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士林立

在讲党锢之争之前，先介绍一支加入权力争夺战的新主角——名士。

前面讲过，汉朝是新型阶层建立的王朝，也叫布衣天下。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征辟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察举的形式一般分为三种：

一、无定期的下诏推选，全凭皇帝心情。

二、特殊选取，这一类是政府根据特殊需求选取的人才，比如出使西域的张骞。

三、定期选举，这类就是说的举孝廉。

而选取的比例则是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二十万人举一人，所以每年推举到中央的大约有二百二十八人。从而造成了小波段的“冗官”局面。

首先这些孝子被安放在皇宫里做郎官，在郞署服务几年后才分发到各地。有点像现在的高官身边的司机、秘书等职位，服务几年后再做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尚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儒学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儒学统治地位的确定，对后面的察举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自光武帝以后，汉代做官的人都渐渐变成读书出身。这些推选的“孝子”太多了，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越到后面，读书人也多，孝子也多，导致郞署充斥，需要分配的人才冗杂。后来东汉的选官逐渐演变成“察举孝廉”一条选官方式，其余的被搁置下来。

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弊端就此暴露出来，二十万人当中出一个孝廉，而且还是从政的入围条件，这样的参政资格还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年龄需满四十岁，要么是太学与郡国的学生，要么是文吏。

想一想这条件也是够苛刻了，这样的选官制度暴露出的弊端就是分配的名额永远落到了几个像样的家族中，就是所谓的有点声望的“士族门第”。变了味儿的选取方式导致官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

这些良莠不齐又颇具声望的名士，有才华的口诛笔伐，矫情不已；无能的望风而动，造言生事，以期望在制造这些舆论之中，突显自己的才华，被权力之主相中，一展所谓的宏图之志。

◇ 矫情之士——樊英

史书上关于樊英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其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六人，英等四人并不至。

——《后汉书·方术列传》

樊英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纵观樊英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因为“樊氏学”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拒绝。

这个人比较有才华，通晓《五经》，又隐居在壶山的南边，有不少人从四方而来向他学习。这个名声打出去了后，州郡当官的先后以礼请他出山，他都死活不答应。

公卿为他举孝廉，说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不去。

到了安帝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博士，不去。

到建光元年，朝廷又下诏书给公车，赐给策书，征召樊英和同郡六个人，结果只有两人入诏，樊英等四人都没去。

一句话，打死不出山，就是不合作！看来似乎有点不知好歹，也有些矫情。不仅如此，因为记载未完：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

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

汉顺帝知道樊英很有才华，也知道这些人请不动他。但他就是不信这个邪，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

但是樊英认为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

汉顺帝大怒，对樊英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送到京师。樊英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圣。

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抬入殿中，樊英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面对樊英这个倔老头，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汉顺帝和樊英的关系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围骤然紧张。

汉顺帝遇到这么一个倔老头，还要不要面子了？于是怒不可遏地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装高尚！你不过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怠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经典书籍，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这个倔老头是怎么“怼”回去的呢？

樊英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感到恐惧，慢条斯理、之乎者也地端着文人的架势说：“陛下此言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殿下称臣呢？

“至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却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待遇优厚我也不接受；但是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这样的一段话真是把从小长在深宫中，被宦官操纵长大的汉顺帝“怼”得哑口无言。

也罢，既然这个老头子不答应，强扭的瓜不甜，那就算了。其实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一丝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再说了，鉴于樊英的威望，自己身为皇帝要是因为他不当官就跟他过不去，这也太没有心胸了，会丢了庙堂的体面。

所以，汉顺帝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发动身边的人去向他学习，十分尊重他，不仅让他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即便后面汉顺帝神经发作再次要求樊英做官，樊英看在这几年皇帝对他还不错的面子上，为了给汉顺帝一个台阶下，勉为其难做了几个月后，修书一封辞官而去，始终保持自己的初衷，不从政。

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死脑筋、臭矫情的文人墨客，但其实并非表面展现出来的样子。

前面讲汉朝的外戚、宦官互掐，朝堂之上水火不容，两大势力把国家搅得鸡犬不宁。特别是樊英的年代，历经五帝：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

现在抬举他的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狂潮。

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横行于朝，外戚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

