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
◇ 指鹿为马——宦官当权第一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诗经·小雅·巷伯》
《毛诗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巷伯，奄官兮（也）。”
在诗的结尾处，“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留下了诗作者的身份和名字，这在《诗经》里是比较罕见的。寺人是一个官名，就是王宫里服侍人的宦官，巷伯也是寺人的意思。寺人孟子（此孟子非亚圣孟子）是周幽王时期的人物，这也是现有历史记载中第一位惨遭宫刑的文人。
宦官（俗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人。
宦官的崛起要从秦王朝开始说起。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众多。逐渐扩大的后宫需要更多的专职服务人员，但这些嫔妃属于始皇帝一个人所有，阉割去势的宦官由此得以广泛使用于宫廷。并且从秦朝开始，宦官制度逐步完善，除了从国内选拔大量的宦官之外，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朝宫廷。
在这批战俘里面，有一个名叫赵高的赵国人，其父因犯重罪，不仅自己被处以宫刑，而且也连累其母罚没为官家奴婢。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精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秦始皇三十七年出京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这次出游，秦始皇病死途中，垂死之时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然而赵高伙同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其主要原因是储君扶苏一直以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若是让扶苏继位，自己的权力一定被剥夺，而且大有可能把命丢了，而胡亥一直跟随自己学习法律和书法（赵高在历史上是书法大家）。协助篡位失败是死，扶苏继位亦是死，不如搏一把——协助胡亥篡位。
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
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
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
斯曰：“不及也。”
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
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资治通鉴·秦纪》
其实同样怕手中权力丢掉的丞相李斯此时也诚惶诚恐。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刚开始当然是义正词严地拒绝，赵高此等奸诈狡猾的人，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
这句话正触到李斯的痛处，他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他太懂得失宠之臣是什么滋味了！而且，这也是他最害怕见到的。“万念私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滴下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以保身为重了！”
赵高通过进行欺诈和威胁两种手段，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秦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公元前210年，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被封郎中令，成了胡亥最亲信的决策者。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也由此分崩离析。
秦二世统治的第一年，就开始效仿他爹，东作巡幸，同时在先帝所作碑文上不断加以补充。昏庸无知的胡亥乐得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在赵高的建议下，又把法律搞得更加严峻，国家的决断之权都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郎中令，而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
