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两百多年后，又转向西方，逐渐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19世纪日本曾经有过攘夷的情况，但一旦开始“脱亚入欧”运动后，在《世纪之交的日本》那幅木刻画所表现的亚洲战争场面里，日本人都魁梧高大，皮肤白皙。
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不同的民族遵循不同的发展道路，原因在于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他关注气候，认为农耕文明之所以在亚欧大陆达到最高水平，因为亚欧大陆是个“横向”的大陆，而非洲和美洲都是“纵向”的。因此，一种粮食作物被驯化后，可以很快在亚欧大陆上传播开来。
戴蒙德的“自然条件决定历史进程”的理论如今相当流行。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获得了1998年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没有远涉重洋去朴次茅斯，而英格兰人总是驾船四处游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不同反应。或许，日本根本不属于亚欧大陆。
1853年，美军舰队由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来到横须贺（YOKOSUKA，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南东部三浦半岛的城市中部东岸，北邻横滨，扼东京湾口，为首都东京的门户），用坚船利炮逼迫日本人打开国门。后来，日本人却把侵略者佩里当成一个恩人来纪念。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自守，沦为殖民地。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到现在为止，福泽谕吉仍然是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头像。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没有很好的农业基础、没有足够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其成功极其辉煌，远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英国、荷兰、日本以及瑞士等国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1743年，乔治·安森来到广州，他走后，中国官员的想法是，这些人不过是“过路的神仙”，事实上此后外国人经常不请自到。凡提及辛亥革命和晚清历史，就难免提到中国和日本这对东亚兄弟，如何在历史的长途赛跑中互为师友，造就了后来的复杂关系。
菅原道真是中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以个人的力量中断了日本的遣唐使制度。
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到日本。他们向天皇报告说，大唐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应该派使节赴唐学习，以增加日本国的竞争力。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位遣唐使。从630年至895年，日本朝廷一共发布任命遣唐使共十九次。其中，任命后因故终止三次，实际成行十六次。这十六次中，其中一次仅抵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还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陪同唐使前往中国），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居未归，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名副其实的遣唐使仅十二次。
菅原道真在日本的影响很大。现在在日本，凡是考试的人都喜欢去北野天满宫朝拜，上书“请菅公保佑”，云云。天满宫在日本共有一万三千多家，菅原道真对日本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894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但他以大唐处于内乱时期为由，建议取消遣唐使制度。从7世纪开始从未中断的这一制度，因菅原道真“怕死”，真的被取消了。
遣唐使制度之所以被废止，除唐政局动**以外，还因经过两百多年的引进移植唐代文化，日本已基本上完成自我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萌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本国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何况，每次遣唐活动耗费巨大，路途艰辛也让使臣心存畏惧。唐朝赴日贸易不断增加，客观上可以弥补以前靠遣唐使捎带唐货的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菅原道真的奏请，第二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从那时起，日本开启了国风文化时代，平假名和片假名开始盛行。
