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清贫的生活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两美分的标准为成年人提供足够分量的食物。很少浪费食物，猫、狗依靠剩饭生活下来。史密斯说，当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

从19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并给整个西方世界提供了微距的中国研究报告。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那些无家可归的群氓、饥饿的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寻求救助。经过反复询问，在大荒年为何不反抗，得到的回答令他们失望：饿死，比在叛乱中被杀好多了。

骚乱

“没有面包，就要流血。”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也是如此。

1787年北美的独立者在起草宪法时，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工人、穿长裙的女性、反战者、公职人员、同性恋甚至3K党成员，都有权行使这一权利。但在19世纪的美国，早期的游行示威往往演变成骚乱。

1837年1月，面粉价格飞快攀升到了十五美元一桶，一块面包的价格也上涨了一美分。那时，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人们挣扎在饥饿寒冷的边缘，多涨的一美分最终让人无法忍受。纽约市民聚集在一起，打出了“面包！肉！

房租！它们的价格必须要降！”的标语。这场集会后来演变为著名的“面包骚乱”，成千上万的暴徒洗劫了商店和仓库，街道上纷纷洒洒，四处都是面粉和小麦。在警察彻底恢复秩序之前，一共有三十四人死亡。

1831年，一个名叫纳特·特纳的奴隶自称在梦里听到了“最后的将是第一个”的召唤，他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有超过一百名奴隶加入特纳的队伍。黄昏时分，这些人开始攻击、滥杀白人。整个事件中，一共有二十四名儿童、十八名妇女和十三名成年男性被害。他们还野蛮地殴打拒绝加入的黑人。此后，军队驱散民众，逮捕了特纳“队伍”的所有人，以及四十名同情并提供了帮助的人，这些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

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美国第一部法律草案。其中有条款规定：允许支付三百美元或雇用他人来顶罪。对当时的平民阶层而言，三百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该法案等于是承认一小撮人获得豁免权，最终导致了一场“草案骚乱”。值得一提的是，闹事者没有谴责法律的起草者，而是直指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他们将内战讥讽为一场仅仅针对“奴隶制度”的战争，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出于报复，白人袭击了被解放的北方黑人，他们动用私刑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这场骚乱持续了四天，仅仅在纽约就死亡了一千人。

1877年，铁路大罢工，美国二十六个州的七十万名工人为了争取更高工资加入罢工。巴尔的摩民兵向一群已经暴跳如雷的罢工者开枪，十一人死亡，四十人受伤。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顾问托马斯·斯科特（Scott Thomas）叫嚣，“用来复枪来喂饱他们（这些罢工者）”。最终，作战部组建了国民警卫队，用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混乱，而不再允许大亨们组建“民兵”对付劳工。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那一天，巴黎面包的价格达到顶点。这一现象在当代也不罕见。

2010年9月份，为平息骚乱，莫桑比克政府表示将收回面包涨价的计划。该国在2010年9月7日召开了内阁会议，会后，计划发展部长阿尤巴·库埃伦西亚（Aiuba Cuereneia）表示，政府将收回6日起生效的面包价格上涨20%的“法律”。库埃伦西亚同时表示，政府还暂停了为高级政府官员涨工资。在这之前，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食品、水电和生活必需品涨价，示威游行后来演变为暴力骚乱，造成十三人死亡。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二十七岁时和妻子一起来华，最早在天津传教，后到山东，久居恩县（现山东省平原县恩城）的庞家庄。在中国居住二十二年后，他写作了一本《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请注意，过去西方人称中国人为Chinaman，虽然听来像瓷器一般不经摔打，但后缀还是“-man”。“-ese”这个后缀在英语中意为“微小的”、“小的”、“不重要的”，甚至是“低等的”、“劣等的”、“微不足道的”、“弱小的”、“怪异的”、“带有疾病的”。无怪乎学者陈传席曾发表学说：中国人习惯翻译对方为“英吉利”、“美利坚”、“法兰西”等褒义词语，而放手让对方以这种难登大雅的小词界定中国人，实在有些划不来。过去，中国人称呼诸国为身毒、匈奴、龟兹的年代，我们还在享受“英吉利”和“美利坚”的待遇。