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胡亥的昏庸，赵高的阴毒，都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位功过参半的丞相临死前已敏锐地嗅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其实在李斯被腰斩的前一年，秦之河南南部就爆发了叛乱，也就是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好在被大将章邯平定。这说明这个新生的国度早就开始危机四伏，大秦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将丧失殆尽。
李斯死后，赵高如愿以偿得到了丞相之位。秦二世胡亥也将朝政大权全部交到了赵高手中。
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
——《资治通鉴·秦纪》
这便是关于赵高最著名的一则“指鹿为马”典故，其实质在于在朝堂上验证整个秦朝的大权现在姓赵不姓秦。
朝堂之内还在不断上演闹剧。然而，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荒**的胡亥也怕江山败亡在自己手中，无脸面对列祖列宗，他也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寝食难安，日日斋戒于望夷宫，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他派使者质问赵高：“丞相不是总说关东盗贼不能成气候吗，今天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本来从不过问朝政的胡亥突然这么一问，赵高听了大惊失色，知道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心想若不尽早下手，只怕夜长梦多。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了，赵高没有立刻安排人前去剿灭盗贼，反而首先是秘密与弟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对策，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
这个计划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赵高则负责指挥全局。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成便在宫内散布谣言，假装说有盗贼，命令阎乐发兵追击，致使宫内防守空虚。
当阎乐冲到胡亥面前，胡亥一边后退一边颤声道：“朕乃真龙天子，你敢弑君！”
阎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个无道暴君，搜刮民膏，残害无辜，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胡亥还欲做垂死挣扎，胆战心惊地问：“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
阎乐一口拒绝：“不行！”
胡亥仍不死心，哭丧着脸哀求：“那么，可以给我一个郡王当吗？万户侯也行。”
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
阎乐不耐烦地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
到了此时，胡亥才了解到这场宫廷政变的幕后指使人竟然是他曾经无比尊重和信赖的赵高。多年来养在身边的居然是一只老虎！他痛心疾首，悔怨交加，却已无可奈何，只得最后再眷恋地环顾一下巍峨的宫殿，回想一下昔日奢靡安逸的生活，咬咬牙，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将玉玺传给了子婴。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子婴早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现在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等到子婴继位那天，赵高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宦官专权的典型事例。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个群体终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宦官专权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其产生和发展在于皇权集中过程中松紧与否。如赵高专权的基础是辅助胡亥篡位，一个篡位者无法名正言顺地拥有皇权，加之胡亥的昏庸，便将秦朝的政权交到赵高手中。且此时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成熟的官僚系统来对皇权进行限制，官僚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和皇帝本人的关系，对权力操控的强弱也取决于皇帝本身的性格。故历来也有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时，不太容易形成宦官专权局面这一说法。