在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中国教师地位的挑战。
龙朔三年（663年），天智天皇以援助朝鲜半岛的百济为名，命人率日军精锐两万七千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日军进展顺利，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九月初八，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人渡海而来，准备在白江口登陆。唐军大将刘仁轨领兵率先到达白江口。二十七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两军遭遇。当时唐朝水军为七千余人，战船一百七十艘；日本水军万余，战船一千多艘（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唐水军舰船比日军舰船更大）。二十八日，日本诸将和百济王与唐朝水军初战，被击败。但日军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不观天气变化，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这场主动进攻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船被毁四百多艘。百济再次得以平定，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陆上日本军队闻讯大惊。“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664年开始在日本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四道防线，以备唐军渡海入侵。
后来抗战中，学者傅斯年对罗家伦说，生了孩子要取名仁轨。有人追问，他说：“中国第一个在朝鲜取得对日作战胜利的人，就是唐朝的大将刘仁轨啊。”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去中国化”刚好一千年后，便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
中日矛盾在19世纪70年代再次抬头。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避风为高山族人所杀（当时日本已将琉球视为宗藩体系属国），命中将西乡从道担任台湾事务都督，带领三千六百人登陆台南，企图全面控制台湾。作为应对，清廷委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1875年6月14日，“安澜”、“伏波”、“飞云”、“万年清”和“济安”各舰船在闽海集结成队。沈葆桢率领法国船政监督日意格、布政司潘霖、帮办斯恭塞格等随员出发，三天即抵达台湾。潘霖、日意格直接和西乡从道谈判。与此同时，沈葆桢本人加强防御工事，协调海陆军队积极备战，光是利用舰船运兵，很快就有超过一万军士渡海到达台湾。这样，清廷驻台陆海军总兵力明显超过了日军。
在实力上占优后，沈葆桢才施展自己的外交手段。他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时说，中日两国海军尚在萌芽状态，如果贸然开战，西方列强会看清双方底蕴，对彼此都是损失。他建议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从道“大为感动”（其实是不打无必胜之仗），于是罢兵北归。此后二十年，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绞尽脑汁，而慈禧太后却挪用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去治理河工。二十年后甲午一战，清兵果然大败。
1875年日军从台湾撤军，占尽了便宜。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当时相继抵北京谈判，清廷被讹诈五十万两白银。加上考虑到沈葆桢所说不无道理，日军这才撤兵台湾。通过这次交手，清政府的底牌已经被日本看得一清二楚。
西乡家族见证了日本发展为强国的过程。西乡从道之兄西乡隆盛被称为“倒幕元勋”，也是“维新三杰”之首，任陆军大将。在台湾事件后两年，西乡隆盛因不满政府发动叛乱。明治天皇下诏斥之为“贼”，命令全国之兵讨伐西乡。前后历时八月，西乡隆盛兵败剖腹自杀，史称“西南战争”。
这场战争惨烈异常，在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将其视为“叛乱”，至今未变。然而，对于叛军首领西乡隆盛，日本人则多敬其私德，认为他仅是与天皇政见不合的英雄人物。西南之役硝烟未散，政府军决战主将谷干城就前往西乡墓前赋诗凭吊，昔日对手胜海舟为之立诗碑。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撰文评论：若以绝对服从政府权威为衡量标准，则因“倒幕”建立的现政权亦属非法。五年后，西乡隆盛之子长大成人，明治天皇亲自出资送其到德国留学。八年后，宫内省次官提议，明治天皇带头，一共两万五千人响应，集资为西乡隆盛建铜像于东京上野公园，至今犹在。
如果说7世纪的唐朝的确给日本提供了师法之楷模的话，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视日本为老师。
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两百多年后，又转向西方，逐渐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19世纪日本曾经有过攘夷的情况，但一旦开始“脱亚入欧”运动后，在《世纪之交的日本》那幅木刻画所表现的亚洲战争场面里，日本人都魁梧高大，皮肤白皙。
