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练洋务时主推的“汉阳造”，虽然没有赶上甲午战争，但此后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堪称中国军队主力武器之一。由清朝新军开始，北洋军、北伐军、中央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部队。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白米斜街十一号院溘然长逝。中国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也没有迈过七十三岁这道坎。

张之洞去世，朝野上下痛惜不已，挽章极多。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的挽联除哀伤外，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骑箕”一词，来源不浅。箕是星名，即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按照古代的星象，箕宿、尾宿两星之间有一颗“傅说星”，传说是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去世后升天变成的，所以后来传统诗文中常用“骑箕”、“骑箕尾”来指国家重臣之死。之前，咸丰赐给林则徐的挽联中也有此词，“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从张之洞去世到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两年零六天。如果当时他仍活在武汉，又当如何？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这一下就触发了清廷和地方实业、群众的矛盾，激成民变。同年9月8日，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抗议转变为武装革命。这一百二十多天中，四川出现了三场以“破约保路”为中心，经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粮的强大风暴。这场风暴来势之凶猛，席卷地域之宽广，震撼力度之强烈，近代史上从未有过。面对这样的民间挑战，清廷生怕四川出事。1911年9月上旬，瑞澂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湖北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这项调动，使湖北腹心地区清军兵力空虚，有利于革命者发动起义。

1873年7月，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又任四川学政。至1876年（光绪二年）12月，他一直在四川继续整顿科举积弊，年底任满交卸返京。1889年12月17日，已逾天命之年的张之洞乘船抵达武昌。他没有想到，从这时起一直到1907年进京，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他担任湖广总督会长达十八年！

张之洞一生中将近二十二年的时光都生活在武昌和成都，如一首道情曲唱的那样，他和这场革命绝非毫无关系。

道情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曲目。东汉末年《道曲音乐》制为乐章，用诗词歌曲等文艺形式编写道教题材，歌唱道义，合并起来就称为“道情”。

古人把道情视为一种高级艺术形式，信奉道教之道士，奉守论典传播教义。道情内容多为离尘绝俗、出世入世之类，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格式。13世纪以来，道情逐渐演变为民间曲艺演唱形式，到了清代，道情在民间流传更广了。

当时，武汉一首流行的道情曲风趣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清朝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孙中山对此一度明言：“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三十九代孙（元代张养浩的十六代孙）。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年方十一，即被认为是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年纪尚幼就作《半山亭记》，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名噪一时。十二岁，张之洞在贵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如果不是因其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张之洞参加会试并及第的时间还要提前。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终于得以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险些惹祸，好在大学士宝鋆力排众议，总算给了他一个二甲第一。结果他的试卷进呈两宫，反而得到了慈禧太后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张之洞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

这之后的六年里，张之洞似乎只是以“清流”领袖的方式议政。清流派标榜“严义利之分”，维持名教理学是其主要特点，从而在晚清内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派别。清流派，又有“前清流”、“后清流”之分：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算是中流砥柱。这些人多出生在北方，故又称“北派”；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后清流”的主将，主要骨干为侍读学士文廷式、南通才子张謇和礼部侍郎志锐等，这些人大多来自南方，故称“南派”。

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1879—1880）的一年多时间里，张之洞上瘾般不停地给皇帝提建议，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大事涉及皇统继承、言“中俄条约”、“十不可许”，并力主整修武备，与俄另订新约，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请加强海防；又绝不放过地方上的治安细节问题，比如奏议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诬民为逆”。时人皆以“清流清谈误国”，将清流派谐音戏称为“青牛”，而张之洞这只“牛角”的表现，丝毫没有纸上谈兵的意思。

张之洞当官有庞统之风，行为不羁，但对其所处之地细节无不了然于胸。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巧立名目，致使税额陡增近十倍。百姓难耐其荼毒，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丑事败露，便向省府先行谎报百姓谋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没有官场经验，轻信了孙定扬所言，于是马上派遣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兵进剿，酿成冤杀百姓数百人的“东乡惨案”。事情发生后，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明显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对冤案前后掌故了解甚详。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连上三道折子，详细叙述“惨案”始末，指责四川方面不明事理滥杀无辜。张之洞说明了聚众抗粮真相，有理有据地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这篇奏章一出，朝野上下一片附和，刑部不得不重审，致使多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按照新的判罚，孙定扬、李有恒被处以斩刑，文格被革职查办，其余一干知府、总兵、局绅等也被革职充军。