秦朝的宦官对皇权有强烈的依附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甚至是秦朝最为重视的法律上都缺乏支持。但秦朝仅一个赵高专权，为非作歹，就大大缩减了秦朝的国运。即使如此，此处的宦官专权在整个的历史长河里也不算典型，因为在接下来的王朝里，国家政治体系、官僚体系等各种制度进一步完善，宦官被卷入的将是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权力混战。
◇ 见缝插针——宦官的发展起点
秦国灭亡后，宦官的发展随着汉代外戚群体的崛起而崛起，整个汉朝宦官的发展始终围绕着这几股势力的争权夺势。在外戚专权中曾谈到，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刚开始对丞相的权力没有进行限制，随着丞相权力的不断发展，影响到了皇权的集中，皇帝逐渐意识到要将相权分割，于是设立尚书台这一官职体系。尚书台便成了百官之本，逐渐取代了丞相的职能，而在尚书台任职的，除了外戚就是宦官。
尚书台的宦官与皇帝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他们历来被皇帝利用，以达到限制其他群体的目的。
但是汉初毕竟是汉初，国家政治体系不完善，对于宦官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层层设限，这时宦官是在夹缝里生存。汉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中，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将国家权力交到丞相手中。不得不说汉初布衣卿相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贡献非常显明，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到了相权的一方。刘氏本也是布衣出身，对于权力的把控十分强势，大肆剪除异姓诸侯后，焦点转移到了丞相身上，君权和相权逐渐走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既互相依附又各怀心思的争斗中，政治局面逐渐复杂化，宦官则借助这一复杂局势吸取养分，开始成长壮大起来。
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汉书·惠帝纪》
汉代史料中最早关于宦官的记载，是皇帝将自己的饮食健康、生活作息安排交到宦官手中。由于直接掌握着皇帝的日常饮食，关系着皇帝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所以此部分宦官受到格外的重视。除了照顾皇帝的起居饮食，宦官逐渐在其他各种领域活跃起来，开始插手政治事务。在吕后专政期间，宦官张释卿借用在后宫长期接触吕后的契机，为吕后巩固权力出谋划策，得到了吕后的重视。
故《汉书·高后纪》中记载：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这是自秦以来对宦官最大的一次封赏。这种分封受爵在政治上意味着宦官群体已经摆脱了奴隶性质的地位，跻身于庞大的政治群体当中，成了高层官僚体系中的佼佼者。
以上两点政治背景，是宦官群体崛起重要的起点。
非常庆幸的一点是在汉初，宦官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故这种权力斗争暂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最开始在君权和相权关系还较为和谐之时，皇帝虽然想亲信宦官，但丞相还未受到打压，其权力的制约仍旧限制了宦官的发展。
其二，此时朝内还有九卿的官僚体系，以及外戚的重重干涉，也使得宦官的发展受到限制。
前面说的宦官张释卿虽得到吕后封赏，但也仅仅为一时之气，尚未有成风之势。又如《汉书·爰盎传》记载：
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
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宦官赵谈因为多次受到皇上宠幸，时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后他再说您的坏话，皇上也就不会相信他了。”
汉文帝外出，赵谈陪同乘车，袁盎拜伏在车前说：“我听说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车厢的，都是国内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您为什么唯独与形体残毁的人同坐一辆车呢？”皇上于是笑起来，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
由此可见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层层限制，在思想上也不受待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个人专制，限制丞相的权力，除了起用外戚群体，也把手伸到了宦官群体当中。首先是调整少府管辖的宦官机构，精分了宦官工作种类，故此扩大了编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书谒者”官职的设立。中书谒者又称“中书令”，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其主官称中书令（武帝时期，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因掌天官、学识过人等原因，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
