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戚的崛起

（一）秦制的继承与发展

汉承秦制，主要在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选官制度等方面影响了外戚、宦官等皇权衍生物专权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中原大一统，废分封，推郡县，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始皇帝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开创了皇权至上的皇帝制度，以求秦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生生不息。自此开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彻底结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一切制度的设立、废除、再建立只为一个目的——维护、巩固和加强皇权。

《史记·外戚世家》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

外戚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股势力，但在秦以前记录较少。秦以前比较著名的外戚专权是秦国宣太后（芈月）弟弟魏冉专权，掌握国家一系列大权，开创了外戚专权的先河。从西汉开始，外戚逐渐崛起并在整个汉代达到权力顶峰，整个汉朝的政治都围绕在皇权和皇权衍生出的外戚专权的斗争中，故郭嵩焘言“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也呈现出显性和隐形皇权的现象。

先秦商鞅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首次涉及周以后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也逐渐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

秦朝统一后，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正式设立“三公九卿”的官员体系，建立起官员的任免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始皇帝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大到行政军事、小到人事任免，将国家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皇权暂时还未衍生出其他的附属专权。但是宗法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设立为之后外戚的崛起和把持朝廷重要官职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继承了秦代的宗法制度和官员制度，一则延续皇位继承制，一则在三公九卿制度的基础上创新设立了“君主丞相制”。皇帝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治理全国力不从心，于是将政府职权进行分配，将皇权和相权分开，设立丞相一职协助皇帝处理廷内和廷外各大事宜。丞相既对皇帝负责，也是政府的领袖，为百僚之长。丞相权力不断加强，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

换言之，丞相原本只是辅助皇帝办事，可发展到后期，皇帝意识到相权不断扩大影响到了自己的专权统治。所以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相权，实行中外朝划分而治，以期望改变汉初以来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态，将丞相的权力限定到了外朝，只能执行一般的职务事宜，不再干涉内朝事务，另设尚书一职来管理内朝。

汉武帝后期，设大司马一职专门用于辅助年幼的皇帝。大司马一职原属“三公”中的太尉，这个职位在日后多为外戚专断把持。大司马这一官职权力的不断深化，使丞相逐渐成了尸位素餐的官位。到了汉哀帝时，九卿之一的何武上书言：“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主张废除丞相这个虚职。哀帝接受此建议，改三公称谓，将此时外戚王根所任的大司马骠骑将军更名为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而原本的丞相一名改为大司徒。

哀帝元寿二年，正式废除丞相一职。丞相职位的废除，进一步标志着内廷政权的扩大。所以汉代官职的延续和发展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外戚专权的崛起。

汉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制的意思是通过考察后进行选举，也是在秦以前的乡里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道：“察举制的建立，对于否定世袭制，打破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央政府由军功地主一手遮天的状况，对于国家急需人才的选拔，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汉时期设立征辟制，配合察举制成为政府主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到了后期，察举标准笼统且操纵权在地方长官手中这一弊端暴露出来，成了世族地主把持政权的工具，也成了外戚扩大权力的辅助工具。

一朝建立初期制度是极度不完善的，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埋完一个坑又挖了另一个坑，所有制度的设立之初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旧制度一旦出现了纰漏，影响到社会发展甚至让社会倒退，就需要改革或者废除。在此过程中或是设立其他制度准则以求补全漏洞，其关键仍旧在于它的建立者是否有能力掌控这些辅助制度衍生的权力，而这些制度是否又有效地约束皇权，用这种双面平衡促使国家呈现良性的发展。

纵观汉朝的制度，既没有对皇帝起到合理的约束，皇帝也没正确地把控这些辅助权力。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汉朝政府组织有一观点：“汉朝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皇帝约束的制度和机制，致使人亡政息，政随人走，政治好坏清浊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坏。”这些皇帝年幼不能掌权也好，昏庸无能也罢，外戚的生长离不开这些政治大背景下的层层制度更替，毕竟这股势力的兴衰直接还是取决于皇权。

◇ 后妃——外戚专权的助推器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孙子兵法·火攻篇》

战胜之后，赏罚不及时，造成士卒不知道该干吗，于是财竭师老不得归。军事胜利过后必须要有政治胜利，否则，军事胜利反过来会变成灾难。每个朝代更换初期，帝国建立后必须首先犒赏这些一起打下江山的元老，如先秦的按军功授爵，汉初的异姓王、同姓王等受封群体，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则。