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中国的竞争中，日本产生了影响民族性格形成的理论基础：武士道精神。1716年，山本常朝和田代阵基的《叶隐闻书》，奠定了武士道的基础。
山本常朝出生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他是由自己的大侄子带大的。这名怪才的理论，使日本人综合学习多元文化后，终于产生质变，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性格。以前，日本人视和中国攀亲为荣誉，如桓武朝的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在《群书类从》里就这样介绍：“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者，出自汉高祖皇帝。”
甲午战争中，清朝人的迂腐无能给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年已花甲的吴大澂奏请出关抗战。这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堪称爱国者，他曾在吉林边疆防御沙俄入侵，反对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时，明确站在保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
光绪帝赞扬他“奋勇可嘉，著照所请”。吴大澂得令出征后，便公开发出如下的战斗檄文：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练习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立志效仿武侯七擒七纵，现实情况又如何呢？1895年3月初，日军接连攻陷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湘军损折大半。3月17日，清廷以吴大澂“言大无实”，撤去其帮办军务，又令他赴京听候处罚。3月28日，在廷臣朝议之后，清廷又改了主意，命湖南巡抚吴大澂“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3月29日，吴大澂写奏折谢恩，对自己的书生意气感到沮丧，“伏念臣一介书生，未经战阵，徒以倭寇猖狂，迫于忠愤，不自量力，愿效驰驱。枪械尚未到齐，训练亦无成效，冀分宵旰之忧勤，罔计军情之利钝，谋之不善，咎实难辞。圣训谆谆，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实昧于机宜。在朝廷，曲于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弥深惕厉，更当图报称于将来。一息尚存，敢望补过尽忠之义；四夷未靖，犹切卧薪尝胆之忱”。
近代史上的一大特色，简直让人忍俊不禁：清政府和革命志士都把日本看做靠山。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政府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任何将中国拉回复兴轨道的事。草田男有诗曰：“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犊无惧。”在中国人看来，这句诗甚至有点儿狗屁不通，日本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因中国缺乏“无惧”，而产生了民族优越感。
日本人笃信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更多道理可言。山本常朝提道：“很多人说，无目标的死，没有任何意义。但在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是否能按照原先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了不值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
他进一步解释说：“报仇很简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杀了对手就可以了。如想着万一不能战胜对手，此念一出，就会以对手人多势众来为自己辩解，甚至不了了之。真正的报仇，即便对手上千，只要有见一个杀一个的决心，报仇也可以实现。”
在师法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并未全盘中国化，而是仅仅吸取了自己需要的部分，对中国文化中被其判定为“糟粕”的部分，一概拒绝。日本人一直认为，只有强者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北条时宗坚持不回复蒙古国书，成为日本最伟大的历史篇章。1274年和1281年，日本两次靠台风保佑，在蒙古骑兵在亚欧大陆肆虐之时，得以幸存。
反观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和日军的对抗又体现了什么呢？
一、朝鲜战场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中国驻军所在的平壤发起总攻。双方交战仅仅一天，日军就攻进了平壤，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战局的发展体现了坚忍的重要性。本来，日军对左宝贵部实力估计不足，伤亡多于清军。在攻下牡丹台和元武门后，日军已经弹尽粮绝，无力再进一步。此时，中方前线指挥叶志超却被左宝贵战死的消息吓破了胆。他在当天下午四点派出一名朝鲜人，准备以平安道监司的名义投降。日军虽未接受，但当天停止了前进。在叶志超看来是日军同意了自己的投降要求，实际上日军这时也是强弩之末，迫不得已休战。