汉顺帝御宇这二十年，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樊英眼里，东汉王朝早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更何况，樊英这类文人又如何接受乌烟瘴气的朝廷，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 中庸之士——胡广

六朝黄发老三公，固位依违善取容。

真是乡原为德贼，如何至德比中庸。

——徐均《胡广》

天下名士之繁盛，樊英算是一朵偏激的奇葩，因为他看到了朝廷的衰亡趋势，选择不作为。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来评价他：“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而有的人却能在涌流中扶摇而上九万里，达到“盛名之下，名副其实”的赞誉，这人就是胡广。此人曾是六朝元老，共辅佐过安帝、顺帝、灵帝等六朝皇帝。他和樊英不同，不仅积极入仕，而且无论谁主政，他都能得到重用，被史学家誉为“兴汉以来的绝代奇才”。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胡广从两岁开始就是个孤儿，成人以后，曾在郡府里任散吏。他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章写得尤其好。酒香不怕巷子深，怀才就如同怀孕，时间久了就能被看出来。后来胡广被举孝廉，到京师雒阳参加殿试，由汉安帝亲自主持考试章奏，胡广被选为第一，此后仅一月，胡广就因为才华横溢，被封为尚书郎，后面经过五次升迁后达到任尚书仆射高位。

胡广所处的时代是东汉最强盛的时期，于外，匈奴已在窦固、窦宪等强将的打击下，不成气候了。于内，当时东汉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良好，国力日益昌盛。

但是，正是因为没有外患了，这些“饱暖思**欲”的政客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日渐衰微的皇权，政坛暗流汹涌。在胡广仕途中，历经三次政治大动**，最值得惊讶的是，他是如何保持中庸之道，屹立五朝而不倒的。

其实刚开始的胡广还算是个愣头青，没有这么“中庸”。

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止书驳之。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当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制度，限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就是我们此部分开篇一章所讲到的限制察举入仕的举措。结果胡广又与敞、虔上书驳斥这个建议，并没有让安帝接受。突然画风一转，他不再去反对皇帝的抉择，反倒是处处展现自己的才能与服从。因此到了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十一月初七，备受安帝宠信的胡广升任司徒，这年他已经五十一岁了。

到公元146年时，权力不断更替，此时已经交到了到汉质帝手上。前面讲外戚时说到，当时跋扈将军梁冀横行霸道，长期把持朝政，在冲帝死后，立了年仅八岁的质帝上位，可怜质帝“太聪明”，不好掌控，梁冀又把小皇帝毒死了。

这个动**的王朝，权力交锋得最频繁的就是更换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立新皇帝的大事又提上了日程。在立帝问题上，当时的太尉李固与胡广、赵戒商议，打算拥立稳重有度的刘蒜为新帝。但梁冀害怕刘蒜上台对自己不利，就胁迫朝臣们拥立跟自家有姻亲关系的刘志（汉桓帝）。

太尉李固与胡广、司空赵戒先是共同劝谏梁冀立刘蒜，梁冀心里有合适的人选，怎么会听这几个人的？不管怎么劝谏，都不同意，还在朝会上恐吓百官。在梁冀的软硬兼施下，胡广感到十分害怕，竟然临阵变卦，背弃了自己的初衷，临阵抱紧了梁冀的大腿。只有李固与杜乔两个脑筋比较轴的仍然坚持。所以等到汉桓帝继位，马上罢免李固等人，反而命胡广接替李固任太尉、录尚书事。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六月，胡广因拥立桓帝之功，被封为育阳县安乐乡侯，四个月后，又被封为司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十一月，李固被梁冀陷害下狱，临死前写信斥责胡广和赵戒没有坚持正义，见风使舵，背弃誓言。但二人看到李固的遗书后，虽感到悲伤惭愧，也不过是长叹流泪而已，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官还是要继续做的。胡广就这样抱着梁冀的大腿一路官运亨通。随着汉桓帝年龄的增长，到桓帝延熹元年，这次该梁冀倒霉了。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当了十年皇帝的桓帝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了，他决心除掉胡作非为的梁冀。于是在宦官势力的支持下，桓帝成功地将梁冀集团连根拔起，此时胡广当然也被罢免。