汉初建立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犒赏一起打下大汉江山的功臣，大封其为异姓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严重地威胁到了皇权，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先是战后安抚民心大肆封赏，接下来便是要将这些隐患一一诛除，历史上这些开国元老的命运都如出一辙，难得会有几个懂得急流勇退，能够安享晚年。

协同亲族铲除这些异姓王后，同样也要遵守“封赏原则”，封同姓尤其是亲生儿子为王，将其立为外藩。然而，事与愿违，在权欲面前，这种血缘关系也是不足以依靠的。大家同为皇子，且我这些藩王护国有功，凭什么按照一纸遗嘱你就必须成为权力的中心，我们就得处处受限？这些非出一母的皇子皇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在隐形中对坐拥皇权的人起到了一定的威胁。此后的朝代中不断有皇子篡位的事情发生，为了抑制这些威胁，异姓王不可信，同姓王亦不可信，那么就将视线转移到后宫母系家族人员身上。“孤儿寡母”的局面迫切需要这些家族群体的支持，以此保证皇权的维护和巩固。

先是太后掌权，继而东汉时期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后，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所依靠的势力就是外戚。一般说来，皇太后本人也无多大实权，她们将实权不是委之于父，就是托之于兄。这就为外戚专权提供了助推器。

早在武王伐纣之时便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一说，且《谷梁传·禧公九年》中齐桓公的盟文：“毋使妇人与国事。”意味着秦以前就有提出后宫不得干政的先例，后妃干政程度直接关系着亲系家族的强衰与否。

太史公在《史记·外戚世家传》的开篇即文：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于褒姒。

说明前朝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品德美好，大都也有外戚的帮助。而以儒家为正统文化的观念里，又将荒废国事，导致国破的原因归到了后妃，此所谓成也后妃（外戚），败也后妃。太史公的这段关于外戚崛起基础的阐述虽有偏颇，但也指出了后妃制度的弊端。

自汉承秦制，皇位传承以来，汉朝前前后后历时四百多年，共经历二十九个皇帝，其中十个均在十二岁前继位，对皇权的不可把控直接导致了太后垂帘听政和后期的外戚专权。西汉初年，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十六岁继位，在位短短七年就死了。惠帝时期，吕后开始把持朝政。惠帝死后，吕后便择惠帝之子刘恭继位。此年刘恭仅三岁，作为太皇太后的吕雉直接将权力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

——《资治通鉴·第十三卷》

吕后打破刘邦制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誓约，追尊其去世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追尊其兄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继而将吕氏家族四人封王，六人封侯，其中封吕台、吕产为将，带领国家南、北两军，自由出入皇宫。临死之前又封吕禄为赵王汉上将军，升吕产为吕王兼汉朝相国，不仅大封外戚为王，还逐渐将大部分权力交到了对方的手中。外戚势力正式进驻政府，吕氏集团迅速膨胀起来。

所以西汉外戚的崛起除了必要的制度背景和国家政治局势状况，后妃干政专权的野心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刘邦绝对没有想到过他的子孙如此短命，而后宫的这群女人又如此命长。即便是有个别命长且野心勃勃的后妃存于一世，只要在后妃死后新皇帝掌权，皇帝集权的意识也会将外戚专权这种怪相打压。可是老天爷偏偏给这个大汉王朝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些后妃大多数都是通过层层“关卡”，经历无数的挫折才达到皇帝的卧榻之侧即皇权的位置的，一个个的野心不比在位皇帝小，导致一朝一姓的外戚专权从不间断。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而这群小皇帝背后有的是大批搞事的女人。吕后一死，后续的窦氏集团、霍氏集团、史氏集团、徐氏集团、王氏集团……直到东汉的何进外戚集团，前前后后影响较大的十一次外戚专权屡败屡兴，也耗尽了大汉王朝的气运。

◇ 极端是灭亡——新朝的建立

自吕氏外戚专权之后，陆续发展起来的景帝时期的窦氏外戚和武帝初期的田氏、卫氏外戚可谓如日中天，不过此时的外戚权力仍然远远低于皇权。武帝时期，鉴于君主丞相制的发展限制了皇权，汉武帝将国事分为内外朝，丞相主外朝，尚书主内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划分而治的政治手段好处是将皇权牢牢地握在了皇帝自己手中，此时的丞相权力被大大地缩减。直至昭帝继位，武帝临死前设司马大将军一职，任用霍去病异母弟霍光辅助昭帝。昭帝一代，霍光专权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之状。