武帝之前只有“中谒者”一官职，并没有“中书谒者”，而后又将“中书谒者”更名为“中书谒者令”，标志着宦官干政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中书谒者令”的增设，宦官原本的机构体系也随着需求进一步扩大，如“永巷”为“掖庭”，设立八丞，宦官增置七丞。这些令丞官位的增设，宦人由奴仆的地位上升至宫内主管官员。此后，宦官在宫内逐渐行尚书之职，权力进一步扩大，进而参与朝政谋议，出纳诏命，退而为皇帝亲随，侍从游乐。
经过这一时期宦官插手政事的合法化，宦官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便是早晚之事了。
◇ 顾此失彼——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
宦官在消寂一段时间后，随着武帝中书谒者令官职的设立和后宫官职的扩大增设，宦官干政逐渐合法化。
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期间，宦官逐步掌握了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此时并不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法做到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武、昭、宣三帝非昏庸之人，对于皇权的把控力度依旧非常强势。在中书谒者令发展起来的同时，充当尚书的士人势力也在逐步发展，和宦官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士人充当的尚书刚开始的岗位职责仅为通章奏和审阅章奏，到了后期逐步发展到领尚书制度，不仅代皇帝处理政事，还能直接处理大臣的章奏，为皇帝代言。
尚书权力的扩大和领尚书制度的出现，不仅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也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西汉末年，帝王大都骄奢**逸，少有作为，因为出生以后深居后宫，不知人间冷暖，逐渐依赖于外戚和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壮大。
汉宣帝时期，为加强皇权，抑制外戚，任用宦官曲掌机要，弘恭被任为中书令，石显被任为仆射。宣帝死后，元帝继位，石显又被擢升为中书令。
汉元帝由于患病，从不理政事。石显虽然长期掌典机密，但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宫外，都没有朋党，因此深得元帝的信任，事无大小，全都委托石显掌管。由于石显权势颇大，朝中百官无不惧怕，纷纷投到其门下。
石显这个人也善于揣摸皇帝的心事，为人十分阴险，借受宠机会，时常中伤诬陷政敌，动辄置人于死地。比如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等人，皆领给事中而供职于宫中，萧望之还兼领尚书事，经常与石显商议政事，深知其为人人品有问题。因此鉴于石显的为人之劣，萧望之向元帝进言说：“尚书本是国家枢机之所在，应当选用正直朝臣充任其职。应罢去中书宦者，不得进用。”（之前汉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少与外臣接触，故多用宦官充任其职，并非古制如此。汉代的尚书掌管机密，凡宦官充任此官者，即称中书。）
此言当然不会被元帝采纳，但这一进谏却得罪了石显、弘恭当权的宦官群体，石显、弘恭便设法陷害萧望之等人。
有次萧望之因为弹劾外戚车骑将军史高和侍中许章，被石显逮住机会，找来与萧望之有嫌隙的两个人向元帝上书，诬告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章。
元帝见了很生气，便将此事交给石显的同伙太监弘恭处理，面对弘恭的询问，萧望之也是个直肠子，十分老实地回答：“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扰乱朝廷。我之所以弹劾，是想整顿朝纲，决非阴谋，也不是离间。”
可是萧望之既然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至于怎么理解，那就是石、弘的事了。因此，他们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进攻朝中大臣，目的是独揽大权，请皇帝‘谒者召致廷尉’。（其实没等元帝允许，就已经私自逮捕萧望之入狱。）”
元帝也是即位不久，“中二”青年一个，见这几个字也没怎么弄明白，直接批了个同意！
然而过了好久，元帝因见不到萧望之，就在朝上问起萧望之人呢？这才知萧望之已入狱。元帝也要面子的，无法责备，只是催着人去放萧望之出狱并复职。石显对元帝说：“您才即位就关了自己的老师，大家总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要是无缘无故放了，等于承认皇帝错了，会影响您的威望。”
