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ge 新世纪
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了一股反体制运动，70年代流行开发个人潜力风潮，到了80年代中叶，形成了New Age。信徒发源于加利福尼亚一带，他们坚信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人类的精神将得到更高的净化。这批人相信占星学，喜欢打坐，吃天然食品，相信前世与轮回，对东方的禅、西藏密宗也很感兴趣。
经过这些细节刻画后，也许中国人会觉得这个时代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已经过去。这不就是清朝时中国人的普通生活吗？
在西方传教士的笔下，清朝的中国人食物简单，仅仅依赖种类很少的食品，诸如稻米、豆子、蔬菜和鱼。
中国人的节俭，在小零售商中也有反映。他们能够知道不同品牌的火柴一盒中具体的根数，从而提出更好的建议。他们见面就问“你吃了吗”，但盎格鲁人说“你过得怎样”。一旦宴请，中国人的宴席总是没完没了，多得让人绝望。外国人总期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格言早点儿发挥作用，但总是失望。
20世纪，西方占星学开始走向大众化。占星拥护者创立神秘会社，研习占星及其他神秘学知识。其中以英国占星家亚伦·里欧（Alan Leo）功绩甚伟，他创办《占星家杂志》，出版占星学书籍，开办占星课程，以通俗的说法解释艰深难懂的占星术语。现在报纸杂志的每周星座运程所使用的太阳星座，便是由他首先提出。此时，在东方的中国，好不容易才捡起来丢失已久的天文术数。在康熙之后，陆续有皇帝任命学者跟随西洋传教士学习天文知识，尽力搜罗中国占星古籍，并编收进《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百科全书。但只能说是挽回了一些皮毛，更不用说在西学技术基础上，综合前人的占星观念，发展地道的中国占星学了。
在中世纪的符腾堡，新任命的官员上任之前，都要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如蒙陛下降恩任用，本人将荣幸地献上多少多少钱，并立刻付清。普鲁士的诗人朗穆勒（Ron Moler）曾任柏林士官学校的教官，写信给朋友说他“真的不行了，因为他甚至没有钱养个情妇”。法国作家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在那本著名的《十八世纪的女性》的书里写道：“在1700年到1789年之间，女性是促使一切动起来的弹簧。她是最高级的力量，是思想领域的女王……到处都是多情的法则风流在起作用，差异仅仅在于雅俗。”
而这也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默默进行的生活。不同的是，欧洲随后进入了新世纪，晚清则保持了原来的方向。
Off Broadway 小剧场
如果将1894年的慈禧万寿庆典视为大舞台，清朝的民间则只存在非百老汇的小剧场。
清代的说书业相当繁荣。以苏杭沪为中心的评话（说大书）和弹词（说小书），以及从北方农村逐渐流入京、津等大城市的鼓书极为兴盛；此外，北方大鼓、竹板书、子弟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和后起的山东、苏北琴书，以及南方的扬州弦词，浙江南词、渔鼓，广东木鱼书，四川竹琴、相书等等也很流行。说书内容从演义、英雄传奇到公案侠义、烟粉灵怪都有。上自宫廷府第中的帝王将相、士绅，下至勾栏瓦舍、茶肆酒楼里的市镇平民，都是忠实的听众。擅长说书的石汉曾专为皇太极说书六年；江南评话家韩圭湖是顺治内廷供奉；大说书家柳敬亭虽主要在各地热闹场所献艺，亦常周旋于文坛幕府之间。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第四章第四节谈及大鼓书：“彼等（鼓书艺人）系于清初从龙过来，初为传道，所唱之词除劝善外，暗中兼有劝人服从清朝的性质。故彼等在内务府有龙票八张，每到各州县唱劝时，可携龙票前往……到各县预先报名，则各县堂上旁边特设座位，以便说唱。至一切费用，亦归县中供给。”
小剧场中公案小说的兴起，和清代国运转衰等社会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自嘉庆以后，大小官僚贪污成风，民间反抗不断。嘉庆元年爆发川楚白莲教起义，先后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转战五省，前后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林清一支曾潜入北京，一度攻进皇宫。道光十一年底发动的湘西瑶民起义，持续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发生了一百多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仅1847年就有二十六次。咸丰元年，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差点儿让清朝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八旗军和绿营军腐败堕落，缺乏战斗能力。《清仁宗实录》记载，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业务生疏。