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科举情结
严复回国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后出任该校校长。虽在新式学堂身居高位，他仍然对缺乏功名耿耿于怀。1885年，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准备补科举的课。不过，他落第了。
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目的只有一个，要建立一个重德能而非出身的秩序。这种斗争首先是对王权权威的反抗，一般同时会扩大为对全部特权阶层的斗争。
王权或特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血统。不过，每一个朝代更替时，开国皇帝和他的同事们都清楚，所谓天命，不过指的是他们的团队在能力上超过了原有领导者而已。因此，在治理国家时，科举成为一种新的维持稳定的策略。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缓冲地带，在固有王权和特权的大框架内，给予平民子弟一定的晋升机会。换言之，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靠读书进入贵族阶层，完成对上层阶级的部分换血。
游戏科举的朝代，麻烦不断。《玉照新志》记载，北宋初年，殿试以最先交卷的第一名为状元。开宝八年宋太祖殿试，王嗣宗和陈识同时交卷，不好定夺。于是，宋太祖就让他们“手搏”（不分重量级的自由搏击），结果王嗣宗得了状元。赵匡胤以快为好，仿佛评说武功真谛的火云邪神。而在速度一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游戏成分，不知后来宋王朝的悲惨命运是否与此有关。
科举上的弊端，一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不会体现，而经年累月如此，毫无疑问导致平民中的精英分子不得进身，只好参加夺取天下的运动。以湘军头领彭玉麟为例，十六岁随父回籍。父亲死后，其族人掠夺田产，彭玉麟于是避居衡州府，就学于石鼓书院。据说他书法极好，但不能写正楷，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七试不中，不得不到衡州协标营担任司书（低级文书职员），以此糊口。后来，衡州知府高人鉴去协标营做客，看到他的文章很是欣赏，就让他到官署读书，补了生员名额。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遇到有识人之能的衡州知府，恐怕彭玉麟就只能继续复读下去了。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等人的观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晚期的社会。
1889年，《邸报》公布了几个省份中老年考生的情况。福建总督说，该省秋试中有九位考生年过八十岁，两位年过九十岁。他们都通过了规定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书法俊秀。”河南总督报告说，考生中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一位超过九十岁。安徽总督报告说，有三十五位考生八十岁开外，十三位九十岁以上。
史密斯对这种难以理解的考试制度没有评价。但我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找到异曲同工的表述。剧中，街道委员会请求退休的付明老人加入治安联防队，他的儿子贾志国说：“像我爸爸这样大的人，抓到的小偷得多大年纪啊？就算是抓到，这样的小偷还能教育得好，重新做人吗？”
清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增加复试。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第一次举办复试制乡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在会试上进行复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各省举人一律要到京师进行复试，如没有经过复试，就不能参加会试。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防止作弊，维护考试公正，而对科举如何选拔真才实学之士，并无多大改进。
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还首开把科举范围扩大到“海选”的先例。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论述道：“凡籍有良贱，四民（即士农工商）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凡属贱民者，禁止入学读书，不许与良民通婚，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自然也失去了做官的机会。
雍正元年、七年、八年，清政府先后豁免了四个省份“贱民”的身份：山西、陕西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官府规定，贱籍如报官改业后，家庭内部成员在四代都没有重操旧业，后代即可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做官资格。后来，贱籍中的广东之疍户（渔民），浙江之九姓渔民，都遵照这个规定执行。
按照清廷的规定，即便都在衙门服役的，也贵贱有别。除了库丁（管库银的）、斗级（管库粮的）、民壮（临时差役）仍视为良籍，如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全部都属于“贱役”，长随（跟班）亦与奴仆一样看待。如果有奴仆经本主放出为自由民，在地方部门仍要及时存档，三代之后所生子孙，才能获得应考、出仕的机会。《大清会典事例》详细规定，这类人物即便做官也要受限制：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求豁除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出身“高贵”。据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抢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之后，便加害建文帝之忠臣，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上书的这个年熙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年贵妃的亲侄子、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在奏疏中说，这些乐户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没有机会重新做人，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一个月后就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谕旨。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雍正又下令各省都进行检查，如发现辖区内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一百多年后，林肯才签署了那份废奴宣言，美利坚正在为废奴内战不休。雍正帝以一道旨令将这些贱民除去贱籍成为良人，在法律上承认了他们与良民具有同等的地位。一般来说，贱民脱了贱籍之后一般还是得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毕竟得到了一个正常的民籍，有了将来翻身的机会。