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人认为，宪政之所以称为宪政，是和封建人治决裂的。杨翠喜案，就是对伪立宪的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褒贬时政，抨击现实”的《京报》，从一开始就抛出了重量级炸弹：段芝贵用肉弹、银弹买官。

《醒俗画报》是清末民初的一份石印画报。1907年3月23日，温世霖和吴芷洲在天津启文阅报社创办了这份画报，第一任主笔为陆辛农。该画报旨在“唤醒国民，校正陋俗”，另外“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内容大多是记录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风俗，并对时人认为“不良”的传统风俗加以指责，偶尔批评政治和官场黑暗。画报以图为主，在图旁加说明和评论的文字。据估计，发行量最高时也不过一千多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春，杨翠喜一案曝光，此后天津流传有《升官图》和《贵妃娘娘新醉酒》两幅政治讽刺画，抨击此事。尤其是客籍津门的江苏武进画家张城所绘《升官图》，图中间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着时装的跷腿美女，手持一面画有黑龙江省地图的纸折扇，右下角为一位便冠长辫的官员跪于美女脚下，看着美女手指处的另一顶用纤足踢给他的戴有花翎的官帽。整个画面除题图《升官图》和愁父（张城之笔名）作的署名外，无文字说明，但人们一看便知底细。当时《醒俗画报》主笔陆辛农见到这图，准备制版刊出，但社长吴芷洲慑于压力，将此画版撤下未印，陆愤而辞职。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升官图》才刊于1936年10月14日的天津《语美画刊》上，还附有陆辛农近六百字的题记，详述其原委。

何为杨翠喜案？

杨翠喜是当时天津著名的歌伎。据说本姓陈，小名二妞儿，原籍直隶北通州，幼年因家贫被卖给杨姓乐户，取名翠喜。对于杨翠喜的身世，有多种说法，但无争议的是：杨翠喜从师习艺，十四五岁出落得“丰容盛鬋，圆姿如月”。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善度**靡冶**之曲”，最初在“协盛园”登场献艺，《梵王宫》、《红梅阁》都是她的拿手戏，因此名动天津。

1906年，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去东北盛京视察政务。当时，清朝有意将龙兴之地——关外改设行省。

清朝初年，在东北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辖区在管理方式、行政制度及土地占有形式方面有别于中原地区。

在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通常都以“军府制”治理。所谓“军府制”，一般是设驻防将军一员，主要由满洲亲贵担任，总辖地方军政事务，不理民政，地方民政事务由当地民族上层人士自行治理。这是从乾隆年间确定下来的制度，到了晚清已是“日久弊生”，矛盾重重了。湘军统帅刘锦棠曾收复新疆，对这种制度异常了解，“旧制……**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

1644年，多尔衮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也就是“禁关令”。虽然清朝于1692年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八旗及汉军移民，但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清朝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也就是说，当时除了拿到“移民签证”，一般的汉人是不允许自由去往关外的。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廷不惜代价在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也称柳条边墙。至康熙中期，这座篱笆墙才得以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到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清朝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如此封禁造成了东北人口稀薄，最终为俄国对中国东北的蚕食创造了有利条件。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被迫开放禁令，采取“移民实边”政策。1861年至1880年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光绪八年（1882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

1906年，清廷议定裁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这是新辟的“特区”，所以不少官僚很看重，段芝贵就是其中最为热心者。段芝贵，字香岩，186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和段祺瑞同族。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习，后任职于淮军。1895年，投身于新建陆军，历任督队稽查先锋官、步队左翼第二营统带、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赏道员衔。1902年后，历任直隶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1905年2月，任第三镇统制官，后任督练处总参谋兼督办天津巡警工程捐募事宜。

同年，载振过天津，直隶总督让部下段芝贵接待。段趁此机会，将杨翠喜进献给这位皇族，后又给其父奕劻送了十万金的寿礼。搞定了这对父子后，1907年春，段芝贵果然由天津北段的一个小小地方官员，一跃擢升为黑龙江省的首任巡抚。

在封建时代，虽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升迁系统，但具体到实施上，都是以当时掌握权力的权贵意向为准。《朝野佥载》里说，唐高祖的儿子、滕王李元婴做隆州刺史时屡有犯法，州内官员裴聿劝止他。李元婴大怒，用竹板子打了他一通。后来，裴聿送公文时把挨打的事情告诉了高祖，后者就问：“你被打了几板子？”裴聿说：“一共八板。”皇帝下令升了裴聿八级。裴聿回到隆州后一个劲儿叹息：“我真是命薄啊。若是说挨了九板，就可以进入五品了。”

按照这样的原则，段芝贵的巡抚梦很快就要实现了。此时，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控制。

1907年3月18日，汪康年在北京出版了他名下的第五份报纸——《京报》。《京报》为日刊，为吸引读者、方便读者阅读，汪康年大胆创新，不用普通报纸的篇幅，而采用小页张，以利于读者浏览。办报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但仅是私人身份的赞助。《京报》坚持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扰。