有一次，嘉庆在杭州阅兵，八旗士兵箭箭虚发，满人虽有马背民族之称，但甚至有士兵从马上掉了下来。绿营兵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将领们克扣军饷争置田产；军队每到一地，将官纵兵大肆抢劫。有战事则一触即溃。面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工作思路，一方面转而重用各州县地主武装的“团练乡勇”；另一方面在剿杀主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注意策反工作。清廷在以上两方面的工作中都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咸丰、同治皇帝用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围歼太平军和捻军，又招抚张嘉祥（后改名张国梁）、李昭寿等反攻太平军和捻军。公案侠义小说中的卢方和丁家兄弟以及黄天霸、贺天保之流，便是地主武装和变节分子起而效忠王室的现实反映。也就是说，公案侠义小说这种内容上的改变，是顺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
在无数说书人的口中，清代小剧场里的清官忠君色彩大大加重，爱民思想却越发淡化。清官的对手已从单个流氓土匪、劣绅变成大盗、群体反抗者。这样，清官必须有更为高强的英雄帮助才能制伏对方。听书人的最大希望是生活在一个执法公平的世界里，受人欺凌和遇到困厄时有人来解救。然而，从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到太平天国、列强侵华，世界太不清净了。
Pidgin 洋泾浜
两种文化接触时，为了沟通的需要而形成一种混杂的语言，就叫做Pidgin。其特色是沟通的单词十分贫乏、简单，糅合两种语言的特色，没有字尾时态的变化，发音更是僵硬无比。
对我们来说，最常见的Pidgin就是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洋泾浜，中国也不例外。协助外国的买办、洋行，都得和洋人沟通，他们所操的英语，不中不西，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但仍然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洋泾浜。清代至1949年，“广东英语”有单词160多个，例如“Have you bought some tea from him（你是否在他那里买茶）”。
19世纪，大量华工前往美国修筑铁路，大多数人一个英语单词也不懂。这时，他们的工头使用的语言也是洋泾浜。其中有一些甚至已经在当今英文中成为惯用句子，比如“Long time no see”，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英文句子，原来就是洋泾浜英语的“好久不见”，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口语的固定搭配了。
洋泾浜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演化成混血语（Creole），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后者的词汇更多了。比如，19世纪华工营地里出生的小孩，一直使用洋泾浜，没有汉语的启蒙，就会在这种语言中衍生出大量词汇和一些文法变化。
在近代中国和外界的文化交往中，林纾绝对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他和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他一生著译颇丰，翻译小说达两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但他本人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连洋泾浜也不会说，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至于翻译，全靠懂外文的留学生口译给他听，林拿笔记录，很快就可以拿出成篇的文言文来。传说，他的合作者口译完，译文就可完稿。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其丰富的译作就可窥斑知豹。
由于不懂英语，林纾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根据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做原作；把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剧本改变了体裁，译成小说；把挪威人易卜生的国籍错注为德国。这位翻译者足不出户，不懂外语，但从这些外来文字中坚定了志向：中国必须师法西方。
Quaker 贵格会
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Quaker有“震颤者”之意，因一名早期领袖的诫令“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
