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他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官员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而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嘉庆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嘉庆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嘉庆这次东巡，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可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仍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

为什么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他要向祖先寻求政治智慧。要做好一个“守成”之君，他必须进一步“法祖”。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他认为，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所有问题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以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思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的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是推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这是因为独特的性格。漫长的接班生涯，塑造了嘉庆过于谨慎的性格。从十四岁那年被秘立为储君，到三十七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三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在表面上他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的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嘉庆肯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弘、李贤，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也同样问题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不正是因为争储而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有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于是便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火气磨去，把性格中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能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己制欲，他只能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来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1]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2]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对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世界上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如“守成继圣皇，功德瞻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3]如“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4]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七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虽然他亲政之后接触到的事实和他头脑中的经验是那么不同，他却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已经没有可能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心灵洁净，如明镜一般地反映现实。

作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成为伟大帝王所需的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而在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困难很大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由于方法不当，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康熙帝遗诏》有云：“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惟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清世宗实录》卷二八）。

当嘉庆“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于是嘉庆开始不断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才子。早在乾隆时期，他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通过成亲王给皇帝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洪亮吉批评了朝政的方方面面，认为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5]。此时的大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嘉庆皇帝的初政看起来很有成效，其实改革力度太小，根本达不到扭转颓风的作用，“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原因在于“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6]

洪亮吉批评说，嘉庆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

他批评皇帝“处事太缓”，拨乱反正速度过慢。自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臣营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错误和冤案数不胜数。这些冤案，千百万中连一两件能够上达天听都做不到。即便侥幸上达皇帝，也未必能够立刻处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亲自处理，也没有结果，比如江南洋盗一案，以圣天子赫然独断，决心平反，结果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皇帝亲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则此外沉冤之人更从何而能自雪？

他指出，当今天下人才消磨已尽，朝中几乎没有一个肯负责任的大臣。数十年来，大臣们都以遇事模棱两可为处世之法，以处理问题不得罪人为好办法，以钻营为升官的唯一途径，以苟且图安为当官之道。按这个办法做官，结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们以此衣钵相承，此风遂牢结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还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抚之中，贤者不过是能不做坏事，不贤的则成天营私。没有人考虑国计民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应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会认为他没事找事。

他批评皇上虽然抓了和珅，但是对和珅时期的方针路线、政治运行习惯，并没有下气力去纠正。十余年来，和珅破坏国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皇帝登基之后，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到底现在国家政策，哪些是国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门的官员，哪些是正常途径升上来的，哪些属于和珅的私人势力，居然一直没有认真甄别过。这样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么？

因为朝中风气不正，整个国家风气也不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8]依他所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和珅卑躬屈膝；有大学士、七卿之长，年纪比和珅大一倍，求着拜为和珅的门生，求着成为和珅的亲信；朝中重臣，居然去结交和珅的仆人，与仆人称兄道弟。如此这般，天下风气能好吗？

最关键的是，吏治仍然没有起色。十余年以来，总督、巡抚、藩司、臬司中贪欺害政之人，比比皆是。虽然皇上亲政以来，处理多人，比如“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璹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9]。

但洪亮吉还是指出了陋规横行的情况：“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10]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大惩贪力度：要将全国各省贪污的督抚全部换掉，将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那些暴露出问题的将军都抓起来按律处理；要向雍正皇帝那样大力兴革，对财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

内心深处，嘉庆皇帝也许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他当然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在嘉庆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系列祖制旧法。这封建议书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递交这个建议书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传统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建议书，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政治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嘉庆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11]，从洪亮吉上书中的措辞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1]转引自张之铸、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华艺出版社，2007，第222页。

[2]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六《训谕六·皇上谕旨》。

[3]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抚顺城元韵》。（嘉庆继位后，改“永琰”为“颙琰”。）

[4]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启跸往盛京之作元韵》。

[5]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6]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7]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8]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9]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10]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11]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