中国人清贫的生活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两美分的标准为成年人提供足够分量的食物。很少浪费食物，猫、狗依靠剩饭生活下来。史密斯说，当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很多中国人家中，主人饕餮一番之后，仆人和他们的孩子蜂拥而上，把残羹冷炙横扫一空，连残茶也重新倒回茶壶里，再喝一下。

燃料的使用也让外国人不理解。在中国，燃料是匮乏和珍贵的。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并不清楚，以至于在这些家庭中，庄稼的茎叶、根都是很好的燃料，即便一过火就没有的东西也不能浪费。“秋天和冬天的大地上，中国人连一根草都不放过。”为了节俭，中国人让老外们瞠目结舌。B.C.亨利在他的《十字架与龙》（《The Cross and The Dragon》）一书中说，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耗费五个小时，然后又抬着空轿子走回广州去吃饭。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一个老妇人痛苦地移动脚步，沿着墙壁走到她的亲戚家里去了，这样是为了死在离祖坟更近的地方，好节省抬棺材的钱。

燃料的历史就是世界发展的历史。今天人们争论海湾战争的缘由时，“燃料论”仍然是重要的观点。二战期间，德军排水量五万吨的超级战列舰“蒂尔皮茨”号一天耗费的燃料达八千一百吨。由于当时燃料紧张，希特勒又担心战舰受损，因而“蒂尔皮茨”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军港里。然而，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些。多年来，他们一直以敬畏的心态注视着“蒂尔皮茨”号，如同神话中的农民观望一条打瞌睡的巨龙。“蒂尔皮茨”号的威慑力如此之大，以至影响到英国本土舰队的部署。1941年12月，皇家海军为了防备“蒂尔皮茨”号，让航母“维多利亚”号留在英国港口，而放手让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独自前往马来西亚。结果两舰遭到日本俯冲战斗机的袭击，双双沉没。

在德军控制下的阿姆斯特丹，为了寻找足够的燃料煮熟土豆，人们开始撬铁路的枕木，拆防空洞里的横梁，甚至挖出城市广场下路基里的小煤块。1944年，一位荷兰记者写道：“一大早或太阳落山之后，你能看到受人尊敬的先生们爬进公园和花园，爬过小路，游过运河，打量着一切可燃的材料。”

但对清朝末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民族生活的贫苦。很少有人想到，这可能成为一次革命的原动力。他们中不少人都无可奈何地认为，清朝政府就是一个立方体，如果推倒了，不过是另外一面着地。

西方人认为，影响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因素，势必引发革命。比如，他们笃信冰雹和干旱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四十厘米的冰雹持续落进农田。英国驻法国特派大使的报告中详细提到了这些天象。雹灾后的第一年，面包的价格飞涨。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面包的价格最高。法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浇灌他们的庄家，《马赛曲》中唱道：“……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这样介绍：

1787年，土耳其打击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以及俄国军队后撤，在波兰留下的混乱，减少了对东欧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出口，同样造成了法国工业的萧条。总之，所有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损害，因为1788年西欧到处都收成不好。因此，当生活费用急剧上涨时，失业到处蔓延。工人的工资也得不到增加。在最好的时候，增加工资亦十分难得。据估计，1726至1741年间和1785至1789年间，物价上涨了65%，而工资仅仅增加了22%。1789年，一名巴黎工人平均每天赚三十至四十苏，为了维持生存，每磅面包的花费不少于二苏。7月的上半月，面包价格比这个数字上涨了两倍。在外省，面包的价格更高，每磅达八苏。市政府因为担心巴黎发生骚乱，毫不犹豫地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在这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谷物。自路易十四去世以来，面包价格从未如此之贵。