这些贱民在实际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视，然而从长远来看，雍正改革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后来的时代并未给予清王朝不断修正考试制度的机会，他们所做的改革不足以拯救自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科举设置新科目。光绪十三年（1887年）把算学列为考试科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经济专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发布上谕，要求考生答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的讽刺性在严复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由于清晚期出现了各种新式学堂，严复被福建船政学堂录取，并未走上科举道路。1877年9月，严复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878年6月以优异成绩结束课堂学习后，严复被安排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进修一个星期，以便回国后胜任海军教职。
严复回国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后出任该校校长。虽在新式学堂身居高位，他仍然对缺乏功名耿耿于怀。1885年，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准备补科举的课。不过，他落第了。
这非但没有打击严复对科举的热情，反让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发愤研习八股文。于是一个奇迹诞生了：一个英国皇家海军的高才生，埋头重拾传统国学，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严复第二次赴京参加“顺天”考试，第三次回福建参加“乡试”，都以落第而告终。顺便说一句，既然作为北洋水师教育头领的严复都如此痴迷科举，相信当时在他治下的学校自然也无新风。严复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接受的新思想已无影无踪。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此时比不上一朝“金榜题名时”。
清廷的官员晋升考核，此时已经多样化。年过不惑的严复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道员属正四品，已经进入了官场的“中产阶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严道员”依然为未获取正式功名深感不安。1893年，他耐不住这份揪心，再一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然落第。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连一个举人都无法考中，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新式文化的冲突，一览无余。
在严复身上可以看到深刻的矛盾。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然而他本人却以身试“药”。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严复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直到死，他也没有戒掉鸦片瘾。
最为可悲的是，就在这位海军学堂校长醉心于科举之时，也就是他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就是这位学习西学出身的严复，此后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民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孔教再度成为“国教”。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公开演讲，演讲题目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公然宣讲和建立现代国家不符的理论。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尊孔读经”殚精竭虑。当年8月，严复又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国事艰难，科举考试最终也和政治扯上了关系。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就在此时，《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亿两白银的消息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湾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参与署名。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在“都察院”门前请官员代奏朝廷。
这时，科举已经遭到中国学子的质疑。1895年，吴稚晖和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相约，认为科举无益，不参加乙未科考试。结果吴自己没去考试，但康、梁都去了，吴因此退出了康党。在这场考还是不考的投机中，梁启超本来和康有为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暂时不想和他反目。谭嗣同此后看出了康、梁之间的分别。他在北京认识了吴德潇、吴铁樵父子，相见恨晚。吴铁樵后来告诉汪康年，谭嗣同认为“康徒唯此人（梁启超）可与也”，依据是梁启超“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其口，此其佳处”。
所有的考试制度都没有涵盖女子。清朝贵族裕庚原来在沙市居住，后来去了汉口。他将自己的女儿德龄送进了教会学校，其他人都反对，说他太激进，把自己的孩子“出卖”给外国人。从此裕庚得了一个“叛徒”的称号，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清廷为了笼络贵族和大臣，公开采取了一些照顾其子弟的考试制度，恩科就是其中一种。按恩科的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外任官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武官提督、总兵以上，他们的子孙、同胞兄弟，以及同胞兄弟之子，如要参加乡试都称为“官生”，其卷子另外编为“官卷”。“官生”的录取属于“提前批”，每二十名“官生”取中一名。这比其他人考取举人要容易得多了。
对皇帝而言，不存在通过考试获得前途的问题。但是，历朝历代，对于储君的教育异常严格，即便是现任皇帝，如果尚未成人，也一定要应付各种课程。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经历折射出晚清皇族和贵族的状态。
1917年7月，一位有胆识的作家写了《复辟潮》这出戏剧。其中的一个桥段是这样的：张勋对溥仪说，若成功不必再念书，定能取消所有功课。还说，自古有马上天子，焉有读书天子？这样的记述可能是执意诋毁满洲皇帝的人所作。但溥仪本人对传统的教育方式确实厌倦了。
德龄公主后来回忆，贵族子弟只想玩，而不想学任何东西。这一点上，溥仪比他们要好。然而，有些老师是在他退位之后才姗姗来迟的。
20世纪初，为了满足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为其挑选了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