成立于17世纪的贵格会，作为英国国教的反对派出现，在清教徒中也是少数。他们愤世嫉俗，抨击时事，反抗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人人平等，并明确反对奴隶制。在宗教仪式上，贵格教徒比清教徒更加崇尚去繁就简。他们反对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也没有等级结构划分，刻意避免在内部涌现居于领导地位的神职人员，例如牧师或主教。聚会一般会在沉默中开始，只要愿意，任何一位聚会者都可以自由发言。
美国成立之前，贵格会曾经试图在北美殖民地打造一个乌托邦。然而，他们的宗教情感以及让其服务于世俗世界的强烈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最终，他们慢慢退出了议会。不过，他们在社会福利事务方面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887年，美国贵格教会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雅司特·巴特（Esther H. Butler）来华，在江苏南京（1890年）和六合（1898年）工作。英国贵格会曾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三台等地工作。
贵格教会对道德和理想的追求近乎疯狂，他们甚至以受压迫为荣。贵格会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加深了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也更加极端。当罗德岛殖民地当局对其平等对待时，他们便决定离开，去寻找一个需要普及“人人平等”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贵格教派去对了。但传教的效果之差，似乎又让最狂热的贵格教徒沮丧。
Riffraff 下层阶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层社会关怀的并非义理，而是实利与技艺。这也是市井之人比士绅更容易接纳洋器、西学的原因之一。晚清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迅速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手工工人不仅观念上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人更容易接受机器生产，而且他们过去所受本地手工业的综合训练，使之更能适应各种细致复杂的工作。
在晚清时代的上海，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在西方人事业中做文职及其周围的下层民间文人，因生计活动所需而接受外语、西学，成为最早掌握并运用外语、西学的社会群体。接受西学的文人，一般也属于士人边缘群体的下层民间文人。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学渐盛，这种状况也未改变。19世纪90年代初，《申报》提及：“通商以来五十年于兹，市井佻达之徒多能习其文字、操其语言。”所谓“市井佻达之徒”，即指这些以往处于社会下层、自谋生计而被士人所鄙的商贾及下层文人。这一特点使新知识世界与旧知识世界从社会阶层上俨然二分，两个知识世界的消长交替，也牵扯着其代表阶层的角力与冲突。新知识的命运，与作为其社会主体的新知识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靠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耕织并举、衣食自足，属于一种家庭经济形态。一般农家男耕女织自然分工，从种植棉花，到收获以后加工成衣的全部工序，几乎全都由家庭成员完成。家家都有纺车，一家或几家合有一部织机，农闲季节或平常在家的妇女，用自家的纺车纺线，用自家或合用的织机织布，再亲手缝制成全家所需的各种冬夏衣装。西方人记述说，农民“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史密斯教士也记载说：“中国的妇女总是在纳鞋底，或者纺棉花，在闲谈时也一样，从不偷懒。”
清廷明确规定，不能自由着装，“官民士庶各依等级身份的定制穿用，不许逾制”。顺治初年，士庶百姓的衣柜里，净是绸、绢、纺、丝、纱，而大缎、彭缎、洋缎属于禁品，老百姓尤其不许在服装上用缎绣。康熙初年，这一服装规定再度细化，士庶百姓不能穿用蟒缎、妆缎、金花缎，以及貂皮、狐皮、猞猁皮等。清廷对下层人民的服装担心得很，于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再度下令，举人、生员等有功名的人准用平常缎纱，但不许用银鼠皮和狼皮；百姓不能用狼、狐等皮，禁止用貂皮做帽子。统治者屡屡发出这些对于衣服用料的详细而具体的法令，是希望借规范服装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使人们恪守尊卑贵贱的等级，强化安分守礼的观念。
一方面因布料的经济价值而受着购买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其社会价值而受着服制礼俗的制约，清代衣着思维就是这样简单：以衣着质料区分贵贱等级。晚清开埠通商，外国机织洋布开始倾销进来，在原来的那些衣着质料之外，增加了“洋布”这一新品种，并日渐流行起来，使得人们世代沿袭的传统衣着习俗受到冲击，上层和下层外表模糊，进而引起其他连锁反应。