谁能怀疑这种苦境与当时人们的暴动热情之间的联系呢？1789年4月28日，一场可怕的暴乱被子弹镇压了下去。这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领导者清楚地知道，人们对食物的渴求是无法抵制的。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和民众摩擦不断。从1852年开始改建巴黎的市长欧斯曼（Georges Haussmann），把巴黎的老城区道路改得又直又宽。除了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还为镇压市民起义提供便利：开进部队很方便，且便于炮击。欧斯曼本人曾说：“炮弹不知道右转弯。”

年轻的历史学家卡迪（Alexandre Cady）认为，欧斯曼的改建破坏了社会的结构，把小工业者、商贩和小业主全都赶到没有公共设施的郊区去了。

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概念几乎不存在。在最为主要的街道上，无须政府下令，当街的商家会各扫门前雪，保持治安和卫生上的整洁。此外，几乎是自由发展。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Grant，Ulysses Simpson，曾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环球旅行归来，有人问及旅途中最深刻的事情，他回答说自己所瞩目的最奇特事情是——一个中国小贩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犹太人逐出了竞争范围。

格兰特没有透露，这是他在何地看到的情况。大多数外国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深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只会考虑吃饭问题，实际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而不愿对官僚说三道四。

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赫克（Evariste Régis Huc）回忆说，1851年道光帝驾崩时，他在一家客栈饮茶。这时，他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争论，看看人们究竟如何看待道光帝的三个儿子。结果人们听到这话题后，没有任何反应，继续抽烟喝茶。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走过来，像父亲一样说，大臣拿钱做这事情，我们何苦劳神呢，然后说，茶凉了，烟也要添了。这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态度，震惊了西方人。

但是，假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涉足的地界更多，能了解的中国就会更全面。中国人的不满和抵抗，最先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传教士。

1907年9月，光绪帝发布上谕说，“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一个月之后，皇帝又像一台留声机一样重复回放了一遍，新的上谕又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这里说的“乱党”、“匪徒”，除了革命党以外，还包括起来自发开展抵抗的民众。

在此之前，光绪对连续不断发生的教案感到“遗憾”。他说：“近年来各省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仍复在所不免。”1905年，广东廉州（今广西合浦）美国人办的教堂被民众焚毁，五名教士被害。这一年，建立在巴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法国教堂又被攻陷了。此后两年里，江西南昌、饶州（鄱阳）、南康，河南西平，福建漳浦，四川开县等地，民众都聚集起来围攻教堂。民众认为传教士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饶州的民众以“洪莲会”的名义，进行各种仇视洋教的活动。这些人集合起来，跨省进入安徽徽州（今歙县）境内活动。河南西平有一大帮人树起反对洋教的旗帜，开进嵖岈山。洋人没有找到，但朝廷对此很紧张。此时，河南、湖北两省得到了清廷授意，对这股民众武装进行伏击，杀死了几百人。

革命党认为，袭击教堂和传教士这些活动会带来报复，并危及中国的主权。陈天华《警世钟》中说：“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不但如此，陈天华主张民众向西方学习，“学习外人的长处”，但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也并不排斥必要时的战争。他详细解释说：“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陈天华称自己是“文明排外”，这虽然不是个清晰概念，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想把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到有一定规则的高层面。当时国家统治权掌握在清廷手中，革命派认为，首先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满族统治，不要“野蛮排外”。

慈禧向八国同时开战带来的后果是惨痛的。中国的有识之士迅速认识到，不顾国际规则的对抗，不但会让中国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更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灾难。1757年，英国军队和孟加拉军队展开了普拉西战役，最初的导火线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挑战国际规则：孟加拉领主西拉杰根本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是轻视欧洲作战规则。他麾下的部队打着停战旗号靠近英国军队，然后一拥而上，俘虏了一百四十五名英国士兵，把他们关在只能关三个人的牢房里。在这个后来被称为“加尔各答黑洞”的囚室里，一百二十一位英国战俘被活活窒息、热死。此后，克莱武率领三千英军击败了西拉杰的五万军队。这场战斗给英国人在孟加拉带来了无尽的好处：英国控制下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二十四个大区的地主，在加尔各答附近得到两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英国任命哈斯廷斯为英国驻印度总督，常驻孟加拉穆尔希达巴德皇宫。

