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shows 飞行表演

也许你只在电影中见识过如下场景：老式双翼飞机飞过紫禁城，复辟大潮下的王室瑟瑟发抖，欲求可靠之处而不能。

鸦片战争后，航空器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初使泰西记》和《海国图志》中，均记载有外国的“天船”（即氢气球）。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利用气球对清军战线进行侦察。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两国均派有气球队助阵，这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日本购得探测气球两个，每个直径约四米，长约二十五米，一红一白，下系藤篮，人坐其中，可用望远镜观察地面情况。

1908年2月，中国军队第一支气球队在湖北陆军第八镇成立，工程营管带王永泉兼队长。气球队仅仅装备了一个日本山田式气球，但也算是中国的第一支空中部队了。同年5月和6月，江苏陆军第九镇和直隶陆军第四镇先后建立了气球队，分别以各自工程营管带邓质彝和高凝震为队长，装备也非常简陋，各自拥有一个山田式气球。10月，清军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时，陆军第八镇和第九镇均派气球队参加了演习。

1910年8月，清廷军咨府拨款购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架军用飞机：法国产的“桑麻式”飞机，并开始在北京南苑训练飞行人才。这一年2月，载涛等人组团考察军事。回国后，载涛感到仅有气球不能解决空中军事问题，决心倡导航空事业。清廷在北京南苑设立航空机关，派留日学习航空的李宝浚、刘佐成试制飞机，并购法国“桑麻式”飞机一架作参观、仿效之用。后来陆续购进法国制造的高德隆（Caudron）教练机，四十马力、五十马力、八十马力的各四架，共计十二架。因为飞机是单座的，学生无法由教官带飞，不适合航校的教育，后来又进口了英国制造的爱费罗（Avro）504K式和维克斯（Vickers）公司的小维梅（Vims）式教练机。南苑航校共培训了四期学生，第一期毕业四十一人，第二期毕业四十二人，第三期毕业四十人，第四期毕业三十五人。

在载涛出国考察的同时，革命者也开始争取自己的空中力量。1910年3月，孙中山抵美国檀香山，他和当地同盟会成员商议，吩咐华侨设立中华飞机公司，自造飞机。5月31日，孙中山致函同盟会会员李绮庵，称“飞船（即飞机）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

9月14日，孙中山写信给萧汉卫：“来函诵悉，承问飞机一事，此事当无碍于各种方面，但以吾党所欲求发难者，尚不敢望此耳。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推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为发难之用，是犹凶年欲食肉糜之类也。如（朱）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

这年11月7日，孙中山从马来西亚槟榔屿致信给《飞机在战争中的用途》一文的作者——美国军事研究家荷马·李，以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军未利用空中侦察而失败一事为例，补充荷马·李关于飞机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的不足。他在信中说：“至于你对飞机在战争中用途的见解，我已一再拜读，至为赞佩。你的所有论证均极正确，我完全同意你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但在第二部分‘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你忽略一事：飞机和飞船（可操纵气球）能作极好的摄影，有助于指挥官准确判断敌情。”

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日军战线蔓延达五十公里以上，俄军的系留气球无法窥斑知豹。假若俄军当时使用可移动气球或飞机进行摄影，即可立即发现漫长战线上，日军的数量比他们预想的要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俄军可改变战略获得胜机。

1911年1月，飞行家冯如在奥克兰市和孙中山见面。孙高兴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勉励冯如回国为革命效力。3月，冯如带了一架飞机回到广东。10月，辛亥革命爆发。冯如参加了革命军，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行队长。当时，飞机队共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冯如从美国带回来的，另一架是他在广州城外燕塘自制的。为了制造这架飞机，他花去了半年时间。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共有四支航空队。除冯如航空队外，还有一支比较著名：华侨革命飞机团。第一批飞机三架于1911年12月30日抵上海，并立即转往南京。第二批飞机三架于1912年1月6日运抵上海，暂存上海江南制造局。另外两支为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和上海军政府航空队。

