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绍仪十分熟悉的叶恭绰，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孙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冯梦龙编撰《笑史》，充满了各种避讳的故事。王彦，他的父亲叫王师古。对别人来说，一般的避讳方式，就是在他们面前不能用这两个字，但王彦做得更彻底，从音节上也要避讳。他称“砚”为“墨池”，称“鼓”为“皮棚”。谁犯了这个忌，他是一定要计较的。一天，有个叫李彦古的人去拜访，知道他的避讳，就在递进去的名片上写道：永州司户参军李墨池皮棚谨祇候参。王彦看过很是满意，对他的子弟们教导：“做人就应该这样啊。”
1908年，唐绍仪前往美国。二十七年前，他以留学生身份被清廷召回，此时又以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的身份重返斯普林菲尔德。就在他抵达美国时，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归天的消息，三岁的溥仪被立为宣统皇帝。唐绍仪立刻致电清廷，宣布自己的名字改为“唐绍怡”，以示避讳。
辛亥首义，一共有六人在当时的报纸上成为焦点人物：军事上黎元洪威震江汉，天下向风；林述庆身先士卒，屡战屡胜；文事一共有三名英雄——唐绍仪、伍廷芳、汪精卫为了南北和平，舌战群英，终于让这个新生的国家暂时避免了全国性战争。而段祺瑞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显示出极高造诣，首请逊位。
这六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黎元洪、段祺瑞、伍廷芳先后死于疾病。汪精卫抗战中投日，病死于名古屋。被孙中山誉为“光复南京第一功”的林述庆基本确定为被人毒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谋杀，林述庆曾当众拍案叫骂，认定是袁世凯指使刺客所为，表示要回南方召集旧部反袁。4月10日，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邀请林述庆单独赴家宴，林述庆归家后七窍出血，延至4月16日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二岁。林述庆的症状有毒性发作之嫌，其身殁后，其妻陈慕志率子扶棺回闽，安葬于长乐县筹岐山北麓。
六人中经历最为复杂，最后下场也最悲惨的，莫过于唐绍仪。
在晚清和民国的舞台上，这名留美学生的影响不可不提，他的人生充满了魔幻色彩。
辛亥之前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三支重要力量：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党（以颠覆清朝政权为目的），满洲专制势力（当政者）。三者千差万别，但论及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留学生作为骨干。革命军和君主立宪者就不说了，连良弼等保皇派也曾到日本军校认真取经。
1909年，唐绍仪在美国的新年过得心慌意乱。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此前半年，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托马斯·米拉德的采访时还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次日，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现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使用的照片有两张：摄政王载沣和唐绍仪。尽管两人在政治地位上有着巨大差距，但美国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当时的政局的。编辑在导读中用显著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看来，美国媒体受到了袁世凯精确预测塔夫脱当选的影响，认为他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唐绍仪重返美国，并非简单地作为一个留学生重返旧地。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中国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及日本等八国。一句话，就要让各国势力在东北实现拉锯战，从而为中国赢得时间。日本又怎能看不懂清朝这着棋？日本外务省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远离政治中心，这就是光绪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特点。
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关系为何如此之好？
唐廷枢是清朝首批获得官方承认的“外资企业”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之后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在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计划中，唐廷枢在官场与商场、中外企业、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游刃有余。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唐廷枢的侄子唐绍仪此后会比叔叔更有名。
1874年，唐绍仪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留学。1881年，年仅十九岁的唐绍仪回到了中国。他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Mollen 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朝鲜甲申政变时，二十二岁的唐绍仪与二十六岁的袁世凯相识。据称，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袁世凯撤离朝鲜时，唐绍仪亲自带着刀枪，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那时起，不管袁世凯是在小站练兵，还是出任山东巡抚，唐绍仪都是其得力助手。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跻身国家重臣之列，唐绍仪因此也飞黄腾达，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这是当时大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之一。唐绍仪在任期间，清廷接收了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了秦皇岛口岸管理权。本来这是列强侵华战争后的必然阶段，但同僚们仍然认为这是唐绍仪的功劳。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表现出色，能力一流。
但唐绍仪在操守上受到质疑。《申报》曾报道说，唐绍仪在多个职位上，都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于是他请求老上级袁世凯帮忙，想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了。《申报》评价唐绍仪，“实不外拜金主义也”。唐在担任邮传部副部长时，翰林院侍读马吉樟奋起弹劾他，指其大搞裙带关系，“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虽然史料中并没有实证，但唐多次受到这类指责，绝非无风起浪。
《民立报》曾报道唐绍仪过度奢靡，“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评价最为直接，说“唐本骄奢**佚，无利不为”。因此《民立报》说唐绍仪在京城做官，因为这样的品性少有朋友，“排挤者甚多”，但因为工作能力一流，袁世凯倾心照应，唐绍仪稳如磐石。
辛亥事起，袁世凯重新被任用，他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其班底中的许多“留美幼童”，都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包括：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邮传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等。原先这些人都支持清廷进行内部改革，此时时局变化太大，大厦将倾，如今都很自然地倾向于建立共和政体的新国家。
