然也摆得很明显，就是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人，在赴任之前先召集募吏卒，诛杀宦官。

所以在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抓住这个天降祥瑞的机会，大肆渲染称之为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文宗皇帝命群臣先往观看，以探虚实，但是群臣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不信，宰相怎么会骗人呢？又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却突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于是迅速夺路而逃。原来这是文宗皇帝和宰相设下的一个圈套，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奈何计划失败。

被惹恼的宦官等人逃到含元殿之后，逮住文宗并胁迫其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慌了神，急忙上殿保驾，结果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上前奋击，慌乱中的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

“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不久文宗含恨而死。此场格斗是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次殊死较量，最终却以皇帝惨败告终，从此唐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剪除宦官之乱。

直至唐末，朱温把唐王朝的宗室、朝臣、宦官一锅端，宦官与皇权才同归于尽。

赵翼总述唐朝最终与宦官同归于尽过程道：

“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

至此，宦者被诛灭，朱全忠杀唐哀帝而篡唐权，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局。

故有言唐末宦官与皇权关系有如：

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

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廿二史劄（札）记》

◇ 番外：无法掀起波澜的“宋宦”

唐亡之后，五代十国是历史上典型的走马灯更换的时期，是一个没有稳定王朝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五代十国实际上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才结束了这种割据、混战、王朝不稳、社会混乱的局面。

纵观整个宋朝，大部分历史大家提及宋朝，纷纷摇头表示宋朝乃汉、唐、宋、明、清中最弱的一个，也是政治上毫无建树的朝代。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确定文武分途、以文治国、以文制武的政策。这种重文轻武的制度从而形成了宋朝保守、狭隘和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两宋终始。

虽然整个宋朝在保守且毫无建树地运作着，但是对比唐朝，至少在外戚和宦官两大群体中未出现过像前朝那样庞大成势的祸乱。因距离晚唐不远，前朝的宦官为乱、废立杀害皇帝的往事，时时刻刻还挂在宋朝皇帝的脑袋里。因此宋朝对于宦官群体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官位上都严格限制。即使宋对宦官加以信用，也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宦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从皇权本身出发，赵氏皇权一直都以前朝为鉴，从各个角度对宦官加以限制。

看看《宋史·宦者传》的记载我们便知其中的渊源，经概括为七点：

其一，严格控制宦官群体。

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

——《宋史》

《宋史》关于宦者的记录，开篇便说宋太祖对于宦官群体数量的限制。唐太宗时期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0人以内，但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直接缩减了20倍。且规定宦官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一人作为继嗣。这是宋朝皇帝为了控制宦官群体发展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其二，权相士人制约。

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

——《宋史》

宋朝对于宦官升职一事把控颇严，这种现象源于宋朝文官当政的政策。若是皇帝想册封某位宠爱有加的宦官，也会遭到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群体的阻止，谓之“祖宗之法严，不可违背”。宰执大臣只不过是与宦官对立的士大夫这一政治集团的代表，其他士大夫对宦官的态度也大都如此。即使是换了角色，文官推荐某位宦官，此时的皇帝也会大肆阻止，如《宋史》有则关于宋太宗的记载：

朝议赏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上怒，深责相臣，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在太平兴国五年之时，宦官王继恩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中书推荐封赏他为宣徽使。太宗先是表现为大怒，而后调整宦官职位，特置宣政使一职来封赏王继恩，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臣、武将。

其三，设立宦官阶官。

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共有十一阶。而在东头供奉官上更高级的阶官又有从较低级的皇城使到最高级的延福宫使，凡六阶。那么特置于王继恩的宣政使则属于高级官阶的宦官。即便是特设这六层高级官阶以图区分身份，伴随着这官职而出的另一道圣旨是“临时用例，取旨改转”，说明这些官位可以随时更改。只有对国家有极大功劳的人才能胜任东头供奉官以上的六阶职位，普通宦官根本与此无缘。

其四，则由第三加以衍生，压低宦官品级。

我们在历史课本中谈到宋朝的特点通常用“冗官、冗兵、冗费”总结。宋朝是极其重视科举选官的，大量官员挤入政治系统，宋王朝为此设立繁复的官僚体制和晋升体系。文臣、武将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唯独宦官不能照此办理。

在唐代初期，唐太宗为了压抑宦官，要求内侍省不置三品官，所以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但到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主要掌宫廷内部侍奉事务）、押班（朝会时领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到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选充押班等。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到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五月，童贯才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由此可见，北宋初年位及最高官品的宦官，其工作本质仍旧属于日常的内部侍奉，绝不可能有插手朝堂的权力。

其五，由于品位极低，俸禄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这条为降低宦官俸禄。

而从官位俸禄方面说，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而当时的宰相月俸禄为300贯，宋代宦官较之与前朝当权宦官差距真是一落千丈。据此，当朝宦官既无官位大权在手，也无法凭借俸禄贿赂他人，以成“群争”。

说及群争，我们可能会想到，此时的宦官虽无官阶独自成“宦派”，但鉴于宋朝的官僚群体的繁复，他们可以借助“他群”以谋其利，毕竟与皇帝相伴，朝夕侍奉的还是宦官。但是，宋朝皇帝怎么可能忘记这一点呢，于是有了防患宦官专权的第六则，《宋史》记载有二：

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来，或出谒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

其六，宦官的活动受到某些限制，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这条显然是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

你以为以上六则就算严控得滴水不漏了，其实不然。

最重要的第七则限制其实在压低官品之中提及过，这些宦官虽然有特设官阶以供封赏，但是此类官位绝不允许“掌机密”。

在前章我用“典兵与政”为题，其主要目的是说明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北宋初年的情况是，通进司、银台司隶枢密院（通进司的主要职责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凡内外覆奏文字必通过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宦官仍在通过通进司、银台司，打听朝堂机密。

于是在宋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任命文臣向敏中、张咏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

以上七则是宋室通过种种限制以打压宦官专权，牢牢稳固皇权的措施，可见贯穿整个唐朝中后期的阴霾和恐惧仍萦绕在宋朝皇帝的脑中。可是再完美的制度，总会有纰漏，就像钱穆先生说的“再好的制度也是靠人去运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制度之下总会出现特例和纰漏，比如说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的梁师成，或是独掌兵权的童贯，总能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史册里，就如同那句“该撞的南墙和该跳的坑，一个都少不了”。人如此，国亦如此，该来的始终是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