北京的报纸曾转载沪电，称“革命军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据说，袁世凯用革命者有飞机的客观事实逼隆裕太后接受和谈。也就是说，革命军未曾动用飞机参战，仅仅是“表演”就让清廷屈膝了。

Beauty pageants 选美

1922年，大西洋城一个店主偶然心血**，促成了公认的首次选美大赛。他招募了一些舞女、海滨散步的美女，甚至一些前来助兴的妓女，被新闻界挖苦为“地道的美国小姐比赛”。这个名称被张贴出来，坚持了八十年，现在迁移到了拉斯维加斯，每年定期举办。现在，全世界每年有三千多个选美比赛，其中两千多个是为二十五岁以下的姑娘举办的。在参加选美的选手中，只有1%的人能够在模特业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每年大约有四千三百余人的名字出现在讣告栏里，2%因谋杀或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去。

其实，中国封建王朝为皇帝后宫选秀的举动，使选美比赛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哪怕是清代的选秀女制度，也可以让人全面欣赏到纯粹为一国之君服务的选美。当然，和美国选美圈的数据类似，也会有一些成功入选的姑娘因“无法解释”的原因非疯即死。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成为皇后、妃嫔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基本上，皇帝的嫔妃都来自八旗。从顺治帝到光绪帝九朝，选秀女八十多次，二百一十四人入葬陵寝，这是选美中的成功者。

最初的海选有多大的规模，目前没有准确数字。一些文献记载，“主考官”一般每天只当两个旗秀女的评委，具体哪两旗，根据每次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灵活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让人挑选，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假若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这些秀女面临两种命运：赐予皇室王公与宗室，或留于皇宫之中。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程序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就是被选中留了牌子；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考验是否有打鼾、夜尿频繁等毛病）。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康熙朝后，后宫位号有了具体规定，一共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由于人数众多，皇帝无法兼爱，所以宫中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是悲剧。据说，传统的“消寒图”就是她们记录无味日子的一种方式：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繁体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

成为皇后、皇贵妃的“成功者”，其实多数情况下和容貌没什么关系，而是高层宗族和政治斗争的产物。皇权的力量和最后个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难以捉摸。1911年后，再也没有这样公开进行的全国性选美大赛了。

Chinese food syndrome 中餐综合征

1927年3月31日晚上，在原德国驻青岛总督府要员官邸的卧室里，晚清历史上重要的大人物康有为死去了。

这天晚上，康有为去中山路附近的一家粤菜馆“英记酒楼”吃饭，能够在青岛吃到家乡菜，他很满意，饭后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然而不久，康有为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被发现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享年七十岁。

对于这次离奇死亡的原因，许多人推测都认为是中毒，但都查无实据。后来索性模糊地宣称，这是食物中毒。康有为当天晚宴的菜单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菜和粤菜都以制作海产品著称，这顿饭，康或许就是栽在了中餐海鲜的手里。

2003年，一对夫妇在纽约皇后区一家中餐馆吃饭。饭菜味道鲜美，但就在快要吃完的时候，男子开始出汗。据他的夫人说，其表现十分奇怪。男子向后仰倒，碰倒了另外一桌，把炒饭撒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从餐馆跑到了街上，被一辆城市公交车撞倒，毕命。

虽然他的死因被归入了“行人伤亡”之列，但却创造了一个新词：中餐综合征（chinese food syndrome）。医学专家说，这种情况有时候和心脏病有点儿像，会引起胸痛，面部感受到压力，以及全身有烧灼感。这些症状，主要是一种在中餐中极其受欢迎的调味品——味精（MSG）产生的药理学反应。这种化学上的谷氨酸盐转为一种神经传递介质。当这种东西自然存在于人体时，对蛋白质的合成有帮助。但在不具有味精耐受性的人群中，会造成大脑的功能障碍并使神经受损。1995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哮喘症患者和不能忍受大量味精的人会有死亡的危险，这一点只有通过不断吃中餐来检验、识别。中餐的倡导者不理解也不支持用餐饮命名一种病症。支持谷氨酸盐的厨师说，不是味精不好，而是你吃的那家馆子东西有问题。味精不再被经常使用，但在“水解大豆蛋白”和天然香料的食品中，仍然会发现这种物质。