法国大革命后，在巴黎有一条标语：“你可以自由信仰，亦可以自由着装。”这也是清朝晚期老百姓的追求。
Stage fright 怯场
关注最显眼的事物是人类的天性。一想到别人的这种天性，站在众人面前者便会口干舌燥、喉咙发紧、膝盖颤抖。如果将要出现的地方不仅是舞台，还是生死攸关的战场，就会带来各种奇怪的“并发症”。
1894年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致远”舰沉没，方伯谦随即率“济远”舰逃出阵外。18日丑时，“济远”舰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舰“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四小时，舰队方返回。四天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
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五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四十一岁。
陆路平壤战役，北门及牡丹台为日军主攻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日军以元山、朔宁两个支队约七千余兵力疯狂进攻，企图攻占牡丹台制高点。左宝贵奋勇督战坐镇北门（玄武门）指挥，不幸中弹牺牲。叶志超惊慌失措，决定趁雨夜撤退。日军打探到清军将弃城逃走，便派兵在清军退路上埋伏截击。仅城西箕子陵下二三百米的距离之间，清军“人马尸体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染红。尸体堆积最密集之处，在五十米内，伏尸一百二十具，毙马三十头，相互枕藉”，其状惨不可言。清军在溃退时，被日军伏击和人马互相践踏而死者总计近两千人，被俘五百余人。
叶志超率溃军退出平壤后，仓皇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将策应”，聂士成告以“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叶志超不听，直接逃到定州，但他仍然不打算将防线摆在这里，再度弃而不守。最后，率军狂奔五百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对这种避战行为，清廷震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叶被押送京师，经刑部审讯，定斩监候（死缓）。后赦归家乡，1899年1月8日去世。
《清史稿》中，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卫汝贵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这就是在甲午战史上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方伯谦、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历史上也有不同评价，表示他们并非临阵脱逃、避战之人，而是被恶意中伤。中国历史每至此处，令人不知所以，哭笑不得。
Tax break 税赋减免
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试图从茶馆出售的茶水中抽取费用，以筹集资金，为黄河水灾的受难者募捐。带来的反应和1773年波士顿人对茶叶的感觉差不多，官府努力劝告，倘若愉快地资助这项善事，保证会得到好报。然而，老百姓都参与抵制，最终大获全胜。
在清末期，由于对政府丧失信心，即便以慈善名义进行抽税，也会引起如此的抵制，这不能不说是爱新觉罗氏的失败。黄宗羲曾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即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而税赋的增加减免，确实是朝代兴亡的幕后推手之一。
中国封建王朝，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赋役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清初税赋则继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征收丁银，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造成农民由于畏惧丁税而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于是，雍正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赋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理论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操作中，有时候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