在和南方的会谈中，当时作壁上观的民众忍俊不禁。唐绍仪名义上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真正有能力支持他的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其对手是要求马上就走共和道路的革命党人。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清廷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方装束抵达上海。而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还穿着中式长袍。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韵味的时刻，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核，拼凑在一起尤其惹眼。
从1911年12月18日到12月31日，南北双方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了五次谈判。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两位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辩论，不如说是在倾诉对建立强大中国的心声。
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同样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两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家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很好！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美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面对这样的谈判，清廷震动了——唐绍仪哪里是在议和，完全是在双手奉上江山。但放眼当时的局势，袁世凯在军事行动上收放自如，清廷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取唐绍仪而代之。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代奏朝廷。次日，清廷就回应表示同意，授命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其实，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也感到不满，因为他真正关心的，无非是自己的权利。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气得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销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作出这一决定，一半是对唐绍仪不满，一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唐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共和初建时，袁世凯组织的唐绍仪内阁十二人，有九人是早年的留学生。唐绍仪任国务总理、陈其美任部长、曹汝霖任国务员……章太炎听说后觉得至为不妥，给袁世凯和唐绍仪发电：“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看完电报对唐绍仪说：“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袁世凯四面表扬别人，要的就是四面收罗人心。此后，唐绍仪才知道，顶头上司并不是真要当华盛顿那样的“总统”，而自己搞“责任内阁”一直寸步难行，也就不难理解内中原因了。
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甚为不满，两人的裂痕加深。和章太炎一样，唐绍仪在民国用人上，也主张“务贵新不贵旧”，因此拒绝了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当然，赵秉钧深知当时的政局首脑不是唐绍仪，而是袁世凯，于是以辞职相威胁，公然对抗。此时还有一件大事：为了获得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基本同意了对方“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在袁世凯看来，为了袁系的茁壮成长，资本是不可不借助的力量。但唐绍仪坚决不让步，这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此后发生的“王芝祥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这一选举结果符合民国《临时约法》，唐绍仪作为总理也必须承认。但袁世凯看不惯自己的老根据地居然被选举抄了后路，本能地拒绝承认，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变成一纸空文，“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下野，时任总理不足三个月。
从总理位置下来，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邀请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的拉拢。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与唐绍仪十分熟悉的叶恭绰，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孙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唐绍仪不断劝别人退位，而自己在耄耋之年还不断思进。1931年，蛰居多年的他突然心血**，出任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他做县长，如当年做巡抚、尚书、总理一样，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区区四年，他到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地区还流传着唐绍仪那段时间的趣闻。他修马路的时候，民工不敢搬掉当道的土地公公，唐绍仪上前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的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也许就是这种不甘寂寞的做派，最终让唐绍仪付出了生命代价。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经过军统的精心策划，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三位不速之客停在福开森路上一座花园楼房前，两位商人打扮的来客每人携带了一只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旧随从人员谢志磐。正因为谢是经常来往的旧人，所以应门者毫不犹豫地将三人引入客厅，并从楼上请下主人后即退下。仅仅十几分钟后，客人就携箱告别，登车疾驰而去。正当门卫有所疑惑时，客厅中已传出呼叫声。原来唐绍仪已被谢志磐等三人用斧头砍杀，横尸厅堂。
当时，土肥原贤二积极拉拢中国政坛老将，组成“以华制华”的伪中央政府。1938年9月间，土肥原两次来到唐府，督促唐绍仪尽快作出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决定。而唐绍仪并未明确拒绝，他推出了自己的女婿岑德广，由他出面与土肥原进行谈判。
此时，人们一度认为，唐被杀是日本人遭到拒绝后的举动。后来，台湾地区《中外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这就是著名的“必杀论”。唐绍仪的意外死亡一度成为讨论热点，沈醉先生也曾发表意见，认同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但称这是“误杀”，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但有大量细节表明，唐绍仪对于以什么方式重登政坛，有自己的考虑。1938年3月，广州抗敌后援会致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从速南归。3月1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民函唐绍仪》的公开信，信中恳切劝告，希望唐绍仪“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和社团再度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且汇去了旅费两万元。对于这些明确、热情的民意，唐绍仪置之不理，连旅费也没有收。
