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彦图的府邸，光鲜自不待言。仅仅他一人的冬衣，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五十三件之多。全家不到三十口人，雇用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却超过三百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八个。仅吸食鸦片一项，府中每年就要支付白银一万二千元。

沈秉坤，字幼岚，湖南长沙县人。1907年在四川省任成绵龙茂道道台，后四年又连续任甘肃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官至云贵总督和广西巡抚。武昌起义后宣布广西独立，被推为广西都督。

1912年，孙中山、黄兴入京，两人和袁世凯的关系仅仅维持在表面的一团和气。此时孙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了显示双方合作的诚意，袁世凯准备选择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他心里非常清楚，绝对不能把这个重要的位置交给对方干将，否则自己无从谈及操纵内阁。想来想去，袁世凯便想到了沈秉坤。沈秉坤和黄兴同为湖南人，两人关系很亲密，他经常称呼年仅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辛亥首义之后，沈秉坤被推为广西都督，但副都督陆荣廷政治技巧炉火纯青，加上地利人和，沈秉坤受他排挤，只好带兵以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国民党成立，沈被选为参议。袁提议沈秉坤组阁，完全是敷衍国民党。沈秉坤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威望也不高，陆徵祥辞职后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即便出任也只是光杆总理。国民党内部认为，与其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还不如干脆暂时搁下这个话题，等待机会。因此国民党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已经五十岁的沈秉坤称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一方面是对强悍后生的尊敬，一方面是他熟知清末的官场掌故，与人交往不敢有丝毫大意。清代晚期，贵族对家天下的不珍惜，假公济私，生活放纵，沈秉坤就是亲历者之一。

沈秉坤一度想通过庆亲王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都被拒绝。一位御史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这才大悟，把两万银券亲手交给庆亲王府邸的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果然飞快入报，顷刻间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离开的时候，奕劻又亲自送他出门，沈秉坤极为震动，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几日后，沈即得升迁。

康熙时期，因为征讨准噶尔需要大量军费，不得已开始卖官，作为开辟政府财源的一种形式。此后，卖官之风逐渐发展，不可收拾。史料提供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些官衔的价码：“京官里郎中二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目前还有争议，但大致认为：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一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元左右。换算下来，价格不菲。康熙朝卖官，收入都归国有，而这时宗室贵族已将这当成了发财的捷径。

卖官不算是晚清政府发明的生财之道。至少在清中期之前，“卖官者”会相应考虑很多细节，官位也仅限“闲职”。并且朝廷在操作此项时，均有一定规章制度，不会任由亲贵自行“贩卖”。作为直系宗室，出生于1838年的爱新觉罗·奕劻，居然被两万两银票打动得“出迎中门”，若祖先有灵，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光绪十年，奕劻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光绪十七年，他又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光绪二十年，上谕晋封庆亲王；光绪三十年，奕劻入军机处；宣统三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堪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但他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有何作用呢？请看一次中外政治交锋时奕劻的表现。1900年6月5日，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举行了一次会晤。窦纳乐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庆亲王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回答，表示遗憾，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显然没有这样。但是，当责难他处理镇压义和拳不当的时候，他回答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即便同意，也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和庆亲王会晤的结果，就是让窦纳乐确认了长期以来他所担心的事情：庆亲王虽然形式上是总理衙门的主宰和发言人，但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

在慈禧的强权统治下，奕劻的“不管事”并不令人吃惊。他对于公事的圆滑，对于私利的执著，在其极高爵位的映衬下，已成为晚清一景。1904年，御史蒋式揭发说：“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但这份奏折如泥牛入海，并无应答。

1917年，奕劻去世，谥号为“密”。在清代亲王谥号中，这是最差的一个字。《谥法》中提到：“追补前过”曰“密”。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述，当时已经“下野”的清廷在为奕劻拟谥号时，第一次被溥仪退了回去，第二次溥仪父亲又拟定谥号为“献”。溥仪又坚决不同意，非要给“谬”、“丑”、“幽”、“厉”等恶谥，搞得南书房翰林们搔首不已，最后商议了一个“密”字，又半哄半骗地告诉尚且年幼的溥仪说，这已经是顶级的“恶谥”，溥仪方才同意。

