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中。《纽约时报》当年6月14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采访，记者托马斯·米拉德（Thomas Millard）说，他看到的袁世凯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1912年1月16日，北京冬季的寒风吹过乔治·恩斯特·莫里森（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马车。马车行至丁字街，时近中午，店铺中却食客寥寥。那时的中国，不少劳苦大众一天只吃两顿饭。

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人将莫里森称为“莫理循”，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也是老资格的外籍顾问。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1894年从上海步行到仰光，写下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述了自己用十八英镑完成三千英里行程的故事，算是历史上最早的穷游中国的外国背包族。凭借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泰晤士报》将其聘为通讯员，并资助他继续从曼谷到昆明一线，以及后来穿越东三省的旅行与采访。

这是莫理循在北京的第五个年头，此时他多了一个新身份：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顾问。他的马车就在袁世凯的车队中。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刚好退朝，带领大帮幕僚、卫兵，乘马车出东华门，行经东安门至丁字街，也就是今天的王府井。

此时，莫理循听见了重物飞过的声音，爆炸！车队迅即陷入了混乱。

“我马上意识到有人投掷炸弹，一匹马冲过追赶的人，片刻的沉寂之后，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在卫兵保护下迅速从出事地点冲了出来。感谢上帝，袁世凯安然无恙。”莫理循后来回忆说。

但莫理循没有预知到，他当时担心的这名中国英雄，随后会走上称帝的道路。莫理循之于袁世凯，就像当年贝多芬之于拿破仑，从钦佩到不理解到最终唾弃。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只有两个字：背叛。他背叛朋友，背叛朝廷，背叛皇帝。很少有人探及他的真实内心——他只忠于自己。

这就是东华门事件，又称丁字街炸弹案。辛亥首义之后，北方地区京畿附近的起义被袁世凯消灭得一干二净。革命党人认为，如果不除去袁世凯，中国统一并迈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就不可能消除。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吴若龙、钱铁如、杨禹昌、郑毓秀、罗明典等十八人，预先埋伏在路边店铺楼上。当他们看到车队驶来时，纷纷扔下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余人。但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等十人被捕。1月17日，黄、张、杨等人在北京就义。

1907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中。《纽约时报》当年6月14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采访，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说，他看到的袁世凯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有点儿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其为“半截皇帝”。不过，美国人一向重才不重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也未能阻止其走向总统之路，袁世凯这“半截”又何足道哉。

此时的袁世凯，逐渐成为西方世界极为关注的关键人物。西方媒体有一种看法，如果中国在袁世凯这样的人手里发生重大变革，甚至比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更加有利。

1905年，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访问上海。塔夫脱体重肥胖，超过三百磅。在菲律宾担任总督时给友人去信，说骑马走了三十英里，结果对方不问他，而回电问“马怎样了”。

在中国，访问团一行在长城边野餐，参观皇帝的紫禁城，在钟鼓楼俯瞰北平城。袁世凯后来对米拉德说，他希望塔夫脱竞选总统成功，因为塔夫脱“对远东的了解更多”。

1905年，塔夫脱离开上海回国后的表现，让袁世凯对美国人的能力感到钦佩。从中国出发的两天后，塔夫脱一行抵达日本，他和日本首相桂太郎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正式结束了日俄战争。因此，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自由处置权，换取日本放手菲律宾和支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日关系研究专家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认为，《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是外交史上的重要基准。

米拉德感受到了袁世凯对强大国家的景仰。这位美国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大清朝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

对于如何获得西方人的好感，袁世凯比所有的满洲贵族都做得好。他说：“美国一直是大清朝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以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然而，袁世凯从来没有相信国家可以通过“民治”而强盛。在东亚国家历史中，人们只对君权、强权感兴趣。

二战之后，日本的华族才告终结，而那个时候，博闻强识的吉田茂（后担任日本首相，其外孙麻生太郎后亦曾任首相）也仿佛几十年前的袁世凯，不肯相信日本可以走民主的道路。面对盟军司令部民政局的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他说：“你认为能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吗？我认为不能。”“我们可以试试。”上校的回答证明了美国人改变历史的决心。