当晚叶志超不顾众将反对，率军轻装撤退，结果被调度得法的日军趁势劫杀，死伤两千人，被俘数百，远远超过白天和日军正面对抗时的损失。叶志超的举动引起了朝鲜军队的忿恨，他在撤离时，还曾遭遇朝鲜友军的袭击。
最让日本人趾高气扬的是，他们在清军丢下的遗留品中，发现了卫汝贵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这可能是军事史上最荒谬的书信之一。一位将领的妻子处心积虑劝告丈夫保重身体，不要杀敌，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回来享清福。日本政府迅速将这封家书大肆宣扬。日军毫无顾忌地追赶清军，直至后者退入中国境内的九连城，此地已经距离平壤五百多里。至此，北洋陆军拱手将朝鲜全境相让。
二、海战
1894年9月17日下午，黄海大战。“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做法更加离谱。此前他从丰岛战役中逃生，显然日军的实力让他产生了畏敌情绪。见到“致远”舰沉没，方伯谦称本舰受伤，慌不择路逃窜，居然将友舰“扬威”号撞成重伤，以致后者被日舰轻松击沉。“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也随之逃跑，中途搁浅，吴敬荣弃船逃生，几天后日军击沉了这艘被弃的“广甲”舰。“广甲”舰排水量一千两百余吨，在北洋舰队参加海战的舰艇中排名倒数第二。当时，日方参加海战的舰艇总吨位、射速、人数均超过清军，但日军舰队中排水量最小的“赤城”仅有六百余吨，被安排在战斗阵列左侧。海战开始后，“赤城”被吨位巨大的“定远”、“镇远”（排水量均为七千余吨，是其十倍）轰得体无完肤，但并未出现主动逃跑的现象。这次海战，日方舰艇没有被击沉一艘。
事后，总理衙门收到了李鸿章的电文。“（济远）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吴敬荣被革职，叶志超被定斩监候（死缓），卫汝贵因没有阻止叶志超撤兵以及落有家书被斩首。
三、辽东战场
11月9日，金州沦陷。之前，九连城几乎一触即溃。在听说金州沦陷后，旅顺的“隐帅”（形容其实际上是旅顺的控制者）龚照玙立刻决定逃跑。龚照玙出身富足，和李鸿章是合肥同乡，由监生捐纳府，加捐同知，保知府，再捐道员，仕途顺利。1890年，他保二品顶戴，成为总管旅顺船坞的官员。
从龚照玙逃跑的时间来看，他甚至成功预计了金州的陷落。11月6日，龚照玙乘坐“广济”急速出逃至烟台。在这一年，北洋水师的舰船多次成为将官出逃的私人交通工具，军心大乱。
龚照玙最初得到的处罚只是留职查看，后因山东巡抚实在看不过，继续弹劾，清廷才命兵部以“失守要隘”的罪名判处其死刑。结果，处死之前他再度被免死。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显然其同乡李鸿章起到了作用。
旅顺失守后，日军野蛮屠城，死者两万余人，惨不忍睹。
吴大澂当时的心态也代表了普通中国人的心态：在交手后，终于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很快，中国青年就像当年日本的遣唐使一样，留学日本，希望从“同文同种”的日本人那里学到真本事。
进入21世纪，一名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写下一本书，书中提到他很佩服在日本新宿街头拉客的中国人，怎么能在街头的芸芸众生中找到同胞，而不是那些不值得浪费时间的日本人（其实，单凭眼神和走路之快慢就可以）。而且他困惑，到了冬天，日本中小学的女生都穿着长不过膝的短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为此曾询问过很多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偶有人回答他：“因为别人都这样。”而倘若问晚清的中国人，他们就知道这是斯巴达式培养，而且放在中国，叫做“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精髓有过深入吸收，比如必要的礼教。黑泽明回忆自己的父亲异常严格，母亲上鱼放错了位置，就会呵斥：“浑蛋，这是打算让我剖腹自尽吗？！”给剖腹者上的鱼，鱼背向着人；而一般进食，鱼腹向人。
宋教仁幼年丧父，家庭贫苦但刻苦好学。他曾经在日本游学，十年没有回国。那时，他的母亲年过七旬，经常写信让他回来，并责怪他“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教仁得到母亲书信后，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但迫于学业不能动辄回国。宋教仁任农林总长后，有一次去见袁世凯，袁见他西服又脏又破，问已经穿了几年。宋回答说：“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叹之余，赠以银摺扣让他购置新衣。宋教仁婉辞不受，解释说：“贫者士之常，今骤然富贵，哪能忘其本？衣服虽褴褛，但尚可蔽体，没必要太华丽。”