在四川的三年多，张之洞正当壮年（三十六至三十九岁），虽然其位在学政，但对官场了如指掌，绝非懵懂空谈之“清流”。他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形象，就是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他言必有故，字字句句切中要害。很多幕僚都了解，他对自己的汉语水平颇为自矜，一字一句不容他人更改。

这方面，他的幕僚颇受其影响。1885年，辜鸿铭在返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偶然得见，以他为经世奇才，推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就这样，辜鸿铭进入了张之洞幕中，被委任为洋文案办理邦交事务。刚上任时，他看到西方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辜鸿铭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动笔将之改成“Chinese”，明明白白地告知这是“中国货”。

张之洞平素的作息时间和庞统在耒阳为官时相似，庞统是三月不上班，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上班。

梁敦彦在武昌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做翻译和私人顾问，工作了十五年。他的“老板”张之洞既有才能又颇具菩萨心肠，但上班时间极其古怪。梁敦彦不知道何时该到“老板”那里去，也许是凌晨两三点，也许是其他时间，于是他的工作中，经常有无尽的等待。

张之洞起居无常，每日下午两点始入睡，到晚上十点起床视事。幕府中人及臣僚有事，一般都在夜半请求拜见。由于张之洞公务繁忙，这一等不是一两个时辰，甚至有候至天明才获得接见的。总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都在晚十点以后与张之洞商洽公务，往往工作到翌日早晨。照理说藩台、臬台级别的官员，若在其他省份，一般在上午前来拜见总督，讨论公事。但上午刚好是“夜猫子”张之洞神疲体倦之时，于是官员们只好在门厅坐候，动辄数小时。至于道府以下属官就更惨了，有等好几天也见不到总督的。有时与客人谈话不到几分钟，张之洞忽然闭目假寐，鼾声大作，将客人冷落在一旁。客人不好惊动他，只得退出。这样的工作态度，也难怪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

对这封弹劾他的奏折，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先前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李瀚章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直接奏复道：“誉之者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此事总算敷衍过去。倘若又有人弹劾张之洞平素“喜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不知道李瀚章该作何解释——那的确是张之洞奇怪的个人秉性。

放眼清代官场，张之洞并非唯一的“号令无时”者。李慈铭捐官后在户部任主事二十年，基本不入衙署办事，终日“争事冶游”，“酒垆对集，灯宴无虚”。两者的区别是，李慈铭不办事，而张之洞只是要求大家的工作时间和自己的生物钟一致。

1882年1月7日，张之洞奉旨补授山西巡抚，实现了无数闲散京官的梦想——跃居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在山西任上，张之洞遇见了一位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外国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将自己所著《救时要务》、《富晋新规》及其他西方书籍赠与张，张因此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李提摩太提出了极富工业革命色彩的治晋方略，主要以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方式改变山西，藏富于民，开启民智。

四十五岁的张之洞观看了李提摩太氧气助燃、磁石吸铁等科学实验及炼钢法，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科学基本知识。清朝愚昧落后的现实危机，激发了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第一次觉得，原来被视为奇技**巧的西方科学，在现实中有着无穷的应用性，因此他说“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在山西初涉洋务运动：太原设洋务局，购买西学书籍仪器，修筑现代公路，筹办织布局，订购新式农具，在土法制铁、冶铁方面引入新方式……这些，都像是在为担任湖广总督做提前演习。

1884年5月22日，清廷下旨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全权负责对法战事。在张之洞的精心策划下，清军在镇南关一役取得胜利。列强都在远东屡屡得手，而法军却意外“失足”，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然而，法国议会旋即通过了增拨军费、增调军队、扩大战争的新议案。张之洞的局部胜利无法从总体上扭转整个中法战争的大局势，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趁胜即收”，和对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优惠”的条约，因为不用割地赔款。

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并非偶然心血**，而是有所计划，步步为营，最终举国皆知。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芦汉铁路大臣。他在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任上，惊叹于洋人和中国人在生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认为如果不效法西方，就会失去发展的大好机会。可以这样说，在署理两广事务之前他醉心于清流，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而一头扎进对外事务之后，越发觉得在山西任上通过李提摩太接触到的西方科技的实用之处。