严复对这种民众“野蛮排外”的举措，心态较为复杂。他认为“教案”的发生，外国人应该负一定责任，“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同时，他又承认中国民众的野蛮，“吾国小民之失教而愚顽”。由于清廷比孟加拉领主西拉杰更理性，“教案”发生后对传教士保护得力，处理较为妥当，“教案”并没有演变成大乱子。严复从这些“教案”中看出了“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他建议当时动辄聚众畅谈的爱国演说家们，不要提倡任何形式的“排外”，而要更多学习西方教育，让中国人成为文明人种，并立于先进民族之列。不过他也强调，像陈天华提倡的那种“文明排外”也是应该杜绝的。

190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单纯打击外国教会的斗争大大减少了。在各地群众自发的斗争中，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饥民聚集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反抗清廷的“新政”。由于生活已陷于绝境，人们不得不为谋求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杭嘉湖地区本来是富庶之乡，但在宣统元年（1909年）遭受天灾后，当地农民要求免征漕粮，政府方面拒绝了请求，处理不当，因而引起了暴动。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农民“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一年后，抢米风潮又席卷湖北、奉天、安徽、江苏等省，最厉害的当数湖南长沙。

1909年，宣统登基。洞庭湖滨各县水灾非常严重，“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本来，湖南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粮食运销外省，也是当地重要的贸易。发生灾荒后，外国商人仍然想把手头的粮食运出湖南省。这些人贿赂了湖南巡抚岑春煊，不但继续运粮出省，还通过长沙的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继续深入湖南的产米地区进行收购。一方面是洞庭湖各县的水灾，另一方面是大量粮食经过湘江陆续运走，因此长沙一带粮价猛涨，由平常每升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十文。

饿殍遍地，长沙四乡农民不得不“吃排家饭”（也就是吃地主大户，强行要求对方提供食物），饥饿的灾民拥入省城，以求得基本生存。1910年三月初，粮价继续攀升，涨到八十文一升，民怨沸腾。眼看形势就要失控，岑春煊的第一反应不是开仓放赈，而是派官员分赴城郊弹压群众。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这些人，叫骂声不绝。

三月初四，进城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流民都聚集到巡抚衙门前。泥水匠发挥了工作特长，带头拆毁了衙门前的辕门、照壁，并且试图冲进内堂。眼看就要出大事，岑春煊下令担任保安工作的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百姓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暂时保证自己的巡抚衙门不至于“失守”，但饥民们仍然在市区内继续抗议。他们将城厢内外的碓坊、堆栈中的粮食全部洗劫，并且第二天又重新出现在巡抚衙门，点燃了衙门的木结构房屋。这时，官兵又开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在极大的愤怒中，外国商船和洋行肯定无法逃过劫难。老百姓都知道，洋商勾结官方运米出境，是造成这次米荒的主要原因。偏巧停泊在湘江的外国兵舰的炮口对准城内，这让湖南的饥民们气不打一处来。一气之下，这些人各自分头去捣毁外国人的财产。英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美孚洋行，德商瑞记洋行，日商三井、东信等洋行的办事机构和码头、趸船、堆栈等设施全被袭击，法、英、美等国的教会房产也难逃厄运。由于镇压不力，岑春煊不得不宣布下台，由原任布政使的庄赓良继任巡抚。庄赓良上任后，首先整顿了本省军队，清廷从湖北调去两营巡防军队支援，并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对“吃排家饭”的饥民，“格杀勿论”，“就地正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英国派出兵舰两艘、美国派出一艘、日本派出四艘行至湘江，配合清政府。

当时，湖南同盟会成员并没有参与这次群众性的自发斗争。新军四十九标管带陈强和排长陈作新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巡抚衙门被群众围攻时，他们的部队刚好奉命开到长沙警戒。陈作新一度主张趁机起义，陈强非但没敢响应，反而借故把陈作新撤职，以保证自己手下不出问题。