人事安排不当，直接造成了清廷庚子年（1900年）和八国开战。这一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了一道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佚名的《庸扰录》在评论这新入署的四个人时说：“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对此，英国公使窦纳乐给索尔兹伯理写信，对清廷的安排表示极度不满：“6月10日，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持者……”

窦纳乐所说的“大阿哥”就是溥儁。1900年1月，慈禧立溥儁为皇储，后者是支持义和拳的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在列强的联合干预下，慈禧坚持了十个月，不得不废除溥儁皇储的资格。而在发出上面提到的人事安排之前四天，慈禧召集众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争论，这四人的主“抚”派逐渐占了上风，而这意味着即将和洋人开战。

内阁学士兼侍郎那桐，和慈禧一样是叶赫那拉氏，隶属内务府满洲镶黄旗，是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味要和洋人开战。在日常生活中，那桐的做派令人称奇，即便在市井小民看来也过于出格。

某次，庆亲王奕劻在家中为福晋祝寿办堂会，著名戏曲演员谭鑫培应邀前去献艺。庆亲王出门迎接（前番因有人巨贿出门迎接，今番又因为演员到来出门迎接，全无亲王之尊），他和谭鑫培商量：“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指既有文戏又有武戏）？”因为是熟人，谭鑫培也开玩笑说：“行。但得有大臣给我磕个头。”庆亲王面有难色。孰料那桐双膝跪地，无比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这下把谭鑫培几乎吓倒，自然唱了“双出”。在谭鑫培上台演出时，在下面的那桐不顾四周惊奇的眼光，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仰慕。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亦未能免俗，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自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据传，一次演到“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加了一句台词，厉声呵斥：“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听此语，满座皆惊，而杨小朵谈笑自若，善耆也不以为忤。

醇亲王之子载涛、载沣兄弟都爱好戏曲。载涛平时最喜翻唱《盗御马》，经常召集家人串演。有一次母亲病重，载沣前来探视。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认真地回复说：“你又不是不知，我从未学过武生。”其母听到这番对话，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娱乐，真死不瞑目矣！”

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正如建议：“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桐反而很不高兴：“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王正如出门后对人说：“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放焰口本是一种佛事活动。庄严之事务一旦戏谑起来，喜剧效果非常。焰口音乐性很强，颇具特色。在传统曲艺中，单弦、三弦、相声一度都存在大量风流焰口。所谓风流焰口，指的是不讲究、乱唱，内容多有**、戏谑成分。

即便在后世，风流焰口也受到世俗批评。20世纪20年代，京城的一家报纸曾报道：“京城风俗，每遇人死时，便请僧道，施放焰口，往往丧家故意叫和尚演唱种种伤风败俗的**词，殊属不成事体。现为整顿市俗起见，特通令各区署界内各户，以后如有这种事情，就要严厉禁止。”

1911年后，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国。人问何以不剪掉？回答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过去的浪**公子，如今的前朝遗老那桐，试图以这种方式“忏悔”。1912年，孙中山赴京时，曾三次到那桐的私邸“那家花园”。清皇室成员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也在此府邸中。此时，那桐已经移居天津，算是“眼不见为净”。

法国大革命前，著名的外交家塔列朗说，如果没有在1789年之前活过，就压根儿不算活过。他以享乐和说俏皮话闻名。1789年，眼看着自己优哉游哉的生活远去，他不得不哀叹“失去了天堂啊”。

在没有失去中国这边的“天堂”之前，晚清贵族确实也像塔列朗一样醉生梦死。

以上文的那桐为例，清史说他“性豪侈，酷嗜声色狗马”，又特别讲究吃，“非嘉肴不入口，每食必具燕窝、鱼翅二簋，啖之立尽”。那桐的厨师每月买菜都需六七百两银子。

蒙王那彦图和那桐一样，对美食颇有心得，每顿饭都得吃得水陆杂陈、珍馐交错。他从老丈人奕劻那儿学会了做“香白酒”，在自己的王府如法炮制，长年饮用。那彦图特别钟爱“卫水银鱼”。卫水指今天的天津附近水域，那里盛产一种小银鱼，肉质极嫩，曾作为贡品进入朝廷。清人曾有“草桥荸荠大于杯，卫水银鱼白似玉”的诗句。每年春天，直隶总督为了讨好慈禧的红人那彦图，总要派专人捕捉“卫水银鱼”送到那王府。那彦图的大厨将之洗净，用鸡蛋炒好。这种小鱼非常珍贵，一般百姓根本吃不到。清帝逊位后，那彦图在饮食上不肯放松要求，时任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还时常派人到京，给那王府送黑熊掌和松花江鱼。