此时，对张之洞的任用，清廷还停留在传统的地方大吏要相互“牵制”的思路上。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清廷的主要用意是让他借筹备修建芦汉铁路之机，顺便在武汉开辟一处新的洋务基地。这样，张之洞就可以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相互牵制、抗衡。在广州时，张就初步确定了施政方针：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也就是兴办新式军事教育、开办煤矿和枪械厂。张之洞认为“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于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意思是这三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内陆城市，河运也未能改变它在当时的落后，但在张之洞任上，武汉迅猛发展，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发展迅速，和张之洞把广州的旧部署全部“随身带走”有关。当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接任两广，但他相当保守，认为张之洞的洋务工厂全是无用之物。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鸿章也来信希望其兄不要多事，认为张之洞在广州“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断定“恐难交卷，终要泻底”。于是，张之洞索性要求将这些工厂迁到湖北，居然得到了李瀚章爽快的应许。而他个人原先为广州工厂订购的诸多外国机器设备，随之改变了目的地，直接运去了武汉。

汉水和长江在武汉被截成三段：武昌、汉阳和汉口。张之洞有意将三镇职能分开：湖广总督督府放在了武昌，以此作为行政中心；汉口以商务、外交为主，沿江是德俄英法日五国租界，不少清朝官僚也住于此；汉阳则布置了众多工厂，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均在此处。

1894年6月30日，经过中国工人和西方技术员三年的艰辛努力，汉阳铁厂第一炉钢水顺利出炉，长江中下游的众多西方报馆纷纷发布消息，电告各国。其中一家报纸是这样写的：“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美英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此时，清朝危机重重，朝廷无暇对“局部胜利”感到高兴。汉阳钢铁厂出铁半个月前，制枪厂由于管理不善，引发大火，房屋及设备几乎全部烧毁。1895年，侍读学士文廷式上疏，指出湖北枪炮厂不可半途而废。当时，该厂开办几年，几乎没有为军队提供任何有效的武器保障，上至局员、司事，下至工匠均多被裁撤。文廷式上疏时，张之洞兼任两江总督，清廷仍要求他直接参与管理湖北枪炮厂事宜，张之洞慨然允诺。他很快呈奏要求扩大规模，改换机器，增制无烟火药等，开出了白银两百万两的注资要求。

1894年6月25日，朝鲜和日本外交摩擦升级，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朝鲜驻扎的日清两方军队极有可能卷入。为此，光绪皇帝曾批评李鸿章备战不积极，并发布上谕说：“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现日军已进汉城，再图挽救，已落后着。”

皇帝只要胜利，但对负责参与外交的官员，具体事务令人沮丧。在汉阳铁厂开业的前两天，远在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发出了急电，汇报又有三千日军登陆，其中一千人已经赶到了汉城，请李鸿章速拿主意。李鸿章次日复电，日军派兵的消息不确切，让他暂时“忍耐”。

明眼人都看得出，中日之战已迫在眉睫，但此时张之洞的工厂、枪械局还无力支撑清政府的对外战争。尽管后世对于张之洞督鄂功劳赞誉甚多，但其工作失误之处，也多有提及。本来，汉阳铁厂可以更早进入生产，从而对清廷在中日战争中提供直接帮助。但一误再误之后，等到战事到来，这位洋务重臣居然也只有“冷兵器”可提供。1894年8月1日，两手空空的张之洞奏请率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

与生俱来的领导意志客观上促成了一误再误。张之洞在任时，个人意志经常放在第一位，对自己的任何决定都很自豪。甚至在自己并不懂行的科学领域，他也敢“想当然”，鲁莽决策。

筹备汉阳铁厂时，张之洞委托驻英公使购买炼钢炉。当时，英国的钢铁工业非常成熟，在具体操办中，英方来函要求化验汉阳铁矿石、煤矿的成分，以便确定适合用什么炼钢炉。

19世纪末，炼钢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酸性冶炼贝塞麦法，一是碱性冶炼马丁法。钢铁厂具体选择哪一种，得视铁矿石成分而定。按照化学特性，贝塞麦法不能除去矿石中的磷元素，如果铁矿含磷较多，就应采用马丁法。