奇怪就奇怪在胡广被罢免几个月后，又神奇地官复原职了，这是为什么？其实从安帝时期开始，到桓帝继位之时，胡广扶摇直上的途径就可以看出他很懂得站位。所有人都以为他站位在梁冀团队，但其实大家都被他表面的样子忽悠了，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说好听点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说难听点他就是根墙头草，见风使舵。细细一想，原来胡广抱住的大腿并非梁冀，而是汉桓帝。他早就发觉了桓帝对梁冀越来越不满。于是，当桓帝准备拿梁冀开刀时，他暗地里配合桓帝，既不得罪朝野中的梁冀势力，也偷偷地协助桓帝搞定了梁冀，在铲除梁冀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对权术的运用实在令人惊叹。不过故事还没完。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灵帝即位，密谋消灭宦官集团的窦武、陈蕃等人反而被宦官势力所杀。单单因陈蕃一个人，就牵连了数千人。

陈蕃曾是胡广的旧属，即使身居太傅之要职，也依然很尊敬胡广。但在陈蕃被诛杀之时，胡广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对昔日部属丝毫未予以维护，眼睁睁地看着陈蕃和他的学生们一个又一个遇害。

读来实在有些可悲可气。胡广这个人，太懂得明哲保身，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力争斗更替，他都尽量小心避让，置身事外。说他圆滑似乎也不为过。尽管没有很大的建树，但从他长居朝堂，总共侍奉了六位皇帝，这种能力没几个人有。如果说他趋炎附势，但他死后，公卿、大夫、议郎等数百名大臣都亲自去送葬，这一点又推翻了上述的贬义评判。

或许，用“中庸”二字形容他，最为妥当。正如当时京都雒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 党锢之争——东汉气运将尽

这些士人除了像樊英这种隐于野的和像胡广这种献于仕的，更多的是带着才华，想入仕又未被派遣的一类。这一类属于典型的“文青中二”，大部分时间制造舆论，对国家政权被宦官外戚篡夺的现状口诛笔伐。

东汉自汉光武帝起提倡儒术，崇尚节气，致使这一现象蔚然成风。后汉之人，大多以名节相尚，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通过地方郡国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各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到中央，经过考核，任以官职。

这些士人除了在朝为官，还有部分在野的。当时的章句训诂经学已经不能满足太学生们的求知欲，加上政治状态对大部分人的刺激，他们把兴趣转移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来。可见当时的言论自由已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政治批判逐渐成了东汉的一种政治力量——清议，其中以首都为中心的太学便是清议的重心。

朝廷若遇到重大决策，有时候也会征求这些太学生们的意见，因此他们的言论，愈加成为政治主流。当时对东汉末期清议风气影响最大的即为李膺，天下的学生以他为楷模，凡能受到他的赏识、接见的太学生都自认为“登龙门”。

清议之风形成政治力量，必然会受到另外一些政治群体的攻讦，这些群体不是别人，也正是清议弹劾对象——外戚、宦官。

当然清议最开始的攻击对象不是宦官，而是气焰嚣张的外戚群体。和帝时期外戚与这些士人因为互相攻讦而发生冲突时有发生。到了桓帝时代，以梁氏为代表的外戚群体覆灭之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清议的攻击对象便由外戚转移到宦官身上。

桓帝时期，由士人组成的太学生有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以郭泰、贾彪为首，他们与当时的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联合起来，一起主持操纵清议。李膺更是借着职权之便，对一些不法的宦官进行制裁。这大大地影响到了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当时遍及各地的宦官子弟亲党，有危害地方百姓的，也会被当地公正的地方官所惩治。

但是士人和地方官制裁的毕竟还是少数附庸在主要阉党麾下的不法分子，而对于受到皇帝庇荫的中常侍内朝官，外朝的权力是不能限制制裁的。这就很尴尬了，何况这些中常侍每日与皇帝相伴，皇帝对他们自然更加亲近。两大群体日日攻讦，已经到了一触即燃的局面。