那彦图名义上是奕劻的女婿，但这只是政治婚姻，一直都不和谐。据说嫁给那彦图的这位庆王爷之女，是奕劻与一女仆所生。按照清制宗人府规定，此女不得入宗籍。奕劻情急之下，让福晋（正夫人）把腹部用布棉垫起，假装怀孕，同时把这个女仆关在东厢房内，不让人看到。后产一女，对外说是福晋所生，算是奕劻的大格格。大格格嫁给那彦图后，这段内幕才被那彦图闻知，因此夫妻之间经常口角不断，冷嘲热讽。

那彦图的府邸，光鲜自不待言。仅仅他一人的冬衣，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五十三件之多。全家不到三十口人，雇用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却超过三百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八个。仅吸食鸦片一项，府中每年就要支付白银一万二千元。而那彦图的收入即使按王爷食双俸的最高标准，也年仅四千两白银、俸米两千担。其他收入均来自地租、房租，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从各衙门贪污。

1907年，任军机大臣的世续则在居室和服装上有奢侈爱好。“家有会客厅五楹，高大异常厦，隔扇以巨玻璃为之，栋梁皆红木，雕刻花草工致绝伦。”世续颇为内敛，是清政府中可以和西方国家正常交往的官员。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吓得西逃。世续留在北京联络联军，保护内宫和坛庙。两宫回銮后，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

世续喜欢奢侈的生活，在政治见解上却并不糊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世续认为国事艰危，应该让年龄稍长的皇室成员当皇帝。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宣统改元，他借病告假。1911年，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辛亥革命起事，他赞成顺应形势让宣统逊位，并奉隆裕太后之命与南方民军磋商优待条件，清廷授其太保之衔。1917年，张勋复辟的那场闹剧，世续竭力劝阻，甚至带好了棺材，准备不时之需。

1850年，年仅七岁的世铎就开始世袭礼亲王爵位，此后长期统管宗人府，任军机大臣十余年，基本上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的工作，碌碌无为。他的子侄辈中，不乏前往欧美游历后归国者。世铎和他们聊天时问道：“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而笑，又很认真地回答说：“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也是一样的。”世铎听后，默然不语。

许多清朝贵族迷恋于打麻将。“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胡思敬议论士大夫的癖好，曾说：“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

因贵族毫无“贵族气质”，一般人也敢于搞点儿小动作对付他们。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治下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从欧洲归来，经过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后来，徐世昌召集群僚在督署宴请赴沈阳查办要政的载振，珍馐罗列。载振大快朵颐后，心有不甘地问：“哪里找的好厨师？”徐回答说：“今颇（张锡銮）之庖人做的。”今颇接话说：“明天还可以精制一席。”载振忙不迭说好。结果次日再吃同样的宴席，居然比不上前一天的。今颇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厨师并未得到奖赏，干脆把原料剔其精华，东拼西凑，搞得滋味全失。

君主时代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极端地蔑视一切非贵族分子。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市民、工人、农民甚至不能算人，无非是“玩意儿（creatures）”。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Karl Eugen）说：“君主就像上帝，他有权作恶或者行善。”动不动，他就可以说那句话，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朕要这样”。

但他们究竟有什么能力呢？

按照清廷的制度，外省入旗驻防将军非满蒙大员不得充任。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完颜崇实任成都将军，协办四川军务。第二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被清军押解到成都，关押在四川督署衙门。6月27日，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大堂上对石达开进行会审，崇实和省司道一级的官员参与了这次审判。按照法度，成都将军位在总督之上，于是骆秉章让崇实先行问话。但情况却是石达开“昂头怒目”，声如洪钟，崇实“气沮语塞”，“音低，不知做何语”，被驳得说不出话来。骆秉章只好亲自出马为他解围，呵斥石达开。此事一时传为笑谈。