元帝听了觉得有理，就下诏释放萧望之，但革职为民。可是过了几个月，元帝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又下了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让他当丞相。想不到此时萧望之在朝内当散骑中郎的儿子萧汲认为皇上既然又重用父亲，就要为父亲打抱不平，于是就上书为父亲入狱之事鸣冤。此时鸣冤这不是摆明偏要打元帝的脸？元帝恼羞成怒。石显本来就擅长揣测圣意，就趁机对元帝说：“萧望之当将军时，就排挤皇上亲近的大臣，仗着是皇上的老师，想独揽大权，那时就该治他的罪。现在皇上封侯赐官，他不仅不感恩，反而心怀不满，纵子上书，实在太不应该了。不送他到监狱清醒一下，将来朝廷怎么能用他呢？”
元帝觉得萧望之年岁大了，怕他不堪受辱自杀。
石显却道：“上次入狱他都没有自杀，这回只是犯了言语之罪，他更不会自杀了。”于是元帝又经不住蛊惑，下令批准逮捕萧望之。得到皇帝的同意，石显立即派人包围了萧家，萧望之气得胡子都立起来了，说：“我做过将军，现已快七十岁了。以我的资历和年龄还要受辱入狱，再活在世上也太卑下了。”
意思就是老子还是要面子的人，皇帝你一言不合就让一个宦官来逮捕我入狱，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生活了？反正老子也一把年纪了，就死给你看！于是就服毒自杀了。
因萧望之是天下名儒，石显害死萧望之后，担心天下的读书人诽谤自己，便把当时的儒学名家谏大夫贡禹推荐给元帝，使贡禹位至九卿，后任御史大夫。而且石显对贡禹十分尊重，礼数周到。于是舆论又倒向了石显，认为石显如此尊崇贡禹，又如何会害萧望之呢？
石显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欺骗舆论和皇帝。
萧望之的死，似乎给朝中大臣下了一道紧箍咒。从此以后，朝中公卿皆更加畏惧石显，都不敢冒犯他。石显自知是宦官出身，还是有点自卑。在此之前，他不怎么与其他朋党结交，现在他已经得势，知道站在权力之巅，需要维护的是一个权力共同体，光杆司令迟早被乱箭射死。所以他一改往日不与人结党营私的做法，开始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鹿充宗等结为死党。但凡是依附于他们的人，皆可获得高位；而凡稍有轻慢之处者，皆遭受诬陷打击。
石显还算有自知之明，自知积怨甚多，恐皇帝一旦重用别人将会排挤自己，遂略施小计，以获取皇帝更大的信任。他以宫中安全为由，奏请元帝凡夜深宫门关闭后，必须有诏才能开门。
有一次，石显故意在深夜入宫，自称有诏开门而入。果然有人上书元帝，反映石显矫诏开门而入。元帝笑着拿出奏章给石显看，石显装出十分伤感的样子，矫情地对元帝说：“唉！陛下过分信任小臣，使得一些人嫉妒小臣，像这样以一些小事中伤臣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陛下是明主，自然能够辨别是非，但臣身微贱，恐难当天下之怨，那么请陛下解除臣的职务，让臣到后宫承担洒扫之役，也许能使臣得以全活。”元帝听后，感动流涕，向石显再三抚慰，并厚加封赐，从而对石显更加宠信了。
元帝死后，成帝即位。成帝与元帝不同，更重视外戚群体，表面上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食禄中二千石。石显看似升了官，其实是被罢去了权柄。成帝登基数月后，丞相、御史就上奏了石显种种不法之事，石显与家属一同被放归故乡，行至中途，忧愤不食，发病而死。石显的同党皆被免官，依附他而升官的人统统被罢废或降职。
但以石显为代表的宦官群体已经崛起，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蔓延开来。
不过整个西汉王朝宦官的发展属于在夹缝中生长，并未掀起波澜，真正结束整个西汉王朝的是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群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刘秀推翻王莽新朝而建立的东汉，在东汉开始的几个皇帝，光武、明帝、章帝对于皇权的掌握非常强势，同时鉴于前朝灭亡原因，始终对外戚和宦官抱着谨慎的态度，致使这两股势力未能在国家发展中兴风作浪。
和帝统治时代，成了东汉国运兴衰的转折点。和帝在位期间，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和外戚势力互相角逐政权，终于在桓灵时代取得了胜利。东汉的宦官发展形势较为复杂，除了这个群体和外部斗争之外，群体内部因为逐渐发展壮大也走向了分化。
◇ 顾此失彼——东汉宦官势力抬头
这里讲述一下东汉宦官发展的起点——郑众、蔡伦为首的宦官发展。
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后汉书·宦者列传》
关于郑众的记载，一开始就将他的品行作为开篇指引，说此人谨慎机敏有心计。永平年间，他开始在太子家做事，等到肃宗即位，授他为小黄门，升中常侍。到和帝初年，终于混到了钩盾令（皇家花园管理员）。
这时，窦太后秉政，太后的哥哥大将军窦宪等人窃取威权，朝廷上上下下的官员没有不依附他的。只有郑众一心向着王室，不巴结豪党。他懂得站位，即便这些外戚看似为所欲为，但是只要皇帝一出手，他们必死无疑。他是铁了心誓死效忠于皇帝，所以皇帝非常亲信他。窦氏在朝中为所欲为，任意诛戮和欺负大臣，就连皇室宗亲也不放在眼里。
外戚权势的飞速膨胀，不仅使皇权旁落，同时还严重地威胁着皇室的安危。作为皇室宗族权益的代表者——皇帝，也不甘心任人摆布，他想夺回失去的权力，但朝中内外各个重要部门都被外威把持着，他欲动不能，就只好依靠每日侍从在自己身边的宦官，来铲除外戚势力。
在这种形势下，宦官郑众果断成了这一把枪，被无情地推到了宦官与外戚斗争的旋涡之中。