张之洞听说对方的要求后，不以为然。他没有对湖北地区的煤、铁资源进行勘定、检验，认为“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就想当然地订购了贝塞麦炼钢炉。

湖北大冶铁矿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含磷量较高。张之洞“拍拍脑袋”定下贝塞麦钢炉，汉阳铁厂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去除磷，所炼钢铁金属特性极脆，均不合格。钢铁厂只好在1894年重购马丁法炼钢炉，其产品才走向市场。当时，外国钢铁每吨白银三十余两，汉阳厂的钢只卖每吨白银二十三两，价格虽有优势，但由于材质欠佳，乏人问津。

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张之洞一直在用积极态度对待失误，但这其中经受的折腾，皆因其指挥无方。

铁厂选址，张之洞饱受外籍专家的指责。按常规，钢铁冶炼的地点，最好和原料地不太远。在湖北，炼钢厂就应该选在与原料产地大冶铁矿毗邻的黄石石灰窑一带。但不知为何，张之洞为“便于控制”，竟将铁厂厂址选在汉阳龟山脚下。表面上，选在汉阳意味着增加矿石运输成本，选在黄石意味着增加成品运输到通衢的成本，貎似张之洞的固执也有原因。但明白人都清楚，和炼出来的钢铁重量相比，铁矿石的重量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少外籍专家因此执意相劝，张之洞不为所动，甚至大发雷霆。此举使得炼钢成本大增，仅运费一项就不知要白白浪费多少白银。

在当时的洋务运动中，不信洋人和轻信洋人，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862年，上海洋炮局（长安汽车厂前身）在上海松江成立，主要业务是仿造短炸炮，主持工作的是英国人马格里和知州刘佐禹，预计每月可生产炮弹数千枚。1862年10月，淮军攻下苏州，洋炮局随之迁往苏州，更名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担任总管。由于一搬再搬，月生产量一直未能达到目标，两年后，该局才实现了每月制造一千多枚炸弹的目标，这已经让洋务大臣们高兴得不能自持了。9月11日，李鸿章建议朝廷授予马格里三品顶戴，作为他教授洋枪、制造火器的奖赏。1865年，苏州洋炮局再次踏上了迁移之路，这次是搬到南京聚宝门外，又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专为李鸿章的淮军造枪炮弹药。工厂中的一切事务，总管马格里都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联系，李鸿章偶遇洋务疑难，总是第一时间来找马格里做顾问。军火规模越来越大。1872年，李鸿章为了满足枪炮局的需要，在金陵通济门外建立火药局，马格里又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名英国人为李鸿章前往欧洲购置设备、招募洋匠。双方的友谊终于在1875年走到尽头，金陵制造局两门新炮在大沽炮台试放，发炮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七人，马格里遂于7月初七被李鸿章撤职。李鸿章一直以军事专家相待的苏格兰人，其实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专业。

对于铁厂选址，张之洞没有考虑运输问题，但在送人留学的事情上，他倒是事无巨细。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西汉将领赵充国，封营平侯，作战喜实地勘察）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他还认为留学“西洋不如东洋”，并解释说，去日本路途不像西欧那样遥远，省去了很多费用。而在对留学生的考察和控制上，也容易得多。尤其重要的是，相对欧美语言，日文更便于中国学生掌握。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对西学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翻译、消化，这让中国人更便于学习。在他的建议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戢翼翚作为湖北第一位公费留日学生出发，大批学生步其后尘，前往日本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和军事。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的留日计划已经进行了十一年，此时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五千四百多名，仅湖北所派学生就有一千三百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被称为“先进省”。

回到铁厂的事情上。据有关资料记载，汉阳铁厂官办期间共计花去白银五百六十多万两，而真正用于生产的只两百多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资金或被无效率的指挥耗费了，或被官员们中饱私囊。汉阳铁厂只要开工生产，每天都在亏本。时人说，“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后来实在难以为继，张之洞才极不情愿地“拱手相让”，将汉阳铁厂交给“官商”盛宣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两年后，汉冶萍公司（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成立，督办名义完全取消，汉阳铁厂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对于理想主义者张之洞而言，为官是个痛苦的过程。他曾说：“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听起来，这似乎是他个人的精确总结。而究其深意，不啻于清代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写照。张之洞在山西时算是“新官”，因此受到的牵制极小，也无须为党派分心。及至后来，位高权重，办事反倒处处受制。假如在山西没有遇到李提摩太，张之洞的人生轨迹又当如何？

