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孝道，光绪不会谋刺慈禧

孟子曾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封建时代的社会贤达、志士仁人，无不以孝为起点，而后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的地位可谓极高。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评价光绪是英明坚定的君主，这无疑体现了他对中国极为不了解。

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无一名亲属或廷臣在其身旁，被人发现时已死去多时。第二天下午，掌握晚清权柄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在中南海仪鸾殿内死去，终年七十四岁。

无数历史学家认为，光绪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无法摆脱悲剧命运。

究竟什么才是令他屈辱一生的束缚？历史学家甚至像光绪本人一样羞羞答答，首鼠两端。事实上，他根本无法，也不曾下决心，软禁乃至擒杀慈禧。

“万恶**为首，百善孝为先”，这充分体现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家关于孝道的经典《孝经》不惜篡改古训。春秋时本来说的是“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而《孝经》为了强调孝，改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其重要性被放在了第一位。孟子曾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封建时代的社会贤达、志士仁人，无不以孝为起点，而后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的地位可谓极高。清廷的头号敌人孙文一度认为，《孝经》所言的“孝”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种全方位的孝道，当然包括“二十四孝”和“掘地见母”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在光绪的人生中，第一阶段是从光绪元年至十四年（1875—1888年），被标注为“读书阶段”，其实，这个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性格的养成。光绪入宫时，慈禧就不断嘱咐那些服侍他的太监和教师：“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了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曾对人讲述，她对幼年载湉“调护教诲、耗尽心力”，这是一种充满母爱的恩德。“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这些并非假话。作为大清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即便从培植一个良好傀儡的角度，慈禧也愿意如此投入。可以肯定的是，慈禧的这些行为，使深宫中孤苦无依的载湉获得了些许母爱。但慈禧性格中骨子里的阴冷和严厉，又使载湉对这个他称为“皇阿玛”的人畏惧如虎。慈禧为载湉订立了各种规矩，如“每日每致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立长跪”。慈禧乘舆出行时，载湉必须随行，“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

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对慈禧、光绪母子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西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立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这种在特殊的环境中，慈禧怀有的特殊动机和交往方式，形成了她和光绪的畸形关系。这决定了光绪性格的养成，对光绪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文曾带着赞赏的口吻，说，“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道，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对“母亲”这一角色，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反思。西方文化价值之一，是把“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放在第一位，思想感情的基调是“反思乡、反怀旧”。这种哲学将母亲视为人生早期的化身，拖累独立人格的成长。1958年的电影《热昏》（Hot Spell）从一个家庭故事入手展开情节，表面上看起来，母亲是家庭团结的维系者，爸爸对她漠不关心，在外面另有年轻情妇，子女各管各，但故事愈开展，愈暴露出母亲的愚昧。

光绪可能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在王位继承过程中，母以子贵固然多有，立子杀母的现象也曾大行其道。主要目的，即消除女主对朝纲的垄断。

汉武帝刘彻年老之后，下令立太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对于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则下令处死。当时有人提出疑问，汉武帝回答说，国家之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孝义的折磨，往往使帝王投鼠忌器）。吕后当权，让汉帝国后来的统治者吸取了教训。对此，早有学者指出：“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明人张燧《千百年眼》）汉武帝名义上对吕后擅权之殷鉴念念不忘，事实上，他之所以作出如此残忍的决定，与祖母窦太后早年秉政，自己形同傀儡有关。早年深受女主垂帘之害，刘彻深恶痛绝，更不愿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

换句话说，杀母立子，这是皇帝对继任者的呵护。据说咸丰临终时，曾有遗诏限制慈禧。其实即便没有这个遗诏，根据宗室和朝廷的相关法规，对慈禧的限制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咸丰帝没有想到，他死后，叶赫那拉氏凭借个人能力迅速摆脱了这些桎梏，成为实际上的一国之君。

1861年8月，咸丰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载淳当时只有六岁，被拥戴即位，年号定为“祺祥”。咸丰留下遗命，要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名军机大臣中的四名（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一起辅佐年幼的载淳，八人因此有了“顾命八大臣”之称。咸丰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同时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生效。