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和橙汁同时食用并不恰当。1927年，正是国货味精风头正劲的时期。之前一年，吴蕴初宣布，放弃味精的国内专利，让全国各地大量仿造生产。日本的“味之素”除了在日本关东军占领的我国东北地区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再也难见踪影。

Drowning 溺亡

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些人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建立理想王国太过艰难，他们觉得“虽死犹轻”。

溺亡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这个过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名儿童二十秒就可能被淹死，而成年人则需要六十秒（并非窒息时间，是肺部注水时间）。溺亡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内黏液和水混合时，可能产生白色泡沫，这些泡沫推挤在嘴和喉咙里，堵塞空气的进入。

余世存曾在他的《破碎》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人：“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蚜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和日本媒体一起指责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只是“放纵卑劣”的一群人。陈天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12月7日，他书写下万余字的《绝命书》，次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

陈天华的灵柩于次年3月7日抵达上海，而他的同乡姚宏业为了表示迎接陈天华归来，投黄浦江而殁。姚宏业于1904年赴日留学，设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因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回国，在上海与秋瑾、于右任租屋开学，创办中国公学，开民间自办新学之先河。

1906年5月23日，湖南同盟会成员禹之谟等将陈天华、姚宏业二人灵柩运往长沙。民众不顾当局阻挠，于29日将陈、姚葬岳麓山，以彰义烈。

国家形势之危急，甚至连最为严谨、颇具远见的知识分子都承受不起。1907年，杨笃生和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他的文章被人称为“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因受黄兴死去等不利消息刺激，留下一纸书信给吴稚晖，说“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而死。主要原因是他听说广州起义失败，遗嘱中，他将历年所积一百英镑捐助革命。

在法医学的一些文件中，提及在所有被淹死的人中，接近50%和饮酒有关。而溺亡似乎成为表明心志之文人的首殁之道。英国浪漫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822年在意大利航行时溺亡；以《奔流入海的河流》而闻名于世的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1933年四十八岁时自溺；多产的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将自己的口袋塞满石头，然后跳进一条河中自杀。

Embargo 禁运

每当清廷意识到国内和国际危机时，禁运是他们最常用的抵抗方式。

乾隆时代，皖南等处水灾甚重，各地均禁运米粮出皖境。在对外交往中，军器、盐等重要物资，一直是国家专营，其他人不得染指。彼时，到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主要分官民两种，官商亦称皇商，多是由内务府指派的商人。这些人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可以出口禁运品，等），并具有垄断性质。国家预先为其支付资本，他们再四处采办货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民商亦称额商，他们的特点是要自备资本，“先铜后帑”。按照规定，他们从日本购买的洋铜十分之六必须卖给江浙两省官府，剩下的十分之四才能自由处理。即便如此，仍然获利颇高。

清中晚期，海外贸易逐渐增多，但禁运令还是无处不在：船只的进出口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领取执照。在贸易中，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不准参加出口贸易，但是可以进口，只是禁运军器。在进口贸易中，大的木材（樟木、樟板）、硝磺（制火药用）、铁货（包括铁锅）数量很大，后来也被禁止了。粮食不许贩运出口，只许携带船上海员所需的数量，为此出海人数也有所限制。经商的人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海，事前一定要经审批取得许可。清廷在一点上做得很出色：禁止贩运人口，杜绝把人口贩运出口作为奴隶，这显然是针对外国人来中国拐骗人口当奴隶的计划。这一计划受到阻碍后，改为招募华工（即所谓“猪仔”）。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和李鸿章会谈时，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夷商规条》。其中规定，外国商人销货后即须回国，禁止在中国过冬；商馆不准交易；公行行商不许拖欠外商债务，使外商有所借口滋事。外商没有雇用中国仆役的权利，其居住地由清廷官方加派兵丁防范。这些条规以后又经增订、改订，搞得越发严格，如禁止外商打听中国行情，外商不许坐轿，禁止外商家眷上岸，等等。1755年，因为往浙江贸易的外船逐渐增多，乾隆决定把定海的税额提高，目的不在于增加收入，而在于限制外商，防止出现另一个澳门。