袁世凯虽不对民主政治感兴趣，但其势力的庞大已经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翘楚。

按照《三国演义》的套路，有人给袁世凯集团作出如下分类。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袁最得力的朋友莫过于徐世昌。年轻时，袁世凯凭借世家底子和随军入朝的积累，慷慨好施，招罗了大量有能力的寒士。徐世昌有意投奔，前往袁世凯的府邸，恰逢袁世凯的门人外出，徐直接闯入，与正在书斋读书的袁不期而遇。一席长谈后，二人互相倾服。徐家贫苦，袁资助他入京城应试。徐世昌考取进士后，袁世凯对其更加器重，常对人说：“菊人，妙才也。”袁曾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岂敢，岂敢。”又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衍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却说，叔叔辈的徐世昌是“不搽粉的曹操”。之所以作此评价，原因是传说徐和袁曾誓言废科举，但徐世昌昂然去参加了考试。据说后来袁世凯还试图和对方“讲道理”，但徐表示这不过是求出身而已。当年，吴稚晖和梁启超等人约好不参加考试，但梁启超去了，直接导致吴和梁终生不来往。不管怎样，袁世凯和徐世昌的个人关系一直都很好。两人在玩弄清政府和孙文的道路上，相互协助，一唱一和。

说到袁世凯，就不能不提到小站练兵。

小站原为退海之地。《沧县志》在“中塘洼条”下称它为“下污”，明代盐场管辖之下的一个草**而已。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大沽口同时出现了英美法三国的军舰。同治帝下旨，要李鸿章的淮军去附近驻扎。李出任直隶总督后，其亲信周盛传部的“盛字军”九千人由临汾调往天津，次年开始于青县马厂驻扎，之后又设防新城（今属塘沽）。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在马厂和新城之间修筑了“马新大道”，沿途设立驿站，规定四十里一大站，十里一小站，共设大站四所，小站十一所。光绪元年（1875年），“盛字军”由马厂移屯涝水套，这里是大沽以西的第五个驿站，军士习惯称“小站”，这就是其地名由来。

既然是“退海”之地，军队在此还得提防海啸。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比新建陆军早九个月成编的津郡团练“津胜三十营”，当年正月才由统帅曹克忠整编完毕。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把全军吞没无遗，只剩下了“营盘圈”——成为小站附近的一个地名。

“盛字军”在小站训练时，步兵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提起这个名字，很容易让看过《说岳传》的中国人产生误会。旧时的散星阵，又称撒星阵，是岳飞当年对抗金兵的标志性阵法。他靠着这一阵法用少数步兵大败兀术的精锐铁骑，从而闻名天下。其具体用法大致是，骑兵冲来时不正面硬挡，只求尽量避开，而当骑兵转向或减速势衰时，步兵们便一拥而上。

新军的散星阵，指现代战法中不密集成队冲锋。“盛字军”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李鸿章来检阅，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悬靶考试”，三百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五十两。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字军”后颇为满意，认为中国军队目前学习的操典和西方军队大同小异，稍作变通即可。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收“盛字军”。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1894年冬，也就是“盛字军”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年，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收编淮军残部，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十个营，命名为“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急切地命令胡燏棻去督办津芦铁路，于是军队领导人选需要重新物色。清廷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认为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等。于是，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正式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

既然是新军，建制也完全不同。袁世凯到任后，“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兵额招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大体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设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连、排、班）。

训练新军，袁世凯网罗的人才无不大名鼎鼎，在中国历史上，从小站走出的、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三十四人，其中包括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官（段祺瑞）。甲午战争后，冯国璋本来在驻日公使馆当武官，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段祺瑞在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其实就是出自冯、段、王三人之手。据说某德国教官在阅兵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其势雄浑，军容整齐，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由此便有了“北洋三杰”的说法。后来民间又以其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往下级别的骨干中，曹锟、王占元、段芝贵、张怀芝、卢永祥、陆建章、李纯等人，都来自新式的武备学堂，对新建陆军有着个人体会。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从旧军队出身，虽然军事理论上差了一些，但对长官盲目服从、忠诚可靠，也被袁世凯视为新军不可缺少的部分。