载淳即位，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而慈禧则开始紧锣密鼓进行夺权。第一步，她指使廷臣提出建议，因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压根儿不喜料理政事，实际上就是慈禧自己要掌握实权。这种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遭到了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人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加以反对。当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比赛”的第一阶段，慈禧只能隐忍。咸丰归天时，热河行宫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只好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此时，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也极不赞成，于是慈禧串通了慈安，秘密将自己的心腹提前派回北京，与恭亲王奕訢串通，最终发动了“辛酉政变”。

这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政变，使慈禧奠定了掌权基础。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注重实战技巧，终于在“辛酉政变”中将自以为老谋深算的八大臣击败。垂帘听政后，慈禧有板有眼地开始注重理论学习。她以两宫太后的懿命，要求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其实就是给自己阅读，慈安对这些“选修课”并不感兴趣），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内宫讲课。经此，后来慈禧亲自批阅奏章，虽偶有语句不通之处和些许错别字，但她对自己的进步是颇有信心的。

1889年农历二月初三，光绪大婚已过了七天。按照祖制，慈禧此时应该把政权正式移交给光绪。于是，朝廷在太和殿举行了正式“亲政”典礼，但这时的慈禧又提出了一个新词：“归政”。这次“归政演出”从光绪十二年六月开始，热热闹闹地搞了将近三年。结果，由“垂帘听政”到“训政”再到“归政”，没有实质性改变。慈禧“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质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清史又说：“当其优游于颐和园之中，仍时时监察皇帝之所为，保护其任用之人。”而光绪皇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他本人成了一个秘书，“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

朝中一些大臣早就看出，如果不消除光绪对于慈禧“母亲”这一角色的认同，这个皇帝注定当不出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初八，慈禧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帝党重要成员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此事绝非偶然。慈禧的线报说，长麟对光绪表示：“太后系穆宗皇帝之母，实际上不过是文宗皇帝之妾。皇上现今作为文宗之嗣入承大统，没有以父妾为母之礼，皇上真正的嫡母是慈安皇太后。现今皇太后就穆宗朝而言，可称为太后，就皇上言之，不过先帝一遗妾耳。”这些话总结起来无非一句：光绪和慈禧本非母子，当皇帝的理应尽早收回大权。长麟的这番话，就是想帮助光绪消除对慈禧的畏惧，点燃其心中的叛逆之火，早日行使皇帝的权力。

没有史料表明，慈禧是否对自己的作为作过反省。但从1898年同意光绪进行国家改革这一点来看，她还是乐意让自己的外甥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一句话，自己去日无多，而此前诸多对外战争的失败，内部反抗的有增无减，作为清朝皇室的她也不想让天下颠覆。但造化弄人，慈禧最终在患得患失中倾向于重新收回权力。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7月2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切勿贻误军机，并多次下令加兵筹饷，试图制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个人认为，李鸿章没有听取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接连攻下九连、凤凰诸城，后马上侵袭大连、旅顺，最后占据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覆丧殆尽。光绪认为李鸿章作战不力，授意王文韶接替李鸿章直隶总督职位，命李鸿章往日本议和。战场上不得力，议和自然是任人鱼肉。光绪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之时，用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

国难当头，如果慈禧放手让正值壮年的光绪锐意改革，清廷也许会获得一丝转机。1898年，光绪已经二十七岁。慈禧夺权发动“辛酉政变”时，三个主要人物都同样风华正茂：慈安二十五岁，慈禧二十七岁，恭亲王奕訢三十岁。不少史学家认为，戊戌年慈禧准备放手让光绪改革，是想让一部分人“先跳出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但从逻辑上仍然有一种可能被忽视了：1898年的光绪让她想起了辛酉年的自己，她考虑过让光绪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局，自己乐享晚年。

1898年，慈禧对光绪的意见变成了“凡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从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信息：她也在寻求变化。

