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历史上，翁同龢绝对是符合戈登“斩首论”的人物。他高调爱国，动辄以对外开战标榜自己。每到关键时刻，却将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同僚李鸿章、荣禄，乃至慈禧和光绪帝，最后都因此离他而去。这位咸丰六年的状元，在内讧上也无人能出其右。
英国人戈登在“二十条箴言”中提到，“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
清朝时，每当有外交大事，总有这种“不能战而好为主战”的鹰派出现。载漪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力主开战，而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寄希望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后来有人责问，为何义和团法术不灵？以他为主的主战派推脱说，洋人以秽物破解，故施行无效。其实，使用秽物是义和团的“砂锅照”热衷的战斗方式。
在晚清历史上，翁同龢绝对是符合戈登“斩首论”的人物。他高调爱国，动辄以对外开战标榜自己。每到关键时刻，却将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同僚李鸿章、荣禄，乃至慈禧和光绪帝，最后都因此离他而去。这位咸丰六年的状元，在内讧上也无人能出其右。
人们大多认同翁同龢的优点：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分子。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直到1898年回籍，四十二年里，翁同龢在京师历任户部侍郎、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也曾执掌刑部、工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翁同龢两次入选军机处，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他直接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最高决策。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汉族大臣得入军机处者仅有三人。
翁同龢的清廉难以称奇。翁氏出身名门望族，两朝帝师，家道殷实，不缺钱财。他本人是南派清流领袖，习惯了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出现在官场上。
但是，论及翁同龢在政坛的名声，同僚们都大摇其头。甲午战争期间，荣禄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龢说：“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翁同龢和荣禄是拜把兄弟。翁同龢的另一名世交潘祖荫，对他的评价同样不高。他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潘是能够影响翁同龢的人物，但他死后则无人能对翁同龢有所劝诫。张之洞与翁同龢源自同科，曾结为金兰之好，但两人关系一直欠佳；徐桐本与翁同龢在弘德殿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形同陌路，不相往来；刚毅是翁之门人，后来两人几成宿敌。一句话，翁和他的朋友们，最终都走向了对立面。此等情商，在政治家里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就来看看翁同龢都做了什么，让时人如此不齿这位帝师。
1894年夏天，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和清朝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针对如何对待日本的扩张，清朝有两派势力，其中民间舆论和大批将领都赞同立即和日本开战，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等人都是主战派，这些人都得到了光绪的肯定。
五个月之后，慈禧即将迎来自己的六十大寿。因此，“后党”们的主要意见是不打，靠外交手段将战争扼杀在摇篮中。众多历史学者认为，李鸿章一味迁就慈禧，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屡失良机。
因为对颐和园修缮工程有重大贡献，慈禧还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戴了三眼花翎。
如果认为李鸿章处处以慈禧之意为外交圭臬，那就错了。客观情况是，李鸿章对这位“中国第一女人”太过了解，他只能一边维持好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一边见缝插针做好备战工作。此时，他早已不是那个三十年前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以为外交可以用“痞子”招数全部搪塞过去的李鸿章了。
最了解北洋海军和清陆军实力的莫过于李鸿章，而以他对日本的了解，他对这场战争持有不乐观的心态。其次，此时俄国、英国等多个殖民大国都对中国心存觊觎，和日本开战，势必顾此失彼，形势更加恶化。
因此，李鸿章首先是想通过外交，给清朝争取到战争准备期。
1894年6月20日，俄国公使卡西尼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两天之后，卡西尼致电俄国外交部：“我认为，我国绝不应该放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计划，此事对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们在朝鲜及整个远东的势力。”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比李鸿章更为精确地预计了此后的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始终包藏祸心不让外人窥其底细。其真正的目的是，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和鱼之一，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894年6月至7月底，中国又在英国、德国、法国之间多次斡旋，请求协调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均告失败。
本书在后文关于程璧光的章节中将提到中日海军之间的差别，以具体数据为考量，李鸿章的“消极怠战”是有理由的。当时日本之所以不计一切地发动战争，和在此之前三百年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日方实力已明显强于中方。