为了夺回大权，有一次和帝将郑众召到身边，屏退左右侍从，悄悄地对着郑众的耳朵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郑众听后，立马举双手双脚赞同说：“陛下圣明，窦氏一门，恶贯满盈，早该诛灭，只是窦氏党羽枝蔓，而窦宪现在又拥兵在外，处理此事，必须慎之又慎！以我之见，陛下宜先下诏书，以召窦宪回京辅政为名，将其骗入京师，然后伺机掩杀，这样便可万无一失。”
和帝听后，连声称“妙”，并依郑众之言，召窦宪回京，并巧用郑众妙招消灭了窦氏外戚势力。举国同庆之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元帝策勋班赏此次有功人员，因郑众立功最大，特封他为大长秋，职掌皇帝诏书封诰之事，后又加封为鄛乡侯。
这是宦官从未有过的荣耀，从此宦官由皇帝的家奴演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直接参与政事。
等到和帝去世，邓太后为了将国家实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废掉和帝长子，改立只有百天大的婴儿殇帝继位，汉家天下开始由邓太后执掌。面对这些个围绕在皇位身边的狠势力，邓太后很懂周旋之计，一方面巧妙利用邓氏外戚势力，另一方面也对郑众等一批宦官加封食邑。
她企图利用这种办法来调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
郑众自始至终都非常明白谁才是国家一把手，于是便开始依附于皇权的实际掌控者邓太后。一个宦官在汉室中坐而参政，不可一世，东汉宦官弄政自此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郑众除了受到皇权的庇荫，还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处——宦官养子世袭爵位！因此郑众去世，他的养子郑闳承袭爵位，郑闳死后，儿子郑安承继，这种现象是郑众开的先例。
当时除了郑众受宠干政，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被窦太后宠信的宦官大臣，那就是蔡伦。我们今天一谈及蔡伦，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造纸术的改进及影响。而蔡伦能够拥有大批资源及支持优势，又不得不探究他身后的权力来源。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
——《后汉书·宦者列传》
汉明帝永平末年，蔡伦开始在皇宫内廷做事。章帝建初年间，官为小黄门。章帝时期，正宫窦太后无子，自己无子就算了，为了不使自己手中权力流失，她开始搞事，便指使身边的宦官蔡伦，诬陷章帝妃宋贵人“挟邪媚道”，想方设法令她自杀，宋贵人所生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接着窦太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章帝妃梁贵人，强夺其子刘肇为养子，刘肇在她一手操纵下被立为太子。
章帝于公元88年驾崩，此时10岁的刘肇登基，这就是汉和帝。秉承汉朝百年的恶习，皇帝年幼，后宫掌权，权力仍旧在窦太后手中。蔡伦因投其所好，“护权”有功，被窦太后破格提拔为中常侍，服侍在幼帝左右，开始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中二千石，地位如同九卿。
等到窦太后死后，和帝开始亲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邓绥为皇后，蔡伦立即调转山头，转而投靠邓皇后。这个邓绥喜欢舞文弄墨，本来早就升为中常侍的蔡伦为投其所好，博得邓绥的欢心，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参政的大臣突然开始主管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你说可笑不可笑。
其实正是有了这比大象腿还粗的大腿抱着，蔡伦才有经济和资源优势大张旗鼓地搞他那些发明——造纸术。从这一点我们还能够在这些枯木逢春、节节高升的宦官中找到一丝慰藉。毕竟权势的所获并不是永恒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风水轮流转的事，说不定哪天就卷土重来了。
要把东汉的皇帝进行对比，比获胜的不是政绩而是比谁死得快！和帝死后，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两年又死了，无奈邓后只得立十三岁的皇侄刘祜（公元94～125年）嗣位，即汉安帝。这个刘祜是谁呢？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清河王刘庆之子（被蔡伦协助被贬那个）。但由于他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还在大树底下乘凉，继续受到重用，这段时期内还被封为“龙亭侯”，进入贵族行列。
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地位之高，受到满朝文武的追捧。
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开始亲政。蔡伦这下惨了，因为当初受窦太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