这个表态等于是首肯了光绪的改革。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正式宣布了变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明定国是诏》中提出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与慈禧“不违背祖宗大法”的要求是符合的。

然而，在实际施行中，微妙的矛盾最后产生的激变，又岂是一两句“根本”之言所能概括的。

光绪一度向慈禧摊牌要权，只是表面强硬，内心深处，还是对对方畏惧不已。1898年春，光绪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维新派成立的“保国会”，阻止了顽固派对维新派人士的迫害，“决意变法”。光绪孤注一掷，通过当时代替奕訢主持清廷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这是光绪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开向慈禧要权，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但如果光绪的内心像表面一样强大，就不会像他的亲信恽毓鼎在其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说，“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慈禧通过对其宠臣荣禄的任命，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事力量。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光绪的御令大多如泥牛入海，全国改良性诏书遇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上面下旨催问，浑然不睬，置若罔闻。究其原因，还是对光绪能力的不信任，不看好其政治前景。

维新派则幼稚得令人哭笑不得。他们一度将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当时，伊藤博文卸去日本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游历中国。9月14日这一天，伊藤到达北京，他的到来使心存幻想的维新派兴高采烈，于是奏请光绪把伊藤博文留在北京，作为顾问，“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留之京师，著其参与新政”。9月16日，康有为到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提出请他劝说慈禧“回心转意”。第二天晚上，维新派官员张荫桓又夜宴伊藤。在维新派的安排与策划下，光绪在9月20日接见了伊藤。

维新派将伊藤博文视为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试想，以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立国梦想，急于扩大生存空间的逐步谋略，伊藤又怎么会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清朝而献计献策？这一点，此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已验证。甲午战争输给日本后，中国派出无数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但作为帝王和维新的主要力量，将国家的成败看得像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将敌人视为赛后可以倾心交谈的对手，未免太过于轻率了。

同样的肤浅还表现在维新派和袁世凯的交往上。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时，他的“皇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两天了。自1898年9月18日起，光绪在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原先“垂帘听政”的程序：每日各件折奏呈上来，光绪首先签拟一个处理意见，必须立即“恭呈慈览”，等慈禧认可发下来，“再行办理”。这说明，光绪再一次丧失了处理政务的权力。

这天早朝时，光绪心情无比沉重，垂头丧气地对大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皇帝的消极态度对属下是最严重的打击。光绪言辞模糊，动辄心慌意乱，让维新派感到更加无助。后党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之时，维新派的集体反应只有战栗和哭泣。光绪让杨锐带出的第一道密折，杨锐“震恐，不知所为”，没有及时转交给康有为。其实，这个密折也没有什么内容。皇帝毫无主见，只是告以危局，命康有为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速议对策。

9月18日，康有为看到光绪先后两道密折，捧折痛哭，除拟折表示“誓死救皇上”、自己将于近日“起程出京”外，又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商议救光绪之策。这时，维新派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谭嗣同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世凯慨然应允，只是声明“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他当晚就密报荣禄。不知情的光绪帝于此后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表现得唯唯诺诺，建议召张之洞相助。袁世凯知召见已被密控，自然也不敢多言。事后六君子被捕，刑部在这个时刻突然“民主精神”附体，要求组建特别法庭审判六君子，但被慈禧一语驳回，六人全部被迅速处决。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背叛是一项事业，袁世凯的成绩远远比维新派好，果断与迟缓不决形成了鲜明对照。1898年，袁世凯背叛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朝廷；再过五年，又背叛了共和国。而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者都还停留在打嘴仗的层面。维新失败后，流亡者乐于传播一个消息：宫中传言慈禧是荣禄的情人。康有为出逃后，发表了一个英文备忘录，共二十八页，其中有二十三页攻击荣禄，五页攻击慈禧和李连英。

江湖豪客的政治触觉都比维新派悟性好，从一开始，就有人认为让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擒杀慈禧绝不可行。