昭帝刘弗陵八岁继位，在位十三年驾崩。刘弗陵无子嗣，霍光便立昌邑王做皇帝，即汉废帝，在位二十七天后就被废了。霍光立汉宣帝为皇帝时，直接以个人代表整个皇室，不通知丞相，召集九卿开会，商议完后直接请示太后。太后大笔一挥，下所谓的懿旨同意。此时西汉王朝连皇位的废立问题都直接掌握在了霍氏手中，再加上大司马一职一直以来处于设而不限的状态，就进一步加速了皇帝实权的旁落。

汉成帝初期，成帝封太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氏外戚专权，基本上把持朝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王政君是最长寿的皇后，她身历两朝六帝，终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在这个典型被后妃外戚把持的朝代，王政君作为操盘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这么说，如果她没有嫁入皇家，西汉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汉书·元后传》记载：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得利于前章所述的察举制的弊端，王氏四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分别身居要职，整个朝野形成了“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政治局面。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王凤专权对于王氏外戚中的有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优势。

汉成帝死后无嗣，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在其即位之初，立刻罢归王氏一族。但此时王氏外戚势力已不能小觑，此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走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如同《左传·隐公元年》一语：

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这里可将此句调整为：“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戚乎。”整个西汉的外戚权势从崛起到现在蔓延到朝政的各个角落，只差对皇帝取而代之了。

自汉初以来，为了维护皇权，诛异姓王，除同姓王，限丞相权，打压宦官，采取的种种措施导致整个朝野只剩下外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哀帝继位不久便死去，其死后无嗣。正是这个契机让王氏一族又重掌朝政大权，并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灭亡。

而这个利用王凤专权之利，篡汉代立，违背历代“君臣之礼”的纲纪，直接将皇权收入囊中的人，就是王莽，新朝的建立者。

《汉书·王莽传》记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尉。

汉书记载中，未篡位之前世人对王莽的评价很高。

王莽少年时，他爹和弟先后去世。此后他跟随叔父王凤（王政君哥哥）、王商一起生活。

借助王政君之力的族中之人多贵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然而王莽此时却显得极为收敛，众人皆醉我独醒，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

史料记载说他勤劳好学，拜了沛郡的陈参为师，学习《论语》。对内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尊师重道。

简而言之，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成了当时的道德楷模，于是很快便声名远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做得如此完美？考虑到汉朝的官员选举很有特色，名为“举孝廉”（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被推荐为官的人一般是通晓经目的儒生）。这不明摆着吗？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二十四岁的王莽入中枢开始做官。王政君早已贵为太后，此时叔父王凤身居大司马之位。

所以，王政君一日不死，王莽的官路，只要他一直保持着这种虚虚假假的“孝”与“敬”，就可以安安稳稳，扶摇而上。

《汉书·元后传》记载：

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没有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当天起驾至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并下诏让王莽出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大臣向太后奏定，让王莽接受“安汉公”称号，王莽欣然应允，食禄二万八千户。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首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

“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决定。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倡议下，诸多官吏献出自己的俸禄救济灾民。一时间，朝野四处歌颂王莽功德，说他有圣人之德。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时的王莽不仅凭借太后的青睐平步青云，加之自己的高情商使得他在百姓中的美名不断传播开来。

元始六年，汉平帝病逝，王莽立仅两岁的孺子刘婴为太子。王太后根据众大臣的意思，让王莽代行天子政，称“摄皇帝”，臣民呼之“万岁”，改年号为“居摄”。居摄次年，各种符命纷至沓来，此时已经民不聊生，不断有人借名目劝王莽称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腊月初一，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推举王莽为皇帝（实际上是被迫），改国号为“新”，降孺子刘婴为定安公。此时，王莽在常安称帝，建元“始建国”。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以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规路子里，五十四岁的王莽换了种不流血的套路，打开了外戚篡夺（窝里反）的先例，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帝位，终于意味深长地打开一个历史新篇章。

后世对王莽的评价褒贬不一，个人认为外戚专权的发展将王莽推到了金字塔顶端，其背后的因素太过繁复。即使篡汉代立这个人不是王莽，历史也会在窦姓、霍姓等人中选择一人对皇权进行取代，只是上天恰好选中的是王姓家族来结束这个朝代“偏房”的怪相。

至此，整个西汉寿终正寝，结束在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极端之下。这些皇帝谁曾预料到，皇权的衍生物反而吞噬了自己。