能相差数倍，甚至拥有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将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清廷一再宣扬减赋，“摊丁入亩”，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苏南地区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乾隆三十一年和康熙二十六年相比，田地减少了一万五千余顷，赋银也减收了四十二万余两，但征粮增加了两百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至少增加了一百五十万两的财政收入。
1988年乔治·布什竞选时，还用税负减免这着拉拢选民，他说：“听好了（Read my lips），（如我当选）不会增加新税了。”但是，他当选之后并未履行诺言，所以后来read my lips也变成对不履行诺言的总统的一种讽刺。
Ulysses S.Grant 尤利西斯·S.格兰特
林肯曾评价泰勒（John Tyler，美国第十任总统，曾长期担任军职）：“泰勒将军打仗没有什么出色的技巧，他似乎是靠着冷静的头脑取胜的。”
然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更没有战争技巧。南北战争期间，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手下的近十二万人阵亡了接近四万五千人，但林肯拒绝撤换他，理由是“作战勇敢”。
他绝非靠匹夫之勇才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连任两届后退休，然后花了三年多时间，游遍了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法国、埃及、巴勒斯坦、挪威、俄罗斯、印度、暹罗、中国和日本。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天津，李鸿章与之相见。当时，日本吞灭琉球，中国力争维持自己的宗藩体系，李鸿章于是希望借助即将赴日的格兰特之名望，劝说日本放弃琉球。此时的日本，已非佩里舰队时故步自封的封建国家。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无可挽回。
格兰特因此遗书给李鸿章，信中介绍日本的新气象，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清朝首辅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
1896年8月31日，李鸿章回访美国。此时，格兰特已经去世十一年。据称，有八万人见证了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墓地的外交礼仪，其中包括四千名中国人。李鸿章在用铆钉铆成的铁制灵柩上敬送了月桂花圈，以表达他对将军的敬意。十七年前，两人相谈融洽，而今却黄土相隔。而且，格兰特预言了中国的不幸，指出了国家强盛的方向。目睹日渐强大的美国，李鸿章对格兰特当时的言论越发心有戚戚。
一年后，李鸿章嘱托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两棵银杏，以示尊崇。银杏树四周有铁栏杆围护，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牌记，上有中、英两种文字说明。中文隶书直行书写：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伯理玺天德，是英文president的音译。）
在精英政治之下，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表现出惊人的洞察能力。二十多年后，以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凡尔赛会议，但是和约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因此监察会并没有美国人。“这不是和平条约，”美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富有远见地说，“里面至少孕育了十一场战争”。在后来的数次演讲中，希特勒表示，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受到的屈辱比“印第安苏族酋长所受的还要大”。
格兰特身处的美国刚刚经历内战，有十个州“非常贫困”，以至于格兰特在就职典礼上，不得不多次提到“还债”问题。然而他说的“只要法律一经通过，无论我赞同与否，都会忠实地执行”，恰好对立宪踌躇不决的清廷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详细研究格兰特。
在此收录“惟祝贵前主回国后仍旧总理国政”，李鸿章覆美前总统格兰特函（1879年8月23日）。详读之下，可见中美之间的政治差别。李鸿章对“贵前主”（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期待甚多，已超出他的职责。