《革命逸史》中介绍有志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毕永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康有为最初不知道找谁来带兵围颐和园，于是想到了这名豪客，“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

毕永年本来愿意立不世之功，但一问所带之兵从哪里来，才知道要取决于袁世凯，于是第一反应即是“此举绝不可恃”，干脆拒绝了康有为。不但如此，毕永年写信给谭嗣同，历陈其中的利害关系，劝其溜之大吉。事变后，毕永年受种种刺激，认为会党中的党徒见利忘义，不足以共事，愤然削发，投奔普陀山为僧，法号“悟玄”，后不知所终。

维新失败，慈禧以光绪患病为由将其软禁在瀛台。此消息通告各国在华使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向总理衙门作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窦纳乐推荐了一名洋医入宫为光绪诊病，医生诊病后认为光绪健康得很，“血脉皆治，无病也”。

窦纳乐的行动是对慈禧及后党的公开警告。当时，慈禧对于废黜光绪，几乎作好了全部准备。李鸿章奉命将废立之事探询各国使节后，不得不向慈禧表明：“此事（废黜光绪）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节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对于来自外国的反响，慈禧不能不重视。甲午战争后的清廷已逐渐成为一个完全仰洋人鼻息以自存的政权，慈禧再无公开对抗这些警告的胆量。这样，来自中外的强烈干预，终于迫使慈禧“非常之谋竞寝”，放弃了废黜光绪的想法。

英国公使等对光绪帝位之所以非常担心，并非西洋各国一致认为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慈禧及以其为代表的清廷让外国人感到更加难堪。相形之下，光绪帝位的保存对他们更为有利。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由于得不到的列强支持（因为溥儁是支持义和团的载漪的儿子），并且百官竭力反对而失败。

请注意窦纳乐所推荐医官的言论，虽然不足以证明光绪“无病”，但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君主，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早夭的症状。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与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一席长谈。此后，内田将其所闻向日本外务省作了较为详细的报告。此报告之开头部分称：

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十三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朝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作长时间交谈。

内田报告提到：

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言太后于清朝妇人中诚为人凤，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每日日课，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又暂读日刊京报。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至于皇帝，始终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谒自己之时，草草一二言，一切问答，据依太后行事。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

被软禁在瀛台后，光绪并非完全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惜他的性格中实在缺乏坚毅果敢。《庚子国变记》说，慈禧在西狩之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而光绪依然既不韬晦，又不反抗。《近代稗海》有一段记载：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说：“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说：“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一个小太监听到，大声问：“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在中国历史上，当权者意外死亡，有“斧声烛影”、“杨广篡位”等数次，但光绪注定和这等计划无关。

皇上的优柔寡断，使官员们对其下场也心照不宣。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在1904年对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的一席话，透露了一个秘密：光绪皇帝必定会死在慈禧太后之前。光绪皇帝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后来写成了《崇陵传信录》，其中也证实慈禧曾经说：“我不能先尔（光绪）死。”

最后，光绪果然死在了慈禧之前。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逸经》杂志二十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在光绪死前，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乱滚，大叫肚子疼。三天后，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可以肯定光绪不是因病死亡，而是被人暗中加害。

2008年11月2日，通过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得以确证：光绪帝突然“驾崩”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所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光绪帝坟墓（清西陵的崇陵）虽曾被打开，但经清理后封闭，留下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得以保存。

在不能开棺直接检验，且时隔久远、检材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面前，专家们历时五年，由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检测、研究和缜密分析。经科学测算，光绪的头发截段和衣物上含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其腐败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二百毫克。

历史学家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可能下毒者的名单：慈禧、李连英、袁世凯……甚至光绪的妻子隆裕。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这几乎已经成为永远也无法查清的谜案。这份嫌疑人名单，最多只能算是这位当断不断、反受其害的皇帝的殉葬品。