更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日本人一手成立的南京伪维新政府中，二号人物竟然是唐绍仪的老部下温宗尧。温宗尧曾经一直紧密追随唐绍仪，可谓嫡系。温宗尧执掌维新政府，唐绍仪难脱干系。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伪立法院的院长居然来自“唐系”，这不能不引起当时重庆方面的猜疑。
国民政府进行了继续试探，承诺唐绍仪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为了争取唐绍仪，国府做工作很细致，他们甚至动员了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得很倜傥：“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但又苍白地推辞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这位已经七十六岁却不断有众多“家事”的老人迟迟未见动静。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显然说明其正在去留未定的焦虑中。国民政府的选择不多了。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10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这可能算是“被”成全名节的一段历史。
南唐，北吴
二战中，日本人在华寻找傀儡政权的代言计划，一度被人称为“南唐北吴”。唐，指唐绍仪；吴，指吴佩孚。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暗杀。一年之后的12月4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当时还有人指出，不排除吴也是被国民政府刺杀的。实际上，众多细节表明，吴在对日态度上远比唐明确，确系死于日本人之手。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其保持晚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而被“错杀”的唐绍仪，只拨给了五千元治丧费用。
吴佩孚比唐绍仪小十二岁，他和日本唯一的盟友关系，就是在当下级军官时，曾奉官方指示，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服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对外宣称“中立”，实际上暗中联合日本。这不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而是时局进退两难，“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最后，清政府作出了决定，打破俄国独占东北的局面，试图维护东北主权。
日俄战争前夕，在日驻华军事顾问、日本近代间谍战鼻祖青木的主持下，从北洋督练公所中选拔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十六个能干得力的青年军官，与三十一名日本情报人员秘密组成“中日混合侦探谍报队”。这支部队的头领是守田利远少佐，他带领队员们渡海，分别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军事活动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队的情况。
在执行此次任务的过程中，吴佩孚“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为是者，则行之以渐……”其出色的情报工作才能，深受守田的青睐。日俄双方开战不久，2、3月份日本海军对盘踞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进行攻击，遭到猛烈还击，久攻不下。主帅东乡平八郎决定对俄国舰队实行封锁战。俄军设立多道防线，日本船只能自沉在指定海区，以围困俄海军。对手自然看懂了日军的计划，于是凶猛袭击日军舰船，导致日军遭到重创。在吴佩孚的提议下，日军用多只普通渔船日夜不停地对俄舰队进行骚扰、试探，趁其麻痹之际，把日军情报船混在渔船中送到海上阵地，于是港内各舰阵位信息成功反馈到指挥舰，为日军歼灭俄国远东海军残余，以及陆上要塞决战作出了贡献。10月，已荣升为上尉的吴佩孚奉命携带重要情报到奉天附近的新民屯参加秘密会议，途中被俄军以“间谍”之名逮捕。吴佩孚拒不承认自己谍报员身份，在被押往哈尔滨的途中跳车逃脱。
1905年，俄军从三万公里外赶来的“波罗的海”舰队被消灭，陆上战争日军也获得了胜利。吴佩孚屡次立功，日本赠其六等“单光旭日勋章”一枚。在历时一年有余的日俄战争谍报工作中，吴佩孚初露锋芒，可视其为日后跃居北洋之星的开端。
顺便提一句，在众多因素汇集之下，对马海战成为历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战事：俄军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八艘主力战舰有六艘被沉，两艘被缴获。俄军参战的全部三十七艘战舰，有二十二艘被击沉，六艘被缴获，还有六艘被扣马尼拉，最后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仅有三艘，而日本仅损失了三艘鱼雷艇。俄军死亡四千余人，被俘近六千人，近两千人被扣押；日军有一百七十七人死亡，不到六百人受伤。
东乡平八郎前去探望被俘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宽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看你是否已经履行了军职。”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涅博加托夫回国后都受到了审判。
这场战争，是吴佩孚最后一次和日本人同袍。1924年9月8日，吴佩孚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是最有希望统一国家的人物。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被冯玉祥暗算，他彻底走下了政坛。
抗战爆发后，日军曾以吴佩孚的名义在河南征召伪军。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等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对吴佩孚作出了中肯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其后人吴运乾、吴运坤回忆说：“日本人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务头子拍桌子，掷茶碗。”
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几乎就是抗日声明：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这和唐绍仪的表现有极大差别，因此也促成了日本人解决吴佩孚问题的决心。
据吴运乾、吴运坤回忆，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务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吴佩孚牙病，脸部发炎）。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掩护下鼠窜而逃。
吴佩孚坚决不做汉奸，因为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汉奸是种最可怕的职业。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精卫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五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
抗战的陪都时期，磁器口曾发生过轰动陪都的新闻，成千上万市民纷纷前来观看最新制作的汪精卫和他老婆陈璧君的跪像。从那时起，他们便一直跪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