“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近年来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相当精辟地概括道。

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不是袁世凯的新军，而是张之洞一手栽培起来的湖北新军。历史走到那一步，离不开这支军队创始人的最初想法。

张之洞训练军队，从未想过要将其练成一支属于私人的“张家军”，他一直不想也不敢拥兵自重。这一点，张之洞和曾国藩相似，而和后来的袁世凯、北洋军阀有很大不同。张之洞所到之地，无不将操练新军作为职责的重要部分。他在山西即开始筹办军务，在广州建有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湖北练新军，最后结果，都是他一旦离任，立即交出全部兵权。

张之洞认为，编练陆军与开办军事学堂必须同步进行。他招募士兵，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入伍后将这些人选派到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对于军官挑选就更严格了，要求他们受过正规军事学校培训与教育。张之洞编制训练仿效德国与日本，基本消除了旧军队的弊端。到1906年，张之洞练成新军第八镇（辖一个镇、一个混成旅），其中军官七百名、士兵一万余名，数量上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堪称中国近代第二支精锐陆军。

晚清举办的几次全国性“秋操”（实际上是兵团业务比武）中，湖北新军几次夺冠，军机大臣铁良因此感叹，“陆军则湖北之常备军为最优”。这是对湖北新军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的赞赏。在此背景下，湖北新军的编练模式作为成功样板被推向全国。以至于到清末时，各省凡有新军之地，就有湖北新军输送之军官。武昌首义爆发，这些有着革命思想的新军军官，不少人成为当地率兵举事、响应起义的重要人物。武昌首义能迅速夺取胜利，是和湖北新军输出的这批军官分不开的。

在张之洞眼中，文化教育和军事人才是走路的“两条腿”。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两湖书院，被誉为清末四大名校之一。唐才常、谭嗣同、杨锐等仁人志士都是两湖书院的学生。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唐才常下狱。张之洞在武昌督署亲审昔日学生，心绪复杂。因自立军案被杀者中有不少是两湖书院学生，但张之洞的奏折中除唐才常“不得不提名上报，其他均隐其名”，体现了他不想让更多人掉脑袋的想法。后来，湖南方面捕获唐才常的弟弟唐才中，张之洞立即致电湖南巡抚，请求刀下留人，说：“兄弟骈首，实有不忍。”

对新军中的革命思想，张之洞也未加严格限制。新军中的会党成员，并未遭到搜捕镇压，张之洞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严加深究。哪怕镇压威胁清廷统治的自立军调查，也没有扩大范围，只是遏止势头，尽可能地做到“内部消化处理”。

我们似乎只能这样解释，行将就木的张之洞已经预感到身后国事已不可为。他个人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进行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随着清朝渐入内外交困的危局，他只能寻求自保。《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去世前，大臣李福逐一追问丞相各级继任者，“文伟（费祎）之后，谁当继者”，武侯不答，闭目长逝。同样，张之洞对于未知的国运，已经不想再理，也无法再理了。

作出这样的判断，绝非妄言。1900年夏天，慈禧向八国同时开战，又连续向各地大员发出命令，要求北上勤王。此时，李鸿章最早发出一封巧妙的抗命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这是矫诏，地方官员要抵制。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只是出于一时激愤，“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反悔。于是，张之洞学习了李鸿章的方式，借口“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干脆按兵不动。此外，他还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并致书刘坤一，共同发起了“东南互保”运动。东南地区的督抚都参与其中，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东南互保”范围扩大到闽、川、粤、豫、鲁等十几个省份，客观上使得清廷东南半壁江山免遭西方列强**。事后慈禧终于清醒过来了，她不仅未加指责，反而认为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会办事，是朝廷股肱之臣，因此大加表彰，赐张之洞太子少保衔。张之洞死后，清廷仍念念不忘他在“庚子之变”中的突出表现，上谕说他“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张之洞已敏感地意识到，如果清廷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而不作出内部的变革，恐怕将难以维持统治。封建人治无非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他个人在山西、两广等地的经历皆是如此，身后官员都不会有持续性工作。其实，论及改革的胆略，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像他那样率性。张之洞督任两广时，政府经济拮据，他悍然重开“闱姓”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埔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