督鄂的瑞澂几乎目不识丁。某次，布政使杨俊卿交来一份惩戒某县官的公文，呈请瑞澂批阅。瑞澂看了对杨说：“我知道他不称职，然公文中‘蒲险输闹’作何解？”杨忍俊不禁，知道和他多说无益，默默而退，后笑对幕僚说：“瑞制军读‘**检逾闲’（行为**，不守礼法）为‘蒲险输闹’，犹自诩其能。嘻，丑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识鉴》中说：“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估计是瑞澂看了这一段，以为是打牌输了钱要乱来的意思。

有这样的地方长官和贵族，无怪乎清帝国在一夕之间崩塌。1911年10月，在武昌城中留下的三千七百名忠于朝廷的士兵，没有抵抗住起义者的攻势。四十天后，黎元洪欣喜地对《大陆报》记者丁格尔挥舞着拳头，“十八个省中已有十三个省支持共和国！”

1894年战争结束后，满洲贵族裕庚是少有的清醒者。他说，不超过十到十五年，中国就会爆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如果清政府能立即进行改革的话，也许还行。否则，到那时，他们只好结束自己的统治。

裕庚曾在法国等国家担任外交官，是汉军正白旗人，“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出使日本、法国大臣”。他就是慈禧的女官德龄的父亲，德龄因这一职务而被称为“德龄公主”，她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说：“八十年前，满人还可以，然后退化了，不想去知道任何事情，非常自负，无法和其他人交流。”

德龄透露，贵族的毛病之一是只想玩乐，不想学习。有人和前摄政王载沣谈论改革的话题，他回答说：“我们的祖先从没有那样做过，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载振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礼返程，路过巴黎前去看望德龄。据德龄回忆说：“当时他满脑子都是改革，希望中国和西方一样。”但四个月后，德龄回到中国，发现载振和原来一样了。和其他的皇子一样，他总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

德龄对朝廷的解析有时候纯粹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只要中国还要纳妾，就不会进步。”她向外国记者剖析皇帝的血统，“近四十年左右，血统混杂得很厉害，因为他们都在纳妾。”因为意识到满族姑娘都没有文化，德龄一度认为，她们都不适合做皇后。“（皇后和嫔妃）从不教导皇帝爱他的国家，负有责任，他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当时，后宫嫔妃的进步之一，是她们开始抽香烟，而不是水烟。

1900年前后，京城服装质地洋化，剪裁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专业人士，被称为“洋裁缝”。之前的同治、道光年间，受上海服饰之风影响，京城流行紧身衣服，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这种风格的源头就是西式服装。社会在细微之处渐渐改变，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和罐头糖果，都显示了外来者的影响。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好酒之徒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到“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载涛是宣统帝溥仪之叔，1908年任清朝训练禁卫军大臣，次年奉命管理军咨处事务，1911年任军咨大臣。武昌首义之后，朝廷对清帝是否退位争执不休。隆裕太后问载涛对战局有何展望，他叩头说“不知道”，理由是“奴才只练过兵，没有打过仗”。

当时，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力，清廷慌了手脚，不得不答应徐世昌和袁世凯共商的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计划最初要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略施小计，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载涛便吓得打病退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其为太傅太保，要其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徐世昌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此时，他审时度势，压根儿不愿与革命党人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

1912年1月，袁世凯接纳了梁士诒的建议，准备化身为袁祟焕后人，积极筹备做皇帝的工作，一应“制度”都交给了政事堂礼制馆去办理。此时，载涛希望在总统府谋得一差事。曾在中国海关要职工作多年的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在《中国、日本、朝鲜》一书中写道：“人们把黄龙旗仔细地折好，藏起来，以便哪天皇上真的复辟成功，再重放异彩。”载涛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而已，并不关心老板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后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等职。

王公贵族的派头，有时候让朝中官员也受不了。1901年，慈禧太后回銮，虽然被八国联军逼得西逃，但她回到北京时，仍然带着那种先天的傲慢。

莫理循回忆说：“皇城西北角的一座庙宇，慈禧衣着华丽，带着满族的头饰，牙齿脱落，苍老。面对城墙上十多个国家、穿各种稀奇古怪服装的人，她面不改色，显得神态自如，真令人感到钦佩。”