所以到了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中常侍张让之弟张朔为县令，因为贪污被李膺所杀。张让对此事非常愤怒，桓帝对李膺擅自动杀刑也大为不满。次年，另外一位阉党张成，教子杀人，经过周旋求饶于桓帝，得到赦免。但是一根筋的李膺再一次擅作主张将其处死。这群宦官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使人联合上书告李膺和太学游士及诸郡生徒结党营私、讪谤朝政。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与朝臣杜密、陈翔、范滂等两百多人皆被捕下狱。陈蕃因上谏书而被免职，也难逃一劫。

到了公元167年，也就是李膺入狱的第二年，桓帝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婿均不断上书请求宽恕李膺，加之李膺本身在全国士人中被尊为楷模，宦官考虑到这群士人的数量远超宦官群体，逼迫过紧势必会发生流血事件，也奏明桓帝赦免这些入狱的士人。于是桓帝下诏赦免党人之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毕竟结党营私会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故将党人放归田里，禁锢终身。

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就意味着李膺等人不仅被罢免归田，而且由此记录在国家档案之中，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就是东汉的第一次党锢之争，在这场政治风波、权力之争、生死较量中，宦官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一场斗争。而接下来这场，士人更是输得彻彻底底、一塌糊涂。

第二次党锢之争，便是以李膺的主要营救者窦武为首的党人对宦官群体的大肆对抗。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太后之父被任命为大将军，在第一次党锢之争中被罢免的陈蕃再度上任，两人执掌朝廷大权。而被放归田里的李膺、杜密等人得到时机回到朝廷之中被重新起用。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仅一年时间，这报仇的时机已经来临。

此时朝中颇受重用的宦官以曹节、王甫为代表，常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受到窦太后的庇荫。窦太后经常受曹节等人的怂恿蒙蔽胡乱下令封赏宦者党羽。陈蕃、窦武等人心中十分不快，认为这群阉党严重扰乱朝廷，便趁日食之机，巧用上天不满这一借口要求革除宦官干政。窦太后素来喜爱曹节等人，又受到蒙蔽，为了掩士人口舌，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一部分宦官，免除自身将受到清议之危。但是曹节等人仍旧受到保护。

等到公元168年九月，天象有变，继日食之后又出现了太白金星经房宿，有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皇帝身边将有奸臣出现，大将军窦武将有灾难。这导致窦武等人坚定了动手除去曹节、王甫等人的决心。不料在窦武等人动手之前，宦官秘密偷得窦武的奏折，得知外戚和士人相结，将要发起铲除宦官的计划。于是宦官连夜结合，达成盟约，发动政变，同时伙同灵帝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先杀亲近士人的宦官，以免政变消息走漏，然后抢夺印玺等物，挟持窦太后，并胁迫尚书假传诏令，逮捕窦武等人。

陈蕃一听到消息，立马率领府僚和太学生前去护驾。这时陈蕃已经年过七旬，带的这群人也不过八十人，因寡不敌众，还没冲到宫内，在尚书门就被擒了。

窦武率领步兵营士兵前去对抗，可这时出现个大乌龙。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班师回朝，还未了解局势就得到宦官假传的圣旨诏他立马入宫平乱。所以张奂以为窦武等人叛乱，便协同少府周靖率领五营将士和宦官王甫带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围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攻，动弹不得，最终无奈自杀。窦氏宗族姻亲宾客皆被族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身。

牵连到的士人被捕被杀被逐者不计其数，陈蕃也在这次政变中身亡。他的好友朱震将他的尸体藏起来并且把陈蕃儿子陈逸藏到了甘陵，不料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宦官严刑逼供陈逸下落，朱震誓死也不肯说出陈逸行踪，故此陈逸幸免于难。

张奂因对这次“平叛”有功，被宦官提拔为大司农，晋升为侯。此刻张奂才知道自己被曹节、王甫等人欺骗，害死国家忠良，气愤不已，坚决不肯接受加官封侯。并在不久之后再次借以天象变化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等人平反。但是灵帝昏庸无能，经过宦官的谗言洗脑，不仅没有按照张奂上书为士人平反，反而追究张奂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禄三月，最终也被罢免回家，禁锢终身。