◇ 春风吹又生——梁冀专权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进行一系列违背社会发展、加速历史倒退的改制。他的改制不仅没能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混乱。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出身的刘秀趁势而起。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光武帝秉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以王莽篡位为史鉴，坚决杜绝外戚干政。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可见，东汉之初对于外戚的防范是很严的，后宫太后也鲜有地拥有这样高的觉悟。按理说这样的防范手段以及后宫难得的觉悟，外戚干政这股势力的发展受到层层限制，到此就应退出专权的历史舞台。

历史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东汉的第三位皇帝肃宗皇帝——汉章帝（喜欢书法的朋友应该熟悉此人，章草的创始人）在位十三年，活到三十一岁就死了。章帝死后，他的四儿子和帝继位，时年十岁，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摒弃外戚不得干政的祖制，又开始重用外戚，将大权交到窦宪手中。

外戚这股势力如同枯木逢春，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崛起。不仅窦宪的兄弟子侄身居要职，而且运用察举制的弊端，从各个层面扩大势力圈子。窦氏外戚在皇权的维护下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后来皇权也受到外戚权力逼迫。和帝越发感觉被欺太甚，于是联合宦官，合力打击窦氏外戚势力，这又为汉朝埋下了宦官专权的地雷。

窦氏被打压甚至消灭后，东汉的外戚势力才算是暂时被扑灭。但是这件事给整个东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东汉灭亡，各个姓氏的外戚兴起又覆灭，一拨接一拨，成了一朝一姓。

紧接着是邓氏外戚、安帝时期的阎氏外戚、顺帝时期的梁氏外戚，比“王莽篡位”更惨痛的一幕即将上演。

公元114年，十一岁的顺帝继位，封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逐渐攫取了大将军这一权倾朝野的要职。当时的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大权在握，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

有人分析实际上是梁商在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路。因为：

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

第二，梁商对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将军，让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河南尹。顺帝天生就是软柿子，即使朝中大臣上谏弹劾梁氏兄弟，顺帝也不听，直接将权力交到了梁冀手中，开启了梁冀专权的道路。

公元144年，顺帝死，梁太后临朝，立两岁的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梁冀总理朝政。不到一年，冲帝死，梁冀立刘缵为帝，即汉质帝。此时质帝虽年幼，但是十分聪慧，对梁冀专权十分不满。但此时质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质帝的“早慧”，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

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喝水。”

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

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本来杀帝是要诛九族的，可是梁冀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又立刘志为帝，即桓帝，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梁氏专权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元嘉元年，桓帝因为梁冀对自己有拥立之功，想用特别的礼遇来显示他的崇高地位，就召集朝中全部公卿，共同商议对待他的礼遇。

于是有关官员上奏说梁冀可以入朝不小步快走，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谒见皇帝可以不自称名，享受和萧何同等的仪礼规格；将定陶、成阳剩余的编户全都封给他，这样他的封邑就增加到四个县，和邓禹相当；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的标准，以突出表彰他的首功；每次朝会，和三公分别开来，独坐一席；十天入朝一次，平议尚书事务；将这些宣告天下，成为万代法制。

梁冀还觉得他们奏请的礼遇不够优厚，很不高兴。他专横行事，玩弄权势，一天比一天凶残放纵，各种大小的机要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先征询他的意见才做出决定的。宫中的卫士侍从，都是他亲自安置的，宫中的起居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解清楚。百官升迁，都要带着笺记书札先到梁冀门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省。

到桓帝永兴二年，朝廷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封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在位二十多年，骄横气盛到了极点，横行宫廷内外，百官不敢正视他，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皇帝大权旁落，什么事都不能亲自过问。

桓帝心里已经十分不平了，梁氏专权，为所欲为，目空一切，物极必反的结果即将来到。

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陈述出现了日食等异常灾害（古人的套路就喜欢以自然现象来对应国家治理之事），并且把责任指向了大将军。梁冀听说后，暗地指使洛阳令逮捕了陈授，并在狱中将他拷打至死。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桓帝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这也成了桓帝下定决心收拾梁冀的导火索。

加上梁冀对宣家的迫害追杀，桓帝大怒，就和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个人定下诛杀梁冀的计划。梁冀从眼线口中听到了这个小道消息，准备反扑，于是派了中黄门张恽进入宫内，以防止他们发动政变。

具瑗见张恽还敢入宫，先是命令吏人把张恽逮捕，罪名是他突然从宫外进来，图谋不轨。桓帝亲临前殿，以张恽之罪责为由头，召见尚书们，公开指责梁冀的罪行，并让尚书令尹勋手持符节，率领丞郎下的官员都带着兵器守住宫廷官署，收起各种符节送回宫中。桓帝又派黄门令具瑗带着左右两厢的骑士、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等，一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同时派光禄勋袁盱带着符节前去，没收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