但是，清中晚期对外贸易的政策帮助了美国。当时，初生的美利坚遭到了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就连独立战争时支持美国的法国，也只勉强向美国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海港，只允许六十吨以下的船只出入。这方面，中国慷慨地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本国海港。

1784年8月底，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过六个多月的航行抵达广州黄埔港。因为美国人说英语，广州官员最初把他们当成了英国人，当后来得知美国是新独立的国家时，不仅没有轻视，反而对其十分友好。他们盛赞这些“花旗国”的商人遵纪守法、态度谦逊。“中国皇后”号生意空前顺利，他们卖出带来的货物后，购买了大量中国货物，其中包括红茶两千四百六十担、绿茶五百六十二担、瓷器九百六十二担，以及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在“中国皇后”号返回前，广州官吏还特意赠送两匹绸缎给美国政府。1785年5月15日，满载中国货物的“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这趟买卖的利润高达三万多美元。

这次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让美国看到了突破禁运的希望。为了推动对华贸易，美国国会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各大报纸竞相报道此事，并发表评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在政府推动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美国对华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超过法国、荷兰等国，18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早期的对华贸易使美国迅速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为其走上世界第一强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Fire 火灾

据说在公元前400年，救火水管就已经诞生了——当时是用牛肠子做成的，连接在一个大水桶上，消防员通过猛踩或是坐在水管上提供压力。1673年，两名荷兰人发明了现代水管的雏形，这种水流的力度是淋浴喷头的十二倍。

故宫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到清朝溥仪离开（1924年），有记载的火灾大概四五十次，其中大多数来自雷击。有记录的雷击事件约有三十四起，其中不乏造成严重火灾的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大殿因雷击火灾而焚毁，共毁坏三殿、二楼、十五门。晚清时，在乾清门，东、西华门等处，都配有一种专门的工具，称为“机桶”或“激桶”。从文献记载来看，它大约是一种人工操纵的喷水灭火设备，靠人力将水压射出去。

清朝盛世时，紫禁城火灾极少。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时间最长，但宫中失火次数最少，这绝非偶然，是他非常注意防火的缘故。对失职引起火灾的人员，康熙规定的惩罚极为严厉。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负责防火的六个人均以绞刑处死。雍正在其幼年时就耳闻太和殿失火的惨状，直到他二十岁时重新建此殿，不论对宫中还是官衙、民间的防火都抓得很紧，尤其是紫禁城内，曾谕令“紫禁城内每年冬令禁饬火烛”，并经常告诫“宫中火烛最要小心”，还增加房屋建筑的防火设施，建立和加强了宫内的防火组织。

这一时期，火灾是全世界问题。1871年芝加哥大火，从德科文街的一百三十七号一间机房开始，近一万八千栋房屋被烧毁，三百人死亡，十万人无家可归。同一晚，在威斯康星州的佩什蒂戈，一场大火也烧掉了八百间屋子，一千8百人死亡。这两起火灾，都有人称是“流星”引起的。在这样恐怖的火灾面前，民众谈“火”色变。1902年9月19日，两千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巴普蒂斯特教堂。有人听错了一个词，以为是发生了火灾，于是大家都惊慌失措，夺路而逃，一百一十五人因踩踏丧命。其实，现场自始至终一点儿烟火气都没有。

1888年11月，紫禁城宫中开始安装电灯，这为产生火源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1923年，紫禁城发生一场大火，从敬胜斋烧到延春阁、静怡轩、香云亭、广生楼……整个西花园化为灰烬。大藏经、大金塔、全藏真经、历代珍贵书画、吉云楼和凝辉楼数以千计的大小金佛和金制法器，全部化为乌有。种种迹象表明，建福宫火灾名册上的旷世宝物，其实有许多早在失火前就已消失。即便如此，对起火原因，当时的清政府只给出了看起来像是推卸责任般的推测——“电线走火”。