被罢免禁锢的仍未覆盖所有在朝的士人。鉴于李膺、陈蕃、窦武等人名望仍在，三万太学生中的清议潮流依旧不断攻击阉党。此时的社会舆论一旦被灵帝吸收采纳，宦者利益将不复存在。于是曹节等人再次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被冠上谋反之罪，不管是不是被诬陷，均会为皇帝严惩。于是灵帝大兴大狱，全国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等百人被下狱处死。远在朝廷之外的各地士人陆续被逮捕、追杀、流徙、囚禁，遭难人数达到六七百人。

就连张奂也四处流亡，在途中投宿过的人家均被灭门，前前后后数十家宗族亲戚被杀害。全国各地郡县因追捕杀害党人而残破不堪。

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株连之广、为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而较之第一次党锢之争，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和加剧，如果说第一次党锢之争是清议带来了影响导致两个群体互掐，那么第二次党锢之争更是上升至政治权力的争夺。因为第二次党锢之争时皇权是如此的弱势，年仅十三四岁的灵帝在窦氏被禁之后，被阉党牢牢掌握在手中，既听不到朝野之外的清议之声，也分不清楚曹节等阉党的谗言轻重，所以更多的是宦官群体在操纵国家大权。

自外戚崛起以来，从未有过其他群体势力超出过外戚势力，即使外戚势力被打压覆灭，也是碍于皇权的收紧。但此刻当初在夹缝里生长的宦官群体已经后来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外戚势力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可是，党锢之祸在东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而八年之后的“党锢再起”更是这个朝代的惨剧。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这不是摆明在指责长达二十年的党锢惩罚是皇帝之错吗？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再次下诏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全部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企图连根拔除这群整日争论不休的士人群体。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党锢之争才算结束。

阉党乱政，权倾朝野，犹太名言说：“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清澈。”宦官和士人的斗争可谓是清流与浊流的交融，三万太学生斗不过一群残人乌合之众，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连这群延迟东汉灭亡的清廉之士也被罢免诛尽，此时谈皇权，又不得不怀疑皇权是否还真的存在。若不是这群愿意舍身取仁的清议太学生仍旧怀揣着“君臣之礼，报国之心”，恐怕董卓之乱早就提前到灵帝继位之初了。

如果说戚宦之争是东汉政治的伤口，那么党锢之祸则是在这个伤口上剜上一刀，使这个伤口更伤、更痛，直接把东汉推向深渊。

◇ 十常侍之乱——汉朝灭亡

党争后期，曹节、王甫死后，围绕在灵帝身边的宦官更替为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大群体，称“十常侍”。其中还有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个宦官。灵帝被这些阉党牢牢掌握在手中，听任其指挥，以致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他们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其下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导致了大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9年，汉灵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灵帝有皇子刘辩和刘协两人，汉灵帝认为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想立刘协，但犹豫未决，病危之际，便想到了蹇硕。据《后汉书》记载，蹇硕在前年（公元188年）被封为上军校尉。因为蹇硕壮健而有武略，汉灵帝对其特别信任，并以其为元帅，以监督司隶校尉以下，故把刘协托付给他。

当时朝中还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大将——外戚何进。何进因同父异母之妹被选入宫中，成为贵人，并受宠于汉灵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进被拜为郎中，随后迁虎贲中郎将，任颍川太守。光和三年，何贵人被立为皇后，何进也因此而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可惜何皇后之子并非灵帝想立的皇子，恰好是那个灵帝谓之轻佻的刘辩。

既然涉及皇位继承人，外戚和宦官两大群体的斗争再次走到风口浪尖，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端口。蹇硕虽然大权在握，却向来忌惮何进，此时皇位之争便是蹇硕除掉何进的大好时机。

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灵帝病死于南宫嘉德殿。按理说皇帝死了，应该百官皆泣，同时按照汉朝提倡的“儒家”精神，尊重已逝之人，死者为大，恭敬至上。但是，这些个被权力熏心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蹇硕当时在皇宫中，预谋着想先杀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然后成全先帝意愿，协助刘协登上帝位。故此他设计派人去接何进，称要与他商议事情，想在宫中诛灭何进。何进接到灵帝驾崩消息，即刻乘车前往。单枪匹马入宫的何进被围剿之势惊住了，立马调转车头，驰车抄近道跑回自己的军营。这一诛杀何进的计谋被捅破后，新皇预立在即，原本率军进驻京城官邸的各郡国大官，见这情形，为不蹚这摊浑水，纷纷声称有病，不再进宫。而何进幸免于难地逃脱，直接改变了皇位的继承人。