梁冀自知无力回天，只得和他的妻子孙寿一起自杀了。斩草须除根，桓帝下令将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信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人，连同梁家及孙家的内外宗族亲戚全部逮捕，送到诏狱中去，不论老少都处以死刑，暴尸街头。

同时其他受到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有几十人，梁冀原来的官吏和宾客被罢除官职的有三百多人。

这次大肆整治外戚势力，导致朝廷官位一时间都空了，只剩下尹勋、袁盱以及廷尉邯郸义还在。由此可见梁氏党羽范围之广。

因为当时政变是突然从宫中爆发，史料记载这些使者来回奔驰，不管牵涉与否，公卿们皆不知所措，官府、街市、里巷纷扰动乱，好几天才平定下来。但是梁冀死后，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

至此，梁氏专权才算彻底崩塌，梁冀本人也被后世认为是历史上的大奸臣之一。梁冀专权在整个东汉的影响极大，毒杀幼帝，祸害同僚，简直罄竹难书。

◇ 乱世枭雄——汉朝的彻底结束

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来为了掌权，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太师，专擅朝政。

这时通过察举制举孝廉方式入职官场的曹操，看不惯董卓的骄横跋扈，便逃出了洛阳，跑到陈留，号召天下英雄共同讨伐董卓。结果好不容易忽悠的一帮“愤青”前去伐董时，兵力悬殊太大，遭到惨败。此次伐董唯一获得的好处是曹操名声算是打出去了，天下不少能人被他的英雄气概吸引，纷纷前来投靠。曹操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养精蓄锐，实力大增。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直到公元195年，才终于回到洛阳。此时的洛阳经过“董卓之乱”后，民不聊生。这时曹操接受了谋士毛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并劝献帝将国都暂迁到许城。

于是在公元196年，汉帝迁都许城。许城便成了东汉的临时首都，改名为许都。借此机会，曹操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自从迎回献帝之后，曹操的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建安十七年，汉献帝准许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待遇。

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其实，仔细研读曹操出身，他本身的成分比较复杂，他是宦官世家出身，通过察举制逐渐成为权臣，后来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献帝又成了外戚。

曹操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在军事上也获得了胜利，逐渐发展壮大成三国中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

但自始至终，从后汉灭亡到三国鼎立，从相互争夺中原大权到司马家族统一天下，后汉的外戚没有一个敢像王莽一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直接取代皇权，坐上金字塔的巅峰位置。即使汉末曹操可以直接废掉献帝，掌握政治权力，他也深知“废主自立”不仅与群侯对立，被天下不齿，还不能获得各层级士大夫的服帖。

故此，曹操被称作没有名号的皇帝，一直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实行专权。他和梁冀之前的梁商一样，为自己的儿子曹丕奠定了基础。

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王曹丕迫使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国号魏，汉朝才算彻底结束。

纵观整个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每一次重用外戚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一个国家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即便这个人如圣人再世，也难以考虑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难以控制住千万百姓。历史上不乏大量明君的出现，但最终后世对明君的评价仍是褒贬不一。

集权的另一种方式是懂得如何分权，如何操纵权力，一旦权衡驾驭不住，就会让居中的皇权天平倾斜，成就这些偏房群体的专权。外戚集团在汉王朝的巩固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最后也成为汉王朝根基的挖掘者。

但不论如何干涉朝政，外戚专权也是围绕皇权而存在的力量，始终伴随皇权而存在，是皇权的组成部分。不管是附庸于皇权横行霸道也好，还是凌驾于皇权之上取而代之也罢，终究是一朝天子一朝外戚。外戚专权乃一朝灭亡的惨痛教训，也给后世之人留下了“外戚不得干政”的警告，因为只有皇权才是至高无上的。

◇ 历史的烙印——汉以后的外戚

汉朝灭亡之后，从三国鼎立到司马氏一统天下，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晋。西晋王朝奠基者司马懿除了善于隐忍、工于谋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生儿子，子嗣众多。由于后来嫡系子孙的能力不济，诸侯混战，外戚掌权，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