日前贵前主来游中国，获亲风采，畅聆教言，欣佩不可言喻。惟款待多疏，时萦歉念。顷接西历八月初一日自日本东京来书，猥蒙记注，感慰交并。所托琉球之事，叠接杨副将信，直贵前主居间排解，苦口劝导日本诸大臣俾听信旁人唆弄，致开兵衅。仰见贵前主不忘金诺，顾全两国大局之美意。本大臣立即将贵前主赐函并杨副将信译寄我总理衙门，转呈恭亲王查阅，靡不同声感谢。惟此事实系日本欺人太甚，琉球为中国属邦已五百年，案卷具在，天下各国皆所闻知。今日本无故废灭琉球，并未先行会商中国，乃于时候捏造证据，照覆我总理衙门，强词夺理，不自认错。闻已将此项节略转呈贵前主阅看，想必能明辨其诬也。来示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贵前主将此事费心商定，不日命驾回国，想可令贵国平安大臣与敝国何公使在东京续接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瞩望之怀。惟祝贵前主回国后仍旧总理国政，庶中美交情日臻亲密。以后仰仗大力维持之处甚多，容再随时专函布告。德领事人极正派谨慎，本大臣素相器重，尚祈贵前主回国后加意栽培为幸。再，日贵前主在天津晤谈，曾蒙以金山华工之事，属为妥善办法。当经本大臣转呈尊意，函商我总理衙门王大臣，请其酌为变通。旋据贵国西公使会议，拟暂禁止娼妓、逃犯、有病及招工人等前往金山等因。我总理王大臣因贵前主谆属在先，顾念两国睦谊，互相体谅，遂与西公使和衷商酌，允照所请。以后再妥订章程。想西公使必已函报尊处，特再附闻以释远念。
Vice 副手
清廷对外交往的正副使制度第一次引起外国不满，要追溯到雍正恭贺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 Алексеевна）登基之时。当时，女皇对清政府正副使官衔表示不满，对方前次出访清廷的萨瓦是副枢密官，有少将军衔，而图理琛和殷扎纳不过是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而另一个使节那颜只是郎中（清朝每部又分若干司，司设正五品郎中）。其实，这些官员品级已经很高，估计和当时糟糕的翻译有关，以至听起来像一般的“秘书”和“医生”。
使臣的选拔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下选用一般官员，主要靠王公贵族、大员保荐。1875年总理衙门奏定，出使大臣由“在京王公大臣等，如真知有熟悉洋务，洞悉边防，兼胜出使之任者，具疏保荐”。此后三十余年间，这一规定不曾变动，直到外务部成立，新的职业化任用制度出台。这种特殊的任用制度，为各大政治派系争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正副使制度，本来是个等级名分制度，无所谓好坏。但清廷的外交问题，即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集团中，也会出现相互牵制、监督。李鸿藻举荐刘锡鸿以副使出使英国，目的就在于牵制正使郭嵩焘。郭、刘的矛盾，就是身后更大牌人物的矛盾。清流御史一度奏请派郭嵩焘出使日本，李鸿章则一直希望刘锡鸿离开使职，僵持不下。最后，两人任职未满，双双回国。归国后，刘锡鸿弹劾李鸿章。有关这一事件的大略经过，李鸿藻的日记中逐日有记载。结果是李鸿章“自陈感悚”，刘锡鸿以“妄言”获罪革职。驻美正、副使陈兰彬与容闳，驻日正、副使何如璋与张斯桂，这些“配对”之间均发生过矛盾分歧。由于李鸿章从中竭力调解，最终没有扩大影响。此后，清政府很快取消正、副使制度。
其实，郭嵩焘、刘锡鸿来自不同的举荐人，不能同心同德做工作也就罢了。像驻美、驻日的正、副使，实际上都来自同一个人（李鸿章）的推荐，居然也频传不和。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早年曾得到曾国藩的举荐，延请入其幕。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出使后，李鸿章称赞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贳”。其副使容闳，也是李鸿章一手委派的。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交疏以使才荐”。何如璋前往日本前，特意到天津谒见李鸿章，详谈出使之事。副使张斯桂是曾国藩幕僚，因为这个关系与李鸿章也有了私交。在出使日本期间，他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通过信件，李鸿章还曾“劝励”他和何如璋之间“久不相能”的关系。
在没有正、副使时，清政府对外使团中的内讧仍然无孔不入。李鸿藻倡导和主张伊犁改约，曾纪泽因此在接到修约谕旨时，认为不妥，颇有情绪。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曾纪泽说：“毁约亦非译署本意，特为言路所迫，而纪泽适承其累耳。”1896年正月初十，李鸿章赴日本议和，随员中有李经方和罗丰禄。李鸿藻认为他们不宜随行。李鸿章特意造访李鸿藻，称“非此二人不可”，对于这个人事安排，两人辩论甚久。李鸿藻和李鸿章仅有一字之差，但督粤的李瀚章才是李鸿章之兄。李鸿藻字寄云，号石孙、兰孙、砚斋，1820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李鸿章比他小三岁，出生在安徽合肥。
White elephant 白象
大象一般为黑色、棕色，一旦发现或捕获到白象，是比较罕见的事。在古代，暹罗国（今泰国）盛产大象，白象因稀少而被视为珍宝。大城王朝时期，白象被作为“友好使者”送给中国。据《明史》记载：“遣使供白象及方物，象死于途，使者以珠宝饰其干，盛以金盘，并尾束献，帝嘉其意，厚遣之。”象与“吉祥”的“祥”谐音，是国运昌盛的吉祥之兆，民间传说太平盛世出白象。“象驮宝瓶”寓有“太平有象”之意。