这种笔调，传神地描述了一个“土人”国王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再延伸下去，就像罗马燃烧时，皇帝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将自己扮成一个小丑，高唱歌曲“特洛伊陷落”。

慈禧逝去后，清廷唯一的主心骨没有了。据说，清帝的退位和隆裕太后密切相关，恭王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当时载泽、肃亲王善耆、蒙王那彦图都主张和革命军死战，但三人有关死战的建议在隆裕太后那里都被打了回来。隆裕说：“胜了便好，若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

此时的隆裕太后，辩论起来一语中的，让“铁血派”顿时气短。徐凌霄和其兄徐一士联手撰述的《国闻周报》十卷五十期中说，奕劻力主严惩湖广总督瑞澂，认为他作为封疆大吏有守土之责，但他作战不力，随即逃跑到上海。结果隆裕太后认为无所谓，并大度地说：“庚子那一年，我们不是也逃了吗？”

清廷的瞻前顾后，使徐世昌游刃有余。关键时刻，他先让段祺瑞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联名致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在革命军和北洋军人的联合摇动之下，1912年2月12日，清廷别无选择，由张謇主笔，下达溥仪退位诏书：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行文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诏书的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夹带的“私货”，肯定了清廷灭亡之后，中国便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前清贵族与之相比，判若云泥。

此时的溥伟，避居在被德国侵占的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占领青岛。他妄图借助日本势力复辟清室，不停地对公众狂叫：“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

更疯狂的权贵

宋朝的张璪出使契丹。当时他年老体衰，但还是坚决要求去，此举让外人一度很不理解。但熟悉他的人深知，按当时的成例，奉命出使外地的人死在路上，本朝和北朝都会加倍赏赐。张璪很想得到这笔财物，于是在路上每天坚持吃不加热的食物，求死之心一览无余。如果当时乘坐的是直飞契丹的航班，张璪有可能购买十万份保险然后自爆。然而他命硬，出使途中还是没有死成。

贵族病了，王朝就病了。像张璪这样“对自己要狠一点儿”的男人，其实还不算最疯狂的。他盘算的不过是个人财物，以性命许之，基本上算是对社会无害的类型。但有些人就不同了。

东汉末年的崔烈向汉灵帝进贡钱五百万，得到了司徒一职。及至他向灵帝辞谢的时候，后者感叹：“我后悔没有更吝啬一些，你这样有钱，其实可以开价一千万。”

崔烈在贡献这些钱财之前，不过是廷尉。那他得了司徒之位后，做了什么工作呢？《资治通鉴》说，“时凉州兵乱不解，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召集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换言之，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不停地建议放弃这里，放弃那里。但就是这样一个崔烈，还想登临九五至尊。崔烈的儿子崔钧，当时很有名。崔烈问他：“如果我当了皇帝，天下人会说什么吗？”后者说：“很好。只是大家会嫌您带了一股铜臭。”

至于把家天下当成水果一样不停往外卖的汉灵帝刘宏，可以算是卖官大师了。昏庸荒**的灵帝除了沉湎于酒色外，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常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这种性别不分的言行，直接葬送了刘氏集团。刘宏的谥号为“灵”，“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这个解释，相当于说，毒气对人健康没有危害。

十六国前燕的重臣慕容评，带兵驻扎在潞川，抵抗前来攻击的前秦丞相王猛。慕容评很有经济头脑，他把兵营附近的山泉都集中管理，把水卖给了自己的军队。送丝绢一匹，可换水十石。积累的金钱、丝帛堆得像小山一样。历史上对他是否卖盒饭给兵士并没有记载，但一个连水都要卖钱的将军，也绝对不会提供太多的免费东西，以致他麾下的兵士怨恨不已，等到与王猛的军队对阵，大家就都散了。

据说，东汉耿恭带兵攻击匈奴。兵入绝境，无水。耿恭下令掘井十五丈，仍然不见水。于是他本人跪下来恭敬叩拜，终于涌出了泉水。这段历史慕容评估计没有看见，如果读到了，应作批注：这水，似可卖得更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