这其中外戚祸害之一就是杨骏。

公元274年，武元皇后杨艳病危时胡贵嫔得宠于晋武帝。太子愚笨，杨艳怕死后胡贵嫔入主后位，对太子不利，便在死前哭着哀求武帝在自己死后立堂妹为后，武帝答应后才安心地离去。而这个被立为皇后的堂妹，叫杨芷，是杨骏的女儿。杨芷封后之后，深受晋武帝的宠信，杨骏也跟着沾光，仕途顺风顺水，被封为临晋侯。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时，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大部分都已经去世，剩下的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此时杨骏抓住机会，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武帝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等到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用人不当，于是给中书下诏，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

杨骏代表的是氏族力量，而司马亮代表的是藩王力量，晋武帝选择这两位作为托孤重臣，互相制衡，以保太子顺利登基。然而，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过了两天，晋武帝病危，杨皇后听从父亲教唆，奏请武帝让杨骏辅政，武帝临终前点了点头。

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讷、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武帝的旨意，让他们拟遗诏，诏书为：

昔日伊尹吕望作辅国大臣，功勋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护国，为古代名臣之冠。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德厚而智高，见识明远，辅翼皇上与太子，以忠贞严肃著称于世，应做朝廷宰辅，比于商代伊尹。

这就是《续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晋武帝托孤”一幕，虽为野史和小说记载，在历史真相上存在层层疑点，但这件事为杨骏接下来的专权奠定了基础。

晋武帝托孤于杨骏，杨骏几乎掌控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晋武帝自以为替傻太子考虑得周详，但没想到杨骏和皇后杨氏一起篡改了诏书，托孤重臣被改为杨骏一位。

杨骏待晋惠帝司马衷登位后，独揽朝政，诱导晋惠帝封自己为太傅，统领百官，开启了杨氏外戚专权的时代。专权期间杨骏怕皇帝左右的人说自己的坏话，便把他的外甥段广、张劭安插在晋惠帝周围做近侍。又培植很多亲党，使他们统领禁兵。杨骏知道自己没有美德高望，害怕不能使远近之人和睦悦服，就依照魏明帝即位时的例子，大开封赏，以取悦于群臣。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为了不让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共同讨伐杨骏。

公元291年三月，贾皇后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洛阳全城戒严，要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

杨骏为人胆小懦弱，事件发生时谋而不决，还没等到反扑，司马玮就已经率军火烧其府第。杨骏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吓得赶紧出逃，可惜刚到府中马厩，就被乱军杀死。杨骏已死，贾后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黜杨芷的皇太后之位，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同时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外戚政治势力彻底被消灭。

贾南风的操纵直接导致西晋八王之乱的发生，继而出现的永嘉乱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之一，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

其实整个东晋都没有摆脱外戚专权的现象，前后出现了王、庚、褚等外戚相继擅权的局面，最终在外戚王恭的执掌下，东晋走向了灭亡。

而紧跟其后的有北魏献文帝孝文帝时期的冯氏外戚、北周宣帝时期的外戚杨坚。重点提及下，杨坚在北周宣帝继位后任大司马，位高权重。宣帝死后，外戚杨坚假诏辅政，不仅执掌军事，还兼任左大丞相，使得朝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先有外戚王莽篡位，后有杨坚夺权。公元581年，杨坚索性直接废掉北周皇帝，建立隋朝。

这是自外戚专权以来的巅峰期，因为隋朝不久就被李氏家族取代。唐朝外戚专权最显著的莫过于唐太宗死后的武氏家族专权。皇后武则天为了铲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政治集团，将大权夺过来，于是大力扶持武氏外戚势力，一步一步将武家的人员安插在朝中各个重要岗位，最后直接“武装夺权”，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夺得正统的女皇帝。

唐朝以后直至明清，不断有新的外戚势力崛起和覆灭。即使明清之时吸取前朝的教训，对于外戚专权多加防范，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制度限制外戚权力。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以及整个朝代的集权专制的性质，正如开篇说明的，外戚这股附属于皇权的势力始终跟随着皇权而兴衰。政随人走，导致外戚势力在打压中仍不断突破藩篱而借助于皇权横行朝野上下。通过对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的发展以及后妃制度等方面弊端的分析会发现，外戚专权势力的崛起覆灭始终贯穿每朝每代，但他们有着同一种命运——族灭，而牵着它鼻子走的就是皇权。

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随着个人的收益而辐射成一个群体利益，在一个专制体制之内，权力和利益中产生的享乐，荒**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又一个名为辅助皇权实为分权的群体的产生。这些利益群体不断地扩大，逐渐增多，他们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的内部争斗，是导致国家衰弱甚至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些利益群体放大开来，叫作外戚、宦官、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