1918年8月2日，经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总统和英国使馆交涉，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成为溥仪的“帝师”。民国八年（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十四岁，而庄士敦已四十五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清朝盘踞紫禁城两百多年后的黄昏时期，尤其是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间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世界轰动。庄士敦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并于长春造访了溥仪。溥仪准备留下他来在伪“满洲国”工作，庄士敦拒绝了。
二战之后的东京大审判，检察方以庄士敦的这本书作为证据，控诉溥仪在“满洲国”期间的叛国行为。溥仪辩解说，这只是庄士敦为了自己的书好卖，随意编撰而已。
清代对科举考试书籍的痴迷，最终也让他们在革命论战中遭到意外打击。章太炎嘲弄康有为讲的“光绪皇帝享有天命”完全是狗屁。这位博闻强识的学者说，要什么样的“天命”，他都能随意考证、编纂出来。为了打击对方，他马上编了一则清朝即将完蛋的“符命”。当时学子都很熟悉的《中庸》开头一句话为“天命之谓性”，结尾一句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就是“天命”二字开始，以带有“载”字的一句告终。章太炎此论对照清朝历史，清初努尔哈赤的建国年号是“天命”，当时执政的光绪皇帝名“载湉”，正应着清朝国运到光绪为止。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无不以各种符命、童谣为征兆，章太炎这一搞，人心更是离散不少。四书五经还算是有点儿谱的，而学子们学的古史根本就是胡诌。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这样说，中国古史是糊涂账，两千多年随口编造。如舜在孔子时代仅是无为而治的代表，到了后来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明君。
1905年9月2日，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六人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意见，清廷谕令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停止所有乡、会试，科举制终于灭亡了。
东亚的其他国家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精髓。在黑泽明（Akira Kurosawa，日本导演）的小学时代，日本小学生的毕业歌是：“高山仰止，吾师之恩”；五年级学生唱的歌：“上班诸生，切磋与共，如我之姊，如我之兄”，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少年的必修课。
清帝国的倾颓，和考试制度无法让精英得到升迁的机会不无关系。明末的驿站问题没有解决好，出了一个李自成。洪秀全屡试不第，干脆自己打天下，直接造成了晚清大乱。孙中山从来没有走过科举道路，但有不少民国历史学家认可他给李鸿章上书的历史。只是这些历史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孙中山像严复那样，不管是读书还是投靠达官成功，被授予一官半爵，岂不是和日后的事情无关？用一句讽刺当代教育的话来形容过去的这段历史，也是恰当的——如果比尔·盖茨念完了大学，恐怕世界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科举与书法
“彭玉麟书法极好，但不能写正楷，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七试不中。于是不得不投衡州协标营充司书，月支饷以养家。衡州知府高人鉴，偶于客坐见其文字，极为称赏，并招其入署读书，旋补附学生员。”对此传说，外人宁愿相信他有考试恐惧症。从彭玉麟流传后世的对联书法作品来看，他并非不能书写正楷。
不少收藏家看中了馆阁体书法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清代科举盛行，读书人忙于应付考试，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写白折子、大卷子。他们所写正楷往往笔锋严格、法度古板，被称为“馆阁体”，也叫“翰林字”。当时，欧体和赵体是读书人最喜欢临摹的。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古玩店和旧书店经营的一些“翰林字”售价只有二十元，同样的作品，现在已经卖到上万元甚至更高。
相同的故事也发生在另外一个清代人物身上。清道光朝时期，科举尤其看重书法。据说龚自珍因书法不佳，妨碍了进身。龚二十八岁中举人，之后一连考了六次，直到三十八岁才中进士。殿试的时候还是因为“楷法不中式”，勉强得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和彭玉麟不一样，龚自珍在《自觉跋某帖后》里明确发牢骚：“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在他看来，“专以临帖为事”太难了。有时候，他也提笔描摹，准备好好练字，不过写不了几行就不耐烦，“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干脆搁笔。
尤其是在皇帝亲自阅卷的殿试中，书法的好坏万分重要。一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国家，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从科举制度开始，字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脸面，写一手好字是士子的基本素质。
书法是古代学府中的主要项目之一，科举铨选人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楷书遒美”不可缺少。同时，官方还配备了书法教育机构，如唐代设立京师弘文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家纷纷登台讲授书法。各代在这方面都有所因袭，这也使士庶学风大振。及至明代，盛行帖学更为注重楷法，到了清代不过承其遗绪，更加讲究工整而已。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书法由此成为一门普及艺术。在全民学书风潮的影响下，历代书家高手如云，诸如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董其昌、刘墉、翁方纲等，无一不卓然成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书法家通常都有过人的腕力甚至臂力，历史上颜真卿在这方面被传说为力士。上文提到的赵匡胤让两名殿试者手搏，估计是双方不但一样快，书法水准也差不多。于是宋太祖由书法想到腕力，直接让他们手搏了。
《辞海》中的“馆阁体”条目是这样的：“书体名。明清科举取士，考卷的字，要求写得乌黑、光洁、方正，大小一律。至清代中期，要求更严，使书法艺术趋于僵化。明代此种楷书叫‘台阁体’，清代则叫‘馆阁体’。”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透露了对这种拘束精神的书写方式的看法：“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功，而诧为异闻者，今皆是也。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以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
极具讽刺性的是，大奸臣里总有杰出的书法家。蔡京的书法一度让米芾自愧不如，秦桧也因字闻名。在写“标准字”上堪称大家的严嵩（《明史·严嵩传》：善小楷，有书名），在历史上也是祸乱朝纲的大奸相。
字如其人，人如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