1883年到1895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朝没有增加一艘舰艇，军械奇缺。据说，定远舰上的巨炮（主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如果日军知道他们畏惧的定远舰和镇远舰不过是银样镴枪头，估计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期还将提前。
日本战舰“吉野”号本来是清政府预订的铁甲舰，因清廷无力支付而为日方抢购。海军部每年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记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海军提督丁汝昌据理力争，认为当前清朝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史界已有公论：此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在军费问题上玩足了猫腻，让北洋海军陷入了困境。以买炮弹为例，德国工程师汉纳根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无法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购买这种炮弹纯属“浪费”。
但“节约”之后，翁同龢在中日战争上却极力主战，他有什么个人目的呢？
翁同龢的弟子王伯恭曾作为袁世凯下属，随军入朝鲜。王伯恭曾著有《蜷庐随笔》一书，对清末大吏有一些详细记录。其中一段写道：“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翁同龢为何要“整顿”李鸿章？看其人生履历，于公于私，他都很难放过李鸿章。
当年围剿太平天国时，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定远之役，翁同书临阵脱逃，朝廷令其戴罪立功。咸丰十年，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寿州，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太平军久攻不下。等他们离开之后，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头目苗沛霖又相互仇杀，苗因此叛变，集合队伍像太平军之前那样围攻寿州。小小一个寿州，居然在短时间被两股不同的武装围攻。焦头烂额的清廷发布密令，让翁同书出面解决问题。
翁同书的处理方式是劝降。他了解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个人关系很好，于是就让张前去劝降。让他大喜过望的是，苗很快答应了归顺，只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清廷要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要求清廷杀掉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被一起交给了苗沛霖。但苗深知反字大旗一起，绝无收回的道理。他大仇得报，叛逆如初。
翁同书连犯两错，曾国藩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幼稚行为，决定上书弹劾。他知道李鸿章行文了得，于是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李鸿章一挥而就，文意周密，其中一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简直把皇帝逼到了死角，不处罚翁同书不足以正朝纲。于是，在这封弹劾奏折的推波助澜下，清廷下旨将翁同书判了“斩监候”（死缓）。翁父听说此事后急火攻心，驾鹤西去。借翁父去世为由，清廷将“斩监候”改为流徙新疆。
李鸿章得理不饶人，在解释自己为何杀死苏州太平天国投降将领的奏折《骈诛八降酋片》中，又提到了这桩翁家的丑事，“若养虎遗患，苗沛霖、宋景诗皆其前鉴”，仍然以翁同书的做法作为反面教材。
父死兄徙这笔账，翁同龢当然要算到李鸿章头上。
9月16日，平壤失守。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上书弹劾李鸿章贻误战机，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一天之后黄海海战爆发，翁同龢预感“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于是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拉长战线，继续战斗。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日军第一军强渡鸭绿江，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31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光绪见他对军事如此忧心如焚，11月3日颁发明旨，补授其担任军机大臣一职。
此时的翁同龢，对最初战争进展判断不错，于是马上得封军职。当然，翁同龢并不会希望对日战争失败。两军对垒，中方败局连连，他的几个建议都很对。只是他从无实战经验，对本方和对方的作战实力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些措施都成了纸上谈兵。当时，就算是让他登临天子大位，举中国之力，也无法扭转败局。
光是判断有什么用呢？战争又不是下棋。金州失守，旅顺不保，他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11月22日，旅顺还是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臣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任用刘坤一为统帅，挽救危局。清廷仍然采纳他的建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中方在战争中已呈必败之势，清廷最后还得推出李鸿章来进行和谈。1895年2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22日，光绪接见李鸿章，同时召开廷议，军机大臣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持反对意见。3月2日，再议，翁同龢仍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而且指出，如割让台湾，“恐从此失天下人心”。