但在英语中，“白象”代表一种所费不赀，且要继续花大钱维持的事物，且这种投资不能带来丝毫利润，甚至可能使拥有者破产。动物变成白色，是一种基因异常，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白化现象”。在泰国历史上，白象被称为神物，而且属于国王，不能买卖，不能工作，终生受人供养。大象生育率不高，本来产下小象之后，所有人能发点儿小财。如果产下的是白象，不但无丝毫利益可言，还得一辈子小心翼翼供养这份“国王的财产”，万一养死了便大祸临头。据说，泰国王室有时候看某位大臣不顺眼，就会送他一头白象。接受者表面是得到恩赐，实际上有苦说不出。
然而，在明王朝的后继者看来，白象仍然是吉祥之物。清宫旧物中，有《坤舆万国全图》，为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传教时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中的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根据这幅图的注解，证明中国在明朝甚至以前的时期里，就已经了解包括南美洲在内的许多地方。但此图上在南极大陆的位置，绘有陆上动物八种，其中有犀牛、大象、狮子、鸵鸟、恐龙，等等。对于南极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些动物，专家推测，这只是利马窦的臆测而已。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太监王世和也说，海军各堂司仅为贪污中饱而“谋修清漪园，动款三千余万”。这些说法，和实际情况相比过于夸张。光绪帝十四年，婚礼耗资达五百万两，户部又拨郑州河工六百万两、山东河工两百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经费窘迫，可想而知。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光绪帝婚礼，颐和园大兴土木，都是让清廷难荷其重的“白象”。本来，北洋海军不算是“白象”，但受制于军费，实战惨败，这头“大象”也变成了因小投入而变得无任何收益的“小白”。满足清廷最壮丽梦想的工程，终成虚空。
X-ray X射线
1895年，德国科学家威廉·伦琴（Wilhelm Conrad R?ntgen）发明了第一台X射线机器。本来，他是想看看电流在真空管中究竟能传送多远，结果注意到这束光竟然可以穿透六英尺以外的木门，并且能看清木门后的东西。一些同行讥讽威廉的发现，他们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奇异的事情，威廉应该去街头透视行人的衣服，看看女士们穿着什么**。
这个时期的德国，伦琴对于这种光线的研究贡献最大。他的夫人贝莎的手，是人类第一次放在荧光板和阴极射线管获得的X射线照片的“模特”。为了验证射线还能穿透些什么样的物质，伦琴几乎把手边能够拿到的东西都用上了。不久，贝莎身患重病，直到1919年因癌症去世之前，她都是在病痛的折磨和与世隔绝中度过的。四年之后，伦琴死于直肠癌。
普通人接受的每一次X射线检查，辐射都是按照毫雷姆（mrem）来计算的。一次普通的牙齿X射线检查有二毫雷姆的射线进入头颈部和甲状腺，胸部透视有二十毫雷姆，CAT扫描（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产生二百毫雷姆辐射。
中国第一个接受X射线检查的是访问美国的首辅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覆灭，李鸿章被迫赴日本马关议和。谈判期间，李鸿章遭小山六之助枪击，子弹从左脸颊穿进，时为1895年3月24日。当年李鸿章已七十三岁，又是以战败国总理的身份前去谈判议和的，因此国际舆论普遍谴责日方。在德国医生的强烈建议下，李鸿章拒绝在日本医院接受外科手术，因此有子弹残余一直留在颊内。第二年，李鸿章以清廷头等钦差大臣的身份出访欧美，经人介绍接受了一次X光诊视，这时候，距离伦琴发表关于X射线的论文只有半年。
那时候，一年之内会有数百篇有关X射线应用的论文，而在伦琴宣布发现X射线的第四天，一位美国医生就用X射线照相发现了伤员脚上的子弹。
对于这种神奇的医疗机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点石斋画报》以“宝镜新奇”为题予以介绍：“苏垣天赐庄博习医院西医生柏乐文，闻美国新出一种宝镜，可以照人脏腑，因不惜千金购运至苏。其镜长尺许，形式长圆，一经鉴照，无论何人，心腹肾肠昭然若揭。苏人少见多怪，趋而往观者甚众。该医生自得此镜，视人疾病即知患之所在，以药投之，无不沉疴立起。”
柏乐文为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医师，1882年来华，协助姐夫蓝华德医生在苏州创办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任外科主任三十余年，在博习医院引进和使用了中国第一台X光机，而正式的全套X射线仪器安装则在1917年。其实，《点石斋画报》的画师并未亲见X光机，所绘露天场景、X光成为可见光、机器与患者距离等均与实际不符。然而，这是有关中国第一台X光机引进和使用最早的图文报道。同年11月的《时务报》第四十三、四十四册，也有“曷格司射光”用于照鸡鸭辨生蛋与否，以及法国海关照验行李的纯文字报道。以这个杂志报道推论，当时柏乐文在全套机器安装之前，可能继续进行了小范围的X射线“表演”。