到了今天，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只得选择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攀升，身居列侯，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
此时宦官的发展及受重视程度与往时不可同日而语。蔡伦和郑众一样，通过依附在后宫身边，借着皇权的实际掌控者发家崛起。长乐是两汉皇太后的宫名，后来就成为皇太后系统官称的前置定语。长乐太仆是所谓“太后三卿”之一，担任这个职务的，既有宦官，也有非宦官的其他知名人士，其地位甚至要高于朝廷九卿之一的太仆，由此可见太后邓绥对蔡伦的亲信。
蔡伦是继郑众之后，第二位封侯的东汉宦官。在这样的王朝背景之下，对宦官的大肆加封宠幸，打破了宦官群体在政权中的生态链，原本平静的宦官生态面临着裂变。
在郑众、蔡伦之前，汉王朝的正史记载中极少有以宦者名字单独出现的专门记载，而在此二人之后，宦者名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孙程暴动——东汉宦官的第一次**
上文说到汉王朝正史中宦官名字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李闰、江京、樊丰、孙程为首的宦官，借势上升，开始不断参与政事。鉴于前面的宦官还在畏首畏尾，担忧着某一天就被其他利益群体干掉。所以，他们要联合。宦官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而斗争。自此开始，宦官与同时发展的外戚势力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
——《后汉书·宦者列传》
上一章讲到和帝去世之后，大权在握的蔡伦协助邓后立完殇帝立安帝。十三岁的安帝继位之初，年少无知，不管政事，邓太后临朝。任小黄门的李闰与皇帝的奶娘王圣看不惯邓氏外戚的嚣张跋扈，于是在小安帝面前经常诽谤太后的哥哥执金吾邓悝等，说他们想废掉皇上，另外立平原王刘翼为帝。仇恨在安帝心中埋下了种子，他日日如履薄冰，又怕又恨。
等邓太后一逝世，皇权重新回到皇帝手中，李闰马上伙同安帝皇后阎氏诬告邓氏谋反，借此机会，安帝便下令诛杀邓氏外戚党羽，同时废掉谣传要取而代之的平原王。李闰上位的机会来临。在这次诛杀邓氏外戚中有功，像之前的石显、蔡伦之路一样，李闰被封为雍乡侯。
汉朝的权力群体之间的斗争很有特色，总是以一个旧性质但有着新姓氏的群体替代另外一个，同时踩在前任堆积成山的尸体之上，和帝位的传承有着极大的不同。所以这些所谓的外戚势力是一波接着一波，只要皇后这个名词在历史上存在，那么这一群体将永不覆灭。邓氏外戚覆灭之后，安帝皇后一族迅速崛起，是为阎氏，皇后兄弟阎显势力大增。
但是阎皇后曾毒死过太子刘保的生母李氏，她害怕太子长大之后报复自己，因此处心积虑，想要废掉太子。想要在巅峰位置上站得稳，就得下面扶持基础打得牢固，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在公元124年，汉安帝乳母王圣和宦官江京、樊丰等联合上谗言杀死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这二人死了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太子思念二人，时常叹息。这样的态度说不定哪天太子顿悟，要彻查此事，王圣、江京还得遭殃。先下手为强，免得等太子日后报复，王圣、江京便和阎后勾结起来，天天在汉安帝面前说太子如何不堪。汉安帝本来自小就活得战战兢兢，生怕这好不容易掌权的时机又被剥夺，听信谗言，果断将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汉安帝将命不久矣。
《资治通鉴·汉纪》中详细记载了安帝之死：
庚申，帝至死，不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
安帝离京南巡，在去叶县的途中患病，刚抵达叶县便死在了车上。听闻皇帝驾崩，阎皇后和她的兄弟阎显伙同宦官江京、樊丰等密谋说：“如今皇帝死在道上，他的亲生儿子济阴王（被废那个）却留在京都洛阳。消息一旦传出，如果公卿大臣集会，重新拥立济阴王继承帝位，将给我们带来大祸。”
于是谎称皇帝病重，将尸首抬上卧车，所过之处，贡献饮食、问候起居和往常一样。秦始皇去世时的一幕又重新上演。
车队急行四天后返抵皇宫。第二天才派司徒刘熹前往郊庙、社稷，祷告天地。当晚发丧，尊阎氏为皇太后，临朝主政，并任命其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阎太后为了长期把持朝廷大权，想选立一个年幼的皇帝，于是和阎显等在禁宫中定策，决定迎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继位。
整个过程中中常侍江京和樊丰均为自保而对皇位继承人大肆干涉，积极参与到整个政治变动中去。
但是还沉浸在得意中的樊丰没有想到是，自己成了阎氏外戚上台后便开始大肆排除异己的第一个牺牲品。阎显一直以来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望又高，于是指使有关官吏弹劾：“耿宝和他的同党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王永等人，互相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大逆不道。”
这其实只是一个治罪耿宝的噱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久后，樊丰、谢恽、周广都被捕下狱处死，家属流放。