袁世凯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招募新兵时一改草率的抓丁方式，偏好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性格朴实。至于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者一律不要。他认为，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这并非新式军队领导人才意识到的素质。戚继光《纪效新书》的第一卷《束伍》第一句话就说道：“兵之贵选，尚矣。”他根据多年带兵经验，认为选择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那什么才是戚继光最先考虑的呢？“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能耐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

戚继光还进一步讨论了挑选士兵的标准，“或专取其丰伟，或专取其武艺，或专取其力大，或专取其伶俐”都不对，他主张“必以胆为主”，意思是选人要以胆量为主。如果没有胆量，没有精神，临事则怕死，一切能力都发挥不出来。戚继光的这一主张，从古到今都是优秀将领的同识。何良臣在《阵纪》开宗明义：“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宜于乡落田农，深畏市井狡猾……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须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选之。”他继续分析说，“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赘；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

袁世凯忠实地进行着自己势力培养的步骤。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在小站练兵时期都是军队学习的主要内容。在徐世昌的主持下，诸多内容被混编起来。最初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二十九条，从军官到士兵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学习。士兵中很多人不大识字，于是袁世凯编纂了《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帮助他们迅速理解操练内容。《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则是中下级军官必须学习的。

为了培植个人势力，袁世凯一改吃空额、克扣军饷的旧军队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要说各级军官和幕僚，他甚至连棚头（班长）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性格的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袁世凯治军严明，曾告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如此鲜明的爱恨，让士兵和军官都闻之悚然，不敢不以军令为最高准则。

一年之后，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深为动容。他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议员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爵士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作出很高的评价。于是清廷群臣认为新军战斗力可期，盛赞其“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追溯到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已经奠定了个人威望。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对这名当时官阶不高的后辈青眼有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朝鲜的表现。

1882年，清宗藩体系属国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廷，袁世凯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庆是吴长庆的结拜兄弟，因此后者在军中给袁世凯安排了一个营务处会办的职位。

1882年8月25日，清军开赴汉城，两天后就拘捕了大院君李罡，并立即将其押解到天津（后被慈禧幽禁了四年多）。8月底，日军见清军人数已超过三千人，便不再增兵，免得在本方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更多清军发生直接对抗。8月30日，朝鲜和日本签约了《仁川条约》。朝鲜方面对清军帮助维持局面表示感谢，并请求派员驻留、训练军队。李鸿章相机而动，要吴长庆负责具体事宜。吴则授权袁世凯参与编练“新建亲军”左右两营以及“镇抚营”。后来，吴长庆在报功表中称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上报朝廷，晋升其为候补同知，并赏顶戴花翎。

1884年，日朝再度爆发危机。此时，袁世凯挺身而出，成为真正的主角，体现了其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善于抓住机会的特点。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令吴长庆将一半兵力（三个营）带回金州，另外的三个营归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率。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政负责人，“总理营务处”，参与会办“朝鲜防务”。

吴长庆一走，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在美国公使福久的帮助下，日本策划了12月4日“朝鲜之变”。开化党人洪英植和日本士兵一起挟持了国王李熙。悲剧的是，开化党人准备将他囚禁在江华岛，而日本执意要把李熙押解到东京，于是双方在事变后马上就开始内讧。

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随着时局的变化，每个参与者都面临生死选择。此时，朝鲜的大臣中不少人前往清军营地，要求其出兵平息叛乱。开化党人打算干脆公开废掉李熙，然后立幼君，宣布脱离和清朝的关系，投入日本怀抱。吴兆有不知所措，只好先按照程序，一方面给日本驻朝鲜使馆发信，要求日本从朝鲜撤离军队；一方面赶紧派人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指示。

当时，给李鸿章的请示报告通过快轮“泰安”号送出。轮船刚走，袁世凯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绝对不能等下去了，为将者应该相机而动。他警告说，如果再不发兵，朝鲜作为清朝属国的地位不但不保，连在朝鲜的清军也进退不得，他们几人或许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吴兆有和张光前都同意出击。为了不在外交上给清朝带来被动，行前，清军还照会了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表示将进入朝鲜王宫平叛。

12月6日傍晚，两千名清军在朝鲜本地军人的协助下，收复了日本和开化党人占领的王宫，并找到了国王李熙。竹添进一郎连夜带领日军逃离，但日本在朝鲜的侨民在此次事件中被本地人围攻，损失很大。清军此时充当了维和部队的角色，他们把日本侨民保护起来并送走。