当然，中国人未能预见X射线的多用途。20世纪80年代，X射线激光器被设置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战略主动防御计划的一部分。然而，该装置（一种类似激光炮，或者死亡射线的装置，由热核反应提供能量）最初的同时也是仅有的试验，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同时，由于政治和技术的原因，整体计划被搁置了，后来又被重新启动——使用了不同的技术，并作为布什总统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一部分。
Yeoman 自由民，自耕农
在原始社会中，参军作战是氏族内男性成员的义务；在奴隶社会中，则是奴隶主阶级男性成员的特权。一般来说，奴隶是不被允许掌握武器的，也就没有资格当战士。
换句话说，战争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自由人的历史。上述社会时期，是战士在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只有在统治阶级内部人力不足、征发不动时，才会逼迫奴隶走上战场，但一般只能担任最为简单的兵役。
清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田地是民田、庄田和屯田。屯田的基本形式有军屯与民屯，军屯在边疆，民屯在内地，比例以军屯为主。庄田最初是作为国有土地赐予权贵，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庄田的来源变成“圈地”暴力掠夺来的民田，朝廷将之分配，子孙承袭，不准典卖，但典地的现象在康熙年间出现，且愈演愈烈，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干脆开禁，土地买卖几乎失控。民田是掌握在地主和自耕农手里需要纳税的田地。这类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并可以买卖，所谓“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自耕农在数量和经营方式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耕农的土地大抵通过四种途径取得：一继承或遗赠，二价买，三垦荒，四国家使用行政手段将原属官有的土地改归私有，使耕用者身份发生转变。
本来，自耕农是清朝的赋役来源，所以对自耕农采取轻徭薄赋，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然而此种薄役政策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发展、财政需要的扩大是很难长久实施的，再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又失地破产而转化为佃农。于是，自耕农的界定就越发尴尬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朝的自由民也是不存在的。
最终，晚清军队兵员、基层军官的组成，正是来自这些非自由民。晚清中国对外战争屡次失败，在科技、战法、实力对比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应该值得重视：就像那些帮助英国人运走广州都署衙门银子的广东人一样，他们并非麻木，而是确实不知道究竟谁来当主人更好，有何差别。
Zeitgeist 时代精神
自恋，毫无疑问是晚清的时代精神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德国亨利亲王来访。是年5月13日，亨利亲王到达北京城南马家堡车站，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敬信、崇礼等前往车站迎接。他们此行负有一项特别的政治任务：打消亨利亲王要求觐见慈禧太后时赐坐的念头。最初这帮朝臣的请求遭到严厉拒绝。在对方看来，这肯定是不可理喻的。二战期间，德国海军栋梁雷德尔曾是德皇的副官，和德皇拍照时，同坐在一条长凳上。
当晚，曾在德国学习、此时充当翻译的荫昌，向德方翻译福兰格（Otto Franke）探询后，终于得到了好消息，翁同龢日记中庆幸地称，“彼王似有屈从口气”。张荫桓日记中称“似已如我意”。5月15日早晨，亨利亲王一行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说了一些废话，而后赐给了丰盛礼物，但仍未对亨利亲王“赐坐”。这关系到清朝的礼制，是通过努力争取来的。
清帝退位时，托“赐和”之言，仿佛1945年天皇说“终战”一般。
卢培·维蕾斯（Venus）是名动一时的女明星，极其在意自己的外表，一面一人高的镜子不离左右。她怀孕四个月时，无法忍受自己的形象，于是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吞下药丸自尽，这是为了确保死得好看。但她吞药后有呕吐的冲动，于是直奔厕所。后来，她被发现趴在马桶上死去，头浸泡在马桶的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