不管任何国家，都有无法“感化”的侨民。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其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众所周知，他在国内就是著名的“邋遢大王”。逗留上海期间，章太炎的妻子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就干脆不洗衣服，一身衣服“油光可鉴”。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章太炎有鼻息肉（其死因分析，可能即为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频出。这位兄台率性而为，经常用衣袖公然擦拭，旁人惊讶不已。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随时随地吐痰，他更不例外。日本房屋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被整理得很干净。章太炎对此全然不顾。他在屋内随心所欲，经常四处吐痰，吓坏无数日本人，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日军和中国交手的历史，也是日本国际化的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俄国记者扬契维斯基（Янчевецкий）在他的《北京陷落纪实》中写道：“……在第十一天就攻打了北京。北京是由两个忠实的盟军，俄军和日军，用血汗攻克下来的。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与日本人，第一次体验着战争的情谊。”
攻城的第一天，日本攻打齐化门受挫，不得不通过俄军攻克的城门，再通过中国人放弃的哈德门，再沿着城墙去齐化门。
四年之后，日军和俄军在旅顺展开了大战，中国人以复杂的心态见证了他们“战争的情谊”。乃木希典的儿子保典亦在二〇三高地死亡，这是日军有史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因为这场战斗首先是由于俄国对占领东三省过于急切的心态造成的，第一时间激起了中国人的反对情绪。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东三省不过是两条狗争夺的一块骨头。
1903年春，俄国进军东三省，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哗然，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当时在东京突发奇想，准备组织拒俄义勇队。然而，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主角们）等人，认为学生空谈误国，决无所成。而且动辄组织武装力量，容易引起清廷疑忌，拒绝了大家的要求。
最终，五百名各省学子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宣布“拒俄义勇队”成立。蒯寿枢、钮永建、叶澜、林长民、王璟芳等人上台演说，豪气干云，掌声如雷。学生们推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每日按军队规章操练，准备赶赴疆场。这些人还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出面向俄国申明东三省主权，否则“与之决绝”。学生军对袁世凯承诺，如果开战，愿意以袁世凯部队属下的身份参战。
不出所料，清廷果然疑虑此事可能为革命党控制，最终授意袁世凯不作任何答复。在朝廷层面或平民眼中，都认为日军是可以解救东三省的力量。清政府因此与日方有默契，暗中协助日方作战。当时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上尉吴佩孚，就曾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
不知道当时的清政府为何认为日本人会为清廷流血，从逻辑上说，国事艰难之时，最多不过是希望二虎相争，看看是否能坐收渔利而已。
话分两头，当时留日青年们异常敏感，随时都可能被牵动起爱国神经。1903年3月，日本在大阪召开博览会，遍邀中国各省官商赴会，留学生秦毓鎏、侯保三、秦平甫等去参观。该博览会中设有人类学馆，让学生们惊骇的是，馆中居然雇用了几名中国人，表演中国的腐败旧俗（小足妇人、吸鸦片烟，等），以此代表中国全体国民，并且还是作为“野蛮人种”中的一种。在中国人的抗议声中，清廷驻神户领事蔡勋与大阪官吏交涉，要求取消这样的“表演”。最初，主办方之间互相推诿，并不真心解决。留学生会馆写信给贝子载振，请求中断中日商业、文化等外交。日本政府担心因此伤害两国商业往来，最终令大阪府撤去这类展览。
辛亥前在日本活动的中国革命志士，亡命天涯，多用日本姓名，以防止日人歧视。陈少白留日较久，最初用了一个名字，叫服部次郎。丁酉（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亦取名“中山樵”，这个名字用了好多年，之后改为“高野长雄”。当时，日本维新志士中有个医士叫做高野长英，孙中山的日友平山周对这些掌故都很清楚。平山周是黑龙会的骨干，之前被派到中国考察会党的历史。虽然当时没有黄飞鸿电影，但黑龙会的很多会规，后来也沾染了天地会的模式。这并不奇怪，日本人对中国古代的东西总是有特别的感情。如“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在21世纪初还是很多日本青年憧憬的生活。
孙中山改名是因为“中山”二字多为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甲辰（1904年）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后则改用“高野”。梁启超亦取名“吉田晋”，因为他很倾慕日本汉学名士吉田松阴。
日俄战争（包括海上的对马海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击败了衰败的欧洲强国，也不仅仅在于推动了1917年俄国革命。其最终意义在于将日本引入了歧途，在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的光环下，日本人认为他们战无不胜，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