汪康年在《发刊献言》中明确揭示了办报目的：“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由此看出，汪康年直言不讳，《京报》理应承担起社会监督的责任，褒贬时政，抨击现实。所以，问世后的《京报》，面对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刊发了一系列议论，阐明立宪的益处和方法步骤，为当时代表进步的立宪运动摇旗呐喊。

汪康年一生创办的六份报刊都没有官方的拨款，一直坚持“商款商办、民间办报”的方针。他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因为经济的不独立带来的言论不自由。他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时务报》的创办经费除了强学会的余款，其他全部来自捐款。而捐款不算股份，这就避免了某些人以报谋利的想法。汪康年特别看重报社的经济背景。1901年，英敛之为即将开办的《大公报》寻主笔，汪康年本有意加盟，但他听说《大公报》有洋资股份，愤而放弃。1908年，《中外日报》揭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政警政之腐败，激怒了两江总督端方，苏松太道蔡乃煌兴师问罪，他想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必须事先将稿子交给他看。结果，汪康年对此回答：“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骨头之硬，令人敬佩。

当然，大环境助长了汪康年的气势。清朝最后十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期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俄国。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了这一特点，认为日本作为小国能击败强大的俄国，完全是因为“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于是，“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当时，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自然，中国报人认为，宪政之所以称为宪政，是和封建人治决裂的。杨翠喜案，就是对伪立宪的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褒贬时政，抨击现实”的《京报》，从一开始就抛出了重量级炸弹：段芝贵用肉弹、银弹买官。

《京报》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此事的烈度立刻搅动了一场党争。后世对汪康年从何处得知杨翠喜一事内幕并不可考，不排除有人主动提供消息的可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此事较量的几方阵容：袁世凯、奕劻、载振、段芝贵显然是一方。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和他对奕劻的进贡以及后者提供的帮助息息相关，他们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段芝贵奉袁世凯之命接待载振，袁世凯对他送人送钱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袁世凯从奕劻处了解了内情，而又不想放这位部下单飞的话，段芝贵肯定是当不了这个巡抚的。加上清廷最后议定的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他也是袁世凯的至交，所以在东三省的预定安排中，袁的势力是很明显的。他也愿意促成段芝贵此行。

另外一方是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机和“屠官”岑春煊。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光绪三十三年5月3日（农历三月廿一），突然从汉口上京觐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间，岑、瞿声势大盛，有独揽朝政之势。

5月7日，瞿鸿机门生、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以天津歌伎杨翠喜献于奕劻之子载振，并以十万金为奕劻寿礼，遂得署黑龙江巡抚。奏本十分刚烈，有“今日何日，载振何人”等语。慈禧太后于是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

事前载沣得到了暗示，要顾全皇室的体面。载沣是奕劻侄子，自然暗中庇护。他先通知载振把杨翠喜藏匿起来，并用庆亲王家的一个普通侍女顶替杨翠喜。孙家鼐孤掌难鸣，案件查办处处碰壁，只好听任载沣作假。不久，二人联衔上报说“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而以“奏劾不实”被革职。然而，报章每日宣扬，丑闻四播，朝内言官大哗。迫于舆论压力，慈禧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黑龙江巡抚一职也交给程德全代理。同时，又让载振主动上书辞职，作为给国民的一个交代。

对宗室贵族的清算没有等到秋天。6月17日，奕劻授意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上书，奏参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机暗通《京报》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怀私挟诈”，请求朝廷罢其官职。

瞿鸿机被开除回籍，而他的“战友”岑春煊则遭受了一百年后的网友们经常受到的“酷刑”：PS。奕劻让人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本来是慈禧的红人，1907年4月二度被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重施故技，称病不就职，本想慈禧可能让自己回京，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胜告终。

其实，瞿鸿机和岑春煊失势，与杨翠喜案没有太多关系，而在于触动了慈禧对于戊戌年的敏感神经。尤其是瞿鸿机曾密请赦还康梁，正中叶赫那拉之忌。

这场对局，冯玉祥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是这样记载的：“清廷末年，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各报纸无不痛加攻击。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

杨翠喜案，虽然最终结局是瞿鸿机和岑春煊失势，但就其案本身而言，载振主动辞职，朝廷表示“事已实明，毋庸置议，所请本难照准，惟以奕劻再四恳求，姑准开缺，稍事休养，以备膺任，为国效力”，但在朝内受到批评之意，不言自明。段芝贵不得巡抚黑龙江，也算是达到了《京报》爆料的目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纷争唯一的赢家，实际上应是清廷本身。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场纷争给清朝主动体现自己的改革精神提供了一个机会。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谁也不能违背国家法律，擅自处理公务。如果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中晚期清朝司法的回光返照，杨翠喜案就是叶赫那拉的国家形象片。它传达了一个意思，清政府要力图改变，达到顺应历史潮流的目的。

一年之后的8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它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赞”。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

《大纲》体现了三权分立精神，明确规定：“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搅，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三权分立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清廷在效法西方的过程中，军事学习德国，政治以英国为师。《大纲》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前言指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正文再次强调：“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中国千百年来“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大纲》宣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到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