四月十三日，“无上将军”何进卷土重来，凭借自己的大将军威仪，拥皇子刘辩即帝位，是为汉少帝。当时刘辩年仅十四岁，何太后临朝主持朝政，皇家实权实际上落入了何进手中。

何进既已掌握朝政大权，怨恨蹇硕想谋害自己，此仇不报，这一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你要是弄不死我，我就要弄死你。但也不好直接下手，毕竟蹇硕手中还有兵权。何进于是暗中计划将他杀死。

外宦之战，即刻拉开。

而此时的蹇硕做了什么对策呢，《后汉书·窦何列传》记载：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

这是要反杀的节奏啊。但是这中常侍郭胜本就是与何进同郡之人，何太后及何进能有贵宠的地位，他帮了很大的忙，因此他选择继续亲近信赖何氏。在郭胜与赵忠等人商议后，拒绝蹇硕的提议，还把蹇硕给卖了，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对何进来说，此时不杀蹇硕更待何时？

少帝继位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何进下令逮捕蹇硕，将他处死，把禁军全部置于自己指挥之下。

此时中军校尉袁绍听闻朝中权力争夺的状况，也想抱上大腿，于是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津，劝说何进：宦官最亲近太后和皇帝，百官的奏章及皇帝诏命都由他们来回传递，现在如果不彻底除掉，将来一定会有后患。如果要将天下所有的宦官一网打尽，自己也可助一臂之力。此建议正入何进下怀。同时，袁绍借党锢之争和外戚之祸说：“从前，窦武他们想要消灭宦官，却反而被宦官杀害，只是因为消息泄露。五营兵士一向畏惧宦官的权势，而窦氏反而利用他们，所以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兄弟同时统率禁军劲族，部下将领官吏都是俊杰名士，乐于为您效命，事情全在掌握之中，这是天赐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去大害，垂名后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何进因袁氏历代都有人做高官，袁绍与其弟虎贲中郎将袁术又为天下豪杰所拥戴，因此相信并任用他们。

听罢袁绍的提议之后，何进向太后建议，请求全部撤换中常侍及以下的宦官，委派三署郎官代替他们的职务。但何太后不答应，说：“从古至今，都是由宦官来管理皇宫内的事情，这条汉朝的传统制度，不能废掉。何况先帝刚刚去世，我怎能衣冠整齐地直接与士人相对共事呢！”

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一杆子打死所有宦官想来也确实不太现实，那么就一个一个搞死再说，先搞死最大的，于是打算暂且诛杀最跋扈的宦官。先搞死谁呢？

何进刚掌握重权，毕竟前有党锢之争的影响，宦官势力不能一时半会儿就扑灭，且他一向对宦官们既尊敬又畏惧，虽然羡慕得到除去宦官的美名，但心中不能当机立断，因此事情拖下来，久久不能决定。

这可苦了心心念念除却宦官的袁绍。无奈之下，袁绍又为何进出谋划策，劝他多召各地的猛将和英雄豪杰，让他们都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发，借用第三方势力来钳制威胁何太后。

袁绍自认为这一招棋的妙处是：引进又一群体进入混局，待第三方势力压制皇权，何进便以大将军之名护国，同时不出意外宦官群体也会被第三方势力铲除。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何进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袁绍所选之人，却是被天下人不耻的董卓。更何况以何进之力，铲除宦官根本不是问题，没必要求助于军阀。当时陈琳劝阻道：

“《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无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

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

除了陈琳，典军校尉曹操、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均不看好此事，纷纷劝阻。可是何进这时变成了死脑筋，偏不听，就想着借刀杀人，即刻诏董卓入洛阳铲除宦官。

之前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曾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了何进要消灭宦官，屡次向何太后进言阻止说：“大将军擅自杀害左右近臣，专权独断，削弱国家。”

何太后虽有疑虑，但也左右为难。

此刻，董卓这边接到何进召他进京的命令，立刻上路出发，同时上书何后：“请求逮捕张让等人，以清除奸邪。”何太后不知如何是好，也同样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