毒物

一个皇帝是不应该随随便便死去的。他活着的时候，吃饭、出行，甚至**都不可能随随便便，何况死亡？当光绪腐败的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二百毫克的结果出来之后，人们想起了拿破仑。砒霜，一种古老的毒物再度走上了历史舞台。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业价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学物料，无臭无味，外观为白色霜状粉末。这是某几种特定的矿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毒性副产品，例如冶炼金矿、高温蒸馏砷黄铁矿（毒砂），冷凝其白烟，就可得到砒霜。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的“脉案”，御医曹元恒写下了这番话：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到了无药可用的严重程度。同年五月初十的“脉案”，御医陈秉钧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同年九月的“脉案”指出，此时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全部失调。

也许这些档案有利于推翻光绪被毒死的结论，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推荐的洋医的诊断结论也不可忽视，他说光绪“血脉皆治，无病也”。

和死在光绪八十七年之前的拿破仑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多年幽禁的郁郁寡欢，死亡之前的突发急症。

历史上，砒霜家族（砷化物）就是毒药之王。这种完全无臭无味而又容易携带的毒药，在许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砷中毒的症状和腹泻、食物中毒、霍乱以及一些正常疾病的症状相似，所以它成为杀手们常备的首选药物。宋太宗杀死李煜之后，又陆续有多位皇族成员去世。人们说，这位皇帝在毒物学上造诣颇深，估计就是对砷化物有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牙医斯滕·弗斯胡夫韦德（Sten）确信，拿破仑就是死于慢性砷中毒。他曾提出要求接触拿破仑遗体，被拒绝了。拿破仑的侍从路易·马尔尚（Louis Machand）在其死亡的那天从拿破仑身上拿到的一根头发，最终落到了斯滕的手里。这根头发于1960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法医学实验室，接受了中子激活分析（NAA）。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那根头发的砷浓度高达10ppm（百万分比浓度），几乎是正常含量的十三倍之多。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Hamilton Smith）当时提供了分析理论：头发的生长周期大概是每天0.014英寸，如果砷是从自然环境中吸收的，那每段头发都应该一样，而拿破仑头发的各段含量不同：从最低的2.8ppm到最高的51.2ppm。1974年，斯滕和本·魏德（Ben Weid）在合著的《圣赫勒拿岛上的谋杀》里断言，拿破仑身上曾经显示出三十四种已知砷中毒症状的三十种！

但是，他们的结论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斯滕以0.8ppm为正常人头发砷含量标准并不“标准”。在污染严重的墨西哥城，头发中砷含量4ppm并不罕见。此外，孤立地对某一个人的头发进行测验，而没有同时代在圣赫勒拿岛上居民头发的样本，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

1862年，曾经是拿破仑战友的弗拉奥伯爵（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嘲讽说：“过去二十年间我所见到的据称为拿破仑头发的东西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织成地毯铺满整个凡尔赛宫了。”

法国人怀疑，英国人杀死拿破仑也许不是用砒霜，而是用糟糕的医疗技术。我们为20世纪医疗技术的伟大进步而惊讶，深感过去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大致来说，西方医学最有价值的理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套“见鬼的”理论上的。最有影响力的撒伦诺学派是真正的中世纪医学学术机构。他们说，正如世界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一样：火气水土，人体也存在同样四种相对应的**。十字军生病期间，他们首先会向某个圣人的脚趾或者其他部分祈祷，以求早日康复。圣物是最后的药方，包治百病，每个圣人都有各自的招数：圣布勒斯专门治疗卡在喉咙里的刺，圣阿加沙专门治疗发炎的**。1881年7月2日，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徳（James Abram Garfield）在华盛顿被刺客打中。医生很快赶到，他用一根未经消毒的金属探针找子弹。格雷汉姆·贝尔（Graham Bell）用一个线圈在总统的身上移动，试图通过电磁感应找到子弹。他检测出一个地方的感应最大，但是医生并没有在那里找到什么。9月19日，总统去世了。尸检发现，子弹在距离那个地方十英寸的位置。不过，贝尔的发明后来被改成了地雷探测器。

光绪帝的坟墓中留有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因而有关砒霜致死的结论，实际上比拿破仑要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