溥仪自己认为，当时宫人虽未正式下岗，但早就自谋生路，其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偷携皇家器物出宫出售。火灾和偷盗有一定的关系。大火之后十八天，溥仪将太监全数遣走，他的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说：“溥仪请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派他的一些亲信部下带军队来保护紫禁城。王怀庆一向和皇室的感情极好，他的军队驻北京城至颐和园一带。同时又召见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吩咐他负责处理这件事，叫他召集全部太监在某一宫殿的院落上，宣读‘圣谕’，叫他们即日离开紫禁城。如果太监们表示什么不满意或者意图捣乱秩序，就叫王怀庆派来的军士将其赶出紫禁城。”

Gangsters 帮派

在众多电影的熏陶下，现在大众对帮派的感觉已经从震惊、恐怖转变成浪漫了。

在晚清历史上，帮派确实很浪漫。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除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外，其余九次起义的基本队伍都是依靠帮派会员（如洪门武装）。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1899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崇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有泾渭之分”。

洪门是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系统，清代时迅速在南方诸省传播，主要特点为“歃血为盟、异姓结拜兄弟、反清复明”，在晚清和孙领导的革命有共通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得到洪棍一职，并非最高头衔。同时，黄兴也在哥老会中有和龙头类似的职务。

青红帮由于参加辛亥革命，推动民国建立，在民国初年成为半公开的权势组织。孙中山由海外返沪就任临时大总统，青帮老大应桂鑫曾组织卫队，护送其到南京。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民国初年拜会黄金荣，当场赠对方十枚刻有袁世凯头像的纯金纪念币。这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典礼前特意让人在英国制造的，存世数量极少。

在张善亭的策划下，袁克文以“大”字辈入帮。青帮按二十四个字排辈分（辈分主要通过字辈来体现，主要特征是同辈份的人中，都有共同的一个字，一般排在三字姓名中间），民国前排到“元、明、兴、礼”，民国后多为“大、通、悟、学”。袁克文有总统公子的身份，帮会当然不敢怠慢，特意祭出“跳方”的形式，即打破规矩，由“大”字辈大弟子代师收徒，相当于“大”字辈收一个新的师弟。据说“大”字辈的帮人上海也就二十多位，杜月笙才排到“悟”字辈，比袁克文低两辈。

这名充满文艺范儿的公子，不肯按帮派规矩让人叫自己“老头子”，而是称“老师”，顿时为黑社会增加了书卷气。袁克文曾担心有人在外面打着他的旗号招摇，于是在报上登了一篇《门人题名》：“不佞年甫三十，略无学问。正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乃有好事少年，不鄙愚陋，强以人之患者，加诸不佞，既避之不获，复却之不可，忝然居之，自觉愧悚。而外间不谅，更有不辞自卑，托言列门墙者，殊繁其人。在彼则偶尔戏言，在予则益增颜汗。或且讥予冗滥，诟予妄谬，不尤自恧欤！乃就及门诸生，记其名字，以告知我厚我者焉。”意思是，在外号称自己门徒的，大多是信口雌黄。

Holocaust 大屠杀

清初，满人军队入关若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有资料说，中国人口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余万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不到两千万人，净减三分之二。

对这两个数据有必要保持怀疑，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人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数十万。

清为了建立全国性政权，最初不得不采取种族大屠杀。而在其倾颓之际，大屠杀更是比比皆是。这其中，有国内镇压内部斗争的杀戮，如在广东洪兵起事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6月到8月，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同时，外国侵略势力也在大清朝的土地上肆无忌惮，杀人如麻。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两万人，只有埋尸的三十六人幸免于难。《世界》杂志强烈谴责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有野蛮筋骨的怪兽，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而露出了野蛮真面目。”

面对国际舆论，首相伊藤博文指示外相陆奥宗光；“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

半个月前，慈禧刚刚度过了“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六十大寿。彼时，日军已在攻占金州、逼近大连的路上了。