从辛亥首义核心成员刘公的经历来看，他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没有什么联系。刘公（1881—1920）原名湘，字耀宗、仲文，又名柄标，后改名公，是湖北襄阳人。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在留日期间，刘公积极联络同志，宣传民族革命，极力资助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翻印，使数万册此类书籍流回国内。

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帅气小胡子的志士，出身于襄阳的一个世家。1910年秋，刘公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与杨玉如等人在武汉创办《雄风报》。后来由于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不得不返回故里疗养。养病期间，刘公在鄂北、豫南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军。其实，他当时离开武昌，生病不是主要原因，而是1910年7月湖广总督瑞澂大力搜捕共进会成员，使得他不得不离开省城。第二年5月风声稍息，刘公带了一万两银子，再度潜回武昌。

这一万两银子是刘公从家中“骗”来的。1911年3月，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会同人期待刘公来武汉主持会务，尤需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刘公对家中说：“顷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八千两。”他的叔叔刘子麟非常支持侄子去河南当道台，倡议款项由族下各房分摊。有一说是，他在家中只弄到了五千两银票。至于一万的数目，是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他对采访自己的外国记者透露的。

在武汉三镇活动的主要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进会算是同盟会的外围团体，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宗旨和同盟会差不多，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表现对人的更多关注。孙武、居正是湖北的主要负责人。文学社这名字听起来颇为风花雪月，但却是由青年军人组成的，本名“振武学社”，但怕名字过于招摇，改成了“文学社”。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重大事务由三人商议裁定。按照共进会的想法，总理即起义的大都督，后因起事形势变化，无法按预定计划实现。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前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完毕，孙武借机试验炸弹，不幸受伤。刘公赶紧让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自己则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由于这次爆炸，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殆尽，刘公的妻子李淑卿、弟弟刘同等人都被俄租界捕房捕去。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遇害，革命党人人自危。于是，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从日本归来的张振武出面，召集同志于汉口法租界召开会议，经过一番谈论，决定仍照原计划起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约定口令为“同心协力”。

和彭、刘、杨三人不同，刘公的弟弟刘同没有被立即处死，巡捕房想从他口中问出刘公的下落。在事变之前，起事者的准备超出了巡捕房的想象。革命者仔细调查了各个省藩库库存的情况。刘公的妻子李淑卿召集了女子暗杀者，准备向总督投掷炸弹。原来准备在12月约好八个省共同发动起义。此时，由于意外爆炸，兵变有泄露的可能，其势已如箭在弦。工兵队和地雷队的士兵到各个新军兵营，通知新兵们必须参加兵变，如果后者不同意，得到的只是殴打，以及泄露后可能来自政府的严厉惩罚。张彪任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见大事不妙，带着辎重营一部分人和另外二百五十名士兵一道逃跑了，剩余的人都参加了兵变。

按照刘公的说法，当时武昌城中只有三千七百人，大部分湖北部队被调到襄阳或跟随端方去了四川。打下武昌后，他们发现藩库库存白银六百万两，其他衙门有四百万两。刘公预计，这场兵变会很快结束，不会有长期的全国性战争，“因为满人会因看到实力差距而放弃”。

中国大多数历史书都记载了黎元洪被逼成为领袖的情节。刘公是这样回忆的：“派士兵去把他押来，他拒绝担任领导，还说了好多理由。最后我命令几个士兵将刀放在他的脖颈上，如果拒绝就立刻将他杀死，这样他才被迫就职，并同意用他的名义发表宣言。”

兵变之日，黎元洪的第一反应是要逃避。但在湖北官为协统时，他曾写一副春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豪情跃然笔端。在这种天性的驱使下，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1917年，在那场只有十二天的复辟中，黎元洪逃进了日本武官住所。他在民国政界举手投足堪称楷模。黎退任总统后，继任者冯国璋拟定每月以银币三千圆为退任总统津贴，派人咨询黎元洪的意见。黎表示拒绝，解释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严复如此评价黎元洪。未知，严复眼中有才又有德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