就像荣禄等人对翁同龢的认识一样，李鸿章对两人间的矛盾也不再遮掩。《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提到，庚子事件后，李鸿章再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前往，试图说服李撂挑子不干，让出大学士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这样一来，翁注定成不了真宰相，由此可见李鸿章对翁同龢之愤恨。身居高位但对国事几乎不作为，最终让光绪也厌倦了翁同龢。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翁同龢日记》记载了他被“开缺”当天的情况：“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这道决定自己未来的上谕。次日，翁同龢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保持“无言”。以上细节，都说明了皇帝当时将他开缺，不是不得已，而是已经厌倦，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针对此事，王照曾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翁同龢去世时，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政治上的不倒翁，处处得罪他人，最终孤立无援。
“宋人诽楚”的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宋国经常在国内自吹能够打赢楚国，吹习惯了，当成了真实情况，最后居然主动进攻，后果很悲惨。翁对中日情况毫不了解，一意主战，并在内斗中限制了本方军力发展。中日战争是全国动员的战争。乾隆三十四年，清军远征缅甸，事实上是打了败仗，却仍然“奏凯”而回，被列为“十全武功”之一。那次战争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小，可以掩人耳目，而甲午年中日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如何掩盖？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人们调侃李鸿章和翁同龢的对联。作为两代帝师，死后居然没有恤典。翁同龢的人品，在他在世时就已经被否定了。
1998年，在江苏常熟召开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学术讨论会。有关翁氏被罢官的讨论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皇帝亲笔朱谕，反映了他本人的意志。在变法期间，皇帝本人主持政务，这一朱谕几乎使翁同龢被废的理由无可辩驳。
第一次握手
外国人觐见慈禧和光绪时是否应该赐座？光绪是否应该和外国人握手？这些看似简单的程序，当时忙坏了清朝官员们。甚至在离开了外交场合后，一次不应该的握手仍然让翁同龢气愤难平。
慈禧是实际的当权者，而且是女性，但她的女性身份，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对待外国使节的女伴会更加尊重。1888年11月21日，奥地利王室成员巴尔基和妻子安吉娜来北京访问，他们预定在当天参观天坛。德国驻京公使巴兰德就巴尔基的旅游要求已和总理衙门进行过交涉，并且得到了允诺。经手此事的是专务外交的曾纪泽。当天，总理衙门分管此事的章京们陪同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起来到天坛。大门口守卫的太常寺官吏见到安吉娜女士后，不顾总理衙门章京拿出批准参观的公文，坚决不放女人进入天坛，认为这是大于一切的规矩。
吃了闭门羹的欧洲客人火冒三丈。巴尔基与巴兰德公使一起向总理衙门提出严正交涉，指责对方言而无信，对贵宾过于轻蔑。太常寺的官吏据理力争：天坛是皇上举行祭天大典的处所，皇上每年冬至亲临此地主持盛典。如此庄严之地，女士肯定不能进入。为了显示“尊重”，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让男性贵客进去，与他同行的妻子则在门外等候。但对方认为，“女士须尊贵，伫立门外殊不成体统”。面对这场纷争，曾纪泽主张通融，让奥国皇族巴尔基与妻子一道入内参观，以平息这场风波。可是，其他官员坚决不让步，太常寺甚至批评曾纪泽丧失原则，进而还声言要对其进行弹劾。这场中外礼仪之争的轩然大波，最后以太常寺官员获胜而结束。
新旧思想的交锋，在光绪二十四年德国亨利亲王的来访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是年5月13日，亨利亲王到达北京城南马家堡车站，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敬信、崇礼等前往车站迎接。他们此行负有一项特别的政治任务：打消亨利亲王要求觐见慈禧太后时赐坐的念头。最初，这帮朝臣的请求遭到德国人的严厉拒绝。在对方看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二战期间成为德国海军栋梁的雷德尔曾是德皇的副官，和德皇拍照时，曾同坐在一条长凳上。
当晚，曾在德国学习、此时充当翻译的荫昌，向德方翻译福兰格（Otto Franke）探询后，终于得到了“好消息”。《翁同龢日记》中庆幸地说，“彼王似有屈从口气”。张荫桓日记中感叹，“似已如我意”。5月15日早晨，亨利亲王一行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双方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慈禧赐给了丰盛礼物，但仍未对亨利亲王“赐坐”。在她的心中，这关系到清朝的礼制，是清廷的臣子们通过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翁同龢日记》重点记载：“不坐。此屡经辨论始定，庆邸之力。”
亨利亲王一行随后在德和园少坐，然后往玉澜堂觐见光绪帝。据张萌桓日记记载，亨利亲王入殿门后免冠鞠躬，光绪帝站立受礼。亨利亲王站立在暖阁中陈明来意，其随员鞠躬，呈上紫瓶一对。在庆亲王的引导下，光绪帝走下来与亨利亲王握手，他指定在自己御座右侧摆放一个高凳，请亨利亲王坐下。张荫桓拟定了一个谈话“口敕”（提纲），光绪照此一一询问，亨利亲王一一作答。之后，光绪帝再握手送别。
不要小看了这次握手，翁同龢几乎感到国家已经崩塌。他对于与外国相近的礼节非但不能适应，而且还特别反感。在殿廷之上，他又是大声呵斥，又是要“捆人”，其举动之粗鲁，和东道国大员身份完全不相符合。他显然认为，自己见证了最为野蛮无礼的社交方式。
张荫桓事后告诉日本驻京公使，翁同龢对皇上行握手礼“大放怨言”。就在翁被罢官的前三天，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记载皇帝拟在宫中见外使之事。翁称：“四月二十四日，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
当时的《国闻报》发表了《德藩觐见仪》一文。文章记载，光绪皇帝确实和对方行了握手礼，该新闻称：“顷接官中来信云，廿五日为德亲王入觐之期，由总理衙门各堂官带领至颐和园玉澜堂，先觐见皇太后，德亲王至宝座前行嗅手之礼，盖西国见其君上至敬之礼也。嗣觐见皇上行握手之礼。皇上赐之座。庆亲王作陪。旋庆王设宴于别邸，为之洗尘，同席者系各堂官及顺天府尹。”
《国闻报》对握手礼的平淡反应和翁同龢的惊骇形成了鲜明对比。君臣对于接见外使的争议，直到罢黜翁氏之朱谕颁布的前三天还在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