Invulnerable 刀枪不入的

一个义和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就是刀枪不入。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将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谈。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人和物，义和团都极端仇视，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至于打击对方需要的能力，教主号称其成员“刀枪不入”，口口相传，声威大震。

1900年春夏，慈禧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身查证义和团“神功”真假。此时，义和团的粉丝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最后一阵折腾，交出了一个考察报告：这些功夫都是真的。

战败后，清廷上谕把责任完全推给大臣：

“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纵庇拳匪，开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

“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

义和团对一切洋人、洋物的妖魔化，听起来令人发指：“（洋人）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一个世纪后，瑞典乐队罗克赛特（Roxette）在歌曲中唱道：“she's so vulnerable，like china in my hands（她是如此脆弱，像我手中的瓷器）。”有两个巧合，“vulnerable”（脆弱的）是“invulnerable”（刀枪不入的）的反义词，而“China”和“china”也仅有首写字母大小写之分。

Jail break 越狱

戊戌年（1898年）和庚子年（1900年），爱新觉罗·载湉的住地瀛台两次差点儿被围。戊戌年，康有为听说变法未遂后，准备动员军队，营救已经处于“软禁”状态的光绪。而在庚子年，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围住了瀛台，试图将皇帝干掉。这次弑帝的计划虽为慈禧制止，但显示了光绪生不如死的地位。他在御前会议中惨遭端王、庄王的当面羞辱。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因受到“不信官方宗教”、“败坏青年”两项指控而被雅典的民众大会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Plato）等人因不满法庭的判决而企图策划他越狱，但苏格拉底不愿接受。他坚信，虽然这项裁判本身是一种误判，但任何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都是更加错误的选择。而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避汤镬的举动，也被认为是对“越狱”的不齿。

至少，在汪精卫看来，越狱是不现实的。他没有将自己得以复生看成是王朝的覆灭，而是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闻少华《汪精卫传》）

过去的五十年中，70%的越狱犯人被抓回，15%在过程中死亡，11%自杀，只有4%成功了。估计迈克尔·斯科菲尔德（Michael Scofield，美剧《越狱》中的男主角）一家就用去了那4%的全部名额，拍成了那部视监狱为菜园的片子。

Kings have long arms 王权及四海，勿与帝王争

这是每个朝代唯一的唱片，放完一遍就重来一次。大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说，君主就像上帝，他有权作恶或者行善。国王做任何事情，没有理由，“因为朕要这样”。

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人类的历史从暴力开始。从来都没有一次革命能够根除暴力，而是暴力再分配。洪秀全在试图推翻清朝的过程中，自己享受到了莫大的权力快感。

Legist 法律学家

这个词尤其指代通晓大陆法者。

清末司法改革是以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和理念为模式的。司法官考试，是大陆法系国家保证司法官专业化的重要制度。法国大革命后，法官考试制度的确立有一个试错过程。1790年，出于对革命前司法官员的不信任，规定各级法官皆归民选，而不考虑其专业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这种选举弊病甚多，最显著的便是法官因陷入政党争夺旋涡，失去了“独立”特性。法国因此确立了每年在巴黎举办一次法官考试的制度，考试分口试和笔试两场。“应试人不但要有法学学位，且须曾任检察官一年以上或曾为律师两年以上。通过考试的法官，一般由司法部派到各地实习。县审判官一旦出现出缺，司法总长就会呈请总统委任考试及格的人去补充。”受法国影响，大陆法系国家以考试选拔法官，这除了标准客观、操作性强的优点之外，还可以防止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因为这种制度设计是一种“非政治程序任命”方式。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相继设立了大理院（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和与之配套的地方各级审判厅，并由法官独立进行民刑案件的审理，取代了原来的行政主官兼理司法审判的职责和权力。这是中国司法审判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如何选择合适之人充任法官，成为晚清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晚清选拔法官，也经历了一个明显从侧重实践经历选拔到以考试选拔的过程。