说到这里，的确有些慨叹，这些名如蝼蚁的宦官借着风口而上，但是他们薄弱的权力支撑全部都源于皇权的强弱与否。可笑的是整个东汉的皇权只有极少的时候才真正遇到了强势的君王，所以飞得越高越快，摔得也是越狠越快。他们不仅要和外戚这个群体角力，有时候还不得不在窝里抗争上位，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来皇帝不可能宠信多人，即便是宠信多人也会因此分散宠信力度，谁不想做那个独一无二的受宠者？
公元125年，被立为皇帝的北乡侯刘懿病重。服侍过邓太后的中常侍孙程素来与江京、樊丰等不和，他觉得樊丰虽死，江京仍然掌权，自己总无出头之日，便处心积虑寻找机会除掉江京。
见刘懿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本是皇帝嫡子，原本没有过失，先帝听信奸臣谗言，竟被废黜。如果北乡侯的病不能痊愈，我与你联合除掉江京、阎显，一定会成功。”
当然，长兴渠同意了。
此外，先前曾担任太子府史的中黄门、南阳郡人王康，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人，也都赞成孙程的意见。
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的病不愈，继位人应该按时确定，何不及早征召诸王之子，从中选择可以继位的人？”天真的阎显信以为然，殊不知自己被当成了这场戏的炮灰。
十月二十七日，汉少帝病死。阎显为了保住手中权力，替阎后划策，密不发丧，再发懿旨征诸王子弟，打算从中选立嗣君。但是诸王都在外藩，都不能按时到达。
时机到来，孙程决定乘机起事，火速逼宫。
公元125年十一月二日，孙程、王康、长兴渠等十九人在德阳殿西钟下相会，议定密谋，并截衣起誓，算是给济阴王一个誓言。在十一月四日夜间，他们手持兵械，率兵马闯入章台门。恰逢当时，江京、刘安、李闰、陈达四人正在禁门前值班，突然见孙程等人涌入，立即上前呵止。
孙程等不答话，拔刀就刺，还没反应过来，江京、刘安、陈达顿时成了刀下亡魂。唯独李闰幸运未死，见这阵仗，抖成一团。众人又想把他杀死，被孙程制止，孙程把刀架在李闰的脖子上，厉声说道：“今日当迎立济阴王为帝，你若赞成，就不要乱动，否则江京就是你的榜样！”李闰早已吓瘫了，连忙叩头答应。不是孙程不杀李闰，是因为李闰颇有权术，为宫内宦官所畏服，不杀他是留着他还有用武之地。
经过这么一场逼宫，济阴王刘保被拥立登上皇帝位，这就是汉顺帝。
阎显这时还正在宫中筹谋立谁为帝，闻信后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变。小黄门樊登劝阎显用太后诏命征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率军驻守平朔门，以抵御孙程等人。话不多说，阎显假用征召，引诱冯诗入宫，并对他说：“济阴王即位，不是皇太后的旨意，皇帝玺印还在这里。如果你能尽力效劳，可以封侯。”
一夜惊魂未定的太后派人送来印信说：“能拿获济阴王的，封万户侯。拿获李闰的，封五千户侯。”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阎氏家族大势已去，所以冯诗等人虽都承诺一定拿获叛党，但报告说：“因仓促被召，带兵太少。”
阎显派冯诗和樊登去左掖门外迎接增援的将士，冯诗等人却调转矛头，趁机斩杀樊登，归营固守。
被这么一坑，阎显火速召唤其弟卫尉阎景进宫护驾。阎景率兵抵达盛德门，孙程传诏书命令尚书前来逮捕阎景。当时，尚书郭镇还卧病在床，一听到这命令，知道宫内早打得鸡飞狗跳，这还得了？立即率领值班的羽林卫士，从南止车门出来，进宫平乱。刚到盛德门，就遇上阎景的部属。
郭镇立即下车持节宣读诏书，阎景不听，直接举刀砍郭镇，没有砍中。郭镇拔剑将阎景击落车下，羽林卫士用戟叉住他的胸脯，将其活捉，送至廷尉狱囚禁，当夜死去。
第二天早晨，汉顺帝派使者入宫，从阎后处夺得皇帝印绶。接着，汉顺帝驾临南宫嘉德殿，派侍御史手持符节逮捕阎显兄弟，将其全部杀死，家属皆迁徙远方，同时将阎后迁居离宫。
至此，孙程等人因扶立有功，都被封为列侯，更是《资治通鉴·汉纪》记载中的：
（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各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各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号为十九侯。分别等级，赏赐车马、金银和钱帛。
李闰因没有参与首谋，所以没有封侯。
同时为了回报这些宦官的功劳，公元129年，汉顺帝下诏允许宦官收养儿子传袭爵位。从此，宦官的权势更盛了。
“孙程暴动”将东汉宦官和外戚交锋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顶峰，也标志着此时宦官势力已经全力跻身到皇权争夺战中来了。
他们的得势和权倾朝野跟年小力弱的皇位继承人分不开。后宫之主为了自己掌权，亲信宦者，得宦者协助，一旦权力的天平倾斜到宦者手中时，又反过来借外戚排挤宦者群体。但是自始至终皇帝本人得不到任何一种力量的协助，使得本来生存在皇权和外戚专权夹缝中的宦官群体，扶摇而上，将整个东汉的局面转换成了皇帝在宦者专权和外戚专权斗争中生存的尴尬局面。
东汉王朝初始三帝创下的基业，将逐渐毁于这种内部争斗之中。孙程暴动仅是东汉宦官专权的第一次高峰，接下来的党锢之争，彻底将东汉王朝的气运转衰拉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