中日双方随后进行了大规模对峙，此时伊藤博文力主不和清军开战。他认为“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才是日本确保击败清军的上策。可以这样说，袁世凯见证了中日双方实力的变迁。1885年，伊藤博文前来天津和李鸿章的谈判时，李鸿章还敢说，如果日本一味要决裂，那中国只好打仗了。这句话当时带给日本人很大的震动，不敢轻易发招。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实战能力强，足智多谋。1885年，袁世凯带着李鸿章给国王李熙的一封信去朝鲜赴任，表面上他的任务是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业，实际是驻朝全权大使。李鸿章在信中建议李熙“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袁世凯在朝鲜表现出的果断，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1894年，袁世凯被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袁回国之后，李鸿章逐渐意识到，这位后辈的野心大得惊人。此时，他已垂垂老矣，时间成为他唯一的敌人。李鸿章无法和袁世凯周旋下去了。1901年，李鸿章离开了人世，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过了李的衣钵。

袁世凯人生中的危机，在慈禧和光绪双双归天后到来。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把他“开缺”。在此之前，载沣甚至想过杀掉袁世凯，要不是张之洞等重臣上奏，建议对袁世凯要冷静处理，袁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

两人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06年的某次内部会议上。据说，当时载沣少见地愤怒了，拔出枪对准袁世凯。1908年11月22日，《大公报》上登出“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的《朝日新闻》等重要海外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袁世凯和掌权满洲贵族的矛盾越发突出。在这个时候，康有为上书摄政王，要求杀掉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

北京已经容不下袁世凯，他最好的结果就是归隐老家。这一点，袁世凯做到了全身而退。就像当年司马懿的选择一般，只能等待。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不想再回河南项城，而在河南彰德（安阳）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安身隐居。

安阳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此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前来迎他复任。洹上村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算近。安阳也是袁绍的发祥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就买下了这里两百多亩地，没想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儿子袁克文随父亲一起回到洹上，爷俩经营园林，亲手疏理池沼，种植卉木，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幅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明志，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但是，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整体造型，无法不让人想起志不在钓鱼的姜太公。

其中令人发笑的细节之一是，他故作淡泊，却在《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中，赫然写下了“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野心大白于天下。

在洹上，袁世凯还设立了一间电报房。凭借这个，他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从而掌握机会。辛亥年，他终于借机翻身，一举扳倒了清廷。

袁世凯最大的手段，就是善于网罗人才。哪怕从情理上应该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能化解前嫌成为朋友。比如荫昌。荫昌是清王朝灭亡后又出仕民国的极少数满族权贵之一，貌似庸俗，实则巧黠。他历事数主，从不卷入政治旋涡。袁世凯和一些满洲宗室贵族交情深厚，仿佛天下原本不是满人的天下，而是大家在一家公司共事一般。他们之间平时还保持书信往来，家长里短尽在其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意思是，已经定下了自己百年后葬身之地。

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大批召集前清遗老，引起了外界批评。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最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想当皇帝。一位外国记者写道，袁世凯在家中模拟登基，“袁世凯在那里坐着，他旁边是三位夫人的宝座，过了一阵，第二夫人还不见踪影，严令之下，她才姗姗来迟，但拒绝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她抱怨说，袁世凯曾许诺她和第一夫人平起平坐。一听这话，第一夫人就从座位上跳下来，扑向第二夫人。”

1897年起，莫理循常驻北京。1912年，袁世凯聘他为政治顾问，并下令将北京最为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改为莫理循大街，以表彰他对中国的特殊贡献。1917年，莫理循辞职返乡。这位澳大利亚人曾说，他并不支持帝制，并对袁世凯称帝的举动非常失望。三年后，莫理循郁郁而终。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至张之洞都不免贬词，对袁世凯更是毫不客气，曾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辜鸿铭供职外务部时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登临大位，辜鸿铭公开撰文，说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去后，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皆欲同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之名相请，均遭辜鸿铭拒绝。

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久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为妻。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袁世凯）深沉过人。”闻者觉得此语玄妙，便追问：“他何处过人？”黎元洪回答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