“闱姓”清末盛行于两广，算是中国最早的彩票，但不是竞猜数字或体育比赛结果，主要内容以猜中科举考试中榜者为胜。博彩如果控制得力，对政府倒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以英国人为例，他们一向有个传统，除了皇家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赌一赌。1776年，伦敦人甚至因为猜测骑士迪昂究竟是女士还是男士打了一赌。如果他是男性，最早赔率是1赔1.5，后升至1赔10；购买迪昂是女士的赔率，最终变成1赔1.5。这场神奇的赌局，据资料显示，下注额达到了二十八万英镑之多。

清末官场流传有一则评语：“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张之洞在湖北地区大兴土木，创办大小工厂三四十家之多，令人咋舌。为了完成这些壮举，他前后一共投入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洋务工厂职员总数最多时达一万六千余人。在他的一手规划下，湖北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之洞虽然“屠财”，但从未中饱私囊，这也是他在历史上受到肯定的重要原因。

为了兴办实业，他“屠财”但绝不图财。张之洞出身世家，早年科举及第，无须为个人生活算计。他的口头禅是：“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吗？”在其爽快的理财方式影响下，其家庭财务年终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据传，武昌“维新”等大当铺经常被他当成临时银行。张之洞“手紧”时，就让总督衙门拿皮箱去当，每口箱子当两百两银子，对方也不好开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只管按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督署银根松动，此时派人用现银赎回箱子。总督大人成功渡过经济危机，而当铺也赚到了一笔可观的利息，皆大欢喜。

辜鸿铭的话可算是对这类事件的一个旁证：“文襄（张之洞的谥号）自甲申（1884年）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在张之洞最为著名的《劝学篇》中，他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阐述得很明白。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再不厉行变法，若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出现，清朝将面临社稷不保之危局。“中体西用”的实质，就是在保证封建专制皇权之下，提倡“保种、保教、保传统”，引用西方物质器械和实用技术，对封建框架做“修补工作”。严复曾一针见血地批驳“中体西用”将“体”与“用”割裂开来的荒谬性：“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梁启超认为此书仅是文字游戏，且发出了诅咒：“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实际情形超出了梁启超的想象。一百多年来，表面合理、实则荒谬的“中体西用”说，一旦遇到相宜的时机，就会重新“浮出水面”，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拥趸。

无数人曾设想，如果彭家珍没有炸死良弼，袁世凯是否会被后者领衔的“宗社党”除掉。袁世凯经过了无数次这样的“险过剃头”，张之洞其中一次“施援”也算是改变了袁世凯的命运，最终也改变了近代史历程。光绪、慈禧先后撒手归西后，载沣掌权，要杀掉袁世凯。张之洞力陈不可，“主幼时危，未可遽戮大臣，动摇社稷”，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可否罢斥驱逐出京？”

同时，载沣担心袁世凯旗下的北洋军队闹事，外国列强干涉，汉族官员惶恐自危，最终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以“回籍养疴”为名，将袁罢黜出京，放归河南。

1902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特意绕了个大弯，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理两江的张之洞。张之洞设宴盛情款待，此后又屏退左右密谈两小时。正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睡意大发，睡着了。袁哭笑不得，作为后辈也不好说什么，干脆悄悄告退，并嘱咐仆人不要惊动张之洞。按照清廷制度，凡总督级官员出辕门，须鸣炮致礼。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当鸣炮礼送。炮声一响，张之洞猝然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表示歉意。

张之洞死于武昌首义之前的1909年。1936年，为了纪念首义功臣“汉阳造”，湖北将紫阳路改名为“张之洞路”。1966年，政府“顺应民意”，将这条路正名，改回原名“紫阳路”（正式改名时间也有1972年一说）。2010年，又再度“顺应民意”，改回“张之洞路”。

张之洞去世时，曾说“吾无甚痛苦矣”。通达人情的他，知道一旦撒手人寰，两不相知，何来感触？

张之洞练洋务时主推的“汉阳造”，虽然没有赶上甲午战争，但此后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堪称中国军队主力武器之一。由清朝新军开始，北洋军、北伐军、中央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部队。到了八年抗日战争，“汉阳造”老树开花，再度担任起抵抗外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