至1907年11月，京师各级审判厅开办差不多两年了，法官的任用、升补还没有书面规定，仅是笼统地说：“高等审判厅厅丞、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由法部择员预保，临时请简，各督抚亦得就近遴选或指调部员，先行咨部派署，不得径行请简。推事、检察官各员由督抚督同按察使或提法使认真遴选品秩相当之员，或专门法政毕业者，或旧系法曹出身者，或曾任旧印各官者，或曾历充刑幕者，抑或指调部员，俱咨部先行派署。以上各员，除请简者应由法部奏请简用外，凡明年成立之省城、商埠审判、检察各厅，一切应行奏补员缺，在法官考试任用章程未实行以前，均应作为署任。俟该章程奏明实行后，考核成绩，再行分别奏补。”至宣统元年（1909年），法部才出台《法部奏酌拟京师审判、检察各厅员缺任用升补暂行章程》。十二月，清廷颁布《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法官考试才最终在制度上得以确立。

1910年秋，清政府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官考试。本来，清廷还准备在宣统四年（1912年）进行第二次，但1911年清朝就覆灭了。1911年12月，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司法官考试，录取了十八人。民国六年十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司法官考试令》里，第二条第七款即为“曾应前清法官考试及格者”。可见，法官考试的制度理念并未因国体的改变而终结。

Music 音乐

音乐在罗马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从被征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音乐传统，尤其是伊特鲁利亚人和希腊人。在清代，唯一受到重视的音乐是宫廷音乐。这是从周朝宫廷雅乐延续下来的传统。

清入关之后，说唱繁荣，对地方戏曲音乐结构的多样化构成，以及近现代新兴剧种声腔的不断涌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严格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音乐。清廷认为音乐非关实际，不予重视。

1930年，上海国立音专所办《乐艺》杂志载文披露：约在光绪二十余年，各地兴办学校，派选学生赴东西各国留学。当时的学生，以习政治的居多，科学次之，音乐无人过问，且亦无人敢问，以为这是靡费国币、贪求欢乐的事情。这个并非胡诌，有实可稽。前清时，江苏省江阴县派送官费留学生两名，一人习法律，一人原本定习科学，后到美国后闻乐声清雅，高妙动人，就发生了兴趣，入院专攻音乐，成绩极佳，不料同伴将此事告予政府，不到数月，就被政府以靡费国币、不务正业的名义押送回国。

明洪武年间，雅乐改称中和韶乐，一直到清代。中和韶乐以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演奏，和以律吕，文以五生，八音迭奏，玉振金声，融礼、乐、歌、舞为一体，表达了对天神的歌颂与崇敬。中和韶乐是一种且歌且舞的表演形式，因此舞蹈在表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祭祀舞蹈分为文舞和武舞，名称历代虽有不同，但多冠以“文”、“武”二字或体现文治、武功的词汇。汉代称为武德舞、文始舞，南北朝之梁称大壮舞、大观舞，唐代称七德舞、九功舞，清代称文德舞和武功舞。

18世纪末，世界音乐风格嬗变的时代来临。钢琴之父意大利人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德国音乐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纷纷向古典风格告别。他们的作品出现了即将到来的时代的风格——浪漫主义。此时，音乐在中国还是铁板一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歌剧成为流行，这是一种注重优美音色的歌唱方法，对于歌唱者音色的要求非常高。但是由于当时妇女被禁止参加“圣咏合唱”，所以碰到有女声唱的地方，就用童声或者阉人歌手来代替。为了保持男孩在孩童时期的声音，阉割之术在其变声之前就要完成。往往阉人歌手在孩童时期就拥有了天籁嗓音，并且有超强的乐感，在十四五岁变声之前就要经过残酷的阉割术，以便保住嗓音。阉割之后，男孩子就不再分泌激素，有利于音域的扩展。长成之后，音质柔韧，并且具有宽广的音域，他们能够成为歌剧舞台的顶梁柱，担任女高音的角色。

清代拥有的阉人在世界上最多，但没有产生一个法瑞内利（Farinelli，意大利男性女高音歌手）。现代的电影中，为了体现阉人的特点，一般是突出表现不长胡须和公鸭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